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语境和多重视角下欠发达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下欠论文,语境论文,视角论文,发达地区论文,自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问题，一直是国内外致力于发展研究和实践的各界人士关注的重点，国内外对该问题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本文将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比较性评论，以供国内研究者参考。
一、中西方研究的不同语境
虽然研究同一主题，但是中西方研究的语境不同，表述存在差异。在国外文献中，大多使用“Capacity Development”这一术语，直译为“能力形成”；仅有少数文献使用“Capacity Building”，直译为“能力建设”。而在国内的表述中，除了少数针对贫困人口的研究中会使用“贫困人口能力形成”这样的表述之外，当涉及落后地区的能力形成时，几乎都使用“发展能力”、“自生能力”、“自我发展能力”等术语。
尽管存在这种表述上的差异，但不论是在国外的“能力形成”这一语境下，还是在国内的“发展能力”这一语境下，两者研究的主题都高度一致，即，怎样改变落后地区对外来援助的依赖，逐步和增强形成自我发展的能力。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在后文将忽略“Capacity Development”与“发展能力”表述上的差异，统一使用“发展能力”这一表述①
国外对发展能力的研究，典型地表现为对联合国发展计划署、世界银行等机构实施的发展项目的应用研究。20世纪90年代，发展能力作为众多发展研究的综合概念被提出来。作为一个涵盖宽泛的概念，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DP)对发展能力的定义也在不断“发展”。在2010年7月的发布的“衡量能力”一文中，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将发展能力定义为“个人、制度和社会以可持续的方式发挥作用、解决问题、确立和达到目标的能力”①[1]。世界银行则区分了能力与能力建设，认为，“能力是允许国家达到发展目标的个人、制度和实践的综合(combination)，能力建设是向人力资本、制度和实践投资”。[5]为了提出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和更好地评价发展能力，众多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研究和理解，分别对发展能力进行了大致相同的界定③。
二、西方语境下的发展能力研究
（一）发展能力的层次与核心
1.发展能力的三个层次
由于发展能力这一概念是综合众多发展概念而形成的，暗含着组织发展、社会发展、一体化的乡村发展、可持续发展等概念的含义，以至于一些学者认为发展能力是一个聚合了太多含义的“概念伞”(An Umbrella Concept)[11][12]。发展能力这一概念内涵的丰富性，具有将之前孤立的方法整合为与社会变化长期愿景相一致的战略的优点。但是这一特点同时也带来了清晰界定该概念、解读其内涵的困难。对发展能力概念持批判态度的学者甚至认为：由于这一概念包含了太多含义，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当作口号，而不是被当作一个严格的发展工作术语而被使用。
正是因为发展能力的含义非常丰富，为了建立系统而科学的发展能力研究框架，学者们尝试从不同的层次和视角对之进行区分。
Sakiko et al.[13]将发展能力区分为个人、制度和社会三个层次。个人层面的发展能力建立在已有知识和技能基础之上，是使个人可以从事连续的学习过程，以及当新的机会出现时将其向新的方向扩展的能力。制度层面的发展能力同样建立在已有能力基础之上，不是试图构建新的制度，比如以外国蓝图、政府和捐赠者为基础，构建农业研究中心或者法律援助中心，而是寻找已经存在的初期制度创新行动，探索怎样促进其形成以及鼓励其成长。社会层面的发展能力包括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发展的能力，或者社会转型发展的能力。一个例子就是创造机会，不论是在公共部门，还是在私人部门，都要使人们可以运用和扩展他们的能力以达到最佳状态。没有这些机会，人们将会发现他们的技能很快被侵蚀，或者过时。而且，如果他们发现当地没有机会，训练有素的人将会加入智力外流的大军，将他们的技能带到海外。
