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诗坛概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概说论文,诗坛论文,十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代十国文学最有成就的虽是词，而当时最受重视的却是诗。五代十国诗坛总体状况前不及唐、后不如宋虽是无容置疑的定论，如若以词掩诗，以为当时的诗界冷落沉寂，了无生机，全无可称，却又远非事实。此期诗坛是以过渡时期多中心状态，存在于风貌迥异的唐、宋两大诗歌高峰之间的，它既是唐音转为宋调的载体，又属历代地方诗苑中的强宗。仅就这特殊的诗史和地域文学史上的地位而论，考察明辨其基本面目无疑至关重要。
一
在曲词兴盛的五代十国，诗歌一体始终未曾丧失其显要地位，文人们一般仍是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注于诗的创作与研讨。当时作诗达千首者仅见诸载记的就有韦庄、韩偓、郑谷、左偃、李从荣以及诗僧齐己、尚颜、可朋、可準等多人，王仁裕、徐夤平生作诗满万首，蜀人呼仁裕为“诗窖子”（《十国春秋》本传）。这等数量，无疑差可与唐、宋大家相侔并匹。尽管由于割据、战乱等诸多原因，此期不少诗人隐没不显，大量诗作焚劫散佚，清人李调元编《全五代诗》仍得近600家诗7200多首，不过此集收诗时限未严，今汰去其间实属唐、宋的诗人诗作，再增入今人陈尚君《全唐诗续拾》等所辑的五代十国诗，总数至有700多家诗近8000首。其实在《全唐诗》、《全宋诗》诸书中当调整移入五代十国者也还有一些。与唐代300年间所存3200余家诗53000多首相较，这短短的70余年所存亦相当可观，如若与同期的词作相比，诗之数量竟十倍于词。更何况大量事实表明，这一时期诗歌失传的比重较唐要大得多，荆南孙光宪今存诗1首而原有集多种，今不见一诗传留的南唐冯延巳少喜为诗，“且老不废”，从中不难得知五代人作诗热情高涨。
此期的诗歌创作以普遍性挞群众性显示特征。不仅大批文人以诗名世，即使以销词擅场者，以辞赋拔萃者，以骈散著称者，以小说名家者，也几乎无不兼为诗人。究其成份，也相当复杂，既有唐朝遗士，更有新朝英秀，既有宫廷君臣和地方官吏，更有大批僧人道徒和隐人处士等，闺阁女性也为数不少。汉人而外，波斯人前蜀宾贡李珣和沙陀人后唐庄宗李存勖、秦王李从荣等少数民族文人也嗜作汉语诗。其所涉及的地域，较同期词人要广泛得多。五代诗人中没有一流大家，甚至二流诗人也属罕见，不过韦庄、韩偓、罗隐、杜荀鹤、郑谷、王贞白、张
、黄滔、徐夤、和凝、欧阳炯、徐仲雅、孟宾于、沈彬、李建勋、徐铉以及花蕊夫人徐氏等多人，都堪称五代名家。因此，就连颇喜讥讽前朝的宋太祖赵匡胤也不得不承认：“五代干戈之际，犹有诗人”，以致自愧皇宋不逮（《古今诗话》）。然而更显特点的是，随着文化的下移和诗歌的日趋俚俗，此期伶人、歌妓、兵卒、渔人、工匠等广大民众能诗者几乎无处不在，他们的积极参与，有力促成了诗歌的新变。其间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僧道诗人，总计五代十国能诗道人40多家，诗僧多至150余家，所占总数四分之一的比重大大超过唐代。僧人齐己、贯休和道士杜光庭、陈抟在僧道诗发展史上都占据显要地位。他们的创作及其在诗界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五代诗有别于唐的风貌。
