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马克思”新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晚年论文,新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马克思的四大笔记，即古代与东方社会笔记、研究西方社会主义道路的《哥达纲领批判》笔记、追溯资本主义与世界市场起源的世界历史笔记、关于俄国发展与东方社会主义道路的笔记，展现了晚年马克思的理论空间，标志着《资本论》研究的深化扩展和直接继续，它启示我们立足于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的高度，把握当代马克思主义跨世纪发展的重要生长点：社会主义道路的民族特色论；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彼此兼容论；东方落后国家汲取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世界市场中介论。
1.马克思从中年到晚年，从不惑之年的《资本论》创作到晚年四大笔记的探索，思想发展的主导趋势和基本趋向，是从以实践观为核心的唯物史观，走向以世界市场为经济原点的世界史观、全球史观。以世界市场为根基形成的世界思想，既是《资本论》体系构想的最终逻辑归宿，又是晚年马克思在四大笔记中考察各种问题，尤其是重新考虑东西方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理论前提。这种以世界市场为基点的世界史观、全球史观，是马克思唯物史观自身包含的题中应有之义，又是它自身发展中的新高度、新境界、新水平。
青年马克思的实践观和人学观—→中年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三大手稿中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晚年马克思的四大笔记及其全球史观，这是马克思一生思想发展的三大阶段。近年来不断发现的历史文献，证据确凿地说明：晚年马克思自始至终没有放弃完成《资本论》体系的最初构想。他为走向世界市场、世界历史的全球史观、整体史观的思想高度，做出过一次又一次的努力，乃至一次又一次的奋力搏击与思想冲刺。晚年马克思向人们展现的这一空前的广阔理论空间，至今仍是富有生命力的生长点。
2.晚年马克思在1872～1883这12年中，并没有象某些西方学者所“发现”的那样，放弃了《资本论》的研究创作，完全转向人类学研究，倾尽全力完成一份人类学笔记。“人类学笔记”这个名称本身，就是极不确切的，按照马克思的本意，这份笔记应当正名为：“古代与东方社会笔记”。更广义、更确切地说；晚年马克思的理论空间，全面地展现为他先后留下的四大笔记：一是古代与东方社会笔记；二是研究西方社会主义道路的《哥达纲领批判》笔记；三是追溯资本主义与世界市场历史起源的世界历史笔记；四是俄国发展与东方社会主义的笔记。这四大笔记，贯穿着一个共同的思想主旨，就是努力摘取《资本论》体系构想的真正王冠，力求上升到世界市场、世界历史高度，重新审视资本主义的起源与发展过程，以及东西方社会主义的起源和发展道路。马克思晚年这四大笔记，不是孤立并存的，它们之间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并且和《资本论》一起构成一个更大的艺术整体。与其说晚年马克思笔记标志着《资本论》创作的中断与放弃，不如说马克思晚年这四大笔记，标志着《资本论》研究的深化扩展和直接继续。
晚年马克思在考察社会主义道路问题时，与青年、中年时期相比，有一个更高的新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这就是《资本论》体系的落脚点——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因而，晚年马克思在考察社会主义道路问题时，就有了一个超越以往的崭新高度，即从世界市场、世界历史的高度，来重新考察社会主义的历史起源、本质特征和发展道路。这个理论思维的新高度，促使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走向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做出了超越青年时期、中年时期的新回答。正是在东西方社会主义道路的比较综合研究过程中，晚年马克思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尤其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层理论问题，作出了理论思维高度的新探索，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二重性理论的基本思想，把社会主义本质规定为“两个全面发展”的统一——社会生产力的全面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他说：“它本身已经创造出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的因素，它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个体生产者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这样一种经济形态。”（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9卷，1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而在“怎样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可以说马克思以前谈论的多半只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条道路，而且是与市场经济截然对立的。而在晚年马克思这里，则开始探索东西方国家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性问题，走向社会主义与利用市场机制的兼容性问题。
3.晚年马克思在1875年写成的《哥达纲领批判》，并没有达到业已完成的、公开发表的论文形式，在相当程度上仍带有笔记性质或札记性质。它的特征，是通过分析批判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领，初步探讨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社会主义道路问题。这里触及了社会主义与商品交换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没有简单地把二者对立起来，而是探讨了二者关系的两面性、复杂性、二重性：一方面象以往那样强调了充分发展了的社会主义与商品交换在本质上的根本对立；另一方面，也讲了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主义与商品交换的等价原则在一定范围内的兼容性。马克思写道：“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显然，这里通行的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至于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么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3卷，3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马克思当年认为市场经济已发展到头，社会生产力已高度发达，已实现了全国一体化的劳动社会化。因而，他认为，走向社会主义与走向市场消亡是一致的。但晚年马克思已经看到，即使是西方发达国家，在普遍交往的世界市场网络下，搞社会主义也不可能一下子扬弃市场经济，为了保持普遍交往的经济联系，必须在一定范围内保持商品交换的等价原则，必须继续运用价值规律。从《资本论》到晚年马克思，他设想的西方社会主义道路和模式，大体上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一定范围内的商品交换原则”。这就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开了一个口子；而当他转向俄国等东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道路时，这个口子必然会开得更大。至今流行的看法，仍把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模式，说成是纯粹的产品经济社会，纯粹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是一种简单化的说法，忽视了晚年马克思从世界市场高度做出的重新反思。
