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民族国家整合——新中国头三年历史的宏观审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中国论文,民族论文,国家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D6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0）06—0043—07
建国头三年，即党史学界习惯上称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1949 —1952年）的历史，是一个内容较为清晰、学术界共识度较高的领域。本文无意重述这一段历史的具体内容和学术共识点，而是力图从一个新的角度，通过建立一套新的分析框架，从宏观上来审视和把握这一段历史的主题。笔者认为，在建国头三年纷繁复杂的具体历史内容——各项社会改革、改造运动的背后，树立着的新的民族国家整合这一历史主题。具体言之，它包括社会整合、政权整合、经济整合、意识形态和文化整合，以及国际关系整合。本文拟从整合的合法性、内容、总体评价等角度作一尝试性的界说和探讨。
一、历史负面所带来的整合合法性
所谓历史负面所带来的整合合法性，是指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衰败、黑暗、腐朽的一面，以及与此相应，中华民族对摆脱这种状况、对富强与独立的渴望给新中国的民族国家整合带来了先在的合法性。
自1840年始，在西方列强的武力胁迫下，在晚清政府的腐败统治下，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国家，逐步演变为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国民党政府统治期间，虽曾在收回国家主权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但毕竟十分可怜，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从根本上并未改观。况且，自1931—1945年，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等地区，先后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民族灾难始终伴随、缠绕着古老的中国及其广大民众。
自近代以来，中国的内政日趋腐败与黑暗：晚清政府的封闭、顽固、僵化与衰朽；北洋政府的暴虐、昏庸、纷乱和军阀混战；国民党政府的专制和法西斯主义特务统治，连年的内战，军人的横行，官僚阶层的贪污腐化。这一切犹如挥之不去的梦魇，折磨着中国各阶层的民众。在这样的政治统治下，中国农村经济凋敝，城市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举步维艰。
与政治腐败和经济凋敝相伴随的是封建主义思想影响的根深蒂固，尤其是在各阶层民众“深层心理结构”上的积淀，严重制约着人们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虽然自19世纪60年代以后，伴随着西学东渐，儒学一统天下、儒佛道共存的文化结构，开始被打破。然而，由于思想启蒙主要局限于知识分子群体内，中国普通民众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思想仍然主要受制于封建宗法观念和伦理道德，从而严重地窒息着中国社会的开放、活力与进步。
所有这一切，使中国人民失望到了极点，同时对一个清明、有效的政府的期盼，对一个富裕、蓬勃的社会的期盼亦达到了极点。这就为新中国的民族国家整合提供了充足的历史合法性。而且，与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负面相对，中国共产党作为它的批判者和否定者，作为新中国的执政者，始终以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为其奋斗目标之一。这一人所共睹的事实，使中国民众很自然地将他们一百多年来的希望和梦想的实现集中到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走向国家强大和人民富裕，便成为历史的选择。
当然，上述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考察，主要是从其负面入手的，并非全面的评价。如果全面评价，我们当然还要肯定1840—1949年这段历史作为中国融入世界的一个必经阶段，作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起步阶段在某些领域所取得的进展：中国的近现代工业是在这个时期建立并获得一定发展的，在古老的农业国度里，终于有了代表人类生产力发展方向的大工业；经过1898年的戊戌维新和1911年的辛亥革命，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年之久的皇权专制制度终于寿终正寝，共和国的政权形式已然确立，虽然其名不副实，但毕竟中国人知道了在皇权以外，还有其他的统治形式——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等，而且这种统治形式更合乎人道、理性和社会发展；同时，也是在1840年之后，古老的中国逐渐丢弃了“华夏中心论”的“天下”观念、“华夷之辨”的世界秩序观、朝贡贸易的外交模式，终于能够睁眼看世界，逐渐树立起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建立了现代外交制度；在思想文化上，以儒学为主导意识形态、儒佛道共存的文化结构逐渐被打破，与中国传统思想迥异的自由、平等、博爱观念，民主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学说开始进入中国知识界的视野，并为众多的知识分子所接受。上述诸方面无论如何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因而需要历史地给予肯定。
二、新的民族国家整合内涵
新的民族国家整合包括社会整合、政权整合、经济整合、意识形态与文化整合、国际关系整合。需要预先说明，这是从具体历史内容中抽象出来的典型化的界说。这里有一个如何认识具体历史进程与学术分析范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出于透过历史表象认识其真谛的需要，对具体的历史内容可以进行逻辑上的分列与重组。这种认识和分析上的逻辑不一定与历史的具体内容一一严格对应。例如，从叙事史学的角度，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历史可以依次罗列为新政权的建立、没收官僚资本、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打击投机资本、统一国家财政经济管理、抗美援朝、合理调整工商业、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文教事业的改革、“三反”、“五反”等等。但从分析史学的角度，则可以建立民族国家整合的分析框架。在这个框架内，许多具体的历史内容具有多重的逻辑归属。如，土地改革、没收官僚资本、合理调整工商业等，既具有经济整合的突出功能，又具有社会整合的意义。再如，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等，既具有文化整合的显著功能，又具有社会整合的意义。在此，笔者试从新的民族国家整合的分析框架出发，对建国头三年的历史作一宏观的分析。