五代文人尤其倾重“以立言为功业”，著书立说、编集制序者大有人在。据《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通志·艺文略》、《直斋书录解题》及《宋史·艺文志》等多种公私书目所著录，五代十国文人有诗文集者不下200家。贯休、和凝、徐夤诸人集都曾刻版印刷，流播广泛。荆南孙光宪编序齐己《白莲集》，南唐孟宾于编序李中《碧云集》，徐铉为后主李煜、文献太子弘冀和江文蔚、成彦雄、刘吉等多人集作序，积极宣扬自己的文学主张。与此同时，整理、编选前代诗文集也得到应有重视，表明文人志士对保存前代文化成果的强烈使命感和鲜明的承唐意识。荆南孙光宪好聚书，“或自抄写，孜孜雠校，老而不废”（《宋史》本传），唯恐兵戈之际书籍散佚不传，“厚给金帛，託使者求购”，甚至因不得唐贞元中覃正夫集以“缮写流布，振彼声光”（《北梦琐言》卷五）而终生憾恨不已。五代除孙光宪曾辑《杜甫集》外，南唐张洎编序张籍《张司业诗集》和《项斯诗集》，后周王赞诸人编序方干《玄英先生诗集》等，对唐代不同时期的诗人都予以重视，尤其是唐诗诸家之精华，据笔者统计，五代人所编唐诗竟达14种之多。就闽黄滔《泉山秀句集》、吴刘松《宜阳集》和前蜀韦庄《又玄集》、南唐刘吉《江南续又玄集》诸选本不难得知，此期诗人重视诗歌的地方性和所宗有别的派系性，如就专录唐人“行卷诗”、“省试诗”或“道人诗”的选本看，还自有其目的不一的专业性特点。作为中国诗史上黄金时代的唐朝诗绩，率先从多方面予以肯定和播扬的无疑当推五代诗坛。继唐诗极盛之后，在唐人贾岛《诗格》、皎然《诗式》的直接启示下，五代诗格类著述空前大量涌现。不仅郑谷、齐己、黄损合撰今体《诗格》并“为湖海骚人所宗”（《十国春秋·黄损传》），而且郑谷自有《国风正诀》，齐己自有《风骚旨格》，加上虚中《流类手鉴》、徐夤《雅道机要》、文彧《诗格》等，五代十国此类著述仅见诸载记的就有10种以上。其出不限于一家一派、一时一地，所论也不囿于诗歌的形式、字句，还涉及到题材、内容诸方面，对诗歌创作经验、规律所作的某些探讨和总结，对此期诗歌创作起了一定导向作用。
此期诗坛的活跃，更突出体现于不同规模、不同组合方式的诗人群体不断形成，纷纷涌现。吴越钱氏、楚之廖氏、闽之郑氏、南唐李氏、冯氏以及中原后周窦氏等家族，都数代多人能诗，素有“钱氏公族”、“郑家八虎”、“窦氏五龙”诸称，楚之廖匡图等兄弟子侄著有合集《廖氏家集》，其诗深受宋初柳开诸人的重视，吴越钱镠一族善诗者计有四代十余人之多，祖孙唱和，诗作颇丰，不仅形成自家门风，也成为影响一方的吴越诗坛的核心。吴中李建勋、孙鲂、沈彬诸人则结有“诗社”组织，彼此同游宴集、论诗唱酬，活动相当频繁。其实就《闽书》所载，泉州僧人法辉“禅余颇以诗自娱，与吕缙叔、石声叔、陈原道、释居亿、居全为同社”，如此之类也当属诗社性质，上承唐人皎然湖州诗社，下开宋代结社之风。拜师学诗和彼此论诗是五代诗坛的时尚，这种现象的促成虽以追风贾、姚者之力居多，却又不限于苦吟派诗人，虚中、熊皎、孟贯往庐山从陈沆学诗，齐己、孙鲂、黄损往宜春从郑谷学诗，均在诗界产生了较大影响。