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俄罗斯）自然科学哲学的历史与现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俄罗斯论文,自然科学论文,现状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692(2002)01-0031-07
在自然辩证法的发展史上，苏联自然科学哲学以其丰富的研究文献，广泛的研究课题和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在世界科学哲学界占有特殊的地位。应当指出，自然辩证法学科中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是在苏联自然科学哲学中首先提出来的。20世纪初，列宁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的创造性发展，为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1922年，列宁为《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第3期撰写了《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在文中他提出了“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联盟”的光辉思想。并且指出，离开这一联盟，“战斗唯物主义绝不可能是战斗的，也绝不可能是唯物主义。”[1]列宁的这一思想可以追溯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旧序中，恩格斯就曾指出：“正如今天的自然科学家，不论自己愿意与否，都不可抗拒地被迫考察理论的一般结论一样，每个研究理论问题的人，也同样不可抗拒地被迫研究近代自然科学的成果。在这里发生一定的相互补偿。”[2]在此，无论是“相互补偿”的原则，还是“联盟性”的思想，其出发点都是强调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如果哲学家不了解科学技术的最新进展或科学家没有深厚的哲学素养，对于双方都是有所欠缺的。但是，自20年代以来，围绕着列宁这一哲学遗嘱苏联理论界却一再出现激烈的论争，甚至在苏联解体之后，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仍未停止，成为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发展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个主题[3]。
历史的长河流过了80年，苏联解体也已经过了10年，昔日的辉煌帝国已风光不再，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失去了“国家哲学”的神圣地位。苏联（俄罗斯）自然科学哲学的研究现状如何？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命运如何？诸如此类的问题仍旧使人感兴趣。通过对列宁联盟思想八十年历史与现实、经验与教训的考察，管窥科学技术哲学在苏联（俄罗斯）的发展状况，对我国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工作是有意义的。
概括地说，联盟思想80年来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划分成四个时期：
一、艰难探索：斯大林时期的自然科学哲学
这一时期从20年代初到50年代末，又可以称为斯大林时期。
1922年，列宁提出了“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联盟”的思想，其基本点是：(1)自然科学不能没有正确的哲学作指导，否则自然科学就会走向唯心主义；(2)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离开自然科学基础，要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发展，哲学要现代化；(3)哲学不能代替具体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是无阶级性的，要划清自然科学成就和对它的哲学解释的界限；(4)自然科学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最佳途径是自己的专业，通过专业来理解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列宁的这一系列论述在当时苏联科学家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在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为实现这一联盟作了很多工作。一批从沙皇俄国走出来的旧式科学家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他们像许多专业哲学家一样，继承列宁开创的事业，为研究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而努力。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实际上是现代物理学形成的时期，苏联起主导作用的物理学家，如С．И．瓦维洛夫、А．Ф．约飞、И．Е．塔姆、М．А．马尔科夫、В．А．福克等人都认为必须坚持唯物主义立场。1934年6月，为纪念《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发表二十五周年，苏联共产主义研究院哲学研究所举行了报告会。在这次会上，А．Ф．约飞院士和С．И．瓦维洛夫院士作了关于《现代自然科学和辩证唯物主义》问题的报告。约飞在自己的报告结束时呼吁：“为了同唯心主义斗争，辩证唯物主义者与自然科学家的联盟万岁！”他又说：“我不仅代表自己，而且代表绝大多数物理学家百般欢迎这样的联盟。我想，我们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实际上已经表明了，我们坚决追求这一联盟。”[4]
