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的高度研究产权与民主的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论文,产权论文,高度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产权与民主是现代社会的两种基本的制度安排。从唯物史观来看，它们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一个中心内容是要建立现代产权制度，而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根本目标是要建立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很明显，产权与民主的演进是要以坚持社会主义为原则的。江泽民同志要求党的高级干部一定要讲政治。讲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要划清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我们的理论研究不能脱离这个方向，为此，在产权与民主的演进关系问题上，必须澄清种种错误的思想。
一
在产权与民主的演进关系上，我们首先必须澄清这样一个错误的思潮：以西方的经验来阉割和否定中国的现实，主张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走西方国家的私有化和多党竞争模式的道路。显然，这种思潮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种“制度拜物教”式的主张，它妨碍人们对国情的科学认识和制度创新。
西方国家以个人主义立国，其社会制度建立在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基础上。个人主义的私人占有制在西方国家的兴起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它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前提和基础。但是，正如马克思早就科学指出的，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人占有和工人只拥有劳动力所有权这种生产方式，决定了资本主义劳动结合方式——雇佣劳动的实质。它的特点是：（1）“工人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劳动， 他的劳动属于资本家”；（2）“产品是资本家的所有物， 而不是直接生产者工人的所有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10页）马克思认为， 这种劳动结合方式决定了整个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目的是追求剩余价值。由于劳动产品和劳动本身的分离、客观条件和主观劳动力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事实上的基础和起点，所以，只要不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本身的进行中，再生产出劳动力和劳动条件的分离，并使之永久化。这必然导致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贫困的积累。
在这种生产方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家只能是雇佣劳动的国家，在那里，资本垄断着政治权力，民主表现为资本对工人的统治。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认为，政治权力源于经济权力。由于广大工人除了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他们就不可能享有民主。恩格斯指出：“在历史上的大多数国家中，公民的权利是按照财产状况分级规定的，这直接地宣告国家是有产阶级用来防御无产阶级的组织。……这也表现在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的选举资格上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8—169 页）虽然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已经不再正式讲什么财产差别了”，但国家的阶级性质并没有改变，仍然是财富统治的工具，所不同的只是“在这种国家中，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运用它的权力”。（同上，第169页）总之，从资产阶级建立政治统治的历史来看， “资产阶级建立国家权力就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1页）
资产阶级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所有权，就必须在政治上掌握国家机器。因为严格地说，财产权力，或“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所有者的权力”只是一种阶级权力，还不是政治权力，它只有转化为国家权力时才是政治权力。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权力后，为了更好地实现统治，会采取“民主共和制”的政治外壳，使阶级统治的实质更具有隐蔽性。这种外壳往往以所谓的普选和多党制这些“民主”形式表现出来，但国家的实质依然是“总的资本家”的“共同事务委员会”。所以，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财富’的无限权力在民主共和制下之所以更可靠，是因为它不依赖资本主义的不好的政治外壳。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所以资本一掌握……这个最好的外壳，就能十分巩固十分可靠地确立自己的权力，以致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无论人员、无论机构、无论政党的任何更换，都不会使这个权力动摇。”（《列宁选集》第3卷第181页）
资本主义所有制及其产权结构存在着它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它那以“全民”形式表现出来的阶级民主也不能挽救它的命运。资本主义私有制产权结构的一个基本矛盾是“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首先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96页）， 其次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况之间的对立”（同上，第298页）。 这两个矛盾和两个极端的积累（即两极分化）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社会化大生产会以极端的方式来反对自己的占有方式，这表明资本主义占有方式暴露了自己无法驾驭这种生产力。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占有制在其内部作了调整，如股份公司、国家资本主义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作为对资本私有权的一种否定，股份制是一种进步，它为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过渡提供了一种形式。一方面，股份资本使资本所有权分散化社会化，从而使私人资本具有了社会资本的形式；另一方面，股份制又使资本的支配权和使用权集中化私有化，这主要表现在资本通过信贷和交易所，提供了不属于自己的社会资本和社会劳动的绝对权力。但是，资本的分散并不意味着大资本所有者手中的资本分配给一般社会成员所有或使私人资本转变为社会所有，它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31 页）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必然要被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代替，这样，建筑在它之上的政治上层建筑（资产阶级民主制）也必然要被社会主义民主所代替。