诗史上所称道的“一字师”也因之多出于五代，其间郑谷为齐己的“一字师”尤为后世文人称道、效法，从一个方面体现出诗人创作态度的严肃。齐己、郑谷、孙鲂、沈彬和李建勋、孙光宪等都喜评诗，齐己尤以苦心诗艺自任，在与他有诗交的百余辈中请其裁诗、序集者甚夥，孙光宪由蜀入荆的原则因之一即与齐己“新题共把论”，“赜大士之旨归”（《白莲集序》）。与此相关，五代诗坛唱酬之风极为盛行。此举不限于宗白一派，却又以宗白诗人为主，主要受元白、皮陆唱和的影响，五代出现了多个颇有势力的唱和群体，后唐秦王李从荣与幕客高辇辈唱和，楚徐仲雅与湖湘诗人、闽黄滔与翁承賛和徐夤等闽瓯诗人、南唐二主与徐铉等朝中大臣等都曾结有唱和诗集并制序鼓吹，致使此风益盛。主要由于诗人的群落化，师徒承传、此唱彼和而又创作追求不一、诗彩纷呈，从而形成不为地域疆界所囿而又相对集中的宗白和追风贾、姚等不同诗歌流派，也为不同诗风的交融新变奠定了基础。
二
多中心状态的形成与呈现，使此期诗坛与唐的差异更显著。五代十国纷纷自立后，唐王朝丧乱危亡之际四散避难的诗人们又以地域为分野重新结集组合，“各事其主，判若町畦”（李调元《全五代诗序》），从而逐步形成呈散播状态的多个地域型诗坛。彼此间由于社会时局、地理条件、文化传统、诗人成份以及统治者对待文化、文人态度的相对差异，致使各自成为独具风貌的诗人成长、诗歌新变的摇篮。
（一）西蜀诗坛
巴蜀文化虽说历史悠久，但至诗歌极盛的唐代，主要由于专属于蜀的诗人毕竟不多，作为一个独立诗坛并未真正形成。至西川节度使王建结束了唐末两川长达十余年的战乱局面（897年），环山带江的巴蜀与外界形成“河北河南处处灾，唯闻全蜀勿尘埃”（贯休《陈情献蜀皇帝》）的强烈反差之后，韦庄、毛文锡、卢延让、牛希济等才先后相继入蜀，与稍前寓蜀的杜光庭、牛峤、冯涓、张道古诸人结为蜀中诗人群体。至前蜀开国（907年），高祖王建“崇尚文学，礼遇文士”，诗人们大多官至显位，大诗僧贯休、“咸通十哲”中的张以及蒋贻恭、王仁裕、欧阳彬等也云集蜀中，与土产新老作家唐求、欧阳炯、孙光宪以及宫禁诗人共同形成五代诸国中的一支劲旅。前蜀诗界以韦庄、贯休为主将，后蜀以欧阳炯、欧阳彬为核心，据清代蜀人李调元所编的《全五代诗》，前、后蜀能诗者不下百人，其间原有诗文集者至少23家，其显赫阵容与后起的南唐诗坛旗鼓相当。
蜀在诸国中一向以女诗人较多而被称为“有薛涛之风”，其实更显特点的当推“多有唐遗士”，特别值得称道的是由唐入蜀者所具有的唐人用世精神。唐末众多诗人之所以入蜀并不限于消极避乱，积极择主的动因致使其抵成都后大多渴望有所作为，支持、参与王建的开国之举并乐于接受委任。韦庄、贯休等对治国安民所具有的罕见的政治热情及社会责任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西蜀“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资治通鉴》卷二六六）。五代的唐诗选本出自蜀人之手的多达半数，继韦庄《又玄集》之后涌现的王仁裕《国风总类》、王承范《备遗缀英》、韦縠《才调集》等多种，其取向有别而意旨却同属播扬唐风。不过就前蜀后主王衍嗜作艳诗并编选前朝艳诗为《烟花集》以大扇宫体看，蜀诗坛明显存在着两种诗歌主张与创作倾向。就西蜀诗派而论，虽张泌、唐求诸人分别追风温李、贾姚，而以“香山之替人”韦庄和贯休、卢延让、欧阳炯为首的大多数诗人却主学中唐白居易，宗白一派的实力相当强。
