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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26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79（2011）04-0005-07
社会管理是人类必不可少的一项社会实践活动，也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世纪新阶段必须密切关注的重大课题。2011年2月19日，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切实贯彻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① 显然，坚持以人为本伟大价值取向，对我们党在执政实践中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承载着重要的价值意蕴。
努力造福人民——以人为本规定着党的社会管理科学化价值取向
应该看到，新中国成立62年来，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高度重视社会管理，为形成与发展适应我国国情的社会管理制度进行了长期探索和实践，取得了重大成绩，积累了宝贵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根据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我们党不断就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制定方针政策、作出工作部署，有力推进了社会管理的改革创新。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我国建立了社会管理工作领导体系，构建了社会管理组织网络，制定了社会管理基本法律法规，初步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初步实现了社会管理的科学化。集中到一点，就是我们党在社会管理中努力造福人民，自觉恪守着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价值取向是价值观的重要特征，回答人们“应该怎样”的问题，决定着人们的利益选择，指导着人们的具体行为。党的价值取向，是衡量政党性质的重要尺度，是立党宗旨的直接根据，也为政党在实践上指引行动方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理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人，其产生与存在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为人民利益工作的。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指出，无产阶级与全人类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不仅要求共产党人代表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还必然成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除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外，没有自己特殊利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谋利益，是立党之本，唯一宗旨，也是科学的价值取向。我们党成立90年来，无论革命战争年代、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还是改革开放新时期，虽在实现形式与途径上有所不同，但以人为本价值取向始终没变，党的科学执政理念始终没变。十七大报告强调：“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② 这不仅阐明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也诠释了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价值取向的一贯性。
因此，我们党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必然一如既往地恪守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价值取向，进一步诠释以人为本的深刻内涵。胡锦涛同志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必然要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战略意义。”③ 以人为本指导党的社会管理科学化，具体凸显着价值取向“内外”维度的联结：
从外向维度来说，以人为本要求党的社会管理科学化必须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氛围。唯物史观一直认为，人与环境具有互动作用，马克思既肯定“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又强调“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④ 因此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我们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根本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社会环境。”⑤ 社会管理离不开一定客观环境，其中文化环境是必须凭借而不能摆脱的重要因素，对社会管理的顺利运行与发展有着必然的制约和影响。同时，社会管理又是一项有目的的社会实践活动，反过来对文化环境也具有能动的创设功能。实践表明，多样化的社会环境必定衍生出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如果没有一元的、科学的价值导向，人们就会由于主导价值观的滑落引起思想道德的失范与现实行为的失控，进而加大社会管理难度，影响经济社会正常发展。近几年来，贪污腐化、行贿受贿、横行不法案件屡禁不止，毒大米、毒奶粉、地沟油问题层出不穷，飞车门、假捐门、楼歪歪事件大量涌现，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除了一些别的原因，同少数人不讲诚信，特别是集体主义价值导向的严重缺失或扭曲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为此，我们党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价值取向不动摇，十分注重对干部和群众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深入开展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倡导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扶正祛邪，扬善惩恶，为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为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营造良好环境氛围奠定了坚实的思想道德基础。
