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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dhaus在1975年提出了“机会主义者”政治经济周期模型；Hibbs在1977年提出了政党政治经济周期模型；随着理性预期革命的到来，Rogoff & Sibert(1988)、Alesina(1987)又引入了理性预期因素；随后，在通货膨胀的政治根源、政治家影响经济的渠道、委员会决策等方面，又有很多经济学家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近几年在西方学术界对货币政策的研究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思路，即试图从联系的观点出发，分析政治对货币政策的影响，研究者自称此为货币政治学。我国金融体制经过十多年的改革与发展，金融管制不断放松，货币政策独立性和科学性有所加强，金融宏观调节方式初步实现从直接调节向间接调节的转变，对调节宏观经济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目前我国宏观金融调节的问题突出表现为货币政策独立性不够，金融管制放松仍然没有到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这里将描述货币政治学发展的过程和主要的观点，希望可以为以后我国相关的研究提供借鉴。
一、选举推动的政治货币周期
政治经济周期模型认为，当权力从一个总统传递到另一个总统的时候经济将发生波动或周期变化。“机会主义者”研究方法主要讨论在不涉及政党条件的情况下，连任的愿望驱使周期的产生(Nordhaus,1975;Rogoff & Sibert,1988)。最早的机会主义者模型(Nordhaus,1975)认为追逐选票的政治家通过操纵经济来获得近视的、关心当前宏观经济状况的选民的支持。在任的政治家在大选前为了降低失业率而推动经济高涨来获得选票，但是为了避免过高的通货膨胀率，紧接着就是大选后的经济紧缩，于是同步于大选形成了政治经济周期（相对于实际经济周期）。政治经济周期既可以通过财政，又可以通过货币政策来实现，但是相对来说货币政策变化可以更快的起作用，而且不需要特别的立法授权，所以政治货币周期也就应运而生。
Nordhaus模型有可能受到了1972年美国总统选举的启发。那一年大选前的一个良性的经济高涨使在任的尼克松总统大大收益，这次经济高涨被认为是尼克松总统和美联储主席A.Burns合作完成的。Woolley(1980)仔细的研究了那一年美联储的政策，得出结论：美联储联邦开放市场委员会(FOMC)并没有直接的保证尼克松连任的意愿，但是尼克松政府控制价格水平的政策给了美联储很大的政治压力——在稳定的物价和工资条件下，美联储提高利率的任何举动都会使政治家和公众愤怒。这样，尽管美联储的放任姿态是官僚政治的自我保护，带来的效果却是加速了在任候选人的连任。
以上一个基本的假设是关于短视选民的，即认为他们未能认识到大选前经济繁荣后的经济紧缩。随着理性预期革命的到来，选民被认为是理性的，在任者将不可能这么容易的愚弄公众，于是更先进的模型被不断地开发了出来。在模型开发的第二股浪潮中，Rogoff & Sibert(1988)宣称，当投票者被假定为理性时，政治货币周期也会出现。选民是希望选举有能力的领导者上台的，但是他们不知道领导者的能力如何，因为个体领导者对于他们的能力有信息优势。于是中央银行就通过扩张的货币政策来提供在任领导者有能力的信号，从而导致了政治货币周期的产生。
政治货币周期存在的系统数量证据也是存在的。Grier(1987)估计了一个美国的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其中用到了代表选举时间的虚拟变量。他发现选举时间变量在统计意义上显著支持政治货币周期存在的假设。这些结果受到了Beck(1987)的质疑，他认为政治经济周期模型主要反映财政政策压力的承受能力，但是后来Grier(1989)引入了一个更加全面的经验描述，发现即使考虑财政政策仍可以找到选举周期成立的证据。另外，Alesina & Roubini(1992)和Alesina、Cohen & Roubini(1992)也有一个出人意料的研究结果：德国存在政治经济周期，尽管它拥有独立的中央银行和保守的财政政策。并且实证研究没有发现财政政策满足Rogoff-Sibert模型，而是发现M1（货币供应量）的变化规律体现了政治经济周期的存在(Helge & Ulrich,1997)。
二、货币政策的政党政治经济周期