西蜀的诗坛与词坛并不是完全重合为一的，诗坛较词坛扩放，随着诗词分体观念的形成，彼此取向的差异也日益显著。五代蜀诗的美刺精神之所以在诸国中表现尤为突出，关键取决于关注国计民生的诗人们积极以诗干预现实，贯休作多篇长诗颂扬王建治国理民之功业，欧阳炯、杨士达拟作白居易《讽谏》诗50篇，更显个性的是蒋贻恭等上承白氏讽谕诗而演为嘲讽戏谑的一类。主要由于诗人们追求“闻之者虽不知书，亦释称晓之”的社会效果，蜀诗的通俗化和议论化、散文化都达到极点。而五代西蜀的绘画艺术繁兴，佛道两教盛行，民俗甚好游乐和王衍的淫奢亡国，又使蜀诗在题材上得以多方面开拓，题画诗、僧道诗、记游诗、宫词以及咏史诗等五类都几成后世蜀诗至清代不改的传统类型。
（二）闽诗坛
闽诗坛在诸国中实属全新诗坛的典型。唐代闽瓯经济、文化滞后，贞元以前仅有进士两名。直至闽王王审知任威武军节度使（898年）之后，“三十年间，一境晏然”，才一改昔日的冷寂而呈现出“龙门一半在闽川”、“文学之士继踵”的文化景观。这主要取决于王审知、王审邿兄弟兴邦治国致力于文化建设，以不满儒道衰落而尤重“振古风”，建学四门以教闽士，“自成洙泗之乡”。而唐末韩偓、王涤、王标、王倜、王倓、杨承休、李洵、郑良士、杨沂丰、杨賛图等一大批文人“交辙入馆”依王审知，也必然促进闽文化的兴盛。
与此相关，五代闽中诗人相对分作两大群体：一在福州，以黄滔为宗主，翁承賛为主将多，有由唐移入的文人旧臣；一在泉州，以刺史王延彬为府主，徐夤为上客，所结聚的陈乘、陈郯、倪曙以及僧文超等几乎都是闽籍新秀，较之黄滔一群更多文人气质和隐逸成份。他们相互唱酬，结诗为集，诗风较盛。直至王延彬被黜（920年）、王审知病卒（926年）后闽中乱起，才基本结束了闽诗坛的全盛期。
与蜀诗坛不同，闽中虽也有大量由唐移入的D妓，但就黄滔“安莫安于闽越，诚莫诚于我公”（《丈六金身碑》）的揭示哭，唐末公卿及其子弟的成批入闽，主要动因是闽王忠唐而无意做“闭门天子”，因此素们一般居闽却不官闽，缄言闲处者不少，尽管“皆以文学之奥比偃商”，在诗坛却远不逮闽籍诗人活跃，韩偓入闽后所作诗不忘旧朝、指斥党人、自矜人品大致传达了他们的心声。五代时活跃于闽中的诗家大多是莆田、泉州、仙游人，又基本不出林、陈、黄、许四大姓。他们与境外联系较少，而唐末及第者又多衣锦还乡，归仕闽中，这就大大强化了文人们的地域观念。黄璞编《闽川名士传》，黄滔录唐代闽士诗为《泉山秀句集》三十卷，积极倡扬闽域文化与诗学，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闽诗坛鲜明的地方性特征。诗人们的创作虽多追踪中唐白居易，而直接取法的却是唐末闽人陈黯的“文不尚奇，切于理也；意不偶立，重师古也”（黄滔《颍川陈先生集序》），有“元和才子”之誉的陈峤诗风为人倾重，唐亡前夕入闽而卒的“东瓯散人”崔道融《申唐集》诗也给闽人巨大影响，从而形成闽诗“缘情体物”的基本创作倾向。虽也有韩偓自抒忠愤的“变风变雅”和颜仁郁的述写民瘼诸格，却以上承白居易感伤诗自抒怀才不遇为主格，黄滔扬其“平而易”，徐夤演其咏物言怀，无不以清润平淡见长，故人称五代闽诗为永嘉之末的“正始之音”，以鲜明个性为后世闽诗奠定了坚实基础，颇为宋代杨万里诸人推重，直至明清闽人仍尊奉黄滔为“文章初祖”（黄起《黄御史集·识》）。
（三）楚诗坛