1.社会整合。所谓社会整合，其核心是要解决中国社会各阶段、阶层之间的对立与冲突，最大程度地弥合社会裂隙，增强社会的凝聚力。
新中国建立之前，一方面，社会结构极不合理，占人口极少数的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垄断着社会政治权力，拥有着巨大的社会财富，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工农民众则基本上处于政治无权、经济贫困的地位；另一方面，社会内部的各种分割、对立和冲突严重地存在。除了地主与贫苦农民、官僚资产阶级与人民大众、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和冲突以外，除了国共两党的斗争和战争造成的社会力量分割以外，新旧军阀割据、各树一帜的政治组织、外国列强势力、封建宗法家族势力、宗教势力、半宗教半迷信的会道门组织、行会、帮会、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城乡相对隔离的二元社会结构、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等的存在，导致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之间、民族之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以及阶级、阶层、群体、民族、地区内部缺乏联系、共识和凝聚力，甚至经常出现不应有的对立、冲突和流血。
面对这样一种社会结构和社会状况，进行全国规模的社会整合势在必行。建国初期宣传得最为广泛的口号之一，就是各革命阶级团结起来，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建设新国家。这实际上是对历史提出的社会整合要求的自觉。在这种自觉基础上展开的社会整合，其重要特征之一是在承认并强调（而非遮蔽或抹煞）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框架或前提下进行的。具体而言，就是向工农大众重点宣传和灌输阶级意识，强调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官僚资产阶级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在实践上，则通过土地改革、没收官僚资本等运动，先行消灭这两个阶级，扫除影响社会整合的最大障碍——利益不可调和的阶级之间的对立。同时，通过其他的社会改革和改造运动，包括镇压反革命、宗教界的“三自运动”、国营企业的民主改革、城乡移风易俗运动等，消灭或肃清各种反动的政治势力、宗教势力、民族势力以及其他影响社会凝聚的组织或势力。
在扫除影响社会整合的基本障碍的同时，建立属于人民范畴内的各阶级、阶层、群体之间的新联系和新关系。首先，在舆论宣传上，突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突出新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人民处于主人翁的地位，他们在根本利益上一致，因而必须团结起来。其次，在实践上，通过建立新的工会、农会、妇联、青年团、文联、手工业者协会等，以新的组织纽带增进人民内部的凝聚力；通过调节劳资关系，倡导农民互助，组织城乡经济与文化交流，鼓励较发达地区对内地和边疆的支援、汉族对少数民族的支援，鼓励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意识、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等等，加强人民内部各阶级、阶层、群体和民族之间的联系、沟通，调节其中存在的矛盾，在国家民族利益的大目标下，达到社会整合的最大化。
2.政权整合。政权整合的核心，是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高效的人民主权的新的国家机器。笔者试从三个方面来考察政权整合的特点、内容和效力。
（1 ）政权整合的指导思想是建立无产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政权。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里，政权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不存在超阶级的国家政权。据此，中国共产党明确突出而不是隐讳新中国政权的无产阶级统治性质。不过，依据具体国情，新中国的无产阶级统治又不同于纯粹的无产阶级专政。由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而中国革命又主要是依靠农民取得胜利的，所以新中国政权特别突出和强调它的基础——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再次，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不同程度地参加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而且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还有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所以新政权需要给予它们的代表以一定的政治地位。总之，一方面是建立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另一方面是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政权，构成了建国初期政权整合的指导思想。
（2 ）政权整合不仅是要建立起自中央到地方的梯级有序的政权结构形式，更重要的是要解决政权的统治效能。中国近代以来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由于军阀混战、党派之争、帝国主义势力及其他政治势力的存在，中国的国家政权始终处于被分割的状态中。新中国的政权整合彻底结束了这种局面。通过自上而下的处于政权领导地位的严密的共产党组织，通过贯彻政权运行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中央政府的最高权威巍然屹立，一个政令统一、令行禁止的政权系统稳固地建立起来了。
（3）新中国政权整合的突出功绩， 是解决了中国传统社会中政权在乡村或社会基层的“断裂”。人所共知，旧中国存在着一种十分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是政权和统治者的专制、独裁，另一方面是社会基层老百姓的“一盘散沙”。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固然十分复杂，但其中之一是国家政权在县以下乡村和社会基层的“断裂”。旧中国的统治者，曾经在乡村实行过保甲、里甲等制度，但其功能主要是治安和收税，并非作为一级政权而存在。新中国的政权整合彻底改变了这一状况，农村乡一级政权的建立，城市区级政权的建立，并向街道派出办事机构，使国家政权能够在社会基层有效地发挥统治作用。此外，党组织及其领导下的青年团、工会、农会、妇联等也深入乡村、企业和城镇居民中，从而有力地加强着国家政权对社会基层的监控，极大地提高了政府的统治效能。
