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彦军[1]2001年在《现阶段我国农民负担中的税费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从分析我国农民负担现状入手，指出由于农民负担增长速度远快于农民收入增长速度，严重侵蚀农民收入，农民负担沉重，而且农民负担结构费重税轻，强调了积极推进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减轻农民负担对保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大现实经济意义。然后从农村税费制度本身和制度外因素两个方面深入探究了农民负担中的税费问题的原因，其中，税费制度因素包括农业税制、农村提留统筹金制度与其他政府收费及其村级收费制度，税费制度外因素包括宏观政策“歧农”现象没有根本改变、行政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不彻底及其农民缺乏组织性等四个方面，揭示了农民负担沉重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因素。在阐述和借鉴国内外税费理论的基础上，论文进一步分析了农民负担中的税费关系，判明了农民负担项目的税费性质及其所反映的分配关系，明确了理顺和规范农村公共分配关系的思路为：除费、正税、明租；最终提出和阐述了农村税费制度改革思路和基本原则，并设计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完备税费改革方案。
王锋[2]2005年在《中国农村税费改革分析研究》文中认为农村税费改革是我国在农村推行土地改革、实行家庭承包联产责任制之后的又一重大改革,改革的目的是要建立农民增收减负的长效机制,从而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作为一场涉及到全社会成员的利益分配关系调整的深刻社会变革,农村税费改革被称为中国农村“第叁次革命”,也引起了不少学者对改革进程和前途的关注。以往的研究大多是假设在维持现有税费制度格局基础上如何完善,思路多局限在政策设计者指定的框架内,而且大多研究仅限于对税费改革的试点阶段的成绩概括或者做法详细列举。多数学者在研究中往往追求理论翻新,就负担而说负担,最终当然无法解决负担问题。本文在研究中高度概括以往的研究情况,紧密结合中央关于“叁农”的最新指导思想,以科学发展观和“五个统筹”、“两个趋向”等作为理论基础,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将研究核心放在如何解决配套改革阶段遇到的或可能遇到的问题,更注重从宏观制度层面提出解决方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前瞻性。全文由导论、五章主体内容和余论七个部分构成。 第一章、导论。首先阐述了本研究的背景、目的、意义。其次,就国内外有关税收、农民负担、农村税费改革等相关内容,作了较为详细的归纳和概述。最后,就本文的研究思路、方法以及本研究的创新作了说明。 第二章、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负担和税费改革分析研究。本章通过纵向比较,主要探讨了封建社会农民负担和王朝存亡的关系,分析考察了历史上典型的税费改革,为推动今天农村税费改革提供重要参考。 第叁章、国外涉农税收制度分析研究。本章通过横向比较,主要探讨了国外涉农税收制度的制度的特点:“使用者付费原则”或“直接受益原则”、一般不单独设立农业税,主体税种中或其他相关税种中给与农业一定优惠,有的表现为直接给予轻税政策,或者在统一的税率下实行大量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农业进行保护,给予农民以直接补贴。为我国解决农民负担问题,促进农村税费改革深化提供一定借鉴。 第四章、我国农民负担问题分析研究。本章主要通过重新界定农民负担含义、详细分析我国农民负担问题产生背景、农民负担构成及其特点、成因、危害等,指出农民负担沉重的根源所在:以分税制为代表的现行财政体制弊端和以“食之者众、生之者寡”为特点的现行行政管理体制弊端结合,导致基层政府在人员机构膨胀的同时陷入了“吃饭财政”的困境,导致了税外收费的“叁乱”产生,是加重农民负担的直接制度原因。从更深层次考虑,农民负担过重是我国重城轻乡、重工轻农、城乡分隔的“二元经济”和二元社会的产物,是政府推行剥夺农业、偏向城市的歧视性国民收入分配政策的必然
于静波[3]2003年在《农村税费改革及配套体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中国农民的问题正以“增收难负担重”的现状凸现出来，成为困扰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最大难题，这是一个有几千年农业传统的国家向现代化平稳过渡阶段最艰巨的任务。特别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后，农民低而不稳的收入与沉重的负担形成强烈反差。在农民增收难度较大的情况下，减轻农民负担就更为迫切。本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对我国农村税费改革及其配套体系的研究，为进一步理顺国家、集体和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提出可供选择的政策建议，使农民负担具有透明性、确定性和可控性，从而解决现阶段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 研究现阶段中国农村税费改革问题必须审视历史上重要的并税制改革的演进过程，从中找出其独特的发展轨迹。本研究在对历史上的税费改革成果进行梳理分析后指出，这些改革最终都没有跳出“黄宗羲定律”，未能避免重回税赋繁重的窠臼。同时，对近年来我国农业税费制度改革的探索及其有效性进行了分析和评价，并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指出其存在的制度缺陷。 我国农村税费制度创新是一个典型的经济政治过程，那么研究农民负担问题就不能不把它置于深刻的社会背景下进行分析。本研究从宏观制度背景、传统分配体制积弊、农民负担的外部性、农民合作及反对成本、农业税收替代机制、税外负担的征收成本等方面对农民负担过重并日渐隐性化、复杂化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剖析。 农民对负担的承受能力，是分析判断农民负担合理性的重要依据之一。本研充从农民对负担的经济承受能力入手建立数学模型框架进行分析，并引入社会学“生存理性”的理论，对农民的心理预期及承受能力进行综合判断，并确定一个现阶段农民在经济上能承受、心理上能认同的合理负担界限，并以安徽省为例，对农民的负税能力进行了实证分析。 本研究在以安徽省为代表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背景下，深入分析了我国农业税制的不科学性，并对税改的基本框架和取得的初步成效进行了总结，指出农村税费改革能否达到预期的阀值，关键看能否逐步消除改革过程中的抗逆性影响。本研究在分析农村税费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基础上，构建了不同条件下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行为选择的博弈框架。