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刍议论文,诗歌论文,史研究论文,古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古代作家经典作品的接受史做系统的考察研究，是近几十年东西方文学科学研究的新领域，也是接受美学的重要构成部分。本文提出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的方法，受到西方接受美学的启示，但主要基于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的实际，以及近年来海内外学者进行文学接受史研究的尝试和经验。可以预期，这是拓展和深化古典诗歌乃至整个古典文学研究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接受史研究的基础
接受史研究的方法是由接受美学学者正式提出来的。尧斯在《文学研究中一种挑战的文学史》中，首先提出了“以接受美学为基础建立一种转向读者的文学史”的设想。尧斯的批判者认为：目前想马上编纂一部总的“读者的文学史”，是不实际的；但充分肯定：“按照尧斯的模式，接受美学的方法在处理单个的作品、作者或问题时，可以比总述一个时代、甚至一部文学史用得更多更广”。事实上，尧斯本人的“读者文学史”的成果，也主要体现在对“单个的作品、作者或问题”的研究。我国学者近年的研究成果同样证明：以自觉的接受史意识对经典作品进行接受史研究，不仅能深化对艺术作品、诗学理论和审美规律的认识，而且开拓了一个具有无限潜力和魅力的学术研究领域。
方法取决于对象，接受史研究是以绵延持续的接受史的存在为依据的。简要地说，接受史就是诗歌本文潜在意义的外化形式的衍化史，是作品在不同阶段经读者解释后所呈现的具体面貌，也就是读者阅读经验的历史。它通常体现为不同时期的接受者，包括普通读者、诗评家及诗人作家，对作品不断作出的鉴赏、阐释及在创作中的吸收借用等等。中国是诗国，华夏民族善写诗更爱诗。《墨子·公孟》所谓“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生动反映了先人们赏诗用诗的浓烈兴味和多样形式。代代绵延，《诗经》以来的经典名篇佳作，几乎各有一部悠久丰富的接受史。具体地说，古代诗歌的接受史有三个特点。
接受相随，历史悠久。诗歌创作和诗评诗话写作的双线并行、互为推进，是中国诗歌史的独特奇观。自《诗经》编定的春秋后期起始，随着诗评的重视和诗话的产生，创作和接受两条线索紧密交织，绵延相续，不断发展。孔子是《诗经》的最后编定者，又是《诗经》接受史的最初开启者。他不仅在《诗经》研究中对诗歌的艺术特征、社会功用和美学理想作了影响深远的经典论述，而且在用诗、谈诗中对大量诗篇作了精辟阐释。如“《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既为《关雎》迄今二千五百年的接受史奠定了基调，又使《关雎》成为“三百篇”中，也是中国诗史上接受史最长的诗作。如果说，先秦的诗歌接受还显得零星随意，那么，西汉的《毛诗传》作为《诗经》现存的第一个完整的注释本，以逐篇注释字义阐释诗意的新形式，开创了诗歌接受史上的新时代。以《毛诗传》为起点，包括《诗经》、《楚辞》、《文选》在内的、在中国学术史上成为洋洋大观的“汉唐注疏”，继先秦之后形成了中国诗歌接受史上的第二个高潮。宋代诗话大盛，从此开始了诗歌接受史的第三个时代。在历代诗话中，先唐经典名篇的接受史代代相续，同时随着诗评诗话规模的扩展，唐宋以来名篇佳作的接受史也得到丰富和深化。创作史和接受史如此紧密地接受相随，历三千年而不衰，在世界文学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史料丰富，角度多样。悠久的接受历程必然累积起丰富多样的接受史料。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评论数量多。历代的选家、注家、评论家，是三千年诗歌接受的主体，他们在各个时代以独特的审美视野，创造性地发掘古典作品的潜在意蕴，又对艺术新作敏锐地作出反应，从而使所有经典作品通过不断的解释积累了丰富的史料。