在诸国中，楚诗坛以开放型显示个性。位处江南腹地的楚国山水秀丽，商业发达，在五代“四方商旅闻风辐凑”的同时，也自然成为诗人们的集散之区，诗人流动性强，与中原、吴地联系的异常紧密，直接造成诗界人材的交流与诗风的融合。然而五代楚诗坛也有两个相当稳定的创作群体：一是台阁诗人，以徐仲雅、何仲举、刘昭禹、廖匡图等天策府18学士为主体，“炳炳琅琅”，“自成一队”（郑方坤《五代诗话例言》）；一是隐逸诗人，即包括王玄、王正己、翁宏等多人在内的以衡山处士廖融为宗主的一支。齐己、虚中、尚颜、居遁、文喜等一群诗僧与之同归一派，而马殷长子希振则堪称连结朝野文人的纽带。五代楚诗坛追风贾、姚的一派势力最大，人数众多，不限于逸人僧徒，甚至18学士中的刘昭禹也厕身其间，“更唱迭和”。自唐末至宋初，其活动的时段相当长，并与吴中庐山诗人过从甚密，共同构成五代贾、姚派诗人的大本营。
廖融等人是因不满马楚当朝的豪奢并耻与朝臣为伍才“遨逸访巢由”（廖融《赠王正己》）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他们的诗有愤激不平的一面。其实作为楚王侍臣的天策府诗人政治态度也并不完全一致，“饮酒欢呼，语涉狎昵”（《十国春秋·拓拔恒传》）在所不免，不过一般并不曲附昏君，如徐仲雅《潭州》诗等多为似颂实讽。至于处士戴偃更作《渔父诗》百篇以讽文昭王马希范之侈靡。楚一向被称为“古骚人旧国”，屈原长期放逐沅湘并自沉汨罗，五代楚诗人自觉学习、发扬屈赋的香草美人、比兴怨刺以及华辞丽藻，毕田诗多首更喜用楚典咏楚地楚物。楚地盛传的山歌渔曲还哺养了作诗极富民间气息的南岳道士伊用昌诸人，陶渊明的古诗也影响了曾为彭泽令的廖凝及孟宾于等。五代楚诗的基本特征正是楚文化传统的发扬与深化的体现。
（四）吴越诗坛
唐时“吴越故多诗人”，贞元间皎然于湖州创诗社，大历间浙东出现过以严维、鲍防为核心的57人诗家群体并结有《大历年浙东联唱集》，至唐末，皮日休、陆龟蒙在苏州酬唱结为《松陵集》。五代时吴越诗坛也相当活跃，钱镠、钱元瓘、钱弘宗、钱俨、钱惟治、钱惟濬、钱昱等都各有诗文集，仅钱俨之前、后集就多达百卷，他姓诗人之作也大体相当。不过今天看来吴越诗坛近乎冷落，诸家诗集几已无传，这或与吴越京都两次大火宫室府库几尽有关。
吴越终五代一世虽未曾正式立国，却能在中朝与强吴之间自保其相对独立性，其多方面的治绩亦相当可观。雅好儒学的钱氏公族喜读书聚书，好音律绘画，能文善诗，诸王不事奢侈，初以罗隐为掌记，后以沈崧、皮光业为相，“上下无事，惟以文艺相高”（《宣和书谱》卷一九）。颇好吟咏的钱镠“稍暇则命诸子孙讽诵诗赋，或以所制诗赐丞相将吏”（《十国春秋·吴越武肃王世家》），与名扬四海的罗隐共倡诗道。诗僧賛宁及处默、延寿、
征等一时奇材，也彼此“切磋文义”，“以诗什唱和”，致使吴越“文学益茂”（王禹
《右街僧录通惠大师文集序》）。
继皮、陆之后，同出吴越的罗隐、贯休对本土诗界影响巨大，僧俗为诗多宗白居易。在尤重美刺上与西蜀相近，如罗隐、延寿诸人都以诗称扬钱镠功业，而钱氏公族却与西蜀帝王差异明显，他们做为一方的统治者竟能作诗以淫奢亡国自警，爱乡保民、与民同乐在钱镠诗中也每有呈现。吴越素有“佛国”之称，建寺造塔“倍于九国”，僧人诗、赠僧诗多咏造寺登阁或题寺院，而处默、延寿诸人诗却能将释氏“慈悲”与儒家“仁爱”融合为一，在不忘教化上又与贯休诗精神相通，并共同继承发扬吴越诗“发言横肆”（王赞《玄英先生诗集序》）的传统。吴越之地自古受中原等外来文化冲击较少，五代时所作回文诗、六言诗、双声叠韵诗都是地方性的体现，尤以多用方言俗语最为突出。钱镠用方音吴语吟唱父老喜闻乐见的《还乡歌》和罗隐续作役卒的《未了期》，更把诗歌导向俚俗，以下偶俗好致有“伧父”之讥。
