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国劳工标准会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道国论文,劳工论文,直接投资论文,中国对外论文,标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102(2012)04-0098-08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在国际资本流动持续升温和复苏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尤为引人瞩目。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再创新高，跃居世界第六，达到了688.1亿美元，同比增长21.7%，连续9年保持增长势头，年均增长49.9%。①从理论动因来讲，投资国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以及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市场规模、地理资源禀赋、制度质量、社会结构、文化与宗教、对外政策、人力资本等)共同决定着外商直接投资的选址决策(Dunning，1993；Buckley，2007)。其中，劳工标准是一个重要的变量，劳工标准的高低直接影响和决定着对外直接投资的成本，并构成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因而引起了理论研究者和投资者极大的兴趣。但是这方面的文献积累仍然很少，且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David，2007)。
经合组织在1996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没有明显的证据显示劳工权利的压榨与直接投资的流入之间存在相关性。Aggarwal(1995)和Rodrik(1996)的实证分析发现，美国的海外投资没有受到东道国低劳工标准的吸引。王晓荣(2006)发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高劳工标准反而会成为吸引直接投资流入的原因，该结论无论在全部样本中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样本中都得到了验证。在全球范围内对于直接投资的考察也发现了近似的结论：没有证据表明直接投资的流动受到了低劳工标准的吸引(David Kucera，2002；Busse和Braun，2003)。但也有相反的结论出现，东道国较高的工会密度、较高的集体谈判水平、较严格的解雇限制抑制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Mario等(2005)发现美国跨国公司更倾向投资于那些对解雇限制不严格、集体谈判水平较低的国家。Radulescu和Robson(2006)运用20世纪70—90年代的面板数据对20个OECD国家的FDI流入情况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东道国较高的工会密度阻碍了FDI的流入。Javorcik和Spatareanu(2004)使用厂商层面的数据，发现在东欧低劳工标准的厂商得到了更多的来源于本地区的投资。
从理论上讲，劳工标准之所以会影响到对外直接投资以及产生不同的效应，是与劳动力产权有着密切的关系。合理地界定劳动力产权能够为明确劳动者的地位提供理论依据和现实指导。产权的一个主要功能是引导人们实现将外部性较大地内在化的预期，残缺和不完全的劳动力产权是导致劳动关系负外部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完整的劳动力产权和实施机制是保证劳动关系外部性内部化的前提。②进一步来讲，劳工标准的高低与劳动力产权的界定程度是高度契合的：高劳工标准通常对劳动力产权的界定更加清晰和明确，但同时也面临着较高的契约成本；而低劳工标准维系的通常是一种不完全的和零碎的劳动力产权，尽管从短期来看，契约实施成本较低，但是其本身对劳动力产权界定的不确定使得契约执行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相对较大。
总体上看，尽管国外有关东道国劳工标准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研究较多，但是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并没有达成一致，而且有关东道国劳工标准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研究甚少。基于此，本文将主要围绕东道国劳工标准是否会影响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及其影响程度展开，以此来解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背后深层次的内生决定因素。
二、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置、变量选择与描述
为考察东道国劳工标准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及地区效应，本文在借鉴David Kucera(2002)有关核心劳工标准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的基本模型：
其中，i表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t为时间，本文包括的国家数为152个，时间跨度为2003-2009年，OFDI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我们用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表示，LaSt表示东道国的劳工标准，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Portes(1990)从理论上将劳工标准主要分为基本权利、公民权利、生存权利和保障权利等4类，根据该分类标准并结合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主要通过4类指标度量劳工标准：属于生存权利的结核病率(RTB)和人均国民收入(PNI)、属于基本权利的妇女在就业教育健康方面的歧视程度(WR)、属于公民权利的集体谈判权(CL)。具体说来，除去遗传因素影响，结核患病率更多的是与所处的工作环境密切相关，结核病率高的国家和地区，所处的劳工环境相对较差；妇女在就业、教育和健康方面所受到的歧视程度指标使用了女性与男性的劳动参与之比、在小学和初中教育中女孩和男孩入学率之比以及出生时女性和男性的预期寿命之比三项因素的平均，该变量数值越高，表示对于妇女的歧视越低；为了表征自由结社权和集体谈判权的享有情况，笔者引入了来自于自由之家的公民权指标，其原始数据值从1—7，该变量值越低，自由结社权和集体谈判权的享有越多；平均工资是劳动者报酬权的主要体现，根据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使用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代表平均工资水平，这与Globerman和Shapiro(2002)、项本武(2008)等人一致。X表示本文的控制变量，在参照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控制变量定为9类：市场规模、自然资源禀赋、贸易联系、基础设施、技术水平、汇率、政府质量、地理距离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Dunning，1993；Blonigen，2001；Head和Ries，2001；项本武，2008)。此外，本文的所有数据分别来自于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世界银行数据库、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国际劳工组织数据库和自由之家数据库等。③