从内向维度来说，以人为本要求党的社会管理科学化必须高度关注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实现。从广阔的社会视阈看，以人为本价值取向包含着两层密切相联的含义：一是把满足人的各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二是这里的“人”，“不是处在某种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于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⑥ 现实性上，它包含了个人但不归结为个人；在当代中国，就是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等劳动者，包括一切参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在内的最广大人民群众。90年的历史实践，我们党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无一不是为了人民利益，从“打土豪、分田地”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从“一化三改”到“改革开放”，从“包产到户”到“共同富裕”，从“三个代表”到“科学发展观”等，都生动而实在地体现了这一点。62年的执政实践，我们党非常注重人民群众利益的复杂性：在利益主体上，有个人与集体的不同；在利益客体上，有物质与精神的不同；在利益范围上，有局部与全局的不同；在利益实现时序上，有眼前与长远的不同，等等。所有这些利益关系的处理，我们党都始终坚持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新世纪新阶段，胡锦涛同志进一步强调：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要以人民群众利益为重、以人民群众期盼为念，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⑦ 这充分体现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价值取向的一贯性，也为党的社会管理科学化坚持以人为本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提升主体素质——以人为本孕育着党的社会管理科学化价值力量
社会管理的直接对象是人，这是管理活动坚持以人为本的现实依据。人的主体性对内表现为主体观念、责任意识、道德理念等主体素质，对外表现为活动能力，即主体素质作用于客观对象的物化凝聚。主体素质高低，不仅影响社会管理实际效果，也直接制约着社会管理的实践能力。特别对具体负责社会管理的干部及相关人员来说，在以人为本指导下不断提升主体素质，是顺利进行管理的内在条件，也是增强社会管理效果的可靠保证，必定成为孕育社会管理科学化的价值力量。
社会管理科学化的主体素质，是参与管理活动者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为有效实现自己所担负的主体功能应具备的一系列基本品质、素养的总和，主要包括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两大方面。由于参与管理的双方均为现实活动着的人，也由于社会管理的终极目标均为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加之管理者与管理对象在工作过程中区分的相对性等因素，坚持以人为本提升社会管理主体素质必定是基本相同、大体一致的，侧重包括思想政治素质、道德作风素质、专业基础素质以及科技文化素质等。在知识经济与知识种类飞速扩展的新时期，社会管理主体的知识素质含量非常重要，成为参与管理活动的双方都必须尽多获得的“软力量”，也是坚持以人为本提升主体性素质的基础环节。社会管理需要借助科技文化知识的传播和启迪，方能卓有成效地提高科学化水平。科技文化知识是个广义概念，泛指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人们在探索与改造客观世界中获得的认识成果。列宁指出，只有用全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的文化知识成果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实践表明，以一定思想道德观念为核心的内在素质形成，总以一定文化知识为基础，尤其是崭新思想道德理念的形成与积淀，离不开新文化知识的积累与灌输。只有具备了一定文化知识，人们才能在管理实践中运用它们来有效辨别、认识和思考各种事物，形成一定的是非、美丑观念，用以指导自己的行为，适应社会管理需要。
不过，根据一定范围内管理者与管理对象分工的确定性及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差异性，坚持以人为本使二者的主体素质要求又具有特殊性，管理者主体素质的提升显得尤为重要与迫切。实际上，鉴于社会管理面广、点多、情况复杂等多向度特点，管理者需要具备多方面的综合素质，才能适应新的形势与社会管理任务需要。在新世纪新阶段，管理者有效提升主体性素质除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强健体魄外，尤其要达到“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三个方面。政治素质是管理者最基本的素质，关系着社会管理的方向，它以鲜明的政治指向性直接服从、服务于党的社会管理整体事业。合格的管理者应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正确理解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与各项方针政策；努力实践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密切联系群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善于开拓前进，具有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等要求。业务素质是管理者的工作能力与水平的基本体现，是决定管理效率与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具体包括理论素质与能力素质两个方面，理论素质是业务素质的基础与灵魂，能力素质是理论素质的外化与表现。