同时引入塞尔指标，运用大量的实证数据，对税费改革后不同地域、不同收入水平、不同耕地水平农民群体的负担差异状况进行了深入分析。最后从制度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的视角，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和边际效用原则，对税费改革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对不同利益主体的社会福利状况进行评价，对改革的公平性及对农民规避不合理负担的能力进行了探讨。 摘要 农村税费改革不是简单的“并费为税”，而是一场复杂、深刻的社会变革，所触及和牵动的相关领域的改革内容十分广泛。这项改革能否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改革的内容能不能得到相关配套措施的呼应和配合。本研究从乡镇机构改革、农村教育体制改革、县乡财政体制改革、乡村债务治理以及村级民主政治的生成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探索，并运用典型案例进行论证。 从历次农村税费改革的经验看，往往难以回避短期见效快、长期巩固难，改革启动易、防止异化难的问题。本研究在安徽省的试点实践基础上，对农村税费改革异化可能性及改革前景进行了基本判断，借鉴国外相关税费制度的经验和启示，引入数学模型进行分析，提出农村税费改革如何与若干重大问题相衔接与祸合。着重探讨了解决不同收入、不同消费偏好背景下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问题，提出“一事一议”的完善措施;如何建立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如何使税费改革与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祸合相融以及如何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等问题。最后依据农民负担区域性、层次性的特点，设计出现阶段及未来我国农村税费改革的分步实施模式框架。 本研究的特点是采取理论与实证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分析。综合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前沿理论所构造的分析框架是同类研究中的重要成果，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学术价值，也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
胡志辉[4]2014年在《农业税改革与中国农民的变迁》文中研究说明“叁农”问题关系着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也关系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农民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农民的变迁则是解读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途径,同农村改革进程密切相关,相互影响。农业税改革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改革的主线,是促进农民减负增收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在此基础之上,本文系统回顾了农业税改革的历程与中国农民的历史变迁。全文共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业税政策的调整为线索,以时间为序,从纵向上系统梳理农业税改革的历程及后农业税时代涉农政策的走向。第一章简要回顾了中国历史上的农业税改革及不同历史时期党领导的农业政策的变迁历程。第二章在阐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业税政策调整的基础上,系统回顾了始于本世纪初的以规范农村税费制度、减轻农民负担为目标的农村税费改革,并对取消农业税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成效与意义做出简要分析。第叁章首先总结归纳了后农业税时代相关的涉农税收优惠政策,并分析了统一城乡税制的实现条件及实现路径,即当单位农村劳动力生产效率显着提高,农民不再是弱势群体,农业不再是弱势产业,廉洁高效的城乡财政体系、税收征管体系建立健全之时,城乡税制一体化便可真正实现。其次,系统回顾了以农村公共财政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义务教育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它从农村基本制度层面深化和巩固了农村税费改革的成果,是重大的制度创新和社会变革,同时也是农业税改革进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第二部分以农业税改革促进农民减负增收为线索,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影响下的农村居民的巨大变迁,主要表现为农民的经济变迁、生活方式变迁、生产方式变迁和社会价值观念变迁。第四章阐述了新时期农村居民负担状况及收支状况的变迁,较为全面地展现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居民经济状况及生活方式的变迁。首先,通过对农民负担及收入状况进行整体性和阶段性的数理分析,可以看出农民负担在波动下降,人均收入波动上升,农民群体内部及区域间收入不均衡,并分析了引起农民收入变化的各种因素。其次,通过对农民消费支出及其结构变化的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农民消费支出增长迅速,用于生活必需品的消费份额下降,用于发展性和享受性消费逐年增加,生活品质大幅提升,但农民内部、区域间消费不均衡的现象仍然存在。最后,通过构建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对影响农民增收的四个可以量化的主要因素(税费负担、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和国家财政支农支出)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在未来数十年中,税费负担对农民收入影响微乎其微,国家财政支农支出对促进农民增收有明显的滞后性,而工资性收入有替代家庭经营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推动力量。第五章通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和劳动力市场政策调整的阶段性分析,反映了农民在新时期生产生活方式上的巨大变迁。生产方式上,由传统单一的农耕生活向现代的多元经营和多元就业转变,体现在农业耕种、个体经营、城镇就业的相互融合；生活方式上,由传统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向现代的多元生活方式转变。