金昌绪《春怨》，寥寥20字，粗览北宋至清末诗选、诗话，得评语60余则；陶渊明《饮酒·其五》，由南北朝而下，得评语逾120条近2万言。中国诗史上评家多于《春怨》、《饮酒》者尚不可枚举。君不闻“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柳、苏”三说？杜甫《秋兴八首》叶嘉莹为之撰“集说”，单取宋王洙以下杜诗注本，不及诗评、诗话、笔记与杂著，已成40万字巨帙。《诗经》、《楚辞》、《古诗十九首》的接受史已延续二、三千年，《孔雀东南飞》、《长恨歌》、《琵琶行》等，篇幅巨、蕴涵深、影响大，其接受史料则更为宏富。二是阐释角度多。文学作品是一种图式化的结构，充满了无数有待具体化的未定点，读者诗评家则各有自己的审美取向和接受重点，即使在同一个问题上也会见仁见智，发现多样的阐释角度。今人张树波撰《国风集说》，逐篇分类排比《毛诗传》以下阐释资料，每篇设诗注、诗世、诗人、诗旨、诗章、诗简、诗文、诗韵、诗体、诗艺共10个栏目。诗旨、诗艺最为重要，每栏又集有众多见解。首篇《关雎》仅“诗旨”栏就得12家。然而《国风集说》同样未及大量散见的诗评、诗话、笔记和杂著。唐宋后作品，历史不及《诗经》长，材料不及《诗经》多，但论家见解同样角度多样启人心智。
见解深刻，方法合理。歌德“格言”曰：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没有不是被人思考过的；我们必须做的只是试图重新加以思考而已。诗歌接受史上众多别具慧眼的评论者，确已思考了种种值得思考的问题，留下了多方面的深刻见解：有的着眼微观，以精细的审美感觉剔抉出诗句的微妙意蕴。如施山《姜露庵杂记》称《关雎》“窈窕淑女”句“善于形容”，折之曰：“盖‘窈窕’虑其佻也，而以‘淑’字镇之；‘淑’字虑其腐也，而以‘窈窕’扬之”。说诗解颐，令人颔首；有的着眼宏观，从作品赏会中抽绎出普遍的诗学原理。如孔颖达《毛诗正义》论《关雎·序》拈出“情见声，矫亦可识”一说，即谓“诗乐性有差异，诗之‘言’可‘矫’而乐之‘声’难‘矫’”。钱锺书称之为“精湛之论”，指出：“仅据《正义》此节，中国美学史即当留片席地与孔颖达。”在对经典诗篇作分析阐释的先秦典籍、汉唐注疏、宋后诗话笔记中，精妙的分析和深刻的见解比比可见。钱锺书提醒学人：“谈艺者于汉唐注疏未可忽置也。”实三思后言，语出有因。深刻的见解离不开合理有效的方法。对接受史料作逻辑归类和细致的分析，就可以透过深刻的见解发现其合理有效的方法。近年，人们热衷于搬用西方的批评学和阐释学。其实，在中国诗歌接受史中，潜藏着一部中国特色的接受阐释学。哲学是历史的抽象；接受美学是接受历程的逻辑概括。只有真正深入中国诗歌接受史的各个环节，才能真正建立起中国诗歌的接受阐释学，从而不至被西方某些貌似深奥，似是而非的学说搞得无所适从。
这是古代诗歌接受史最显著的几个特点，也是提出和进行“诗歌接受史研究”的客观基础和前提。其实，前人对它的价值和意义已有充分的认识，并在所认识的范围内作了利用和研究。清人方玉润说得好：“读书贵有特识，说诗务持正论，然非荟萃诸家，辨其得失，不足以折衷一是”（《诗经原始·凡例》）。而较自觉系统地利用“接受史料”于诗歌研究的，当首推唐代孔颖达。孔氏撰《毛诗正义》，始则逐句逐篇依次收集了“诗序”、“毛传”、“郑笺”、“诗谱”、“音义”等内容，继则加以极富价值的“孔疏”，从而使《毛诗正义》成为一部“先唐《诗经》接受史”的集大成之作。两宋以后，“接受史料”的整理利用发展出多种形式：有“《正义》型”的，如洪兴祖《楚辞补注》；有“集注型”的，即以注释诗歌本文为主，兼收前人评语，如朱熹《楚辞集注》，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有“丛话型”的，如蔡正孙《诗林广记》，又称《名贤丛话》，是书选晋、唐、宋三代经典诗作，诗后附“散出于百氏之家，虽博雅君子，未易遍观”的评论，全书引诗话等资料书约170余种，等等。今人隋树森《古诗十九首集释》、游国恩《离骚纂义》、叶嘉莹《杜甫秋兴八首集说》、张树波《国风集说》、以及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等等，以创造性形式和空前的规模，使“接受史料”的系统化整理达到全新的水平。