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否定，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如果搬用资本主义的产权结构和它的民主模式，这是对社会主义本质（原则）的抛弃，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就我们中国的具体国情而言，我们没有西方制度的现实土壤。政治发展的研究已经证明，抛开自己特定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来移植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是错误的，二战以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史也表明了这一点。就最近来说，俄罗斯和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私有化和西方式的民主试验，既导致了社会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如俄罗斯的“私有化证券”导致了财富大量集中在少数富人手中，也带来了社会政治的动荡不安。中国应以俄罗斯为镜，在改革中必须避免它已走过的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中国的大局，人民的大局。
二
社会的产权变革必将对政治体系的结构产生深刻的影响。我们的实践和理论正在探索，一种什么样的公有制产权结构才既有利于经济发展，又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立和政治的稳定。但可以且必须明确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的产权改革，必须以有利于促进社会的政治稳定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转移。
首先，社会主义公有制从制度上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社会财富分配极不公平的现象，实现了经济民主，使广大人民能真正当家作主，成为社会的主人，这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不可能做到的。公有制使全体人民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使财富不再可能成为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当然，公有制下的财富分配不是平均主义的，而是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社会主义的本质按邓小平的科学概括，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在一个产权结构允许剥削存在的社会里，是不可能有真实的民主的。民主不是抽象的东西，而是有着真实的内容，这就是生产力发达的条件下的全社会共同富裕。象前苏联东欧国家抛弃社会主义制度后出现的经济衰退和两极分化现象，能说是让人民享有了民主吗？
有一种观点认为，公有制是不可能发展出民主政治的，因为公有制实际上不是真正的社会共同占有的所有制，而只是国家占有的所有制，因而它有一个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即社会生产资料名义上的全民占有和实际上的国家占有之间的矛盾。按这种观点，这就产生了所谓的产权不明晰、所有权残缺。在这种产权结构下，政治体制不可能是民主的，因为它不是由人民控制国家（即西方“民主”的本义），而是由国家控制了人民。因此，这种观点的一个逻辑结论是，要实现民主，就必须改变现实的产权结构，抛弃国有制。至于具体的措施，就更多了，一个典型的主张是把国有资产分割量化到各个个人手中。
这是一种非常有害的主张。首先，所谓的公有制产权的残缺和虚置是不符合事实的。其次，民主并不是只有西方的一种模式，拿西方的模式来套用或衡量我们中国的制度是否符合民主的标准，是一种制度拜物教。比如，我们农村的自治制度（村委会选举）并没有西方式的多党竞选，就能说这不是民主吗？第三，把国有资产量化给个人的分割方式将导致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危害社会主义政权的巩固，将导致社会政治的动荡；而且这种分割绝对不是社会的共同富裕，国家也将保护不了人民的合法财产权。总之，以西方民主模式来进行产权改革的主张恰恰损害了民主。即使在西方社会，也早就有人曾不止一次宣称，不加约束和不负责任的自由只会导致混乱和退化。德国战后的《基本法》就明确规定：“私人占有资本必须承担社会责任，对它的使用必须有利于集体事业。”这可以说明，我们只有对西方的历史和经验进行认真科学的认识，才可能对我们有有益的启示。
公有制的原则是不可动摇的，这是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当然，公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在实践中并不完善，需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不断加以改革。改革不会回到原来的一大二公上去，也不能走上西方的私有化道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是在保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下，实现多种所有制结构的并存，以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有利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的。邓小平说：“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2页）这就是说，民主必须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致力于推动经济的发展，从而实现共同富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江泽民在十四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能不能加快发展，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人民日报》1992年10月21日）