本文将同时使用静态面板模型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重点关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结果。考虑到对外投资的连续性，即以往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本期的对外直接投资会产生影响，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中，我们将加入上一年年末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来观察这一效应，具体如下：
式(3)为本文的动态面板基本模型，本文中，劳工标准在很大程度上会面临着内生性问题，劳工标准在影响到该国吸引对外直接投资的同时，东道国也可能出于发展经济的需要和战略性贸易政策考虑，会通过压低劳工标准来吸引外国投资，这一点在发展中国家可能体现得尤为明显(Leahy和Montagna，2002)，对此，本文使用工具变量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通常选取工具变量应满足两个条件，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高度相关且其本身必须是外生的。受Lipset(1999)和Barro(1996)等研究的启发，将东道国国会中妇女议员的比例作为劳工标准的工具变量，一方面东道国国会女性议员比例是该国民主化程度的一个重要体现，这与该国的劳工标准密切相关，另一方面，该国的直接投资流入(或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并不会直接受到国会中女性议员比例的影响，因而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假定。Arellano和Bover(1995)和Blundell和Bond(1998)在差分矩估计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以消除弱工具变量和小样本偏误的影响，因此本文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并报告结果。此外，在进行GMM估计的时候，要判断工具变量的有效性，主要是根据Sargan检验和差分误差项的序列相关检验来完成。
(二)全样本的东道国劳工标准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表1报告的是全样本的静态OLS和SYS-GMM模型的估计结果。从静态OLS的结果来看，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从模型(1)—(4)所报告的劳工标准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来看，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更倾向于进入低劳工标准的国家，但是除劳工工作环境指标较为显著外，OLS方法估计的其他结果均不显著。对此我们引入工具变量进行动态面板估计，以此来消除或减轻本文所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从(5)—(8)报告的检验来看，Sargan检验表明工具变量的选取是有效的，此外，Arellano-Bond AR(1)值表明残差有一阶自相关性，AR(2)值表明残差已经没有二阶相关性。这说明，本文工具变量的选取较为合理。从估计的结果来看，四类劳工标准中有三类劳工标准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关系，其中，以结核病率度量的劳工工作环境，每上升1%，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就会显著提高0.8%，劳工谈判权利指数每下降1%，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就会显著提高0.302%，这与Cooke(2001)、Mario等(2005)对美国和OECD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结论相一致；东道国劳工工资水平每下降1%，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就会显著提升1.41%，显示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属于效率寻求型这一基本特征，这与Bruce和Robert(1995)、Cheung和Qian(2008)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结论一致。近年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流向劳工标准较低的国家，这进一步说明在国内劳工成本上升的背景下，东道国低劳工标准更具比较优势，同时意味着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可能已经到来，人口红利正在消逝，也部分说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属于一种“无奈之举”。
从其他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因素的估计结果来看，自然资源和基础设施在相当程度上显著地影响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这可能由于近几年来矿物资源的依赖程度增加所引发的矿物寻求型投资也在逐渐增加所致；基础设施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也较为显著；而市场规模、对外贸易规模、技术水平、汇率并没有成为显著决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这说明，目前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对外直接投资受制于外生性因素的影响，如对能源和自然资源追逐、更加看重东道国的基础设施等，可能并没有很好地与东道国的经济社会环境及制度有机融合。此外，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明显受到以往投资的影响。
(三)东道国劳工标准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区域差异
表2报告的是中国分别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本部分依然使用动态面板系统矩估计方法，从Sargan、AR(1)和AR(2)的结果来看，工具变量的选择依然可靠。从估计结果来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劳工标准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存在着截然不同的效应，总体上看，发达国家的高劳工标准吸引了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其中以结核病率度量的劳工工作环境，每上升1%，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就会显著地降低0.11%；劳工谈判权利指数每上升1%，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就会显著提高0.86%；东道国劳工工资水平每上升1%，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就会显著提升1.59%。而发展中国家的低劳工标准吸引了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其中以结核病率度量的劳工工作环境，每上升1%，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就会显著地提高0.8%；东道国劳工工资水平每下降1%，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就会显著提升1.43%。