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君宇与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原论文,青年团论文,高君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997(2002)02-0012-03
一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诞生，是中国革命史和中国青年运动史上的一件大事，她是一个革命的熔炉，是一所在实践中学习共产主义的大学校，涌现出如张太雷、高君宇、蔡和森、邓中夏、恽代英、肖楚女、赵世炎、任弼时、关向应等一批卓越的政治领导人。在这些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中，高君宇尤具独特的人格魅力和政治才华，他在山西党、团组织创建中担当着引导者和播种者的作用。高君宇的名字，是和山西的党、团组织创建、发展、壮大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正如老一辈革命家所说：“高君宇同志是山西省共产主义启蒙运动的先驱和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太原共产党、共（社）青团是在他的联系和指导下建立起来的。”[1](P229)
高君宇，原名尚德，字锡三，1896年生于山西省娄烦县，1912年考入省立第一中学，在校期间，品学兼优，被师长誉为“崇德敦行”[2]。当时正值袁世凯当道，上演“洪宪帝制”闹剧，年轻的高君宇以其敏锐的头脑，准确地预见到“洪宪过不了百日”[3]。1916年，高君宇考入北京大学，在新文化运动先驱的引导和新思想汇聚之地的熏陶下，迅速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后，高君宇担任了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的助手，在李大钊的指示下，高君宇多次返回山西，团结进步青年，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关注并领导山西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在此基础上，创建了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继而创建了山西党组织。
辛亥革命以后，阎锡山割据山西，实行了一套颇具“山西特色”的封建专制统治。但是，“五四”运动的洪流还是越过娘子关，动摇了阎锡山顽固统治的根基。同全国一样，“五四”运动在山西也是以青年学生为先导、以工人阶级及各阶层人民群众为主体的。“五四”运动在山西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条件。1920年4月13日，山西大学20余名学生以“交换知识，研究学术”为宗旨，组织了新共和学会，立志要创造“新人生、新社会、新共和”。同年夏天，省城知识界组织了山西学术研究会。这些研究和学习新思想的进步学术团体，是山西青年学生急切追求新思想的体现，也说明他们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者和引路人。
1919年6月，时任北京大学学生会主要负责人的高君宇回到太原，与省立一中学生王振翼、贺凯、李毓棠等座谈马克思主义和革命人生观，酝酿成立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8月，创办了《平民周刊》，这是山西第一家大规模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共产主义启蒙教育并产生广泛影响的刊物。该刊由王振翼主编，它以“为人民奋斗”为宗旨，立志将山西的现状展示给社会各个阶层，以警示世人，改善社会。与此同时，高君宇还调查了山西劳动界状况，他经过对太原、大同等地劳动状况的调查，写出了《山西劳动状况》一文，发表在《新青年》上。高君宇在文中用初步的阶级分析方法，指出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文章在谈到劳工的报酬时揭露了阎锡山实行“新政”以来，人民的负担较以前增加了几倍，劳工的报酬被“剥了又剥，洗了又洗，轮到劳工——真正的劳动者身上，比苍蝇的翅膀都薄了。”[4]7月，高君宇与王振翼、贺昌等人召开座谈会，结合他的另一篇调查报告《五月一日与今后世界》，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阐明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指出“在一个社会团体内，总得有一部分人牺牲自己的意见，服从大多数人的意志。如果固执个人和少部分人的绝对自由，那就会形成一盘散沙，那就不能进行革命，也不能组织生产”，并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分配原则：“在生产力高度发达，产品十分丰富的时候，各取所需是可以的，但在生产力还不太发达的情况下，实行各取所需就办不到，硬要那么做，就会使社会大乱。”[5]文章教育青年掌握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树立科学的人生观与世界观，决不能随波逐流，批判了当时流行的无政府主义者鼓吹的绝对自由，也解除了一些青年人对阎锡山宣扬的“做好人有饭吃”的所谓“好人理论”的轻信与盲从，引导他们逐步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高君宇在这次暑假逗留家乡期间，多次与进步青年商谈建立革命组织问题，在他的指导下，太原成立了以学习马克思主义、宣传社会主义、批判反马克思主义为宗旨的学习宣传社会主义的青年小组，推举王振翼为组长。1921年春，高君宇受李大钊派遣，再一次回到山西，筹建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其时，高君宇先后担任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组织委员。1921年5月1日，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在省立一中正式宣告成立。从此，山西的革命和进步青年有了自己的组织。
二
在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之前，1920年3月，“五四”运动发祥地北京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7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很快成立；并向全国各地先进青年发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10月，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1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此后，广州、武汉、长沙等地也相继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在自身积极探索和与各地青年团组织的相互鼓励、相互推动下，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山西的学生运动领袖们进一步成长起来。在团的组织上，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一成立，就成为具有一省性质的青年团组织，经高君宇的引导，在山西青年学生中较早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经高君宇介绍加入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的王振翼当选为青年团的负责人，第一批团员有贺昌、李毓棠、贺凯、梁震、武灵初、姚金享、张法古（张稼夫）等。在青年团员的素质上，在高君宇的指导下，革命青年摒弃了实用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庞杂思潮，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团结了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精英，形成了“唤醒劳工，改造社会”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宗旨。5月15日，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召开会议，制定团的章程，规定青年团的任务是：继承五四光荣传统，反对北洋军阀，反对帝国主义，提倡民主和科学，学唱国际歌，服从组织，保守秘密，并规定每周召开一次组织生活会，学习马克思主义，讨论分析形势。在团组织创立的时机选择上，太原的青年团组织先于共产党组织而创立，在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成立的同时，大同也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这是在北京大学共产党员郑业的帮助指导下，由大同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学生曹汝谦具体组织的。太原和大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成立之后，立即担负起在当地建立共产党组织的准备工作。因此，“1920年成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是先于中国共产党而诞生的，它对建党工作在某种意义是起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工作。”[6](59-60)
