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下的身体具象叙事_视觉文化论文

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下的身体具象叙事_视觉文化论文

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下的身体拟像叙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主义论文,身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917(2014)08-0165-04

       在经济全球化后现代语境下,身体拟象通过视像传媒铺天盖地的重复示范,固化于受众脑中,成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下广告生产的重要叙事元素和极富号召力与负载无穷意义的能指符号,发挥着身体隐喻的多重功能。无处不在的身体拟像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感知结构、意识形态,潜移默化地塑造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笔者力图借助鲍德里亚的拟像理论对身体拟像及其与现实的关系作出思考,并结合后现代社会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进一步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下身体拟像叙事的表征、机制及其寓意等进行深入探讨,从而为理性看待和利用这把“双刃剑”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和现实借鉴。

       一、拟像的狂欢:迷失在真实与虚幻之间

       “拟像”源自希腊文eidolon,其原意一方面表示图像,另一方面又表示仿真,即表示某种事物的一种形象或者是一种“再现”[1]。“拟像”在柏拉图时代便已是一个重要概念。后现代美学家鲍德里亚的重新阐发则使其成为当今学界热烈讨论和关注的对象。“拟像”(Simulacrum)是鲍德里亚思想中最著名的概念之一,也译做“类像”、“仿像”、“虚像”、“幻像”、“仿真”等,而译成“拟像”则最为普遍。“拟像”不仅包括图像、形象和符号,而且包括社会事件、现实景观和生活行为,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本文所涉及的主要是狭义的“拟像”概念,即作为图像、形象和符号的拟像,意指“后现代社会大量复制、极度真实而又没有客观本源、没有任何所指的图像、形象或符号”[2],如各种由数字技术催生的具有欺骗性、异质性和不确定性的新型影视特技影像。

       在《类像的先行》中,鲍德里亚提出了图像(形象或符号)与现实之关系的四个相继阶段,即第一阶段为符号对基本现实的反映,第二阶段为符号对基本现实的疏离,第三阶段是符号对基本现实缺陷的掩盖,第四阶段则是与任何现实无关的对自身纯粹的拟像[3]。随着各式新兴电子媒介和数字合成技术的发展,“不难发现当前的人类社会基本已处于第四阶段,即拟像不复是对某个领域、某种指涉对象或某种实体的模拟,它无需原物或实体,而是通过模型来生产真实:一种超真实(hyperreality)”[4]。拟像并非对现实世界和真实物体的模仿而是借助技术手段完成的对图像或符号自身的模拟。“形象”经过去真实化而转变为无现实指涉、无深度模式的“拟像”。真实和虚拟之间界限逐渐模糊,淡化,甚至趋于消失,最终,虚拟取代了真实,真实成为虚拟的一部分,并与虚拟世界融为一体。

       在拟像丛生与狂欢的当代社会,大量拟像蜂拥涌入人们的现实生活和世界中,一旦大众被泛滥和膨胀的拟像所包围,拟像与大众之间本该有的距离就被模糊,虚假和现实之间的区别也随之被打破,沉溺于其中的人们据以判断事物的真实感就被空前瓦解和消融,很容易因此迷失在真实与虚幻之间而无法自拔。

       二、身体拟像叙事:当代的身体“神话”

       (一)超真实的身体之美。电视广告中的“拟象世界”就是这样一种超现实的、符号的世界[5]。我们的眼球在电视广告中所遭遇的各种各样的身体拟像也并非来自现实之物,而是来自想象、幻想、虚构这类“非现实的实在”。经过一系列精细繁复的形象设计和数字技术的处理、合成之后电视广告画面中重复闪现的都是形形色色理想化的完美的身体形象。男性无不高大挺拔、面容俊朗、棱角分明;女性则肌肤白皙、胸部坚挺,“美丽是她的惟一属性。她没有皱纹、疤痕和瑕疵。的确,她连毛孔都没有。她苗条,通常很高又有一双长腿,而且年轻”[6]。这些非真实化的拟像以切割身体的策略处心积虑地将身体各个部分的美加以强化、放大而展现出某些完美的理想形态,并使之成为一种欲加实现的理想。这些成为公共视觉资源的完美的身体形象只是经过各种精到繁复的专业技术处理后的结果,看似无懈可击,实则毫不真实。“表象性的身体形象经过去真实化转变成为了无现实指涉的身体拟像,我们所看到的完美的身体拟像向我们展示的是一种超真实的身体之美。”[7]

       就拟像与现实的关系来说,电视广告中的身体拟像只是现实的精妙组装与变形,其虚拟的逻辑已经凌驾于真实逻辑之上,虚拟形象成了衡量现实的尺度。它不等于现实,甚至可以说是“反”现实的。但对广大的受众来说,拟像又是极富诱惑力和控制力的。它吸引着、迷惑着大众,使人沉溺其中而心甘情愿。技术世界对人的本真世界的高度排挤、拟像对真实的凌越必然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感知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长期沉浸于拟像世界极易导致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疏离,现实感的日趋衰微也因此成为普遍存在的文化症候。