联合国发展计划署[14]则将发展能力区分为可行环境、组织和个人三个层面。可行环境层面的发展能力是使个人和组织发挥作用、促进或阻碍他们的存在及其绩效的更宽泛的系统。这一层次的能力不容易有形地抓住，但是，却是理解发展能力的关键。可行环境决定了组织内部、组织之间相互作用的游戏规则。可行环境层次所涉及的能力包括规制任命、优先权、运营模式以及社会不同部分公民约定的政策、法规、权力关系和社会规范。组织层面的发展能力是允许一个组织运转和传达命令，并使组织成员的个人能力聚集在一起，共同工作并完成任务的内部政策、安排、程序和框架。如果这些能力存在而且是有利于资源配置的，组织的绩效将大于各个部分的绩效之和。个人层面的发展能力指个人拥有的技能、经验和知识。每个人都拥有允许他们在家、在单位和在社会上工作的综合能力。一些人通过正规培训和教育获得这些能力，另一些人则通过工作和经验获得。
2.发展能力的四大核心
尽管发展能力的内涵十分丰富，但从经验证据和第一手经验来看，UNDP[15]认为，能力变化的大部分产生在四个被看作驱动能力变化的领域，即制度安排、领导力、知识和可置信性四大核心。
制度安排是指政策、程序以及以有组织安排的方式使得系统能够有效发挥功能并相互作用的过程。这些规则可能是强制性的，比如法规、合约安排；或者是非强制约束的，比如没有明文规定但被广为接受的行为规范、价值观等。为了更好地理解制度规范，可以将之看作一个比赛的游戏规则，是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综合。前者比如明文规定的规则，后者比如良好的运动精神。在可行环境中，制度安排是政策和法律框架；在组织层面，制度安排包括使组织能够运转的组织策略、程序和技术。内部可置信机制也是制度安排的核心议题。理解制度绩效，稳定性和适应性对于理解制度安排的效力有更深的洞察力，尤其是哪些领域需要强化。比如，一个因为职员变动频繁而缺乏稳定性的制度，可能需要重新考虑其专业性的发展政策、激励机制和绩效管理制度。
领导力是影响、激发和激励人员、组织和社会达到和超越他们目标的能力。领导力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预测能力，以及及时应对并管理变化，促进人的发展。领导力不是权威的同义词。领导力也可能是非正式的，以多种方式、不同层次地表现出来。尽管领导力通常与个人领导者联系最普遍，比如从村干部到国家总理，但是它也可以同样指领导实施公共管理改革，或者带来社会变迁的大型社会运动的一个政府部门。领导力是制度绩效、制度稳定性和适应性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否有能力创造一个愿景并实现这一愿景？是否具备有效交流的能力？回答这些问题，有助于决定需要涉及的项目内容的种类。
知识是指为了找到更有效的发展途径对信息和知识的创造、吸收和发布。人们所拥有的知识构成了他们能力的基础，因而也是发展能力的基础。知识需求可以在不同层面表达（国家/地区/部门，初级/中级/高级），而且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获得（正规教育、技术培训、知识网络和非正式学习）。根据UNDP的研究和经验以及其他发展实践，对增进知识有效的领域集中在：教育改革，比如将学习需求与教育政策和课程联系起来；继续学习，比如学习方法的专业化；南—南解决；比如地区教育和研究网络与当地组织的连接，而并非总是寻求外部知识，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知识和技术支持；知识管理，比如当地顾问市场的发展，智力增进战略等。
组织内的可置信性是制度安排的核心问题。为什么可置信性重要呢？因为它允许组织监督、学习、自我控制和调整他们与那些负责人的组织互动时的行为。它提供了决策的合法性，增加了透明度和有助于减少既定利益的影响。因此，可置信性是发展结构的关键驱动者。有许多项目结果表明了可置信性这一议题。根据UNDP和其他发展机构的经验和研究，有效的反应集中在：可置信系统，比如检查和平衡，水平可置信性；反馈机制，比如独立的伙伴/同僚评论机制；呼吁机制，比如参与方法、程序和工具，语言改革，了解信息等。可置信性高带来的产出，有利于建立一个更有力的制度。[16]
由于上述四个核心问题是互相促进的，因此，如果将四个领域的发展行动联合起来，发展能力的变化可能更为有效。
(二)发展能力的衡量