（五）吴诗坛
晚唐以前诗歌并不发达的吴地至唐末已是“东南多才子”了，五代吴诗坛正是在唐末以来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基础上率先形成的地域性诗坛中的强者。杨行密始称吴王（902年）之际，郑谷、王贞白等诗界名家辞官退归吴中乡里，至吴王败洪州钟匡时后吴中文人已尽归杨氏，并出现了以九华杜荀鹤、宜春郑谷为首，包括张乔、张、殷文圭等池州籍诗人和王毂、李咸用、杨夔、刘松等袁州籍诗人在内关系密切、实力雄厚的诗人群。至李昪为吴王后，又有中原后唐韩熙载、史虚白、孙晟、常梦锡、江文蔚等纷至沓来的“文雅之士骈集”。吴中诗人还有庐山处士陈沆、陈贶叔侄及其追随者，不过在南唐代吴（937年）之前，“艺文儒术为盛”的还是杜荀鹤、郑谷一支。郑谷与杜荀鹤、王贞白、杨夔诸人唱和，入吴十年，为诗界“湖海宗匠”，齐己、孙鲂、黄损等往就学诗，而吟诗颇有郑体的孙鲂又与沈彬、李建勋于金陵共结诗社，他们对吴诗坛的缔造都起了重大作用。
在五代诸国中，形成时间较早的吴诗坛尤显正统。诗家基本属于迫于唐末丧乱而退居乡里的吴地人，其政治态度原本积极入世，有志于时，因此他们受昭宗“中兴”精神感召显著，不满唐末文坛颓风，“破艳冶”，“擒雕巧”（顾云《唐风集序》），主师古，重教化，其创作或汲取陈子昂和白居易、张籍诗的现实主义精神，或效学陶渊明、李白古风。与他们普遍有过一段隐居生活相关，大都走着初学贾、姚而后转为宗白的创作道路，以致力于贾、姚与白、张诗风的融合而成为五代十国的强宗。在古、近体诗内容形式的融合兼汲并提高各自的表现力上做出重要贡献，产生出五代具有代表性的“杜荀鹤体”。就总体而言，吴诗坛仿古作诗的复古倾向更显突出，王贞白、张诗都“臻前辈之阃阈”（《唐摭言》卷七）。因吴地音乐基础深厚，袁、池、睦诸州乐府盛行，王毂、李咸用、沈彬、修睦等都擅长于此并多作边城曲。诗人们还远承《诗经》之《二南》，兼学吴声歌曲，效白居易学取江南俗体等，郑谷诸人诗以此颇富民歌风味。正是吴国诗人多方面的积极创获，为南唐诗坛的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
（六）南唐诗坛
南唐诗坛作为五代后期诸国诗坛渐趋衰微之际崛起的诗界重镇，它并非吴诗坛的简单延续，而是历史转机在文化界的必然产物。南唐君臣有心“中兴唐祚”，一统天下，为变革唐末以来“武人政治”，力主文治，兴复儒学，重用儒吏，尤重庶族文人。李建勋、冯延巳、韩熙载、徐铉等由吴入南唐后都官至显位，与张洎、潘佑、成彦雄等共同构成以君臣宰辅为主体的政界诗人群落，并在南唐诗坛占据了统治地位。为“恢复高、太之土宇”所进行的攻灭闽、楚的战争，致使南唐诗坛势力范围有所拓展，楚诗人孟宾于、廖凝诸人的归附，又促使诗人、诗风在更大地域内汇集融合。南唐除实力雄厚的政界诗人群体外，隐逸诗人以庐山陈贶为前辈，从其学者有江为、刘洞、夏宝松等，他们虽与政界诗人私交较密切，却因对南唐当局不满而不肯出山用世，出自庐山国学的李中诸人堪称上述两大诗人群体的中介。