       (二)虚幻的拟像快感。尽管电视广告中的这些完美的身体拟像都是非真实化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悦耳悦目、悦心悦意的身体拟像却有着极为强大的感染力。从大众的深层心理机制来看,这些身体拟像在当代的凸显究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切合了电视观众深层的潜意识的审美心理需求,因而显得极富吸引力与控制力而导致其进一步的泛滥。

       我们不妨结合精神分析学派的“白日梦”和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家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来加以说明。首先,电视广告中的身体拟像能够创造出一种视觉快乐以满足人们的潜意识需求。在电视广告的建构下,“广告中的身体拟像完美的躯体被表现为快乐的载体,并且越是接近青春、健康、苗条与美丽的理想躯体形象,就越是接近成功与幸福的完美人生。这些想象与欲望可以被附加在身体的任一细节上……每一个细部,在电视广告中都可以成为浪漫想象和人性欲望的栖息地。想象的附着,使身体的每处细节都成了欲望的载体,成了某种值得期待的神圣之物”[8]。被拟像化的身体成了身份、成功、金钱的代表,成了快乐和幸福的载体。人们迷信着身体的“美丽”和“性感”,建构出一个个身体的神话,产生对身体拟像的一种崇拜感,激发出一种对身份地位的认同。在电视广告这个幻象舞台上,身体拟像调用各种艺术手段,以动人的想象召唤着人们,演绎出一个个“真实的”神话和谎言,其中充满了舒适、完美、令人向往的生活,观众在现实世界中未能获得真正的、实在的满足的各种情感的、精神的、人性的需要在拟像所提供的虚幻世界中获得一种虚拟性、替代性的安慰和满足。这一过程颇类似于精神分析学派所说的“白日梦”。

       同时,电视广告所宣扬的理想化的身体形象可以让观众从中体验到自我迷恋的快感。拉康的“镜像理论”认为,自我是在通过与镜中的身体形象进行感知和认同中构成的,并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一致性的愉悦。电视广告中被拟像化的选美冠军、时装模特、演艺明星、体育明星是观众完美化、理想化了的认同对象,可以为观众提供一种“自我迷恋”的快感,诱使观众在观“像”过程中从他所处的真实的现实生活中暂时抽离,退返到“镜像阶段”的心理状态,一个与儿童的“镜像”相似的想象的幻境中,帮助观众重寻儿童在成长为成人后破碎的自我认同的虚构形象,并从中得到视觉快感和心理快感。观众很容易将自我沉溺于拟像所虚构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之中,并从中体验到自我迷恋的快感,以此消解对平庸现实的失望[9]。

       电视广告中的这些身体拟像牢牢抓住人们对于快乐、成功、幸福的渴念,总是诉诸人们潜意识里的各种乌托邦的愿望,并将人们的潜在心理欲望激活,使观众看到了自身的存在与自身的欲望,并使之在同一个身体叙事的视觉空间中得到解放,因此总是能够深入人心,并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模式产生某种潜移默化地感染和“操控”,乃至成为某些人理想的生活“模型”。人们心甘情愿沉浸在各式各样身体拟像带来的由替代性、镜像式的快乐所构成的“拟态狂欢”场域中,并使得电视广告场域也因此成为人们自觉或不自觉用来释放被压抑的原始欲望的合法空间与理想话语而常常忘记了电视广告温情背后的商业企图。

       (三)欲望的交换符号。身体拟像创造的视觉盛宴和心理体验往往使人们极易忽略电视广告所具有的商品本性。在电视广告工业环境中,经过技术策划和影像编码被书写为消费符号的身体理所当然地要受到这个消费时代符号编码规则的约束。年轻、美貌、奢华、丰裕的身体形象与各种商品若即若离,唤醒人们长期受到压抑的欲望,并使其最终转化成种种消费行为,成为炫耀性的符号消费,建构出以身体为中心的生产加工逻辑。

       电视广告中的这些完美身体模型“为人们拟定了一系列关于身体与事业、金钱、名誉、阶层、爱情、婚姻、幸福、快乐……之间关系的想象”[10]。受众购买的任何东西都可以与身体有关,与舒适感,成功感、个人品位、生活安逸相联系,“广告正是把那些最深层的欲望通过形象引入到消费中去”[11]。这些身体拟像“不再以逼真为目的,而是对人的欲望动机进行全方位、多层次形象演绎的‘狂欢的能指’”[12]。被异化的身体成为一个“最美的”消费品,被神话化的身体拟像成为一种欲望的交换符号。正如鲍德里亚所说,“身体只是心理所拥有的、操纵的、消费的那些物品中最美丽的一个”[13]。

