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向以实用性为导向的基础性研究——2000年以来教育研究国际发展趋势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础性论文,发展趋势论文,导向论文,性为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09)06-0015-05
一、教育研发体系的现状与变革力量
教育研发体系的目标是创造、组织和传播有关教育基本原理、体系和经验的知识和信息，以此联结和支持教育政策制定者和教育实践者提高教育质量、公平和效率。这有赖于教育研究、实践和政策制定三方面的合作支持和共同努力，以及教育研发体系内部各方的整合协同。然而，十多年来国内外对教育研究现实的主要批评是教育研究与教育实践和政策制定缺乏联系，且教育研发体系内部体系零散。例如，1995年经合组织(OECD)对成员国教育研发体系的综合评估报告指出，教育研发体系的问题是零散、过于政治化、与实践距离遥远并缺乏国际视野[1]。2003-2007年，经合组织对新西兰、英国、墨西哥、丹麦和瑞士五国的教育研发系统进行了系统评估[2-3]，结果显示1995年报告中的主要问题依然存在：一是研发经费紧缺，例如上述五国投入教育研发体系经费仅占教育总支出的0.3％，而对于同为知识部门的医疗卫生部门，其研发经费则占部门总支出的5％-10％；二是教育研究不是缺乏新成果，而是没能很好地综合融会这些新知识、并将其切实应用于实践者和政策制定者的行动中。
2000年以来，三股新的国际力量进一步推动了全球教育研发体系的改革与提高。首先，社会对于教育研发体系的广泛关注引发各国教育研究界的反思。同时，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信息与通讯技术的进步，特别是网络技术和计算机数据处理技术的发展，教育研究者获得及处理教育信息和知识的能力快速提高，国际视野和跨国比较意识不断增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经合组织等知识性国际性机构投入教育领域的研究扩大，在发展的主题下，联结了教育专家与其他领域专家在国际和比较教育方面的交流合作。20世纪90年代之前，国际和比较教育还是教育学内一项专门的学科，而在21世纪初的今天，新一代教育研究者几乎都会涉及国际和比较教育领域。这一方面造成了“比较教育的身份危机”，另一方面则推动着国际化的教育知识和信息的共享与合作研究，以及教育研究领域内部的融合与协调。
其次，各国政府管理教育系统的主要方式由法规指令制订逐渐转向目标与标准监控。这种监控日益强调问责制(accountability)原则，强调决策目标、责权与经费的统一，通过复杂指标体系所产生的事实性数据(evidence-based)来评估研究的质量和效益[4]。新管理主义(neo-managerialism)[5]在公共管理领域的盛行及教育经费的紧缺都是这种变化的重要推动因素。例如，2001年美国小布什政府提出的第一项内政措施是名为“不让一个孩子掉队(No Child Left Behind)”的《初级和中级教育法案》。该法案共110次提到了“科学的研究(scientific based research)”，指出联邦政府将根据一套明确的教育质量指标体系定期评估中小学校的表现，通过政策和经费杠杆对学校奖优罚劣。在高等教育领域，国家性的质量评估也迅速盛行。例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高校已开始通过研究实力评估(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RAE)竞争公共科研经费。2003年以来，RAE改革的重点是提高国家对高质量、实用性强的研究项目的支持力度，增加了考察研究成果对课程、教学和考评材料的支持度，并将科研成果的使用者加入RAE评审委员会[6]。2006年英国开始根据高校的RAE成绩及学科专业特点划拨研究生培养经费。此外，英国的高校评估还包括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机构(Quality Assurance Agency，QAA)开展的本科院校评估和专业学科评估。这些评估研究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这些高校获得人财物等资源的竞争力。
第三，政府的教育目标与标准监控也推动着大型国际教育评价研究的发展。例如，当前在全球范围内最有影响的跨国研究是国际教育成就评估协会(IEA)举办的“国际数学和科学能力进展研究(The Trend of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TIMSS)”和“国际阅读能力进展研究(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PIRLS)”，以及经合组织的“学生教育水平国际评估(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PISA)”。每四年一次的TIMSS项目研究四年级和八年级学生数学和科学学科成就的国际发展趋势，参与的国家已由1995年的41个增加到2007年的60多个，并且对世界各国教育的影响日益增强。每五年一次的PIRLS项目研究测量儿童阅读能力，以及与读写能力有关之政策和实践的发展趋势。PISA研究经合组织国家15岁学生的阅读、数学和科学能力以及跨学科的基本学习能力。这些国际比较教育研究以规模大、周期长、综合型、组织严密而著称，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和深远的政策影响。最核心的是，这些研究项目建立起了大型的学习能力发展状况数据库，涉及国家在不同时期以及学生在不同年龄段获得有关数学、科学和阅读的概念及其相关学习的过程和态度，因而这些数据能够监控项目参与国的教学质量，帮助各国在与高水平的学习成就相关的关键因素上做跨国比较，如在教育政策、课程设置、教学方法、资源配置之间的比较等。例如，美国在1995年以来的历次TIMSS中都表现不佳，总体上美国学生的科学成绩优于数学成绩，低年级优于高年级。2003年，美国4年级学生的数学和科学成绩在25个国家和地区中分别位于12位和第6位，8年级在45个国家和地区中分别位于15位和第9位。这种实际表现与老布什政府提出的“使美国数学和科学教育世界第一”的目标相差甚远。对此，美国对TIMSS数据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产生了一系列具有深远政策影响的研究成果[7-10]。这些成果包括在国际数据比较中发现美国与世界的差距及问题，分析TIMSS中成绩优异的国家的相关教育特征，将TIMSS的评估框架运用于美国各州及各学区的数学和科学教育评价中，在国际比较的框架下诊断美国各地的具体问题，探索更具针对性的教育改革途径。