哲学和自然科学的联盟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这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的水平和对它的哲学问题研究的程度，因此人们最先进行哲学分析的是物理学和生物学领域的一些理论问题。在这一时期，奠定了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解释相对论、量子力学、达尔文学说和一些自然科学基本规律的基础。在对这些理论和规律进行哲学分析的过程中，物质、因果性、必然性和偶然性、空间和时间、本质和现象、可能性和现实性等哲学范畴的内容丰富了。
但是，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联盟的建立绝不是一帆风顺的。这一联盟首先受到来自哲学界的冲击。早在20年代，米宁就首倡“取消主义”，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俄国不需要哲学”的口号，企图使科学摆脱哲学。其后又有米留廷和普列特涅夫的“无产阶级文化派”，他们以极左的面孔出现，主张科学具有阶级性，要废除全部“资产阶级的科学”。为了纠正在处理哲学与科学关系上的简单化倾向，在30年代初，联共（布）中央发表了《关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决议》和《关于自然科学战线的决议》，批判了把科学和政治混为一谈，粗暴地用政治手段干预自然科学研究的错误倾向。但是，随着反对托洛斯基和布哈林等人斗争的展开，苏联党内“左”的思潮上升，这一联盟又受到来自科学界的破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被改造成“快速运动论”，维纳的控制论被说成是“大脑机械论”，摩尔根的遗传学和微耳和的细胞学被指责在科学上和政治上都是“反动的”。与此同时，一些真正的伪科学却风靡一时，李森科的遗传学、勒柏辛斯卡娅的细胞学被捧上了天。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就处于幼嫩时期的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联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极左路线主宰了苏联科学界，使当时的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的研究完全走上了以哲学取代科学的歧途。
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哲学界也在反思自己过去的做法，并坦率地承认“违反了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联盟的指示”。1958年，第一届全苏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会议召开，会上对那种以自然哲学的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专门科学的做法给予了坚决的批评，对于以唯心主义观点解释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成果的做法也给予了有根据的批评。会后，在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之下设立了“现代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学术委员会”（1959-1979，主席是П．Н．费多谢耶夫），负责协调全国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工作。《哲学问题》杂志也于1959年3月和1962年8月先后发表了《加强自然科学和哲学的联盟》、《再论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联盟》两篇社论。通过反思，苏联哲学界基本明确了处理哲学与自然科学关系的原则：(1)辩证唯物主义不是“科学之上”的哲学，不允许用哲学代替自然科学的研究；(2)自然科学不能摆脱哲学，要反对取消哲学的实证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倾向；(3)哲学和自然科学是相互补偿的。这样，经过40年的艰难探索，在苏联哲学界和科学界的共同努力下，这一联盟终于确立起来了。
二、发展巩固：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自然科学哲学