Hibbs(1977)在政治经济周期模型中引入政党变量，将政治经济周期与总统所属的政党联系了起来。Hibbs发现左倾政体领导下比右倾政体领导下的失业率低，这个反映了政党对于他的核心拥护者的潜在的关注。政党政治目标的不同成为政治经济周期的推动力，例如美国民主党一旦上台就将刺激经济，而共和党将紧缩经济，因为他们会在高通胀率和高失业率之间做出不同的选择。
将这方面的研究推广到货币政策方面，Beck(1984)认为民主党领导下的货币政策比共和党领导下的货币政策更宽松；Cowart(1978)、Minford & Peel(1982)也提供了欧洲和英国左倾和右倾政府有相同情况的证据。Grier(1991,1996)为以下结论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明：由国会任命的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党派构成对美国的货币政策有一定影响。
受时代的制约，Hibbs的模型中没有考虑理性预期，Alesina(1987)引入理性预期的条件后，产生了新的模型：政党政治经济周期的理性预期模型。Alesina(1987)和Hibbs(1977)最重要的不同就在于，Alesina采用的理性预期条件下，只有没有被预期到的两党的货币政策的不同才会推动政治经济周期的产生。Alesina & Sachs(1988),Chappell & Keech(1986,1988)也对政党政治经济周期的理性预期模型做出了贡献。Chappell & Keech(1988)将选举相关的货币政策变动与美国的失业率变化联系起来研究，发现存在一定的政党影响。Alesina,Roubini & Cohen(1997)也发现了大量证据证明18个经合组织国家的货币政策在理性预期条件下也存在政党政治经济周期。
三、通胀的政治根源
大部分经济中，价格水平都会随时间上升。在没有很强的通货膨胀预期的情况下，一般认为政府有一种对通胀政策的自然倾向。
随着时间推移，政策实际上并不能永远保持着最优的状态：这种政策事前最优与事后最优之间的区别被称为时间非连贯性问题(time inconsistency problem)，它首先由Kydland & Prescott(1977)在分析税收政策时提出，后来被Barro & Gordon(1983)应用于货币政策研究——给上面提到的通货膨胀倾向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释。根据他们的理论，政策制定者在低通胀率和超过自然增长率的产出之间权衡。如果公众预期零通胀，政策制定者将有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来增加产出的动机。但是如果公众有一个理性预期，这个动机将被估计到，导致零通胀均衡难以实现。最终均衡时的通胀率将是正的，此时通胀的边际成本等于产出的边际收益。虽然这个理论没有被普遍接受，但是Nordhaus(1975)将适应性预期而不是理性预期作为前提，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
为了避免非最优的通胀均衡，Rogoff(1985)提出政治家可能希望任命“保守”（所谓保守，是指关心自己的领导原则胜过关心实际产出，主要从长远考虑而不是受政府影响）的中央银行行长，并且赋予他日常决策的“独立性”（所谓独立性，是指一旦政府对央行行长做出选择后，无论他如何实施货币政策，政府都无权改变政策或代理人本身），以达到既减轻非连贯性政策通货膨胀倾向，又保留相机抉择的灵活度的目的。
这样的解决方法是有问题的：“保守”是如何界定和选择的并不清楚，并且考虑到政治家的权利和动机，“独立性”如何保障也不清楚(Toma,1997)。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Cukierman(1992)就央行独立性和通胀率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经验研究，得出结论：支持央行独立性和低通胀率有联系的证据是占优势的，但不是压倒性的。
通胀也有可能来自于政府通过货币创造获得直接收益的动机。Cukierman(1992)用一个模型（考虑了时间非连贯性问题）说明了这个问题。他还通过大量的证据为政府的铸币税动机的存在提供了经验支持：当税收系统没有效率，政治系统不稳定的时候，铸币税是财政收入最重要的来源。就美国而言，Toma(1997)描述了影响美联储的收入创造能力的制度变化是如何镜像反映美国政府对于铸币税收入的需求变化的。美联储的运行是由它持有的政府债券的利息收益来提供资金支持的，当美联储买政府债券的时候，它将没有利息收入的资产换成了有利息收入的资产，这就给货币膨胀提供了一个官僚动机(Toma,1982)。Tollison & Shughart(1983)通过将美联储雇员数量的膨胀与基础货币的膨胀联系起来分析，为Toma的模型提供了经验上的支持。