必须指出，接受史研究以客观存在的接受史为基础，但史料整理不等于历史研究，这二者有根本的区别。接受中整理属于文献学，接受史研究则属于批评学，它要求在系统的史料整理的基础上，从审美的、理论的、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的角度作进一步的思考，从而对本文意义获得更深的理解，对诗歌创作、诗学原理和接受规律诸方面作出新的探索。从这个意义上说，上述“史料整理”性的著述还只是接受史研究的基础，真正的“接受史研究”必须在此基础上进行更深的开掘。
由此可见，“诗歌接受史研究”的完整过程包括两个基本环节：其一，文献学意义上接受史料的系统整理；其二，批评学意义上接受历程的现代理论阐释。那么，接受史研究的思路和操作具体从哪些方面展开呢？一般说，人们对艺术作品的接受可区分相互联系的三个层面：作为普通读者的纯审美的阅读欣赏；作为评论者的理性的阐释研究；作为创作者的接受影响和摹仿借用。与此相联系，古典诗歌接受史的研究也可朝三个方面展开：以普通读者为主体的效果史研究；以诗评家为主体的阐释史研究；以诗人创作者为主体的影响史研究。
效果史研究
同一部作品和同一位作家在不同时代读者中的接受效果常绝然不同：反应或强或弱，声誉忽高忽低。效果史研究，即考察作品审美效果的嬗变衍化和成因规律，包括读者群的构成及其变迁，不同时代读者对作品的接纳反应及作品的显晦声誉，进而透过作品效果史探寻文艺风气和审美趣味的演变轨迹等等。接受美学揭示：文学的历史不只是作家作品排列成的事件史，更主要是作品所产生的效果史。没有读者接受和持续效果，作品就在实际上失去了存在和生命。因此，效果史的研究，实质上是考察艺术作品实际存在的历史形态，是认识作品怎样存在和为什么这样存在。钱锺书《谈艺录·陶渊明诗显晦》考察了陶诗自六代三唐至两宋的显晦声誉，这是现代学者研究古诗效果史的最初尝试之一。80年代初，程千帆《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已成为效果史研究的成熟作品。前贤的实践成果，为深入思考效果史研究的方法和意义提供了基础。
所谓效果史即作品在读者中产生的审美效应和变化史，它包括单个作品和某一作家、流派和类型的作品的效果史，这里主要指前者。古典诗歌，历史久远，当年的审美反馈效应难以感受。因此，如何捕捉和再现历史上产生的审美效应，便成为效果史研究的首要问题。当然，途径是多样的。首先，通过入选选本的起始、数量和选本的影响，考察其效果史的延续和规模。《文选》开倡了我国选文选诗的传统。嗣后，历代诗选、诗汇的入选标准尽管各异，但无不以选者和时尚所认定的古今名篇佳作为对象。选集不仅是中国文学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再现诗歌效果史的活化石。程千帆就是通过选本的考察，才发现《春江花月夜》曾被冷落了几百年，直至明代李攀龙《古今诗删》入选此诗，才出现命运的转机，到闻一多《唐诗杂论》称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终于达到声誉的顶点。如今，选本的效果史研究意义，为愈来愈多的学者认识和重视。其次，通过了解选本和诗评诗话作者的特点，考察读者群的构成和反应。没有读者就没有效果；读者群的数量、构成及接受热情的起伏，是研究效果史的重要依据。选本和诗评作者是成熟理想的读者，他们的反应和态度极为值得重视。此外，在诗话笔记中还有大量有关其它读者的记载。郭茂倩《乐府诗集》收金昌绪《春怨》，注曰“开元中，盖嘉运为西凉节度使，进此诗”。施蛰存《唐诗百诗》考证，注称“进此诗”不确。然而，“进此诗”的传闻却透露了这样的信息：郭氏看来，《春怨》作为一代名篇，当获“进呈御览”的殊荣。一则小注，反映了《春怨》在唐宋两代的声望。诗话诗选中以往不被重视的表态性断语甚至轶闻闲谈，往往是考察效果史的重要材料，不可轻易放过。最后，通过史料、文物和其它著述的记载，考察作品在民间与域外的传播和声望。历代的名篇佳作，常被用于民间的楹联、灯谜，园林、寺庙的诗坊、诗碑，出入于戏剧小说人物之口，或被援入儒道禅释之书，甚至远播海外，播誉别国。张继《枫桥夜泊》就可以整理出一部“诗碑史”，并且它流传日本，几妇稚皆能习诵。至今，日人来我华夏必去寒山寺，且要买一幅俞曲园写的诗碑拓本作为纪念。另外，历代论诗诗、论诗绝句，也是考察效果史极重要的材料。从杜甫《戏为六绝句》、到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再到袁枚《仿元遗山论诗》和姚莹《论诗绝句六十首》，包含了丰富的效果史材料。