这一时期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又可以称为勃列日涅夫时期。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历史上发展最为缓慢的时期。在他执政的18年中，在政治上安于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在经济上维持现状而不追求大规模的改革，在组织上强调干部的稳定性，使整个国家陷入僵化和总体停滞的状态，因此史称“停滞时期”。但是，与政治、经济上的死气沉沉相反，在这一时期，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的研究却表现出生机勃勃，产生了一批世界级的科学哲学家，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科学哲学著作，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联盟也得到了发展和巩固。
这一时期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研究是在严密的组织领导下有计划地进行的。与西方科学哲学研究不同，苏联特别重视以方法论讨论班的形式向科学工作者宣传哲学知识，并以此推动他们研究哲学，解决本专业的疑难问题，从而促进自然科学哲学的发展。仅70年代全国参加方法论讨论班的人数已逾20万人次，举办全苏和地方的方法论讨论会达100余次，出版了一些集体著作，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两套大型丛书：《辩证唯物主义与现代自然科学》和《唯物辩证法——现代自然科学的逻辑和方法论》。1979年，苏联科学院主席团还专门设立了“方法论讨论班全国委员会”，以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
在苏共中央和科学院主席团的领导和组织下，许多大科学家积极地参与哲学方法论的研究，愈来愈多地参与社会哲学问题、伦理学问题、科学创造问题、美学问题的研究。这一时期各个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几乎都参与了关于自然科学哲学主要著作的编写，А．Д．乌耳苏尔在《哲学和自然科学的联盟》一文中，曾列举出61位这样的科学家。其中有一些人还出版了自己的哲学文集，如Н．Н．谢苗诺夫的《科学与社会》（莫斯科，1973年版）、В．А．阿姆巴尔楚缅的《宇宙学的哲学问题》（埃里温，1973年版）、П．А．卡皮察的《实验·理论·实践》（莫斯科，1974年版）、М．А．马尔科夫的《论物质的本性》（莫斯科，1976年版）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著。
从60年代中叶开始，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研究重心发生了转移，即从所谓的本体论研究转向科学认识论、科学逻辑和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其标志就是1965年出版的由П．В．科普宁主编的《科学研究的逻辑》[5]。1966年10月，在“辩证法与现代自然科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苏联科学院副院长П．Н．费多谢耶夫强调指出，哲学是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而对自然科学发生影响的，必须反对把某种繁琐的和思辨的学说强加给自然科学的自然哲学态度。这是一种可喜的转变！它表明在这一联盟中哲学家开始正确对待自己的作用，认识到哲学不是“科学的科学”，也不是“一般世界图景的构建者”，哲学只能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来启发和帮助科学。科普宁对60年代逻辑方法论研究的成果作了一定程度的概括和总结：“科学的逻辑是由一系列彼此相互联系的方面组成的，对它所作的研究可以而且必须多样化：(1)丰富科学哲学的范畴工具；(2)发展形式逻辑手段及其人工语言；(3)深入理解和领会知识运用的过程本身（包括科学创造）；(4)认识科学的诸个别领域的逻辑基础和结构。”[6]如果说在60年代曾热烈地讨论过有关科学逻辑、科学认识论方面的问题，那么在70年代提到首要地位进行讨论的则是有关方法论研究的本性、功能和水平的问题。在方法论研究的诸多文献中，提出了有关必须区分方法论研究的哲学层次与专门科学层次的观点。Л．Ф．伊利切夫强调指出：“把一般哲学方法论与局部方法论区分开来，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有根有据的，起码这是因为，这种方法可以克服借助于方法论问题（与专门研究领域有关，而且仅同它们有关）来无限制地扩大哲学问题的范围。”[7]与此同时，在任何一个方法论问题上，由于它最终必然与主体和客体在认识活动中的关系、与知识和现实的关系相联系，因此，苏联学者把科学方法论始终看成是与哲学认识论紧密相连的一门学科。而认识论，第一，比一般科学方法论要宽广，它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科学认识，还包括整个认识过程。第二，科学方法论拥有自己特殊的问题，它超出纯哲学认识论的范围。此外，有些学者还把科学方法论看成是科学学的一部分，指出它依据于科学史和现代科学思维的实践。总之，伴随着研究重心的转移，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的研究也愈加深入，在哲学家与自然科学家联盟中也愈加摆正了自己的位置，真正从哲学（主要是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促进了自然科学的研究。但是，由于这一阶段正值“冷战时期”，联盟思想不可避免地蒙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比如1975年5月，在莫斯科科学工作者之家举行的一次讨论会上，М．Б．米丁做了《在当代思想斗争的条件下哲学和自然科学联盟的问题》的报告。他指出：“在我们敌人的观点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无知，对它的基本原理的歪曲，是同反动的政治倾向结合在一起的。这就是企图运用科学成就来反对唯物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反对苏维埃制度。”[8]此时，我们再一次闻到了斯大林时期那种极左思想的火药味。