四、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渠道
政治货币周期模型要求政治家控制或至少影响货币政策。他们是怎么达到这个控制的呢？就美国而言，在Kane(1980)研究的基础上，Havrilesky(1995)的研究表明，美联储希望减小国会对它的独立性的威胁，美国总统对于货币政策的影响部分来自于此，也就是美联储满足总统的需要，作为回报，总统将保护美联储避免受到国会的影响。国会其实也从这个平衡中获得好处：它可以公开的批评美联储的拙劣表现，而不用承担经济后果的直接责任。Havrilesky(1988,1995)的统计证据表明美联储会对媒体透漏出来的行政部门的货币政策倾向做出反应。
政治家还通过职务任免的权利影响货币政策。Havrilesky & Gidea(1992)认为经济学家是可靠的理论家，总统们在认识到这点以后就选择经济学家作为他们早期的任命。Wailer(1992)还研究了任命的过程，开发了一个描述任命和回报机制的交易模型。Waller(1989)、Keech & Morris(1997)注意到，如果对政策的影响主要来自于任命的权利，与政局变化相联系的政策变化可能是渐进的和有时滞的，因为总统要花时间将自己的忠实拥护者安插到委员会里。Chappell,Havrilesky & McGregor(1993)用不同的投票数据推断出美国总统对于货币政策的影响主要来自于任命权利而不是直接的压力。
五、货币政策的委员会决策
货币政策决策一般是由委员会制定的，委员会决策是公共选择的一个固定话题。在美国，货币政策制定者给关于委员会决策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FOMC（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经常开会讨论一个问题（比如政策的松紧程度），并且有详细的记录来描述每个成员和FOMC的决策选择。按照正式程序的要求，货币政策指令需要FOMC多数成员通过，成员必须投赞成票或反对票，这些投票的记录随后都将公布于众。
对于投反对票模式的研究表明，成员之间在政策偏好上有系统性的差异。比如地方储备银行行长相对于美联储官员更倾向于紧一点的政策(Belden,1989)，民主党任命的成员相对于共和党任命的成员更倾向于宽松的政策(Gildea,1991)。FOMC成员的政策倾向还和教育背景、专业和其他的职业特性有关(Havrilesky & Schweitzer,1990;Chappell,Havrilesky & McGregor,1995)。FOMC投票模式的计量研究表明美联储主席在委员会决策中有超乎寻常的决定性，这就破坏了简单的平均权利投票人的假设(Chappell,Havrilesky & McGregor,1993)。
委员们的个体政策倾向的有效性是政治和货币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不管源于何处，政治影响必须通过个体政策制定者的决策实现。这说明对个人进行分析比对已经集合了各种倾向的政治体进行分析，政治影响可能更容易测度。McGregor(1996)用描述FOMC成员投票的数据进行的关于政治货币周期的研究为以上的论点提供了很好的解释。McGregor发现，在美国，现任总统任命的FOMC成员倾向于大选前采取宽松政策，而由对立面任命的成员更喜欢大选前采取紧缩政策。但是，在个人层面上很清晰的政治影响，在委员会层面上模糊不清了。
六、小结
本文所提及的这些文献是近年来货币政治学方面最令人兴奋的发展之一，不过这一领域的经验研究很大程度上仍处于“襁褓”之中，有关政治经济周期的经验证据是模棱两可的，认为存在政治经济周期的主张和反对存在政治经济周期的主张，都建立在相同的数据基础之上。宏观经济中各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性，使运用正规经济计量方法去进行精确的验证成了问题。这个领域的研究呈现出“雪人”(abominable snowman)的特征——一个探险者非常肯定的说他看见了但接下来的探险却未发现任何踪迹。但是这并没有使研究者失去希望，反而激发了他们的兴趣，因为这为更深入的研究提供了相当大的余地，包括更全面的确认对货币目的的影响渠道以及解决要满足谁的偏好，要满足到什么程度等问题，这又为契约理论的应用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总之，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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