总之，我们必须明确一点，在公有制下是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民主的，公有制产权结构的变革不能有损于民主的实现，而只能有助于促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
三
产权变革必须有效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反过来，以民主政治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也必须有效保护人们的合法财产权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社会主义政治是人民的政治，而不是西方国家由少数人垄断的“精英政治”。
建立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上的政治体制是权力高度集中的结构，它在实践中产生了很多弊端，没有很好地维护人民的财产权。它维持了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公有制财产结构，既脱离了生产力的实际发展水平，又导致了社会的普遍贫穷。所以，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我们在政治体制上也作了不断的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不断的完善中。
但是，发展民主不能脱离社会主义方向。社会上有一种错误的理论观点认为，我们现在的政治体制并不具备民主的性质，依然是一种政治上的集权，这与经济上的自由市场化的推进是滞后的、相矛盾的。集权政治不可能保护人民的财产权，因为它不可能从制度上防止国家行政权力对人们产权的任意侵犯。只有西方的民主制度才能以财产为边界划分人民和政府之间的权力，从而制约政府对人们产权的侵犯。因此，中国的产权变革如果要按市场经济的要求顺利地推进下去，就必须按西方模式实行政治上的变革。
对这种理论观点也必须作出分析。我们的政治是否真的不具有民主的性质呢？任何稍懂政治常识的人是不会作出这种判断的。谁也不能否认我们在改革以来所取得的政治上的进步。我们的民主制度在不断的完善中，虽不能说是十分完善了，但不看或看不到这种进步是不对的。改革虽然首先发轫于经济领域。政治体制改革是由经济改革所推动的。但从经济改革所包含的内容讲，经济改革也是政治上的改革。而且我们一开始就没有忘记政治上的相应变革，尤其是邓小平一直阐明政治体制改革对经济改革的重要性。即使按西方对民主含义的理解来讲，也得不出上述这种观点的结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及其政府是人民的国家和政府，即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是由人民产生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根本不是国家（政府）控制人民，而是人民控制国家（政府）。这就是民主的真正本质。这样，说我们的政治不能保护人的财产权就没有任何根据了。事实上，改革以来，我们一直在强调人民利益的至上性，尊重和保护人民个人的合法财产。（参见唐贤兴等：《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人民性》，《理论探讨》1996年第5期）
很多人对西方的民主顶礼膜拜，认为它能比任何其他的体制更能保护人们的财产权，并把它视为我们的“灵丹妙药”。殊不知这种民主模式存在着并不断产生着很多问题，以致于不少西方理论家焦虑地喊出了“民主的危机”、“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的呼声，托夫勒把这种危机称之为“大民主的危机”。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林德布洛姆曾说过：“二十世纪最大的困惑之一是，在真正自由的民主社会中，广大的选民却并不利用他们的选票去争取更为有效地平均分配收入、财富以及许多其它人们渴求的宝贵东西……。”（见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92年第283页）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一个很大的原因是，美国的民主并没能有效地保护它的公民的财产权利，它首先不能消除社会的两极分化；而且它那热热闹闹的民主实际上是富翁的统治，政治是金钱的政治，一般的公民个人根本没法对政治决策过程产生有效的影响，因此，投票率很低。
如果我们把美国的民主模式搬到中国来，希望它能给人们带来更大的利益，那就错了。实行这种民主模式必然要否定党的领导，否定公有制经济基础。这对中国人民意味着什么呢？首先意味着人民的政权的丧失；其次意味着国家不再能有效调控社会秩序，不能防止公有财产被少数政治经济“精英”自发私有化，从而导致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俄罗斯是一个经验的例子。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要实行民主，恰恰相反，我们必须发展民主，但我们要发展的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民主是保证人民实现经济利益的必要前提。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的经验——从承包责任制到股份合作制到基层自治民主制度的发展——表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财产权利的分解如果朝更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的方向发展，我们就完全能够在现实的土壤上摸索出一条中国式的道路来。只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模式才能有效保护人民的财产权，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推动经济的发展，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有的学者认为，改革以来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并没有停滞过，农村社会的民主化先行一步，它已经对中国社会的民主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将继续产生更大的影响，这实乃真知灼见。
产权与民主的演进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也是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在当前现代化的关键时期，理论研究必须承担起积极认真探索的任务。这是需要很大的理论勇气的，也需要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政治鉴别力。也就是说，我们要从政治的高度上来认识和研究产权与民主的关系，它的演进的一般规律、它在中国的历史、现实和发展方向，从人民的利益、人民的大局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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