3.经济整合。经济整合的目标，一是给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二是加强国家对经济资源的控制，三是确立五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结构。首先，通过土地改革和没收官僚资本等运动，消除了影响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给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土改后农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农民的中农化趋势，便足以说明土改给农业生产发展所注入的活力之巨大。没收官僚资本也同样起到了解放生产力的作用，国营企业的生产较其前身——官僚资本企业有了极大提高。其次，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大大增强。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国家掌握了中国现代经济成分中最重要的具有基础作用的部分，从而为有效地管理整个国民经济奠定了一个必不可少的基础。接着，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通过对私营企业的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形式，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逐步纳入国家能够加以指导和控制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中。再次，通过有组织地开展城乡物资交流，通过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的财政管理制度，通过统制对外贸易、取消外国在华企业特权等政策，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力，得到空前加强。最后，确立五种经济成分的合法性和共同发展原则。早在建国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便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将存在五种经济成分，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建国后作为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进一步确立了五种经济成分的合法性和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则。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综合经济结构由此建立起来。
4.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整合。旧中国的思想信仰状况和文化，呈现出一种多元并存的特征。其中，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思想，国民党宣传的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尊奉的马克思主义，构成了中国社会主要的信仰和文化景观。如何在这样的一个多元的文化、信仰状况下，树立全民的新共识，便成为新的执政者——中国共产党亟待解决的问题。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便是一个意识形态整合和文化整合的问题。那么中国共产党是如何进行这一整合的呢？
首先，确立意识形态和文化整合的总体方向，即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是中国共产党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便提出的主张。新中国建立后，中国首先进入的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因而，与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相适应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自然成为整合的目标。其次，如果说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构成了思想文化整合的第一个层面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或者说作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则构成了文化整合的第二个层面或更深的层次。这也是建国前中国共产党早就确定的方针。再次，就文化整合的实际运作来看，社会不同阶层在整合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整合的重点存在明显差别。就整个社会而言，批判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封建主义思想，确立民族的科学的民主的观念，达成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共识，是对各阶级、阶层人民的共同要求。由于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封建政治、伦理观念在中国基层社会中具有特别深远的影响，所以批判和反对封建主义，确立科学的思想观念和人民主权意识，便成为在普通民众中进行意识形态和文化整合的突出要求（当然，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其观念和思维方式在中国各阶层民众深层心理结构上的积淀是普遍的，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对于作为文化创造和传播主体的知识分子来讲，意识形态与文化整合的重点是破除对西方的崇拜、对西方自由主义或民主主义思想的信仰，特别是要首先抛弃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信仰，转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政治与社会主张。同时积极鼓励他们在完成政治立场的转变之后，进一步完成世界观的转变，接受和信仰马克思主义。为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全国范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广泛展开对于新民主主义理论、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运动。