南唐诗坛的盛况尤为可观。诗人交际频繁，创作异常活跃。“奥学群英伏”的徐铉作为政界诗人的核心，上奉二主，又与李建勋、孟宾于、张洎、萧彧、孙岘等多人为诗友，酬答无虚日。中主李璟登楼赏雪与后主李煜游宴北苑，君臣间大量唱和诗都曾结集制序以传。宣王从镒出镇宣州及钟蒨离京外任，君臣诗友多人分韵赋诗送别亦堪称诗坛胜事。张洎、江文蔚、刘吉、孟宾于等编序唐人或时人诗集多种，徐铉更作《文献太子诗集序》、《成氏诗集序》、《钓鳌集序》等多篇，一致大力鼓吹诗道，倡扬诗风。南唐能诗者计有170多人，其中有诗文集者40余家，在五代十国中都列居首位。
出自变革咸通以来“风雅道丧”的需要，南唐诗坛的主导倾向是主师古，祖风骚，宗汉魏，既“略淫靡之态”（徐铉《萧庶子诗集序》），又非议“于苦调为高奇，以背俗为雅正”（徐铉《文献太子诗集序》），虽说诗苑中也有追风贾、姚的一派诗在，其创作主流却是宗白并进而取法“元和体”。不过朋党倾轧和对外战争所造成的国家危难，过早地结束了南唐短暂的兴盛期，致使诗人们在主学白居易感伤、闲适、杂律诗的同时兼学李白、陶渊明，集中吟咏性情，表现忧患意识和吏隐情怀。后主李煜诸人还取法《古诗十九首》，把自危、国危的哀伤融合为一，在悼亡中兼含有自悼与悼国。南唐诗坛的这一主导倾向不仅直接影响了主学姚合的诗人，还扩展到词坛。在创作上，以文雅著称的南唐君臣诗以俗为雅，缘情入妙，多理趣而少直斥，风格雅淡。由荧匿唐诗坛有较长时间与后周、北宋南北对峙，南风北渐为开启宋初诗坛风气起了重大作用。
三
五代十国之所以作诗成风并形成多个生机盎然的地域型诗坛，无疑首先取决于唐诗的巨大推动作用。唐人好诗之风至晚唐并未因曲词的成熟兴盛而减弱，唐末一大批文人下入五代后，不仅其重诗观念一如既往，他们的大力写作更以其实绩感召了众多后继者。然而，五代作为一个历史新时期，与诗歌创作直接相关的诸多条件毕竟有别于唐。科举作为一种取士制度，虽说中原五朝始终不废，十国中的前后蜀、南唐、闽、南汉也都时有实施，如就“属对并须要切，或有犯韵及诸杂违格，不得放及第”之类的律条看，诗歌作为重要考科依然要求严格，这无疑对文人的重诗有促进作用，此期唐人行卷诗、省诗诗诸选本的出现，也揭示了苦心于诗与科考入世的关系。但五代十国的科考取士毕竟普遍性、连续性差，其对文人嗜诗的促进作用也因之较唐明显削弱。不过，随着五代“言事偶合即随材进用”一途的更加紧要，文人们以献诗显示才华、投合统治者的嗜好口味而得到重用的相当不少，因此仍可说“力进凭诗业”（尚颜《送刘必先》）。然而就此期文士入世、出世的态度颇不一致看，就其总体而言，他们重诗主要还是自抒情怀的需要。“若无诗自遣，谁奈寂寥春”（韦庄《曲江作》），文人们普遍以诗遣怀；“不是凭骚雅，相思写亦难”（李中《寒江暮泊寄左偃》），众多颠沛流离、亲友相失之士尤喜以诗代书，相互慰藉；特别是那些事业无著的志士，尤重凭藉吟诗干预现实或自明胸襟以求垂名后世，“世间何事好，最好莫过诗”，“生应无辍日，死是不吟时”（杜荀鹤《苦吟》），甚至把诗歌视同生命，全然“以诗为业”。至于那些僧人处士们更是“诸机忘尽未忘诗，似向诗中有所依”（尚颜《自纪》），把苦吟当作唯一的精神寄托，陈贶以此“隐于庐山四十年，衣食乏绝不以动心”（陆游《南唐书》）。当然，五代文化的下移密切了诗与社会下层的关系，诗歌的通俗化导致吟诗神秘感的破除，也都有利促成诗歌创作的普遍性、群众性局面。更何况江南又原本是诗的国度，为诗歌的盛行提供了良好的地域文化条件，尤其是五代文化的重心南移之后。