恩格斯曾指出：“只有清晰的理论分析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事实中指明正确的道路。”⑧ 具备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增强管理的渗透力，妥善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使管理活动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当前我们必须自觉加强学习型党组织和学习型社会建设，把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增强理论基础的首要任务，不断提高自身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随着时代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要求，管理者的理论素质必须具有宽域性，尽量“学贯中西”，“文史哲科”兼备，才能及时转化为主体能力，适应复杂的管理工作需要。作风正，是对管理者所应具备人格素质的要求，具体开启着个人人格修养的窗口。身教重于言教，管理者具有高尚的人格素质，是一种无声的影响力量，可以极大激发管理对象对正常社会管理活动的接受欲望与接受行为，促使管理对象相应内在素质的形成。如果管理者自觉坚持以人为本实现了这些基本要求，在实践中就可以逐步扩大知识面，不断提升自己主体素质的质与量，进一步促进和带动管理对象主体素质的同步发展与完善，直接推动党的社会管理队伍主体素质获得新的飞跃，为增强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不断孕育和提供价值力量。
同时还要认识到，社会管理不能视为简单化的“你该我管”或“我管你听”的陈旧模式，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注重尊重理解、情感激励、人文关怀等，特别要“坚持教育与管理相结合”⑨。主体素质的提升离不开有效教育，科技文化素质的获得如此，思想道德素质的提升更是如此。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抓好管理工作，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思想道德建设，持之以恒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增强全社会的法制意识，深入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增强社会诚信。”⑩ 管理活动实质上是一种养成教育，目的就是敦促人们把各项管理规范从“束缚”变为“习惯”，从“他律”变为“自律”，达到转变观念、提高认识，逐步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因此，思想道德教育同社会管理具有互补性，侧重在三个结合上：一是思想道德教育与依法管理结合。处于法治建设中的当代中国，法律是社会的最高权威，是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思想道德教育渗透于管理过程中，必须优先考虑法律要求，把“合法”还是“违法”放在突出位置，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开展管理，切实作到有法可依，绝不允许违法对人们进行各种强制性管理，积极培养人们的法治观念，养成遵纪守法的习惯，塑造依法自律的行为品格。二是思想道德教育与民主管理结合。同管理者一样，管理对象也是管理体系的主体，他们有行使民主权利、参与管理的要求，具备着相应的能力。思想道德教育的开展，应该阐明让人民群众参与民主管理实践有利于增强民主意识，提升行使民主权利的能力，促进政治社会化进程，这一过程本身就是坚持以人为本。三是思想道德教育与奖惩管理结合。合理的奖惩制度是进行管理的必要手段，恰当的奖惩可对管理对象起规范导向作用，引导人们按照正确标准塑造自己。奖励意味着对管理对象正确认识与行为的肯定或较高的评价，可使其产生精神上的满足与愉悦，增加学习动机，改善教育活动的氛围，具有明显的德育功能；惩罚作为对管理对象错误认识与行为的否定与纠正，同样具有强化教育意义，区别仅在于方法与方向不同。无论何种手段，管理者都应注重管理艺术，讲求方式方法，在提高主体素质中实现以人为本的时代诉求，否则一味蛮干，就会导致孕育社会管理科学化的价值力量“流产”。
坚持以人为本，提升党的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更要注重实现群众参与管理与自我管理相统一。我们党在社会管理实践中坚持以人为本，不仅必须切实解决“为谁管理”的问题，还必须努力寻求现实力量，切实解决“靠谁管理”的问题。二者的统一，要求我们自觉坚守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不断拓展社会管理的价值路径。“为谁管理”与“靠谁管理”两个问题密切相联，体现着社会管理目的与工具的辩证统一。从前一方面说，以人为本明确要求把人民群众作为社会管理的价值主体即根本目的，在管理过程中理解人、尊重人、关心人、发展人；一切工作都要从满足人的全面需求、促进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出发，坚持把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从后一方面说，以人为本阐明了人民群众是我们党开展社会管理的根本保证与伟大工具，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顺利前进的巨大力量，继承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决定力量的观点。这种使目的与工具辩证统一的以人为本新理念，显示了自己理论底蕴的科学性和价值取向的唯一性。这就要求在管理实践中，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一定要大力激发人民群众的主人翁精神，引导他们积极参与、服从和坚持社会管理，特别要强化自我管理。自我管理是当代人本管理的必然趋势与要求，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在创造相应环境、条件中有效的自己管理教育好自己。自我管理可使人们主动调整自己心理活动与行为，控制不当冲动，克服不利情境，积极寻求发展，取得良好适应的心理品质，包括自我身心调节与行为控制、个人知识管理与自我潜能开发、个人职业规划和生活管理、个人品德修养和努力践行管理，以及个人时间管理、自我人际关系管理等。胡锦涛同志强调：“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社会管理格局，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强化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强化各类企事业单位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责，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增强服务社会能力，支持人民团体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11) 只有这样，党的社会管理科学化才能真正坚持以人为本，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真心实意地拥护与支持，使孕育着的价值力量成为现实。