由于UNDP给出的发展能力概念性框架比较清晰完整，因此，大多数研究根据该框架，围绕制度能力、可行环境能力、个人能力构建了评价发展能力的指标体系。由于这类研究涉及具体的指标，内容比较丰富而繁杂，限于篇幅，难以一一列举，以下仅简单阐述UNDP的发展能力衡量框架。
根据其定义，UNDP建立了以结果为基础的衡量框架，包括三个层次：
第一，冲击，民众福利的变化。这一层次通常是衡量国家发展目标，因此，往往指标清晰且执行很好。国家层次的发展指标主要是GDP、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等定量指标 。一些数据可能获取成本很高，但是，由于国家强烈的动机，以及有来自国际的支持，因此，所需要的数据仍能够被采集到并形成报告，及时通报国家层面的发展进步。
第二，结果，制度绩效、稳定性和适应性的变化。实现发展目标的关键在于：为发展负责的国家制度的绩效、稳定性、适应性连续提高。这些进步可以通过衡量制度的效力加以衡量：用将投入转为生产性用途的能力衡量制度绩效；用解决问题和消除发展障碍的能力衡量制度的稳定性；用适应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和需求衡量制度的适应性。
第三，产出，基于4大核心领域的发展能力变化带来的产品生产和服务提供。四大核心领域即前文指出的制度安排、领导力、知识和可置信性。这一层次的衡量又包括多个层级。其中，第一层级应包括对国家政策、法律和规制等可行环境的描述；业务流程、管理体系等组织层面的衡量；培训等个人层面的考量；对功能能力和技术能力的衡量，前者如项目实施，后者比如灾害风险分析。
(三)发展能力研究方法
根据Lusthaus et al.[17]等的区分，国外对发展能力的研究大致可以区分为相互交叉的四种方法：组织、制度、系统和参与方法。
1.组织方法
该方法认为，共同体、组织甚至一系列组织是发展的关键。组织发展方法从内向外地聚焦于组织能力[18]，关注组织内能力因素和构成。至于影响组织能力的因素和重要途径，虽然也存在一些共识，但是总的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19]该研究方法是封闭和开放系统视角的混合体。封闭视角聚焦组织内部运转，即强调官僚机制提高能力。然而，也有文献强调组织关系对外部环境的影响：制度、社会建制关系和政治经济问题。在该方法下，组织被看作一个进行中的系统，使得个人和系统能力变化为组织结果。[20] [21] [22]
组织方法的一个优点是与成熟的组织理论及其变化有很多共同之处。因此，相对而言，这一个方法聚焦点和组织变化研究都比较清晰。不过，虽然组织的定义很清晰，但是，关于在一个发展的世界中组织如何变化，仍有待进一步探讨。另一方面，组织方法的局限之处在于用组织视角研究系统，而组织仅仅是巨大的发展画面的一个部分而已。因此，为了实现发展的目的，组织研究是必要的，但又是不充分的。
2.制度方法
在发展能力研究中，制度方法与制度发展有关，但并非是其同义词，已经成为一个新出现的领域。[23]早期的发展文献没有区别制度和组织。即使今天，这些术语也常常被交叉使用。[24][25]在过去十年，受制度经济学家激发，与制度和制度变迁相关的思想被更为严格地应用，制度与组织的区分也更为清晰。制度方法强调通过创造、变化、加强和从过程以及统制社会的规则中学习形成能力。全球化和民主化可以说明该定义的说服力。
制度方法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大多数发展能力工作要求了解有关游戏规则的知识。为了保证群体公平，法律需要调整，减贫政策需要发展，需要找到方法帮助那些通过非正式制度反对、排斥的人，积极参与到改变他们的制度安排的过程中来。但是，发展能力的定义仍然没能指出哪里刚好是制度变迁的重点，哪里是能力形成的起点。这个分界线仍然是模糊的。然而，在这些概念中作一些简要的区分是可能的。制度变迁通常是专家驱动，不包括发展阶段方法，几乎不考虑与其他方法产生联系。通过运用宏观视角，制度方法能够更好处理掩藏在大多数发展问题之下的议题，比如规范、文化价值、激励系统和信仰等。但是我们必须小心避免沙文主义地断言某些制度是对的，而另一些制度是错的。
3.系统方法
系统研究方法是一种多维视角。在某种层面上，制度和组织方法都采用了系统研究的视角。组织是系统。然而，系统方法指一种全球概念，是多层次的、历史的和相互联系的，在该方法下，每个系统和部分都是相互联系的。
系统方法认为，发展能力应该致力于提高已经存在的能力，而不是建立新的系统。系统拓展至个人和组织之外，达到系统这一层面，他们交互作用，以及引导他们的制度。这一方法要求考虑到所有相关因素的内容及其相互联系。这里，发展能力包括国家、地区、市政层次、当地组织和制度，以及被国家、私人或公共组织组织起来的人们及其公民地位。[27]