此外,通过对比1978年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并分析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体制性因素和非体制性因素,得出如下结论：户籍制度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主因,而在农村税费改革基本完成农民减负历史使命之后,现阶段促进农民增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最为有效的路径为通过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扫除农民“城市化”的各种障碍,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实现城乡劳动力的优化配置,继而以大幅减少农村人口的方式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生产效率,以实现个体收入的增长。第六章揭示了新时期农村居民价值观念的变迁,正在逐步由传统走向现代。传统的小农意识主要表现为缺乏主体意识的权威崇拜、封闭保守的经世心态和注重经验、安分守己的处世理念。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农民自给自足的小生产方式得到根本改变,价值观念在传统与现代间交织碰撞,表现在主体意识不断增强；家庭婚姻观念日渐开放；自闭、守旧观念淡化,开放、竞争、功利意识增强；宗法、迷信观念有所淡化,科学、民主、法治意识增强。就农民价值观念变迁的影响因素而言,一方面是由于农民收入的提高,另一方面是由于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多元化。此外,通过对农民观念变迁效应的分析,可以看出,农民价值观念不仅能够反映出农民对社会事实的认知,映射出社会变革的发展趋向,而且能够在自我调整中重构深化,在与社会制度和改革机制的互动中起到推动或是阻碍的作用。再者,本文提出应加强对农民群体的精神救助,积极引导农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从而促进农民价值观念与个人发展形成良性循环,以避免农民群体在经济收入和价值观念上双重马太效应的出现。
韩瑞[5]2003年在《农民负担与农村税费改革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我国农村的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性阶段，农民负担问题成为核心问题。然而，农村的现状却是：农民收入增长困难，农民负担居高不下，这已成为一个制约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农村税费制度改革，旨在减轻农民负担，规范农村税费关系，是我国继实行土地改革、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之后农村的又一场重大改革。如果说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实现了“耕者有其权”的话，那么，这次农村税费改革旨在实现“耕者有其利”。由此可见，农村税费改革是我国现阶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项重要改革。因此，本文结合我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情况和笔者在大连市财政局工作实际，以大连市农村税费改革为案例，对大连市农民负担与农村税费改革加以实证分析。 本文主要通过定量分析，理论联系实际，用事实说话，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和具体措施，力求在实际工作中可以直接应用。通过研究，提出一套较为科学完整的农村税费改革实施方案。本文分为叁部分。第一部分对农民负担的涵义和分类进行了界定，分析了我国农民负担的基本现状，剖析了农民负担沉重的成因以及社会影响。第二部分阐述了农民负担中的税费关系，介绍了我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情况，分析了试点地区存在的问题，从而提出进一步深化农村税费改革的必要性。第叁部分简要分析了大连市农民负担的现状，论述了大连市农民负担的合理性和大连市农民对负担的承受能力，并在试点地区改革方案基础上，对大连市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方案进行了设计，进而提出了深化农村税费改革的新构想。
颜玉怀[6]2005年在《当代中国农民利益研究》文中指出“叁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实质则是利益问题。因为追求利益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动因,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关注农民利益、研究农民利益、实现农民利益,不仅是解决农民问题的前提,也是最终解决农业问题、农村问题的前提。农民利益不仅是农民自身的利益,而且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农民利益能否实现、能否发展,事关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党的执政地位,国家的稳定和长治久安。历史经验和20世纪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一再说明,农民利益不可忽视。所以,在当前“叁农问题”日益凸显且治理难度愈来愈大,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形成“瓶颈”性制约的时候,更应该从利益的视角加以考虑和研究。农民利益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凡是能够满足农民需要的客体,包括物质形态的和精神形态的产品,还有制度上的安排等等,都是农民的利益。一般包括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社会利益。经济利益是农民利益的核心,是农民其它利益的基础和前提,政治利益是经济利益的集中体现,影响和制约着经济、文化、社会利益的实现。它们之间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只重其一,忽略其余,难以真正解决农民的利益问题。建国以来,农民利益的实现和增长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但基本上是不断提高的态势。改革开放以前为缓慢增长阶段,以后为快速增长阶段。但在这两个阶段中,也存在前期和后期在增长速度上的差异。总体而言,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方面的利益得到了很好的实现和提高。农民的收入大幅度增长,农民的生活质量明显改善,农民的民主政治权利逐步改善,农民的社会保障由低水平简易保障向逐步全面化保障迈进,农民的社会关系日趋丰富。但随着工业化、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进和农产品供求关系的变化,现阶段农民利益的实现遇到越来越多的问题和挑战。农业相对于工业的边缘化,农村相对于城市的边缘化,农民相对于市民的边缘化,几个边缘化迭加导致农民阶层整体上的利益边缘化趋势。农民阶层成为社会数量最为庞大的弱势群体,纯农户、农民工、失地农民则是最典型的弱势群体。一些原有制度性、非制度性因素的滞留及作用,使农民在发展权利、发展机会等方面处于不平等地位,农民收入增长困难化,城乡差距扩大化,负担加重化,权利贫困化,利益表达边缘化。就业受到歧视,社会保障存在不公正待遇,在交易方面处于劣势,农