效果史考察是接受史研究的第一步，但它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就作品本身而言，其声誉的显晦升降，是其艺术生命存在和延续的标志。瓦莱里说：“诗只有运用才成为诗”。确实，“艺术品并不存在于美丽的房舍和荣誉的殿堂中永恒的真空里，而是存在于不间断的评价与再评价之中”。屈陶李杜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世纪，就在于迄今所有世纪他们都有广泛的读者，都在进行对话，都在产生效果。因此，作品效果史的考察，接受高潮的起伏，反响声誉的强弱，可以见出艺术作品存在的具体形态和艺术生命延续的历史状况，以此作为更深入的阐释史和影响史研究的参照。就接受活动而言，透过作品不同的效果史，可以进而认识同时代文艺风气和审美趣味的变化轨迹，这更为重要。中国诗史经典名篇的效果史是复杂多样的：有的落地开花声誉不断；有的波澜起伏时高时低；有的名噪一时热后骤冷；有的知音在后由隐而显；等等。出现这些复杂现象并非无因，而是体现了一个时代文艺风气和审美趣味的特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国学者巴尔特对效果史的研究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只有当效果史以及文学史不是事实与判断的一连串堆砌时，只有时时把历史的背景作为文学观察的基础和出发点来加以考虑时，效果史和文学史才有深远的意义”（《译文集》第86—87页）。《春江花月夜》作为“孤篇横绝，竟为大家”的“诗中之诗”，明代之前久遭冷落，颇难理解。程千帆见出它与“四杰”的关系，联系“四杰”命运的升沉揭示其根源，从而阐明了趣味变迁的一种普遍规律。这也说明，效果史考察不只是接受史研究的基础，其自身也有独立的学术使命和意义。
阐释史研究
在效果史考察的基础上继续深化，就进入阐释史研究。阐释史以诗评家为主体，是历代诗评家对作品的创作根源、诗旨内涵、风格特征、审美意义等进行分析阐释所形成的历史；而阐释史研究，则是对历代阐释的现代思考和重新分析，是阐释的阐释，以提供新的思考结果和学术见解为目标。程千帆《张若虚〈春江花月夜〉集评》属阐释史整理，而《李商隐〈锦瑟〉诗张〈笺〉补正》当为阐释史研究。叶嘉莹在《杜甫秋兴八首集说》中，亦对《秋兴》的阐释史作了初步研究，叶氏的新思考和再阐释，以“按语”的形式排列于后，短则数语，长则逾千，时出精见。
阐释史研究是接受史研究的核心，它承担哪些任务，具有什么意义呢？
其一，展示阐释历程，发掘整体意义。鲍列夫指出：“伟大的形象总是多侧面的，它有着无穷的涵义，这些涵义只有在若干世纪中才能逐渐揭开。每个时代都在经典形象中发现新的侧面和特点，并赋予它自己的解释”（《美学》第237页）。现代阐释学进而认为，文学作品作为图式化的审美结构无不潜藏着一个多元的“意义整体”，这一“意义整体”不可能在第一次阅读时向读者全部开放，相反，每一次阅读都留下“趋涵义的剩余”。因此，“意义整体”的具体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只有在理解的历史进程中才可能逐步展示作品的全部意义。正如韦勒克所说：“一件艺术品的全部意义，是一个累积过程的结果，也即历代的无数读者对此作品批评过程的结果”（《文学理论》第35页）。自60年代以来，关于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有三派观点，即“爱情主题说”、“讽刺或暴露主题说”、“讽刺爱情双重主题说”[（1）]。可以说这三派观点各自揭示了《长恨歌》“意义整体”的某一侧面。然而这一“意义整体”并不是第一次阅读时就向读者开放的，它是在历代读者的肯定与否定、正确与错误、深刻与肤浅的观念交量中，逐渐累积的结果。