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伊始，适逢五四运动两周年，太原青年和各界群众纷纷集会，隆重纪念。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全体成员走上街头，在全市散发《共产党宣言》和2000余份革命传单，这对省城太原，无疑是个震动，而对山西全省，也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7]
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之后，高君宇就回到了北京，但他仍关心山西团组织的发展情况。为了使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有一个宣传革命思想的阵地，高君宇与王振翼、贺昌等改组了五四后期为宣传新思想而创办的《平民周刊》，将该刊物作为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揭露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反映民众疾苦，将世界大势及新思潮介绍到山西，因而遭到阎锡山的嫉恨，1922年5月，《平民周刊》被迫停刊。高君宇将《平民周刊》编辑部迁到北京，在北京亲自主编，然后由铁路工人秘密运回太原。在北京复刊后的《平民周刊》，关注时局，弘扬民主与科学，注重对民众进行文化普及教育，帮助民众从封建愚昧中解脱出来。《平民周刊》立足山西，但深知山西问题是不能离开中国而解决的，山西人民与各国人民之间有一种“不以省为界的共同利害”，因此，它“将努力于此奋斗势力间之沟通，使联合成一种人民的全国的不可辱的团结”[6](P46-47)，为山西人民了解全国和全国人民了解山西架起了一座桥梁。
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之后所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创办晋华书社。1921年9月，高君宇委托王肪等人利用暑假回家探亲之机，帮助太原团组织发动青年以入股的方式集资创办了晋华书社。青年团员姚崞任书社经理，书社经销《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唯物主义讨论集》以及《中国青年》、《先驱》、《政治生活》、《向导》、《新青年》等大批革命书刊，书社还翻印了《共产主义与共产党》、《共产主义abc》等书籍，并推销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工会组织、文学团体编辑出版的进步书刊，成为山西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据点。1922年以后，高君宇参加了党中央和团中央的领导工作，同时担任《向导》周报和《先驱》的编辑，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和更高的层次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研究探讨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他把晋华书社作为《向导》在山西的分销处，《向导》、《先驱》等党、团刊物通过晋华书社源源不断地发行到山西进步青年手中。后来高君宇在北京得知书社因经费困难无法经营时，便奔走于京、津等地为其筹措资金，使书社得以支持下去。由于书社的影响日益扩大，终为阎锡山所不容而遭到查封，但晋华书社为山西早期一批革命者的进步和成长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正如彭真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所说：“党中央团中央所出的《向导》等刊物，在山西宣传共产主义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有些人入党入团就是看《向导》受到的启发，以后山西建党就是靠《向导》，你给我一本《向导》，我给他一本《向导》，扩大政治影响。”[8]以《平民周刊》和晋华书社为龙头，山西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和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创办和建立起来。
1922年冬，高君宇发动贺昌、刘英廷成立了以“研究学术，服务社会”为宗旨的青年学会，并出版刊物《青年》，设置图书馆。图书馆的书籍来源主要由高君宇、王振翼从北京、上海等地的党、团组织和革命团体中筹集而来。这些马克思主义书籍和进步书刊吸引了大批青年学生，使他们追求进步，走上革命的道路。后来，青年学会由彭真、王瀛等负责，为山西革命培养了一批干部。
经过高君宇和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们几年的辛勤耕耘，在山西这块古老闭塞的黄土地上，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开始转变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反抗阎锡山专制独裁统治，救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其中的精英成为后来山西党组织的骨干力量，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三
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在高君宇的带领下，以蓬勃的生机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团聚了一大批先进青年，推动着学生运动的进一步开展，其特点是由学校到社会，由关心切身利益到关注国家大事，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1921年底，高君宇与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负责人王振翼一起到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各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聆听了共产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对远东和中国革命的指示，大大开阔了视野，提高了认识。高君宇和王振翼把会议精神及时带回太原。不久，王振翼又作为太原团组织代表参加了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地方团组织，于1922年9月成立了中国主义青年团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以贺昌为书记，李毓棠、石钟秀、毛寿恩、张育麟、贺昌等为委员，全省团员发展到41名，支部17个，按照团中央部署开展工作。
五四运动之后，高君宇以母校省立一中为阵地，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和共产主义启蒙活动，使省立一中成为山西马克思主义传习所和共产主义养成所，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人、团员大都是这个学校的学生。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彭真在回忆自己的成长历程时说：“高君宇同志回太原跟我谈山西工作应该怎么做，也介绍全国情况，介绍莫斯科的情况。那时我们山西是个土地方，娘子关里面是比较落后的，所以靠他们外面的同志回来讲讲全国的情况。山西最早的一批同志们，包括在我以前的一些老同志都曾受到他的指导。”[10]事实正是这样，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从发生、发展到成长壮大，高君宇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到1923年底，太原的青年团员发展到66人，建立了8个支部，并在汾阳建立了团的支部。与青年团组织一起成长的，是一批学生运动领袖，他们在高君宇的引导下，由勇于接受新思想的先进青年锻炼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的优秀战士，其中包括王振翼、贺昌、彭真等。正如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的决议》中所说：“太原是唯一的与中央有较密切关系的地方团，此点值得大会赞扬，于工人运动亦颇努力。”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收稿日期〕：2002-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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