4.晚年马克思关于俄国发展和东方社会主义道路的笔记，提出了东方落后国家利用市场机制、渐进迂回间接地走向社会主义的新方略，即对外要利用世界市场，对内要利用现代商业机构。这才是晚年马克思倡导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东方社会主义道路的真谛所在。当年马克思判定西方社会主义道路要同市场机制逐步消亡相联系时，是有一定的历史前提和逻辑前提的。当他在晚年把目光转向俄国等东方落后国家时，发现这些前提都不存在。一没有充分发展的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的多半是前资本主义的村社式孤立封闭的自然经济或小商品经济；二没有工业化的发达生产力，多半是手工劳动、十分落后的农业社会生产力；三没有全国一体化的劳动社会化，有的只是二元对立、甚至多元并存的社会经济结构。在经济文化如此落后的东方国情中，怎样寻找一条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之路，既汲取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又避免资本主义发展前景？晚年马克思从世界市场、世界历史的高度，构想了一条俄国及东方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这条新道路的本质特征就是，以铲除专制国家的政治革命为先导，内外一致地利用市场机制，外部利用世界市场，内部利用现代商品交换机构，间接迂回渐进地走向社会主义。这条东方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外部经济特征，是充分利用世界市场的普遍经济联系，以便汲取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工业化、近代化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性文明成果：“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二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444 页）“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初稿》，同上书，435～436页）由此还决定，这条东方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内部经济特征，主要是利用现代发达的商品经济交换机构，以根本打破农村公社缺少交往联系的孤立性、封闭性、落后性，以便与世界市场挂钩接轨：“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股份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在自己这里建立起来呢？俄国的‘农业公社’有一个特征，这个特征是它的软弱性的根源，而且对它的各方面都不利。这就是它的孤立性，公社与公社之间的生活缺乏联系，而保持这种与世隔绝的小天地，并不到处都是这种类型的公社的内在特征。”（同上书，436 页）东方国家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与利用市场机制的相容性、乃至历史必然性——这就是晚年马克思构想的跨越卡夫丁峡谷之路的思想精髓。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就一问题发表了不少论著，往往在这个核心问题周围兜圈子，没有真正捅破这层“窗户纸”。“图穷而匕现，水落而石出”，如何认识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关系，才是探寻东方社会主义道路的要害所在、难点所在、关键所在。
5.晚年马克思的思想轨迹，是以“《资本论》逻辑”的落脚点——世界市场观和世界历史观作为出发点，从近代追溯到古代，从现实探索到未来，从西方扩展到东方，最后的归宿点，是提出了当时以俄国为代表的东方社会主义新道路论、世界市场中介论。这里的核心问题是，是对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关系做了富于自我超越精神的新探索。正是在这里为列宁后期的新经济政策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础。
晚年马克思探索俄国与东方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时提出的上述内外两大经济特征，实质上都联系着一个特殊的、关键的、共同的中介环节，这就是商品市场，或叫市场机制、市场体系。因此，可以说在这里就蕴涵着一个更为深层、更为根本的理论问题：社会主义与商品市场究竟是什么关系？或许是由于这个问题过于重大，激动人心，难以平复吧，马克思1881年2、3月间给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的复信，接连起草了三个草稿，而最终却没有寄出，仅仅寄出一份短笺。看来，晚年马克思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特殊分量，意识到它的复杂性、艰巨性与现实性，所以才辗转反复，一再沉思。不过，看来马克思当年远未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他也没有明确修改自己前期关于社会主义与商品市场完全对立的理论观点。然而，我们今天还是应当充分看到，正是社会主义与商品市场的关系这个核心问题，晚年马克思在探索俄国与东方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道路时，为这个关系开了一道口子，逻辑上蕴涵着一种新的可能性：原先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国家走向社会主义与利用商品市场相结合的可能性，利用国际国内市场体系作为中介环节、以取得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必要性，社会主义与商品市场在东方落后国家的相容性。
晚年马克思的这一新思想、新观念，对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巨大的启迪意义，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一大源头活水。它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形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跨世纪发展的重要生长点：
第一个生长点，就是社会主义道路的民族特色论。晚年马克思的新探索，从根本上打破了社会主义只有西方一条道路的“唯一模式论”，提出了东西方社会主义道路的差异性问题，东方落后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性问题，以及世界各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共同本质与民族特色的统一问题。
第二个生长点，就是走向社会主义与利用市场机制的彼此兼容论。晚年马克思的新思考，特别是从世界市场高度，重新考察落后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开始突破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水火难容的根本对立论，寻找二者的适度兼容论。这是马克思一生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一大生长点。
第三个生长点，就是东方落后国家吸取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世界市场中介论。东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要想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走向社会主义，就必须以世界市场为中介，取得西方资本主义近代化的文明成果。为此内部也需要银行、股份制等现代商业机构以便与世界市场挂钩接轨，并打破原有农业自然经济的封闭性、孤立性、落后性。这是晚年马克思在探索俄国社会主义道路时，提出的一个最富于想象力的新观念，也是跨向20世纪、21世纪时当代马克思主义最有生命力的生长点。
这里牵涉到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想主流与理论实质的理解问题。许多人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仅仅归结为计划经济学，认为我们既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那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当弃之一旁，就可以简单搬用西方市场经济学了。这是一种简单化的理解。事实上，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仅仅归结为计划经济学，只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苏联模式和“左”的教条主义的一段岔道。
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这里，经济思想的发展有彼此对称的两大潮头——市场经济学和计划经济学。两者比较而言，马克思思想的主流，无疑是市场经济学；他一生最主要的著作《资本论》及其三大手稿，是一部空前详尽的资本主义发达市场经济学；晚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仍然要运用商品交换的等价原则；而晚年马克思在探索俄国发展道路时，进一步提出东方落后国家要走向社会主义，就必须利用世界市场作为必要中介。在我看来，这是“晚年马克思”对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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