张小兰[7]2003年在《经济转型期农民收入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当人类进入新的世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了新历史转型时期：一是中国经济体制由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加速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二是经济增长方式由传统粗放型加速向现代集约型转变；叁是中国经济社会由“二元经济结构”加速向“一元经济结构”转变；四是中国农业加速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中国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农村小康社会的建设被摆到了十分突出的位置。从中国的国情来看，农村小康社会建设是整个国家小康社会建设的短边限制，没有农村的小康社会，就没有整个国家的小康社会。不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这“叁农”问题，就不能实现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从“叁农”问题的关系来看，农民问题是核心；而农民问题的本质是收入问题。事实上，从目前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局来看，增加农民收入已经成为关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针对如何提高农民收入，专家学者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理论探讨；上至中央政府，下至县乡村镇，许多地区也“穷则思变”进行了各类实验。但至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速持续走低的现状并没有因此而改观。所以，如何有效地推动农民收入增长，已成为农业及农村经济发展的难点和热点问题，从而引起了理论界与政府职能部门的高度关注。正是在上述背景下，笔者选择经济转型中农民收入问题研究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叁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将农民收入问题放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背景下加以研究，论述了增加农民收入的基本理论及其重要意义，对1978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长情况进行了历史考察，从制度因素与非制度因素两个层面分别解析了农民收入增长问题，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并就如何增加农民收入进行了系统思考与对策设计。 全文共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论述了与农民收入问题的相关理论犷其中对农民收入的相关概念、重视农民收入问题的理论基础、国内农民收入有关理论、从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的高度认识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性等方面概述。第二部分主要对经济转型进程中不同阶段的农民收入的历史进行了回顾;对中国农民收入现状的比较研究;对农民收入现状与农村全面建设小康要求的差距及因素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与论证。第叁部分主要对经济转型进程中农民收入现状的区域实证分析，其中包括对我国非农产业发达地区农民收入现状的实证分析;对我国农业大省农民收入现状的实证分析;对我国民族地区农民收入现状的实证分析;对我国农民收入区域差异成因作了简单归纳。第四部分主要对我国经济转型期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制度性因素分析其中包括对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农村税费制度、农产品价格制度、户籍制度与流动制度、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农村金融支持制度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与研究。第五部分主要分析与论证了我国经济转型期农民收入增长的非制度性因素分析，其中包括宏观经济运行与农民收入增长;农业科技进步与农民收入增长;农民的文化教育水平与农民收入增长;加入wTO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等方面。第六部分主要对我国增加农民收入的对策措施，其中包括我国应该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快新型农村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进程;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改革农村税费制度;调整农村土地制度;调整农业结构;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实行农业集约化经营;发展特色性农业;重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等方面具体对策。 本文较有新意的观点和政策主张主要有: 1.将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分为制度性因素和非制度性因素，并提出制度性因素是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从而决定着农民收入增长的长期走势，而非制度性因素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短期影响很大，也是不可忽视的。 2.将“农业绿色全程产业链条”概念引入农业产业化经营研究之中，并指出在农产品市场普遍饱和情况下延长，健全“农业绿色全程产业链条”是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的出路所在。 3.在新型工业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新型农村工业化的概念。新型农村工业化除了具有新型工业化的内涵之外，还包括了从生物工程技术带动农村工业化、以绿色产品的国际化促进农村工业化的内涵。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4.界定了新型城镇化的内涵。新型城镇化包括传统城镇化的内涵，而且还包括了集镇化、村镇化以及以市场化和人口与企业化集群化来带动城镇化的内涵。 5.提出了在知识经济新时代，农业技术创新要以实现农业知识化为目标.并将农业知识化的内涵界定为以知识为基础，通过技术创新，扩大知识资本投入量，提高科技进步贡献率来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和产出效益，从而不断提高农业发展水平的过程。 6.在传统农业集约化经营范畴的基础上，提出了新型农业集约化经营的内涵，并就促进新型农业集约化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举措。