和谐人际关系——以人为本推动着党的社会管理科学化价值实践
一般来说，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包括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在当代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进行，新情况新问题的大量涌现，迫切需要加强和改善党的社会管理活动。认真坚持以人为本，切实贯彻到社会管理的各个环节，特别注重和谐人际交往关系，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必定进一步推动党的社会管理科学化伟大价值实践。
人际交往是人类特有的活动方式，同人生存与发展密不可分。正常的、和谐的交往关系，对人们更好的生活、更顺利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在当代中国，人际关系总体是和谐的，对于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大有裨益。但是，由于我国既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人际关系领域存在的问题不少，给社会管理增加了难度。诸如交往需要模糊、个人主义至上、情感交流濒危、主体人格缺陷等。特别是受“经济人”元素影响，许多人交往的功利性日益趋强，一些人更重视实惠利益与效率因素交往，情感因素、伦理观念则从维系人际关系主要纽带的地位上逐渐滑落下来，人际交往关系不知不觉渗透了等价交换原则，经常而普遍地表现为一种经济利益交往；随着人们交往范围越来越广泛，交往对象大大拓宽，社会生活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丰富多彩，意味着人际交往的种类、模式与样式也更加纷繁复杂，体现出交往的全面性、深刻性与活跃性特征。特别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我们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物质基础还比较薄弱。这些问题如不及时解决，可能干扰良好人际关系的形成，影响社会风气及和谐社会的建设，制约社会管理的有效运行。要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简单地用行政命令、强制压服的方法难以奏效，必须用民主、说服、互相沟通的方法化解矛盾，以达到相互理解、情感融合的目的。正是在此意义上，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12) 化解矛盾，现实性上就是要使各种矛盾的解决符合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特点，尽量采取非对抗斗争的形式，平和协调利益争斗，妥善处理各种问题，在一定条件下较好保持矛盾的平衡状态，防止矛盾激化后向非和谐状态转化，引起社会动荡和生产力的破坏，妨碍社会管理。这就需要我们党坚持以人为本，既要增强紧迫感、又要长期努力，加强实践探索与工作落实，深化认识，总结经验，把握规律，开拓创新，在努力和谐人际关系的价值实践中全面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
历史经验表明，人的本质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必须注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融洽。科学的社会管理历来重视人际交往关系的规范与协调，尤重人际伦理道德理念的灌注，使人们在掌握正确规范准则基础上自觉服从和进行社会管理。我国古代的管理活动，习惯于把伦理道德教化与社会管理以及政治维护目的紧密结合，对不同领域、不同地位、不同环境中的人，都设定了相应的伦理道德原则与规范。当代中国，应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它们进行科学的扬弃，充分利用，发挥其对社会管理的积极功能。从社会“细胞”的优化与管理来说，侧重在家庭伦理中培育人们注意处理好夫妇间的婚姻关系、父母子女间的供养关系、兄弟姐妹间的手足关系等三重关系，这是不言而喻的。从直接开展社会管理活动来说，侧重在社会交往中培育人们遵循一定的道德规范。新世纪新阶段，社会管理从思想道德层面应着重强调三种精神：公正、诚信及仁爱。“公正”是对儒家“忠恕之道”的现代化，即孔子在《论语》中所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就是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提倡的“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公正”还包括义利关系的正确处理，注重“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同时应“克己行义”，自觉重义轻利，为道义而节制私利行为，高扬“大公无私”、“舍生取义”。可以说，公平正义是在平等及尊重人的基础上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崭新道德要求，也是社会管理的重要条件。2010年10月党的第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13) 至于“诚信”，古人十分重视“言必信，行必果”，就是要求在人际交往中坚持诚实守信、言行一致。诚信也是现代社会条件下处理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道德规范，是整个社会交往赖以维系与发展的道德基础，更是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要求。无论对朋友、家人还是团体、社会，都应讲信用。“仁爱”则指以宽厚、友爱、谦敬的态度对待他人，要求人与人之间互相理解、互相尊重、宽容谦让、团结友爱，其核心的道德要求是关爱他人，即以手足之情、爱己之心去爱人、利人、助人。执政62年来，我们党的社会管理活动一直重视这些方面的思想理论灌输与行为训导，为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促进和谐社会建设进行了大量工作，当前仍需发扬光大。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强调：“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社会规范，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在全社会形成知荣辱、讲正气、促和谐的风尚，形成男女平等、尊老爱幼、扶贫济困、礼让宽容的人际关系。”(14) 显然，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人际伦理道德理念的灌注和正确规范准则的掌握，提升我们党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是没有根基的。