从系统研究视角看，发展能力被看作各主体（个人、社区/团体和组织）通过自身努力以及通过外部援助形成能力的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OECD将发展能力看作一个随时间而发展的动态的、相互联系的方式，从某些维度向更复杂、合作、适应性、多元性、相互依存性和整体性发展。[28]帮助发展中国家有效地形成这样的系统，需要应用系统研究方法以及制度研究方法的重要因素。通常制度框架表明系统内不同因素是怎样相互作用的。这种多层次的系统视角在UNDP研究发展能力中被建立起来。[29]
系统研究方法面临如下问题：是不是干预系统的任何方面都会使发展能力提高，这在某些时候是不清楚的；或者，是不是有必要让发展能力从国家、部门或者地区视角而言可以被具体地看到和计划？个人因素在系统发展中扮演着最突出的角色。然而，在什么时候对建立个人能力的干预会成为有效干预呢？例如，公共服务中的个人培训是不是发展能力干预？这对于与其他系统连接是否是明显重要的一个方面？因此，最大的困难来自哪些是、哪些不是发展能力干预。
系统研究方法的优点是具有综合性、全面性和适应性，而且强调影响因素之间的联系。该方法提供了一个更宽的发展理论的概念框架和理论框架，而且关注国家和部门的变化。缺点是该方法缺少聚焦。由于考虑到大量的影响因素，有时会使得这种方法难以驾驭——当高度抽象使得语言模糊时。既然概念本身就是宽泛的，包括所有东西，系统中的一个因素开始变化就是不明显的。
4.参与式研究方法
参与式研究方法是嵌入到上述方法中的关于发展过程的特殊理念。在发展能力主体下，这一个理念是为识别能力形成如何发生而出现的。参与式研究方法强调达到目标的方法的重要性。那些认为发展是以人为中心，而非科层决定的人相信，除非发展能力的形成是参与式的，或伙伴关系，让参与其中的人感受到更高程度的所有权，否则，预期目标不能达到。[30]制度发展的目标不是直接应用外国模式的结果，而是应该致力于识别和运用本土知识，形成一种草根民主模式。[31]
发展能力通常与联合国关于赋权的正式文件以及许多NGO文献相联系，并吸收了其他方法的一些发展目标。事实上，参与式研究方法可能不算一个单独的研究方法，而是与组织的、制度的和系统研究方法相重叠。然而，发展能力、赋权和参与之间的关系并不清晰。尽管定义在变化，但是几个关键理念逐渐被识别出来。比如赋权，其含义暗示着发展的参与思想。Wallerstein认为，赋权是一个社会过程，即“刺激个人、组织和社团的参与，向提高个人和社团控制、政治效能、社团生命质量提高、社会公平等目标迈进的过程”。 [32]将发展能力与赋权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发展能力明确的发展目标，特别是引入了平等思想，以及突出私人部门概念的发展能力，但可能会导致对社会公正问题视而不见。[33]
参与式方法将变化和学习当作核心价值。该方法的优点是定义狭窄，因此，可以明确包含和排除。例如，发展活动应该是参与式的。这与一般意义上的发展是一致的，因为它们有着一些共同的假设，强调参与、所有权、权力分享。尽管为了参与发展的能力建设，必然涉及一系列进入点和方法，但在一般的发展能力文献中，几乎不考虑当人们学着怎样参与更多或得到更多赋权所经历的发展阶段。也许因为这种方法中人的重要性，变化的焦点通常是个人的。尽管个人变化是重要的，但是，什么时候个人能力的量变和质变会累加为发展能力的形成，仍然是很重要的问题。
参与式方法既没有考虑变化的产出，也没有考虑变化的单位，因此，存在将狭义的发展产出贴上发展能力的标签的危险。在参与式方法中可能出现尽可能多的这样的产出，而这些产出对于能力的建设却没有贡献。[34]
(四)发展能力研究新范式
随着发展援助实践经验的积累，进入21世纪后，发展能力研究范式呈现出新的特征，这些变化被概括到发展能力研究新范式这一概念之下。
世界银行将发展能力新范式的特征总结为来自实践的6个经验：第一，发展能力必须强调增强政府效力和提高社会包容的双重目标；第二，治理对于成功的、可持续的发展能力形成至关重要；第三，已经存在的发展能力的很大部分以及更好地运用当地和散居在外人才的能力没有发挥出来；第四，建立技能、知识和能力生产系统的坚实基础，通过加强能力建设形成发展能力很关键；第五，对发展能力的捐助支持不仅事关提高技术能力，也事关资助方式转变问题——即这类资助应在不破坏能力或阻碍制度发展的情况下提供；第六，在获得发展能力的发展战略中，好的实践需要平衡国家背景的多样性。[35]
Levy则从方法角度对比了新旧范式。[36]从分析方向来看，新范式从技术转向政治；从供给转向需求。从聚焦领域来看，新范式从聚焦官僚机构的运转转向聚焦监督机制的建立与运转；从聚焦中央层面转向聚焦地方层面。从设计原则来看，新范式从注重当前最好的实践转向强调后续步骤以及实践的适合性；从强调全面设计转向聚焦某一领域，而且强调设计的结果导向；从注重结构转向强调过程。