当然，与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张相适应，此时中共一般不笼统地提消灭或肃清资产阶级思想，只是提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腐朽思想。1951年5月，刘少奇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曾指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国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存在与发展，这就必须承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合法性和在现阶段的积极意义，对其当然可以批评、引导，但不能提肃清，不能过早地提“消灭资产阶级思想”的口号。虽然如此，从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意识形态地位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的提倡和宣传、对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并运用之从事专业研究的鼓励，又是强劲有力的。此外，建国后通过文教事业的改革，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地位的确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文化和教育管理机构的设立，自上而下的党的系统的宣传部门的建立；过去作为自由职业者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单位化，即被整合进各种文化教育机构中，成为各类学校、新闻出版单位、科研机构、协会、联合会的成员，由国家“包下来”，等等，则从组织上有力地促进和保证了意识形态整合和文化整合的有效进行。
当然，意识形态整合与文化整合存在着特有的复杂性，由于中国政（治）教（化）合一和思想定于一尊的传统，由于近代以来特殊的国情所决定的民族振兴和思想启蒙的密切纠结，由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新中国的普遍敌视态度，由于苏联文化建设上片面求纯的取向（苏联在新中国建立之际，作为榜样的形象已经树立，因为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在理论上被界定为属于社会主义范畴的、最终要走向社会主义的社会，而社会主义的目标模式在当时看来就是苏联模式），新中国的文化整合在如何处理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意识形态地位与建设丰富多彩的文化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上，存在着将文化泛政治化、泛意识形态化的倾向，存在着由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出发试图以之取代一切的倾向，存在着将马克思主义以外的文化现象简单地视为伪科学甚至毒素的倾向，存在着对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缺乏客观的全面评价和否定过多的倾向，存在着在反对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同时对封建主义思想的批判和清理力度不够的倾向。上述倾向在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到来后，又有所加强。1956年提出和贯彻“双百方针”期间，此种倾向曾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但是反右派斗争后再次强化，直至“文化大革命”期间达到顶点。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方面的问题才得到逐步解决。
5.国际关系的整合。国际关系整合的目标与核心是树立全新的主权完整的民族国家形象，建立并拓展新的国际生存空间。这一整合任务是艰巨的，因为自近代以来，中国在国际上一直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形象，处于任人宰割的地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又对新中国实行敌视、孤立和封锁的政策。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整合的有利条件。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帝国主义殖民势力受到空前打击和削弱，战争结束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已经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强大浪潮。加之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对民族独立运动的鼓励和支援，对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抨击和实际力量的牵制。这一切都为新中国的国际关系整合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其次，中华民族虽然自近代以来一直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包括像日本那样的大规模入侵，然而与这种侵略相伴随的是中华民族的奋起抵抗和不屈不挠。它使西方列强认识到，将中国完全殖民地化是不可能的，只能通过操控中国人自己的合法政权来维护其特权和利益。然而，中国共产党作为新的执政者，使西方的这种殖民中国的方式化为泡影。中国共产党一直将民族独立作为其奋斗的目标之一，经过残酷的八年抗日战争的洗礼，其维护民族独立的决心和信心进一步增强，其绝不向任何外来势力屈服的形象进一步树立。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更显示了中国共产党抗击帝国主义强权的力量和决心。