南宋初张戒《岁寒堂诗话》云，《长恨歌》“皆秽亵之语”，“在乐天诗中为最下”；稍后，洪迈《容斋随笔》肯定其“脍炙人口”，又说“不过述明皇追怆贵妃始末，无他激扬”；直至明末唐汝询《唐诗解》方论及其讽刺主题，云“《长恨歌》讥明皇迷于色而不悟也。”此后众说纷纭，逐渐形成上述三说鼎足之势。总之，立足于作品的历代阐释，往往是作品“意义整体”不可缺少的构成部分。程千帆曾批评古诗研究中轻视前人的两种现象：有的蔑视前贤旧说，不屑采择；有的沿袭前贤旧说，无暇指明（见《古诗考察》）。从“意义整体”展示的历史性来说，这不仅是学术态度，更是研究方法上的原则性错误。当然，今人的重新思考和再阐释，并非意味阐释史的从此终止，它也只是无尽的阐释史的一个环节。因为，“每一个时代，在其获得新的思想时，也获得了新的眼光。这时他就在旧的文学艺术中看到了许多新精神”（海涅《北海集》）优秀作品是读不尽、说不完的。
其二，比勘前人精见，解决学术疑难。阐释史研究的意识和方法，在解决学术疑难中有多方面的作用。首先，它要求研究者系统整理旧说，排除曲解误解，从而提出富于说服力的新见。古典名篇大多有数百愈千年的阐释史，其间笺释丛出，众说纷纭。这里，除明显错误可排除外，常有种种能自圆其说的解释，并有广泛的认同者和深远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要提出新的观点，就必须剔除旧说，纠正误解。而从系统的阐释史的整理研究入手，就能使新见的提出扎实可靠，令人信服。黄世中《李商隐无题诗校注笺评》中《锦瑟》“笺评”栏，共列论点65家。经今人阐释之阐释，影响较大的有两家：一是钱锺书以诗说诗的“自序”说；一是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中重申的“自伤”说。如钱锺书在《谈艺录·补订本》中系统考察了《锦瑟》的阐释史，于各家阐论里寻觅知音：“窃喜程说与鄙见有合，采其旨而终条理之。”“程说”即何焯《义门读书记·李义山诗集》卷上所说：“亡友程湘衡谓此义山自题其诗以开集首次，次联言作诗之旨趣，中联又自明其匠巧也。”钱先生“采其旨而疏通之”，联系中晚唐“以象拟象，以诗说诗”的风气，作了更深入的再阐释，被推为“鉴赏诗的典范”。其次，它有助于避免诗歌赏析中对作品的曲解、误解与偏见。引用诗话，参稽旧说，是今人古诗阐释中极为普遍的现象；并常常作为立论的依据。但前人评说，有的精深，有的浅薄，有的一语中的，有的牵强附会。引用者如果缺乏阐释史的系统研究，仅浏览所及随意摘引，不作深入考察，就会茫然相从，因错而错，造成曲解和误解。确立阐释史意识，运用阐释史研究的方法，就可以通过比勘辨析，提高诗话诗评引用的准确性，避免上述错误；同时，因蔑视或无视阐释史而出现的“现代学术疑问”，也会从中得到提示启发、甚至获得现成结论而顺利解决。
其三，立足作品实际，探索诗学规律。从阐释史研究入手，探索诗学理论和审美规律，有着特殊的意义。例如，它促使研究者自觉地紧扣具体作品来理解阐释史上提出的诗学问题，从而，既加深对作品艺术特征的美学认识，不停留于印象主义的描述。同时，使这些独特的诗学命题获得具体实在的内涵，避免泛泛而论，有名无实。钱锺书指出：“以文论为专门之学者，往往仅究诏号之空言，不征词翰之实事，亦犹仅据竞选演说，就职宣言，以论定事功操守矣”（《谈艺录》第568页）。仅此而言，阐释史原则就有助于克服这一弊端。其次，它还能使研究者对阐释史上不同美学倾向的诗评家阐发的理论命题，联系作品，比较异同，作出切实解释，不致被概念名词的不同所迷惑。陶渊明《饮酒·其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两句，自苏轼拈出“境与意会”后，严沧浪借以谈“自然”之义；王国维举以论“无我之境”；梁宗岱《象征主义》又用以释“象征”之旨。同一诗句，阐论分歧，三个概念之间究竟何种关系？细加考察，这三组范畴虽相异又相联，揭示了同一诗境的不同侧面，其中奥秘颇耐寻味。细按阐释史，这类现象极普遍。而在阐释史研究中，便促使人们深入思考不同范畴之间的逻辑联系，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深化对诗学理论和诗学体系的认识。最后，每一篇作品的阐释历程，体现着独特的阐释原则和接受规律。因此，微观的阐释史研究，有助于丰富和建构宏观的阐释接受学体系。