社会管理坚持以人为本，在和谐人际关系、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发展中有许多工作要做，包括理顺人们情绪、协调利益冲突、满足各种需要等，但最重要、最迫切、最具体的是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这种建设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特征，也是它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我们党成立90年来，一贯高度重视保持党的先进性问题，不仅在理论上有一系列科学论述，并在实践上将其作为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当前，保持党的先进性，就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把党的先进性要求转化为全党实际行动、贯彻到党的全部执政活动特别是社会管理去，做到科学管理、民主管理、依法管理，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充分调动广大党员积极性、主动性，把坚持党的先进性切实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民主政治、发展先进文化、提高管理水平、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二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表征着我们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专门作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我们党阐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是：按照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等协调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同时，我们党还明确提出了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重点内容和根本要求，强调全党要立足现实、着眼长远，抓住重点、整体推进，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建新机制、增长新本领，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使党的执政方略更加完善、执政体制更加健全、执政方式更加科学、执政基础更加巩固，也为升华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构建了坚固平台。三是加强干部队伍作风建设。高度重视干部队伍的作风建设，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新世纪新阶段，胡锦涛同志系统而全面地概括和阐述了执政党干部队伍作风建设问题。2007年1月，他在党的十六届中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上指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任务，必须常抓不懈，并大力倡导“勤奋好学、学以致用，心系群众、服务人民，真抓实干、务求实效，艰苦奋斗、勤俭节约，顾全大局、令行禁止，发扬民主、团结共事，秉公用权、廉洁从政，生活正派、情趣健康”(15) 等八个方面的优良作风；2011年1月，他又在十七届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强调，“着力加强基层干部队伍作风建设”，坚持把治理庸懒散问题作为加强基层干部队伍作风建设的突破口，以治庸提能力、以治懒增效率、以治散正风气。显然，执政党干部的作风具体表征着党的形象与人格力量，成为人民群众认识、评判、检验其言行是否科学与一致的根本参照系，也是人民群众决定自己是否拥护该政党的政治态度与自觉服从其管理的行动依据。此外，我们党根据所处新的历史方位和各种情况变化，进一步提出了加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建设等一系列问题，强调“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加强社会矛盾源头治理，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16) 所有这些，对于认真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和谐人际关系，继续推进党的社会管理科学化伟大价值实践，十分重要。
收稿日期：2011-05-11
注释：
①③⑤⑦⑩(11)(16) 胡锦涛：《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载《新华每日电讯》2011年2月20日，第1版。
②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
④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页、31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83页。
⑨ 胡锦涛：《在全国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05年1月18日，第1版。
(12)(14)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23页。
(13)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
(15) 胡锦涛：《在十六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07年1月10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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