       广告通过完美化的身体拟像满足观众视觉快感的同时,也激发了观众对自身的反观和对完美身体的追求。对身体的张扬与重视解放了身体的束缚与遮蔽,本是人的自我觉醒与肯定,能形成一种推动文明与美发展的重要文化力量。但是,被电视广告铺天盖地的示范和推销的美丽却正日益变成文化工业中约束和操控观众思想行为一种制度和霸权,暗中强制性地向社会公众灌输和实施关于美的规范和标准并令其屈从。身体的国际化口味与苗条的制度化等美学标准的合法化和普遍化,导致对身体的高压、监视和暴力。为消灭自身与美的典范之间的差距,人们殚精竭虑、不吝一切,甚或采用令人发指的种种所谓“身体技术”对自我身体进行修饰和美化,以改变身体的本来面目和自然状态使自己现实的身体就范于理想的身体标准,又进一步强化了对身体的意识和苛求。

       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下,这些由电视广告媒体编码的身体拟像的出现在物的层面生成了一个个光彩夺目的外在形象世界,最大程度上展示其“视觉公共性”,缔造了一种表层的凸显视觉快感和感官享乐的审美化生存,也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大众的潜意识需求,使集体潜意识欲望在虚幻的拟像世界中获得替代性、镜像式满足,在同一个身体叙事的视觉空间中得到解放,但是却以更加隐秘的方式使消费成为一种社会再生产的强制性媒介。

       三、拟像化的生活:被解构的主体

       身体拟像的拟真特性和商品本性会导致沉溺超真实世界中的受众对现实世界认同的模糊,因而对现实世界产生疏离,主体意识和批判理性随之不可避免地陷入消弭之中,只有接受却无力反抗,甚至因此产生身份认同危机,成为沉默的、失语的大众。

       主体在符号消费逻辑的操纵下,不管是外在的身体还是内在的个性,都成为了符号化的存在。“我们和我们的生活被媒介拟像化……作为客体的现实被拟像化了,其必然结果是,作为主体的我们也将被拟像化,因为是客体构造了主体。我们被拟像催眠和麻醉了,我们乖乖地将自己的主体意识缴械给了拟像,丧失对现实世界的批判与改造”[14]。拟像化的电视广告兜售的所谓“理想身体”塑造了我们自己认为“缺少的东西”与“应该得到的东西”,充当了潜意识欲望的代言人。本真现实的重量被超现实的存在之轻遮蔽,人们生活在一个幻想的、自我的影像景观中,“陶醉于加工过的、模糊的、‘无深度’的、不能提供真实世界的基本意义或揭示其本质的东西之中。日常生活就成了‘虚构的或具有奇特价值的幻象的大杂烩’”[15]。正如弗洛姆所云:“事实上,我在‘吃’一个幻想,而与我们所吃的物品没有关系。我们的消费行为根本不考虑我们自己的口味和身体。我们在喝‘商标’。因为广告牌上有漂亮的青年男女在喝可口可乐的照片。我们在喝那幅照片。我们在喝‘停一下,提提精神’的广告标语”[16]。当人们的生活牢牢地被影像幻觉所控制,大众对社会现实图景的感知、对现实的理解乃至行为方式、个人生活模式的建立,也变得“去现实化”了。

       审美幻境无处不在,人们生活和沉溺于想象界的虚幻快感中,呈现出一种自恋式的“退缩倾向”。习惯于拟像的统治后的主体会自动放弃独立分析的自由权利、停止积极能动的评判活动,“于是主体便不再是传统认识论哲学意义上的自由自觉的主体”[17],主体被温和地愉快地解构了。电视广告画面中的身体拟像也由此成为了一种对主体实施控制的温和的潜在的方式,左右着人们的心理情感、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从当下文化研究的角度看,尽管电视广告一再宣扬可以借由塑身等来认同与建构自身的主体性,但实际上对他者的不断的模仿和复制却导致身体形态的同质性和审美判断力的丧失,身体拟像建构的所谓身份认同也必然被霸权话语所宰制,最终导致身体与主体再度分裂。换句话说,电视广告借助身体拟像所精心建构的他者意识形态正在无形中消解观众身份,这种消解导致观众自我价值和存在意义难以体现,而造成观众身份认同的一种危机。

       总之,在后现代消费语境下,“拟像”文化恰似一把“双刃剑”,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人们的想象力、开拓了影像生成渠道,但触目惊心、泛滥成灾的各类拟像混淆甚至颠倒了虚拟与现实的界线,其弊端也正不断凸显。在享受身体拟像的视觉盛宴所带来的快感和追求身体完美、印证自我的同时,我们很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全面的思考和理性的引导,避免因身体拟像的过度张扬造成理性的缺席和人文关怀的失落,使更多的人丧失精神批判的尺度,并重新唤起一种更加诗意的、人文性的视觉形式来表达身体符号的功能化概念,鼓励用一种人文性的文化体验和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演绎来理性、自主、创造性地对待、解读、选择和利用身体拟像所带来的视觉盛宴和消费热潮,引领当下炙手可热的身体拟像文化走向“诗意地栖居”的理想审美境界和生存状态,为人类自身带来福祉而非灾难,真正实现当代电视广告的价值理念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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