Fukuda-Parr等也提供了一个发展能力研究新旧范式的对比。[37]新旧范式在若干个领域存在明显的差异：就发展的本质而言，通用范式强调经济和社会条件的改善，而新范式强调社会转型，包括建立正确的能力。关于有效合作的条件，通用范式认为好政策可以引进、移植或者复制；而新范式认为好政策必须是土生土长的 。对反贫困中不对称的赠授关系，从强调伙伴精神转向强调问题的详细描述，并提出有力措施加以解决。对于发展能力的理解，从强调人力资源和制度，转向强调个人、制度和社会三个层次。对于知识，从强调知识可以转移转向强调知识只能获得，同时强调本土知识的重要性。
发展能力研究新方法的转变，以及新范式的出现，主要来自对发展实践的经验总结。比如从强调技术转向强调政治，以及从供给转向需求，主要是因为很多从技术层面和供给层面看起来完全可行的发展项目，在实施中却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甚至完全失败。基于对发展实践的反思，促使发展能力研究在分析方向、聚焦领域和设计原则等方面都有了明显的转变，包括对发展本质、发展能力的认识推进和系统化，以及发展中一些关键因素的认识，都基本完成了从外部视角到运用本土视角看待欠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的转变。可以认为，发展能力研究新方法、新范式的这些转变，既是基于问题的反思，也是指向结果的改进，更是旨在为更有效地实施发展项目提供新方向和新思路。
三、国内发展能力研究的视角和特征
(一)国内研究的多重视角
自从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国内相关研究不断增加，而且，这些研究从不同的视角切入，形成了多重视角下的发展能力研究。
1.理论视角。在林毅夫提出的比较优势与企业自生能力的理论分析框架[38] 基础上，李庆春提出了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区域自生能力概念，认为存在大量与本地资源禀赋一致、具有自生能力企业的区域有自生能力，反之则无自生能力；[39]王科尝试构建了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自然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经济资本经济分析模型；[40]张鹏也借鉴“自生能力概念”，将区域“自生”发展的能力定义为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认为区域自我发展能力从宏观上看是市场能力，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区域发展的空间和潜力，从微观上看是经济能力，关键在于包含众多市场主体在内的民众经济的形成。[41]
2.区域视角。一些学者，如郑长德[42]、闫磊等 [43] 、向焕琦 [44]、江世银等[45]、李盛刚等[46]，聚焦区域发展能力，对之进行界定。王婷[47]、李慧等[48]、万劲波等[49]、王建太[50] [51]等学者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资本配置效率、要素单向流动以及财政能力等方面探讨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不强的原因，并据此提出增强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政策建议。
3.从发展能力衍生的多种视角和概念。比如，产业视角，大多在林毅夫提出的自生能力框架下，强调企业自生能力、产业发展能力是西部地区形成自我发展能力的核心和基础。[52] [53]创新能力视角，主要关注西部地区企业自生能力和产业发展能力问题。[54] [55]资源可持续视角，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组最先系统地关注了可持续发展能力这一课题，课题组发布的《2002 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方程，并根据这一世界首创的方程式，设计出了具有中国特点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的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围绕政府调控能力建设、生存安全能力建设、人力资源能力建设、生态环境能力建设、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和社会发展能力建设等内容构建。