主要由于政治、经济、文化方面诸多条件的差异，五代十国诗坛明显地呈现出不平衡状态。大体说来，南方诸国诗坛兴盛，而中原五朝却因后梁的血战连年，后晋的异族入犯，后汉的轻蔑文教，从事精神生产的必备条件受到严重破坏，由此导致的文人南迁直接造成诗界局面的失衡。其间后唐明宗朝“小康”之局的形成，虽也出现冯道、卢汝弼、于邺、郑遨、可止等诗人，尤其可称的是以秦王李从荣为府主由高辇等组成的诗人群，但其活跃期又毕竟较短。至后周全面变革，确实给中原诗坛带来转机，而此时涌现的李昉、谭用之、孟贯、杨徽之、陈抟等诗人又主要活跃于宋初，加上中朝文人始终偏重于实用性散文的写作，其诗坛状况不及南方。其实就南方九国而言，诗坛景观也并不完全一致，与两蜀、闽、楚、吴越、吴、南唐相较，荆南小国虽说也有移植的大诗僧齐己和孙光宪，其影响也相当广泛，但毕竟缺乏群星拱月、嗣音继响的羽翼与后学，文学基础薄弱的南汉，尽管由于黄损、赵光裔、张瀛、蒋吉诸诗人的存在而有别于无诗可称的北汉，却终究未能产生出独领一国风骚的名家。
五代十国诗坛的不平衡状态势必造成其地域性特征。前此各地域文学虽也有相对差异，但只有各自分疆自治之后，随着政治实体、经济区域独立性的成型，才大大强化了诗人们的地方观念，分属各国的诗人各奉其主，又多是本土人，特别是各地域统治者与核心诗人的导向，对各国诗坛创作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各地民间歌谣，尤其是前世当地文人的诗歌传统更成了他们各自取法、承传的重要对象，从而呈现出以地域为分野的鲜明个性。西蜀诗的嘲讽刺时，南唐诗的忧患意识以及闽诗的追求平淡等，无不如是。吴越诗的宗白和楚诗的追风贾、姚之类，也表现突出。从清人对历代蜀、闽、江东等地诗歌所作的大量整理不难得知，在地域文学发展史上，五代十国诗确属占有重要地位的兴盛期，对形成、强化地域文学特征和奠定后世诗歌基础起着关键作用。
然而，此期的地域型诗坛又决非各自封闭、彼此隔绝的。与贸易、外交等多方面的频繁交际相一致，无论中原五朝与诸国之间，还是南方九国之间，诗界的相互联系都较比紧密，即使处于敌对战争状态也未曾完全断绝。楚有孟宾于、邓洵美等及中朝进士第，徐仲雅还曾入后唐秦王李从荣幕府；中朝陶谷出使南唐、吴越和王仁裕出使荆南等，都每有诗作，陶谷与南唐韩熙载诗书往还不绝；闽中文人还多为官、就读于庐山白鹿洞国学，特别是位处交通要冲、山水秀丽的荆、楚，更是文人墨客的辐凑之区：吴中诗人汪遵、沈彬、戴偃、廖匡图等多人入楚，身居荆南江陵的齐己广交天下诗人，与楚廖匡图、蜀欧阳彬和可凖、吴沈彬和孙鲂以及后唐高辇等论诗唱和，其影响远不为地域所囿。五代时期诗人流动性很大，除贯休、齐己等大批诗僧云游四方外，南方各国间的诗人也每因仕宦、隐居、还乡等而改变隶属，重新组合。就南北方而言，更明显地存在着两大流向：一是继唐末诗人大规模流寓蜀、闽、楚之后，后唐时多人自中原南徙入吴；一是后周南征、一统大势已成之后，南唐孟贯、杨徽之以及冯延鲁等北入中原，“与中朝卿大夫诗酒自乐，篇咏间发，传于人口”（王禹《冯氏家集前序》）形成南风北渐之势。这就势必造成五代十国间的相互促进，共同呈现一代诗歌的总体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