叶文辉[8]2003年在《中国公共产品供给研究》文中提出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需要政府职能的根本性调整，政府的经济职能就是为民众和企业提供公共产品。论文在系统总结和借鉴西方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财政分权理论基础上，对中国城市公共产品、农村公共产品、西部开发中的公共产品供给实践进行了分析，探讨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改革路径。 公共产品具有受益的非排他性、消费的非竞争性两个基本特征。公共产品供给存在搭便车的可能性，导致价格机制在公共产品配置上的失灵，这就需要政府供给公共产品。公共产品最优供给的一般判别标准是每个人对公共产品效用的主观评价之和正好等于公共产品生产的客观机会成本，这样政府对某种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原则是，该产品在边际产量上能收到的边际税收之和等于其边际生产成本。投票就是通过政治市场提供公共产品的主要形式，也是民主社会显示个人对公共产品偏好的主要形式。公共选择理论采用自我利益法来分析公共选择者(选民、政治家、官僚等)的行为。从公共选择理论对各种公共选择问题进行的实证研究中可以发现，现实中存在的任何一种公共选择方式，都难以实现公共产品配置的帕累托最优。这样在通过政治制度提供公共产品的过程中，出现了“政府失灵”。西方的分权理论都立足资源配置即地方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论证了财政地方分权的必要性(或优势)、合理性、形成最优规模的地方政府(或地方社区)的可能性。 新中国的财政体制经历了长期的制度变迁。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推动了政府财政体制向公共财政制度的变革。中国的公共财政有以下几个重要特征：公共性与平等性；弥补市场失灵；透明性和法治性。为社会大众和厂商有效供给公共产品是政府的经济职能。当今财政体制的缺陷表现为财政职能的错位和越位，导致了许多严重的后果，所以应立足于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经济职能进行公共支出结构的优化和改革，构建公共产品多元化供给格局。 城市社会中单位供给公共产品的体制必须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进行改革。针对城市优质义务教育资源的供求矛盾导致的“择校”问题，可通过价格机制和教育券等市场手段调节教育资源的供求。根据城市公共产品的不同性质，城市政府应探索多元化的供给形式，区分公共产品供给与生产，引入竞争机制，推动城市公用事业的市场化和政府公共服务生产方式的创新。 “叁农”问题实质上是个庞大的涉及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的系统工程。农村税费问题的解决必然涉及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根本变革，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形成、变迁与乡村社会治理体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当今的“费改税”与历史上几次重要农村税费的改革有许多相似性，也就有着许多的局限性。“费改税”只是在现有城乡二元格局下农民与基层政府间的利益调整和税费的规范，并非关于农民负担问题的治本之策。当前农民负担过重的主要原因是现行的财政制度安排。围绕农村税费和农民负担各相关利益主体在进行长期的博弈。农村税费体制必须进行根本性改革，化解城乡二元财政结构，最后过渡到取消农业税和实行城乡统一税制。同时应对基层政府事权进行合理调整和推动县乡级政府再造。 新中国成立以前很长的历史时期，乡村公共产品一直沿袭与乡绅治理制度相应的供给体制。在人民公社时期，中国政府对农民进行了高度的组织动员，用劳动力对资金最大限度的替代方式，利用农民自身力量实现了乡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提高。改革后，农村大多数公共产品仍沿袭制度外供给体制，由农民筹资来提供。农村在中国公共产品供给的城乡二元格局下，基层政府承担的事权与可用税收收入极不对称，收入相对低下的农民要承担大量的公共设施的建设费用、支付乡村义务教育的公共开支，形成了严重的农村税费问题，也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与城市反差极大。在农村税费体制向城乡统一税制变迁的同时，上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应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事权进行调整，更多承担义务教育和基础设施的供给责任，统筹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在上级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财力支持增加的同时，应推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创新，形成多元化的有效供给格局。 西部的相当一部分地区是中国的生态保护区，西部的生态保护是全国性公共产品，在西部开展的生态保护工程应建立激励相容的经济机制。西部社会经济存在许多的特殊性，出现了政府事权与财权的严重不均衡，也导致了许多社会经济后果，所以应适应西部社会经济发展和现实要求对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安排进行调整。
方远[9]2013年在《中国农村改革的变革路径考察》文中研究表明“叁农”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农村社会发展状况,农业生产经营水平,农民生活质量等一直是国家关心的重大问题。正因为如此,党和政府所治理农村的基本政策发生了几次重大的变化,农村改革时有发生。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农村大地上先后经历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农村税费体制改革、农村综合改革,以及新时期农村综合改革。这些改革并不都是有效的,有些带有“运动”性质的变革甚至阻碍了农村的进步,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们都改变了农村的生产经营制度进而使得农村的基本社会经济制度发生了变迁。因此,本文以制度变迁理论为研究视角,将建国后农村所经历的变革路径纳入制度变迁理论的考察框架。尤其是对1978年以后中国农村大地所发生的叁次重大改革进行了制度变迁的理论分析,着重从制度变迁的动因、制度变迁的过程特征、主体特征、方式特征等方面对农村改革的变革路径做了具体解剖,并客观地分析了每一次改革的制度变迁视角下的成效与不足。最后,通过对我国农村改革制度变迁的总体特性分析,得出几十年来我国农村几次重大变革的总体特点及发展趋势,并提出了未来新时期农村综合改革制度变迁的展望和理论建议。