其中的原因可能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劳工水平的差异，发达国家劳工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相对较高，高劳工标准是对这一水平的直接反应，而发展中国家劳工水平相对较低，因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内在机理是存在差异的。进一步来看，这从侧面所反映的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不同劳工环境中根据各自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做出的策略选择，从劳工因素的角度来看，中国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看重的是高技能劳动力背后的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看重的是低劳工成本优势。但是，无论是基于发展中国家的样本还是发达国家的样本，我们都发现，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都倾向于流入低劳工谈判权的国家，这一点在发达国家的样本中显得更为明显。其中的原因可能在于，相比较其他劳工标准，劳工谈判权属于更深层次的劳工标准，企业在处理这一类问题时需要更多的经验和投入更多资源，而在国内“温室”环境中成来起来的中国企业尤其缺乏处理劳资关系的经验，从而使得对外投资流向了低劳工谈判权的国家。
(四)稳健性分析
为进一步验证估计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通过使用分位数回归和广义最小二乘法及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方法进行。一般来讲，分位数回归具有多重优势(如特别适合具有异方差的模型)，对条件分布的刻画更加细致，能够给出条件分布的大体特征，而这与本文的分析实际不谋而合。
表3反映的是5个不同分位点的分位数回归估计结果。从估计结果来看，除个别分位点效果不明显外，大部分结果表明，低劳工标准成为吸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我们还发现，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向低劳工标准地区集聚的趋势，我们以劳工工作环境为例，在10%、25%、50%、75%和90%的分位点上，结核病发病率的系数呈下降趋势，这也就意味着，越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集聚的地区，劳工标准相对而言也较低。这一点在劳工报酬变量上亦是如此。
广义最小二乘法及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方法分别在处理异方差和内生性问题上具有内在的优势，对此，本文使用该方法验证了四类劳工标准分别对全样本国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如表4所示，总体上而言，低劳工标准吸引了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差异明显，其中发达国家的高劳工标准吸引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而发展中国家的低劳工标准吸引了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估计结果与本文预期基本一致，这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结论的可靠性。
三、结论与政策启示
根据本文分析发现，结核病率、妇女在就业教育健康方面的歧视程度、集体谈判权、人均国民收入四类劳工标准中有三类劳工标准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关系。其中，结核病发病率每上升1%，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就会显著地提高0.8%；劳工谈判权利指数每下降1%，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就会显著提高0.302%；东道国劳工工资水平每下降1%，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就会显著提升1.41%。这表明，近几年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流向劳工标准较低的国家。在国内劳工成本上升的背景下，东道国低劳工标准更具比较优势，国内劳工成本上升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的直接对外投资，同时意味着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可能已经到来，人口红利正在消逝，也部分说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属于一种无奈之举。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作为两种典型的经济社会环境，劳工标准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存在着截然不同的效应，发达国家的高劳工标准吸引了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而发展中国家的低劳工标准吸引了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其中的原因可能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劳工水平的差异，这从侧面反映的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不同劳工环境中根据东道国劳动力比较优势做出的策略选择。
对此，中国企业应高度重视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劳工风险，在投资之前的评估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到候选东道国(地区)的劳资关系风险，对东道国的雇佣法规、企业员工状况、企业所属工会、社会保障、劳资纠纷处理机制等信息要有足够的了解；政府应加大调研和信息收集的力度，提供及时、准确和完整的对象国家或地区的数据和资料，在社会层面要努力培育中国本土的风险评估机构；从根本上讲，要规避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劳工风险，还必须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以更好地适应“刘易斯转折点”到来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注释：
①数据引自《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②登姆塞茨在其一篇经典文献《关于产权的理论》中特别提到了劳动产权的功能，他指出：“一个企业在使用奴隶劳动时就没有承认他的活动的全部成本，因为他可以只向奴隶劳动者支付自给工资，如果允许谈判，情形就不会如此，因为奴隶会要求企业向他们支付以作为自由人的预期报酬为基础的自由的补偿”。文中所提到的谈判就是劳动产权的一种重要体现。
③描述性分析结果限于版面不再列出，如需要作者可提供。
④限于版面，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不再列示，如需要作者可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