其实，也只有在扎实的阐释史研究的基础上建构的阐释接受体系，才具有科学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由于不同作品形成了内容和规模各不相同的阐释史；而且，只有从阐释史本身出发，抓住特点、发掘新意，才具有学术价值。因此，阐释史研究的具体思路和操作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就时间范围而言，可以作历史过程的考察，也可以是某一断代的研究；就阐释史内容而言，可以顺序逐一剖析，也可以确立核心向前后延伸；就研究主题而言，或者展示“意义整体”的具体化过程，或者解决学术中的疑难问题，或者比勘诗学命题的异同联系，或者着眼宏观的阐释原则和接受规律的把握；就研究方法而言，或从历史角度考察作品阐释差异及原因，或从美学角度概括历史阐释中的审美一致性，以认识多样的审美价值和独特的艺术风貌，等等。
影响史研究
当一篇作品的对后代作家产生了创作影响，被历代同题同类之作反复摹仿、借鉴、翻用，就形成了它的影响史。换言之，所谓影响史，就是受到艺术原型和艺术母题的影响启发，形成文学系列的历代作品史。
美国学者布罗姆在《影响的焦虑》史提出一个富于挑战性的命题：“诗的历史就是诗的影响史”。初听不免诧异，深究颇有道理。
例一：范成大《吴郡志》：“枫桥，在阊门外九里道旁，自古有名。南北客经由，未有不憩此桥而题咏者。”张继《枫桥夜泊》是现存最早的“枫桥题咏”。泛览方志别集，得张继以降唐宋元明清同类题咏，人逾20家诗逾30篇。比较张诗，孙觌、陆游、高启、唐寅、孙枝蔚、王士禛诸作，均受到张继影响。可谓，南北客未有不憩此桥而题咏，题咏者少有不受其影响、不用其意象者。
例二：方回《瀛奎律髓》论苏味道上元诗《正月十五日》：“古今元宵诗少，五言好者殆无出此篇矣。”其实，它不仅影响了唐人的五言和七言，更惠泽宋人“元夕词”。曾遍览《全宋词》，专取“元夕词”，得90余家近200篇，其中半数以上受到苏诗的影响。“火树银花”、“暗尘随马”、“明月逐人”、“秾李落梅”，作为反映元宵情景的典型意象，反复出现在宋人元夕词中。
例三：读《管锥编》，常见钱先生拈出一个原型性的“诗胎”“母题”，而后四出而行，连类举似，充类至尽，钩稽出源远流长的影响史。《论毛诗正义》中的“送别情境”、“暝色起愁”、“企慕情境”等篇，均是内容繁富有待申发的创作影响史。
诗以言志，文贵独创；影响不是一切。然而，从旧题王昭君《怨诗》与历代“昭君诗”，曹植《洛神赋》与历代“神女赋”；到白居易《长恨歌》与“马嵬诗”，《瑟琶行》与“琵琶亭诗”；再到唐诗宋诗与明清“唐宋派”的摹拟因袭之作，这表明，“诗的历史就是诗的影响史”的命题，确实说出了文学创作中某种规律性的现象。创作中存在影响史，批评家就应进行影响史的研究。
斯达尔夫人指出：一切人生情景，“最强烈的印象是由描绘这些东西的第一个诗人产生出来的”，它往往在“最初的一次诗情迸发中达到以后无法超过的某种美”，从而以“后人无法企及的光辉”，成为影响后世的“艺术先行者”[（2）]。诗歌史证明：若一篇作品对某种人生情境和自然景物，作出独创性的艺术再现，摄下“光辉的第一印象”，它就会成为同类作品的艺术原型，启发诗思，提供意象，为后人反复借用。其实，在历代诗话中，论析诗作之间承袭借用，脱胎换骨的内容，随处可见，南宋初吴
的《优古堂诗话》，便是此类专著。
创作影响的方式是多样的：有的直接明显，有的间接隐蔽；有的影响整体，有的影响局部。借鉴袭用的方式也是复杂的：有的明用诗语意象，有的暗取诗思章法；有的述者不及作者，有的作者不如述者；有的明火执仗，有的暗与契合。列许登堡说，模仿有正有负，“反其道以行也是一种模仿”（转引《七缀集》）。影响和借鉴的这种复杂多样性，正是影响史研究的重要问题。在研究思路上，既可以研究其接受影响，也可以研究其发挥影响；当然，应以考察其发挥影响的强度、广度和方式为主。
影响史研究有什么作用呢？一，参比异同优劣，提高鉴赏能力。《四库全书总目》论《优古堂诗话》曰：“可知辗转相因，亦复搜求不尽。然互相参考，可以观古今人运意之异同，与遣词之巧拙。使读者因端生悟，触类引申，要亦不为无益也。”此言甚是，有力说明了影响史研究在鉴赏诗艺上的作用。新创之作与艺术原型并不能简单等同，原型因素必然会生殖新的意义。苏味道“暗尘随马去”，实写夜游景象；苏轼《蝶恋花》“更无一点尘随马”，反其意而用之；周邦彦《解语花》“细车罗帕，相逢处，自有暗尘随马”，便有“晚逐香车入凤城”的味道了。在诗歌赏析中，倘能参比原型，品其因创，既有助提高读者鉴赏水平，还能窥见再创造的奥秘。