其他的研究则主要关注水资源承载能力问题。[56] [57]贫困地区视角，关注贫困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问题。[58]对策研究视角，研究数量最多。一些研究通过对十年西部大开发进行总结，提出下一步塑造自我发展能力的对策。[59]更多的研究则强调通过提高政府公共服务、信息服务、劳动力转移、引资、金融服务等能力形成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60] [61]
(二)国内研究的主要特征
总体来看，目前国内对发展能力的研究具有以下特征：
1.概念界定缺失。不少研究如何提高自我发展能力的文献，基本上都没有对自我发展能力进行概念界定，而是直接提出应该从哪些方面提高自我发展能力。似乎“自我发展能力”已经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清晰概念，而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2.主体的多元性。发展能力的主体涉及区域、产业、企业、政府、农民、政府官员等，而且所有这些冠之以不同主体的“发展能力”研究，几乎都没有以清晰的发展能力概念为前提。
3.概念界定不统一。即使是针对同一主体发展能力的研究，概念界定也存在很大差异。比如对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界定，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三大类：一是基于发展主体视角界定，将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分解为政府、企业、家庭等主体的自我发展能力。[62]二是从资源或资本视角进行界定，将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界定为一个地区通过有价值活动而实现区域发展的各种组合，包括区域经济资源的利用能力和创生能力；[63]王科 [64]则从资本视角，认为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是一个区域的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总和，是对区域内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状况的整体描述。三是从区域发展内容进行界定，认为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是一个能力集合体，主要由区域要素聚集能力、区域产业发展能力、区域科技进步能力、区域制度创新能力和区域政府调控能力构成，[65] [66]或者将之区分为将经济、社会、区域组织协调、组织创新和生态平衡发展等五个方面的自我发展能力。[67]
4.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由于对发展能力没有清晰的界定，因此，要评价发展能力十分困难，主要表现为指标体系的构建缺乏理论依据和现实说服力。所以，绝大多数研究的预设前提都是某一主体缺乏发展能力，然后针对这一预设前提，在没有界定、评价发展能力的情况下，直接提出增强发展能力的若干对策。
四、国内外研究的比较与展望
(一)国内外研究的差异
总体来看，国外对发展能力的研究，大多聚焦相关机构实施的发展项目，以提高发展项目效率、形成受助方发展能力为目标，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运用供求分析、制度分析、结构功能分析、计量分析等方法展开研究。同时，国外研究大多受托于国际机构，研究人员大多非本土人员，因而，不论是研究发起的动机，还是研究人员的视角，都具有从外向内的视角特征。这一特征要求我们在参考国外文献时，必须考虑到聚焦点和视角的差异，甄别性地加以吸收运用。