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还有两次全苏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会议，它们为发展和巩固联盟起到了重要作用。1970年召开的第二届全苏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会议提出的任务是：在研究作为逻辑学、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加强马列主义哲学与现代自然科学的联盟。1981年召开的第三届会议对近10年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如果说前两次会议主要讨论各专门学科（首先是物理学与生物学）的哲学问题，那么这一届会议则着重讨论各门科学共同的基本问题，它表明列宁关于哲学与自然科学联盟的思想实际上已经获得新的形式和规模。哲学与专门科学的联盟的扩展现在己表现为一种客观的和必然的趋向，表现为哲学在使现代科学一切主要领域互相接近、综合起来的作用大大增强了。比如，这一联盟中现在不仅有自然科学家，技术科学家和工程师也加入了进来，技术哲学开始进入自然科学哲学的研究视野。正像Г．И．舍梅涅夫所说：“现代技术领域里的专家，不仅应具有渊博的专业技术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而且应具有社会知识，应掌握马列主义方法论。”[9]此外，在哲学家与各行各业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苏联在那些综合性的认识形式和手段，如符号逻辑、控制论、符号学、模型试验等领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众所周知，如果没有数学、逻辑学、控制论及其它具有共性的科学认识手段的发展，就不可能解决那些哲学问题，譬如主体与客体、存在与认识、人与社会、社会与自然以及其它世界观问题。不言而喻，在列宁联盟思想80年的发展历程中，这20年不是无足轻重的。
三、重大挫折：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自然科学哲学
这一时期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又可以称为戈尔巴乔夫时期。以1989年为界，这一时期又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进入80年代以后，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苏联面临着一个全面落后的窘境。苏联社会从上到下对与西方科学技术的差距感到震惊，并普遍把经济失败归咎于科学技术政策方面的失误。这样，科学技术进步问题一时成了苏联理论界的热点，反映到哲学上就是对科技生产力、科技革命、现代科学的性质、作用、发展和方法等问题的研究。苏共二十六大强调指出：“必须加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之间的合作。”为贯彻这一方针，1980年将“现代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学术委员会”改变为“科学技术的哲学和社会问题学术委员会”（主席是И．Т．弗罗洛夫），仍直属于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专门组织科学—技术—哲学—社会整体化的研究工作。1987年2月召开了全苏科学技术的哲学和社会问题会议，也就是第四届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会议。会议总结了自第三次会议以来苏联哲学界在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问题上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七项议题，主旨就是从社会角度，特别是从社会经济加快发展的角度讨论科技进步问题和人的问题。这些都表明，进入80年代以后，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研究重心再次发生了转移，即从所谓科学认识论、科学逻辑和科学方法论的研究转向了科学价值论和人的问题的研究。同时也表明，在苏联改革的前一阶段，在处理哲学与自然科学关系问题上，从苏共中央到理论界、科技界还是遵循列宁哲学遗嘱的。