二，总结影响规律，丰富创作方法。布罗姆《影响的焦虑》已根据西方诗歌史作了富于启示性和借鉴性的总结。布氏不囿成见，对“诗的影响”，作了肯定性评价，并认为“诗的影响往往使诗人更加富有独创精神”；进而，他系统研究了艺术创作的影响方式，提出了著名的“六种修正比”。从中国诗史看，江西派的“脱胎换骨”说，同布罗姆的“诗的影响”论，颇为相似。其实，江西派的理论，就是深入思考先宋诗歌创作影响史后提出的，并在以后的创作实践中得到充实，包含了丰富的诗学内涵。对此，80年代初，美国学者斯图尔特·萨金特先于国人作了思考，借鉴布罗姆的理论对江西诗派的“策略”作了初步总结。他在《后来者能居上吗：宋人与唐诗》中写道：
在宋代的材料中，我们可以发现用来为后者争得一席之地的六种主要策略：一，模仿和补充；二，从反面之意的修正；三，对前人的认同；四，指出前人的前人；五，将自我升华为诗歌之源，并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中囊括前人；六，按自己的意思将前人纳入诗歌，从而取代或超越他们。虽有套用布罗姆模式的痕迹，但足以启示我们对中国诗歌创作影响规律作更深入的研究。
三，开阔理论视野，更新诗学观念。这主要指重新认识传统与个人才能、独创与借鉴模仿等问题的关系。中西传统诗学都强调独创，蔑视影响。于是，有些诗人便迁怒于作影响研究的批评家，史蒂文斯的抱怨极为典型：“总是有那么一些批评家，闲了没事干就千方百计地把读到的作品进行解剖分析，一定要找到其中对他人作品的呼应、摹仿和受他人影响的地方。似乎世界上就找不到一个独立存在的人，似乎每一个人都是别的许多人的化合物。”布罗姆则针锋相对指出：“这种认为除了学究气特别严重的书呆子外几乎不存在什么‘诗的影响’的观点，本身恰恰反映出：诗的影响已经成了一种忧郁症或焦虑原则。”（《影响的焦虑》第5—6页）。随着文学的发展和各种人生主题的反复表现，诗的影响必然更为普遍和频繁。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却无须忧郁焦虑。艺术家的才能和创造精神决定了不会因出现“诗的影响”而使文学的发展前景黯淡无光。由于主体的独创性和历史的差异性，即使面对同一题材，后世作家也不会束手无策。《文心雕龙·物色》曰：“然物有恒姿，而思无定检，……善于适要，则虽旧弥新矣”；乔亿《剑溪说诗》曰：“节序同，景物同，而时有盛衰，境有苦乐，人心故自不同。以不同接所同，斯同亦不同，而诗文之用无穷焉。”同时，个人才能离不开传统的继承借鉴，艺术独创不排斥诗的影响。故意误读或修正前人，脱胎换骨与推陈出新，也不妨是一种创新。充分认识两者的必然联系，承认艺术创新的多样性和影响模仿的必然性，既是提出影响史研究的理论前提，也是随着影响史意识的确立，有待深化的诗学观念。
文学的接受史可分为效果史、阐释史和影响史三条线索；但就具体作品而言，这三者的历史容量和学术价值各不相等。研究者应在全面掌握接受史料的基础上，确定最有意义的切入点，或全面考察，或专题探讨。
接受史方法与古典文学研究
接受美学或接受史研究方法，尧斯是把它作为文学研究的第四种范式提出来的。科学范式的意义就在于：以一种新的理论观点提出新问题为文学研究开辟新领域，从而通过研究范式革命性变化，推动学术史的发展。近20年来，这一范式已在欧美文学研究领域确立了地位，并在诗歌、戏剧、小说及经典作家接受史研究中取得了广泛成果。联系西方文学接受史研究的经验，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这一方法，从诗歌接受史到整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运用前景。