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研究有三大不同之处：一是有组织的研究较少，自发研究多。不像国外大多数研究受相关机构委托展开，因此，往往形成系列研究报告。二是规范研究多，经验研究少。大多数研究都强调要形成自我发展能力应该怎么样，而少有研究关注为了形成发展能力，我国各地区都做了些什么？怎么做的？有何经验意义？三是零星研究多，成体系的研究少。这一不同之处在很大程度上由前两点决定。所以，难以形成系统的深度探讨。
（二）国外研究的启示
虽然国内外研究各有特点，但是，总体来看，国外研究更为系统、方法也更为规范，这对我们进一步推动国内相关研究有若干启示：
第一，要明确发展能力的主体。从国外的研究来看，主要关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能力问题，换言之，发展能力以某一欠发达地区或者国家作为主体。而从国内的相关研究来看，则呈现出多元主体的特征。从林毅夫提出企业自生能力这一概念之后，陆续有学者关注区域、个人、企业乃至政府的发展能力。而我国政府明确提出要增强“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主要指的仍然是区域的发展能力。企业、个人、政府等主体的发展能力虽然是区域形成自我发展能力的必然前提或者结果，但是，将发展能力统一在“区域”这一主体下来探讨其他主体的发展能力，与直接探讨仍然有着明显的差异。
第二，要明确界定发展能力。从国外对发展能力不断修正的界定来看，表明发展能力的界定本身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越是如此，越需要不断完善直至明确界定发展能力。这是开展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提。
第三，要多层次多角度地衡量发展能力。由于发展能力的内涵十分丰富，因此，对发展能力的衡量不能简单地用经济增长的相关指标进行衡量，需要从宏观、中观、微观各个层面进行衡量。而且，对发展能力的衡量，不能仅仅使用定量指标，也需要运用一些评价性指标，包括主观感受的描述性评价等。
第四，要立足本土实际研究发展能力。对发展能力的研究，必须要有比较的视角，可以说，正是因为在衡量比较中的落后和差距持续拉大，才使得发展能力被提上日程。但是，对比较视角的强调，往往容易导致对发展能力的研究采用一种“由外向内”居高临下审视的视角，而忽略了立足本土实际，对实际的指导作用不大。
(三)研究趋势展望
虽然国内外研究存在众多差异，但是，由于问题本身具有共同性，因此，国内外对该问题的关注，将会在突出问题意识的前提下，围绕发展能力概念的清晰界定、实质内涵、衡量评价、经验案例以及实践路径等核心内容展开，并在发展的过程逐渐走向语境的统一——绝大多数研究将在经济学语境下展开；而多重视角将有可能转向自成体系的多层次视角。
就国内研究而言，未来研究将会更注重与国家需求对接，以及与国际范式对接，并注重发展经验总结，强调为国际发展能力研究提供丰富而宝贵的经验案例和数据。
注释：
①同样，为了深入了解不同语境下同一主题的研究异同，同时也与国际研究接轨，在将“发展能力”译为英文时，我们没有直译，而是沿用国外的术语“Capacity Development”这一表述。
②这并非UNDP对发展能力的“唯一”界定。比如：(1)发展能力是个人、群体、组织、制度和社会增强他们能力的过程：发挥作用解决问题和实现目标；在更宽泛的意义下和可持续方式下理解和处理发展需要(UNDP ,1997)[2]。(2)发展能力是拓宽组织发展的一个概念（而且不仅仅是单个组织），强调个人、组织和社会运行和相互作用的整体系统、环境或者背景内容(UNDP ,1998)[3]。(3)发展能力是个人、组织和社会随时间变化获得、增强和保持其确立和达到发展目标的能力(UNDP,2009)[4]。
③比如，Morgan (1996)[6]将能力建设定义为个人、群体、制度和组织随着时间的变化识别和解决发展问题的能力。Cohen(1993)[7]则将发展能力界定为任何系统、努力或者过程，其主要目标是加强选举主要行政长官、部门领导和项目经理的能力，在一般意义上完成计划、实施、管理和评估冲击社区内社会条件的政策、战略或者项目。UNICEF(1996)[8]使用了“能力建设”这一术语，指出能力建设是对制度有效力、有效率地根据其任务设计、实施和估计发展活动的能力的支持和加强。CIDA(1996) [9]则将能力建设表述为个人、群体、制度、组织和社会增强他们识别和面对可持续方式下的发展挑战的过程。 Lusthaus等(1995)[10] 认为能力强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人和系统在动态含义下运转，加强他们可持续地追求更高目标的发展和实施战略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