1989年11月26日戈尔巴乔夫在《真理报》发表题为《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的长文，在总结已经进行了5年的改革时提出，“如果说在初期我们认为改革只是纠正社会机制的部分扭曲现象，只是完善过去几十年形成的、已经完全定型的制度的话，那么现在我们说，必须根本改造我们的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自此，苏联改革发生了根本性转折，表现在意识形态上就是否定马列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1989年，А．П．尼基福罗夫在《哲学科学》杂志第六期发表文章《哲学是不是科学？》集中阐发了自己的否定性意见。他说：“把某种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打扮成唯一正确的和真正科学的学说塞给我们，这已经太久了。在宣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以后，就迫使它脱离了日新月异的世界哲学思想洪流，割断了它同其他哲学流派乃至生活本身的联系。一旦宣布辩证唯物主义是科学真理，谁再想对它稍加改动和完善，立即就会被认为是反对真理。”[10]此文发表以后，立即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大讨论。讨论中，大多数人抛弃了把哲学作为科学的传统观念。这是一个重大变化，因为它事实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而是对整个社会主义运动作了根本性的否定，它标志着长期被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代名词的苏联哲学的终止。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面否定，这是列宁联盟思想发展史上的重大挫折。来自右倾方面的破坏力远远大于斯大林时期的“左”倾力量，它从根本上取缔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地位。1991年，《哲学科学》第一期发表了А．П．茹科夫和С．А．克里什娜的文章《科学和哲学联盟：现实还是神话？》对联盟性思想进行了反思，得出结论：“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对科学所作的哲学分析对科学的发展几乎没有影响。”[11]作者们指出，在科学讨论中进行哲学论战的原因仍然是用哲学范畴和原理取代科学的概念和方法，而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愈加证明科学知识的不可反驳性和在哲学分析中对科学的无知与外行。为了避免这样，对科学所作的哲学分析应该在以下诸方面进行，如论证科学知识的本体论、认识论和社会文化的地位方面，新知识的最优生长方面，形成新概念和发展经典概念使之更加精确方面，改革科学传授方法等方面。因此，科学和哲学的联盟是一项具体的、有目的性的任务，它的结果就是无论哲学还是科学都应该相互吸收。否则，就谈不上任何意义上的联盟，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联盟只能是人们意识中的一个神话。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传统意义上的哲学与自然科学联盟的终结，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失去了对自然科学研究的指导地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联盟的彻底破裂，科学与哲学仍旧是不可分的。正如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В．С．斯焦宾所说：“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权力作为哲学思想的一个流派存在，但不是作为凌驾于一切学说之上的学说。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消失，而且大概也不会复兴。”但他同时指出：“哲学知识不仅被用来论证已经获得的知识，而且直接参与科学地探索它的有针对性的创造性的思想和原理。某门具体科学在解决它的问题过程中所运用的哲学思想和原理，就构成了这门学科的哲学基础。”[12]
四、复兴转向：世纪之交的俄罗斯自然科学哲学
这一时期从苏联解体至今，又可以称为后苏联时期。
事实上，在今天的俄罗斯，哲学尤其是自然科学哲学仍然以其不减的魅力吸引着一大批哲学家和科学家。1994年10月，全俄科学技术方法论（哲学）和伦理学问题会议召开，这是苏联解体之后召开的第一次科学哲学会议，也就是第五次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会议。会上宣读了一批有价值的报告，如：К．В．弗罗洛夫的《人，机器，环境》；В．Н．库德梁夫采夫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方法论问题》；В．С．斯焦宾的《现代文化中科学的合理性和它的地位》；П．В．西蒙诺夫的《从方法论的观点看脑科学》；Н．Н．莫伊谢耶夫的《现代理性主义：伦理学和生物学的观点》；Е．Л．费因别尔格的《二十世纪自然科学哲学方法论的进化》；С．П．库尔丢莫夫的《控制论，非线性，自组织》；Л．М．恰伊拉赫扬的《生物学中的信息—能量原理》；В．И．伊凡诺夫的《人类遗传学的伦理学问题》等等。一批资深科学家与哲学家如Г．Б．日丹诺夫、И．Т．弗罗洛夫、В．А．列克托尔斯基、В．А．斯米尔诺夫、В．С．施维列夫、Л．Б．巴热诺夫、Ю．В．萨契科夫、А．П．奥古尔乔夫、В．Ж．凯列、В．В．卡丘金斯基等也出席了会议并作报告。俄罗斯科学院主席Ю．С．奥西波夫院士致开幕词，他说：“科学在自己的深层基础上总是和哲学相联系的，尽管这种联系并不总能被意识到，有时甚至采取一种畸形的形式，譬如，在我国的20-50年代时期。科学与哲学的互动在许多杰出的自然科学家（如牛顿、爱因斯坦、В．И．