张珺[10]2008年在《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近年来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缓慢,农民负担沉重,农村社会问题日益突出……,“叁农”问题已经严重阻碍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造成“叁农”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我国现行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不足、供给结构不合理、供给效率低、负担欠公平等问题。我国政府非常重视这一问题,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2004至2008年连续几年的中央“1号文件”中,都非常重视“叁农”问题,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今天,如何有效的供给农村公共产品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以农村社会转型、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统筹城乡发展、建设新农村为研究背景,对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展开研究。本文在梳理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内涵和相关理论进行界定和阐述,探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业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与农民增收之间的关系。从定量角度对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规模和效益进行定量的回归模型分析,并用此模型分析了若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农民和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公共消费,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同步提高,在坚持“多予少取”的原则下,我国目前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仍严重不足,政府的财政支农资金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得出财政支农资金至少要在近几年内达到一万亿人民币才能弥补目前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金不足的现状。本文除了对供给资金进行定量分析外,对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供给过程中供给不足与供给相对过剩并存、供给中存在区域差别、供给效率低以及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从定性角度较为全面地对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历史沿革和政策演变进行系统分析,揭示和分析现行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变迁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农民自我供给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得到极大的提高,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并没有因改革开放而得到改善,相反的却陷入了困境,尤其是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品供给出现了更大的缺口,已经发展到严重影响农民增收、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本文对产生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为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长期实行的是“重工轻农”、“城乡分治”的经济发展战略,对农村的汲取多,给予少,这是造成农村公共产品长期供给不足的根本原因。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政府供给权责不清,“越位”“错位”“缺位”现象严重,长期以来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供给决策机制,在供给过程中较少的考虑农民的利益,导致农民急需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而农民不需要的公共产品却存在着相对过剩,不仅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而且使有限的公共资金还未能从分发挥作用,表现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低下。本文在借鉴国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实践经验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和当前的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对完善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提出了合理的建议。坚持“多予少取”和公平的原则,继续加大政府对“叁农”的支持力度,加强政府职能的转变,构建服务型政府,急农民之所急,构建“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为农民提供满意公共产品和服务。
参考文献：
[1]. 现阶段我国农民负担中的税费问题研究[D]. 王彦军. 河北农业大学. 2001
[2]. 中国农村税费改革分析研究[D]. 王锋.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5
[3]. 农村税费改革及配套体系研究[D]. 于静波. 华中农业大学.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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