在古典文学研究中，以尧斯模式编纂总的“读者文学史”，同样为时尚早；但在单个文学现象处理上，它具有多层次、多方面的用途。所谓多层次，如在古典诗歌中，除单篇作品的接受史研究外，可以是组诗的接受史研究，或者是杰出诗人的接受史研究。最近，高中甫先生的《歌德接受史》，为中国古代诗人接受史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照。而《三百篇》、《古诗十九首》、“屈、陶、李、杜”、“苏、黄、陆、辛”等等，有必要由散而整、全面深入地再现其辉煌的接受史，这是古典诗歌研究中亟待开垦的新领域。所谓多方面，就是由古典诗歌扩展到古代的散文、词曲、戏剧、小说；因为其中的经典之作，同样累积了悠久的接受史有待发掘。古典诗学中词话与诗话并称，经典词篇的接受史料同样宏富，如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一阕，便得评语70余则。近年，《宋词三百首笺注》、《词话丛编》、《词籍序跋萃编》等词评、词学史料的系统出版，为经典词作和杰出词家的接受史研究，奠定了文献史料的雄厚基础。作为古代散文接受史料的“文话”，比之诗话、词话，有过之而无不及。台湾王更生先生著文指出：据统计，目前台湾与日本学者收集中国历代“文话”，共得106种。然而“这还仅限于专门著作而为个人收藏可知者，如果广事搜求，再加上单篇文论的话，其资料之多，真可谓恒河沙数”[（3）]。中国“文话”，无论就发展历史和现存资料都超过词话，当与诗话相仲伯。曲话、剧评、小说评点，虽迟于诗、文、词话，仍各有五百年以上的历史和丰富材料。姑且不说古文、词曲、戏剧、小说的接受史研究具有的价值，单就史料而言亦具备了丰厚的基础和巨大的潜能。这一点已为当代学人认识，并取得初步的成果。
学术研究必须在多重空间沉潜与运思。作为一种科学的研究范式，接受史方法在多维的学术空间里，开辟了一条前景广阔的思维途径。它在古典文学领域的推广和运用，对拓展学术视野、更新学术观念、推动学术发展，必将有重要意义。首先，“读者文学史”的观念和接受史意识，提醒人们重视作为“理想读者”的各类评论家留下的评论资料，改变以往只看重其中的理论范畴而轻视实用批评的观念。例如，对诗话价值的认识曾经历了两个阶段：章实斋《文史通义·诗话》持否定态度，写道：“以不能名家之学，入超风好名之习；挟人尽可能之笔，著惟意以欲之言，可忧也，可危也”，大有痛心疾首之感。其实，元代“诗话兴而诗亡”的观点已开否定之端；至现代，经郭绍虞、罗根泽诸先生的发掘研究，逐渐认识诗话的价值，但又着重在理论方面，“诗学史”、“批评史”、“美学史”等著述的纷出，更巩固了这种观念；今天，从接受史研究的角度看，诗话中赏析具体作品的阐释资料，同样具有价值而值得重视，即使“泛述闻见”，也往往提供了“效果史”资料而不容轻视，这就便对诗话的认识和运用进入新的第三个阶段。当然，其它各类作品的接受史料也当作如斯观，应加以全面的整理、分析和利用。其次，它还可以加快加深文献资料的发展。学术研究中，资料的取得与运用，决定研究品质之高下；掌握了全面正确的资料，方可提升研究的水准。近年来，古典文学研究资料的整理出版取得巨大成果。其中，要数诗词研究资料的整理最为全面、系统；其次，戏剧、小说资料的整理也进展较快。但是，由于对其作为“读者文学史”原始资料的价值缺乏认识，珍贵的资料，并未得到应有的运用。如多卷本的“屈、陶、李、杜”的“资料汇编”已出版多年，却未见一部有关“屈、陶、李、杜”的“接受史研究”的论著问世。这势必影响文献资料学的发展速度。在王更生先生之前，尚未听到大陆学者整理编辑“中国历代文话丛刊”的消息，便是一例。现在看来，着手此事已刻不容缓。我们不能让一部多姿多彩的“历代文章接受史”，依然湮没无闻。可以预见，随着接受史研究方法的扩展与深化，古典文学文献资料的整理编纂会出现新的局面，对它的研究利用也会达到新的水平。
注释：
（1）陈尚君：《六十年来国内〈长恨歌〉研究述要》，载《古典文学研究动态》，中华书局93年版。
（2）斯达尔夫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38页。
（3）王更生：《开拓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新局——从整理“文话”谈起》，载《文艺理论研究》199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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