维尔纳斯基）创造性的工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互动己经成为转折时期，即原则上创立一种新科学知识时期的特征。”[13]他还指出，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譬如科学与文化、科学与社会、科学与人、科学价值与技术伦理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待从哲学上进行反思和研究。而在今天的俄罗斯，更为紧迫的任务是振兴基础科学的研究以及促进哲学和自然科学互动的积极的趋势。事隔两年，即1996年10月，“20世纪的自然科学哲学：总结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莫斯科召开，这是俄罗斯自然科学哲学研究的又一荣誉。与会的各国学者在六个领域（20世纪哲学思维视野中的自然科学哲学、科学哲学与现代科学、物理学哲学、生物学哲学、协同学哲学、自然科学哲学的前景）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此外，还围绕着“Т．库恩与当代科学哲学”、“В．И．维尔纳斯基的思想与俄国文明的选择”、“科学与现代文化”等题目举行了三次圆桌会议。美国马萨诸塞工学院科学史教授、《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和关于人的行为的科学》（莫斯科，1991年版）一书的作者L.R.格雷厄姆出席了大会。与对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全盘否定的“公认”观点相反，他充分肯定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作用，肯定了70年代哲学一方法论讨论班的作用，认为应恢复哲学与自然科学相互促进的关系。综上所述，俄罗斯自然科学哲学的研究并没有因为苏联哲学的终结而趋于凋敝，也没有因为传统意义上的“联盟”的解体而完结，反而在与世界哲学潮流接轨的新的高度上展开。近年来，出版了一批具有创造性和前瞻性的著作，如В．С．斯焦宾的《哲学人类学与科学哲学》（1992年）、Е．Л．费因别尔格的《两种文化：艺术和科学中的直觉与逻辑》(1992)、Ю．В．萨契科夫的《物理学和文化》(1996)、В．М．罗任的《技术哲学：历史与现实》(1997)、Е．А．马姆丘尔的《科学的社会文化背景》(1998)等等。
但是，在俄罗斯自然科学哲学的发展中也出现了一种令人担忧的潮流，就是宗教思想大行其道。众所周知，宗教性是俄罗斯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而俄罗斯人的宗教——东正教，又带有明显的基督教人道主义色彩。俄罗斯人对物质世界的关注远不如对公平、正义、理想、道理、友爱等美好未来人际关系及内心世界的关注深切，这在19世纪下半叶俄国的社会思想史中看得十分清楚。随着苏联的解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国家哲学”的地位，传统的宗教哲学填补了这一“思想真空”，进而向科学领域渗透。不仅在《哲学问题》杂志辟专栏讨论哲学、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出版副刊《祖国思想史丛书》，而且还创办了《科学与宗教》杂志、出版了一系列专著，如И．Т．卡萨文和В．Н．布鲁斯的《非科学的认识形式（常识、神话、宗教）及其与科学的相互作用》(1996)、《宗教，魔法，神话》(1997)以及П．П．戈坚科的《科学的哲学—宗教起源》(1997)，至于文章更是不计其数。应当说，上述学者的工作是富于开创性的。它们冲破了过去的禁区，填补了历史的空白，重新审视了那种认为科学知识的实现途径只能唯一地采取理性形式的观点。但从根本上说，科学研究毕竟是理性的事业，某些学者片面强调宗教和非理性的作用，甚至走上了自然神论的道路，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这是俄罗斯科学哲学蜀非理性转向的一个突出表现，与列宁当年联盟思想的初衷更是背道而驰。
纵观列宁联盟思想80年的发展历程，可谓艰难坎坷。其中既有来自苏共内部“左”倾思想的干扰，又有来自所谓“改革派”右倾思想的冲击。而后者，在断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命运的同时几乎完全破坏了这一联盟。对苏联，特别是对俄罗斯自然科学哲学作一总体评价似乎为时过早，也非本文主旨。但在国内，有学者认为：“苏联哲学”在它几十年的存在过程中并没有真的解决过苏联社会中的任何一个重大问题，也没有真正从学理上把哲学向前推进。对这一观点，笔者不能苟同。至少在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和辩证法、符号逻辑等研究领域，前苏联乃至今天的俄罗斯学术界，在世界上还是占有一席之地的（让我们想一想Э．В．伊里因科夫、П．В．科普宁、Б．М．凯德洛夫和В．А．斯米尔诺夫的名字就够了）。至于解决社会重大问题，似乎也是对哲学功能的一种强求。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有时并不一定与时代同步，往往或是超前于或是落后于那一时代。对某一时代政治思想、法律制度的否定，并不能完全否定它的哲学思想。否则，就不称其为哲学。毕竟，客观地评价过去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
［收稿日期］200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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