正是在上述国际国内背景下，新中国的国际关系整合拉开了大幕。建国伊始，便宣布废除过去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外交关系，废除基于一切不平等条约基础上的外国特权，然后在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在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下，建立新的外交关系。用周恩来十分形象的话语来说，就是“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另一方面，是公开宣布“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即倒向苏联及其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因此，新中国一成立，立即得到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承认，并相继建立了外交关系，从而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敌视并孤立新中国政府的国际背景下，为新的民族国家争得了最初的国际生存空间。随后这一空间不断拓展，1949年末到1950年初，近邻缅甸、印度、锡兰、巴基斯坦等国相继承认中国，并先后建立了外交关系。与周边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对于国家安全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此后，欧洲的英国、挪威、丹麦、芬兰、瑞典等资本主义国家也先后承认中国，并建立了不同级别的外交关系。中国作为一个新的完全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形象开始屹立于国际社会。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完整的国际社会成员的地位由此奠定。
三、整合的评价与审视
新中国建立之初的民族国家整合无疑取得了巨大成功。在短短三年内，医治了长期战争所造成的社会创伤，建立了高效有序的政府，稳定了统治，恢复了经济，确立了全民的新共识，增强了整个社会的凝聚力，树立了新的民族国家形象。这一切已经成为有目共睹的历史事实。
整合之所以在短短三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原因在于，作为执政者的中国共产党对国情和形势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以及基于这种认识基础上制定的新民主主义建国方略，即政治上，建立无产阶级居于统治地位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政权；经济上，五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共同发展；文化上，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建设取向。任何对新中国建立前后的中国国情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看到这一建国方略是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符合中国民众的认识和觉悟水平的。
从整合的总体特征看，笔者认为有两个方面是十分突出的：
一是群众运动的整合模式。纵观建国初期的民族国家整合，可以看到，举凡重大的整合举措，基本上都是以群众运动的形式展开和完成的。这固然与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的成功经验密切相关，但同时也与新政权建立之初所面临的形势和需要解决的问题相关。在一个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国家，往往面临的是一个险恶的缺乏运用常规手段渐进地解决社会与政治问题的环境，相反必须运用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横扫方式奠定日后进入正常社会状态的基础。新中国建立之际所面临的正是这样一个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诸如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没收官僚资本等，很难设想运用常规的高度程序化的手段和方式来解决，而只能采取大规模的社会动员方式。所以，群众运动对于短期内取得成功的国家民族整合的历史作用是不能抹煞的。当然，建国初期的所有整合是否都需要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解决，或者在什么样的问题上、什么程度上群众运动应与法制相结合，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例如，“三反”、“五反”等，更应注重法制、注重运用规范的手段解决问题。另外，有些问题在群众运动的大规模扫荡之后，只是开辟了道路或者树立了解决的合法性，而并不意味着问题的彻底解决。比如反封建主义思想的问题，便属此类。还有一个问题是，建国初期群众运动在民族国家整合中的巨大作用，强化了人们对群众运动功能的认可，而忽视了群众运动本身的局限，忽视了在新政权稳定后，法制、规范、程序建设在国家与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日后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巨大成功则又进一步强化了群众运动的工作模式，扩展了其作用领域。“大跃进”运动、“四清”运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批判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且遍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对群众运动“万能”的绝对化肯定或迷信，造成了许多本来可以避免的曲折甚至灾难。历史已经证明，尽管群众运动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与特定的历史任务上有其不可否定的积极作用，但群众运动基本上不适合于国家的常规建设。
二是国家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介入趋势，或者说最大化地控制一切资源的取向。在新政权建立之初，出于民族国家整合的迫切需要，国家政权在一定时期内较大规模地介入社会各层面，具有某种不可避免性和正当性。但是，一旦民族国家整合任务告一段落后，国家政权应将其对社会的介入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和强度上，应注意给社会留出足够的活动空间。遗憾的是，在民族国家整合任务基本完成后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由于在社会主义目标模式上的片面求纯偏向，全国绝大部分人口最终均被整合进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公有制中，国家政权几乎统管了所有的社会福利事业，并由对经济资源的操控入手进而空前地强化了对文化资源的操控，一个“全能国家”的轮廓已然呈现。虽然，必须肯定在一个后现代化的国家里，加强政权对社会资源的控制，有其历史合理性和积极作用。但是，另一方面，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权力的长期高度重合和结构单一，必然会导致僵化或社会活力与创造力的退化。这已为历史所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启动的改革开放事业，便有解决这一问题的历史内涵，并且时至今日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成绩。
[收稿日期]2000—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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