此外，近年来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的大学排名研究迅速流行，例如上海交通大学的世界大学排行榜和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世界大学排行榜。这是一种迅速崛起的跨国高等教育研究，在引发学界和社会众多争议的同时，也对国际高等教育发展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世界大学排行榜的热潮反映了大学和国家对院校学术质量和声誉地位的热切关注，特别是“世界一流大学”理念在学术界内外的迅速发展。毕竟，当今世界主要经济体都认识到，品质卓越的研究型大学已成为知识经济社会体现国家和地方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战略资源，世界一流大学所提供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已成为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尽管争论不断，但是在“大学排名”的主题下，学术界内外已形成了一个沟通交流“世界一流大学”理论和实践的国际论坛。论坛不仅探讨大学排名指标和方法的技术性研究，更是深入系统地研讨世界一流大学在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学术和社会责任，国家和院校在建设和保持一流大学方面的成功经验，世界一流大学的理论和发展历史，从而探究高等教育发展的本质、规律和未来。在“世界一流大学”研究领域，以上海交通大学为代表的中国学术界发挥了重要的国际影响，推动了教育研究与教育政策和实践的紧密结合。
二、以实用性为导向的基础性教育研究
通过教育研究、政府和社会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教育研发体系正在经历新一轮的变化和提高，这种变化既表现在概念认识上，也表现在政策和实践上。可以从四个主要方面评估教育研发体系的效用：1)教育研发体系是否进行应用性和基础性两种研究；2)教育研究是否拥有很高的质量，且研究结果是否能被广泛了解和应用；3)教育研发系统是否有充足的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来保证系统运作能够满足用户需求；4)研究成果是否能够有效地改善教育实践。2000年以来，为了提高教育研究体系这四方面效用，经合组织国家采取的核心措施是加强以实用性为主导的基础性教育研究，其他主要措施还包括系统化地收集和传播知识，全面巩固教育研究体系的能力建设，以及以教育研究成果为依据持续指导和推进教育改革。
在上述四个方面的发展作用下，国际教育研发界提出的口号是“以实用性为导向的基础性研究(use-inspired basic research)”，从而支持“以实证为基础的决策(evidence-based policy-making)”[11-12]。在这个口号下，教育研究的发展目标是加强教育研究与政策和实践的关联度，为了使教育研究界既能产生新知识、又能使其指导实践，从而提高研究的影响、效用和持续性，并产生基于研究成果的科学决策。
英国在国际上倡导关于教育研究评估的讨论中作用突出。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学者格里夫斯(Hargreaves)为先锋的英国教育学界已就“何为教育政策制定的实证基础”以及教育政策与研究的联系问题展开激烈讨论[13-15]。自此英国教育界重点关注如何从医学界学习借鉴知识的系统评估和积累经验问题，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16]。近年来，英国教育研发体系的主要问题是教育研究的目标冲突：一方面要追求国际学术水准，另一方面又要实现对本国或更低层面的政策和实践产生影响，但两项目标经常无法兼顾。英国通过设立专门的研究中心和竞争性研究经费项目推动这种性质的研究，以此改变以往纯基础性和纯应用性教育研究分裂的局面[17]。
此外，美国通过联邦政府集中投入少数几项大型长期的研究课题来攻坚教育实践中的重大问题。为此，美国教育科学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Science)重获重用，主要负责通过随机抽样实验方法研究教育项目和政策。有学者认为这种可重复的实验性评估研究有助于增强政策制定者对教育研究的信任度。既然随机抽样和实验方法曾积极改变了20世纪的医学、农业和技术研究，那么教育学研究也应能从这类方法中获益[18]。但是，而另有学者则认为随机抽样和实验方法在教育研究中的适用度有限，未必能全面改变教育政策和实践的知识基础。
近年来，经合组织积极与其成员国及欧洲经济和社会研究理事会(ESRC)联合探索教育研发体系的发展问题，主要思想如下[3,19]：1)经济和社会研究的目标是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生活质量，准则是质量(明确的国际、国家或其他标准层次)、相关性(用户需要性和政策重要性)、超然独立性(独立于政治、商业或部门利益)；2)研究结果的使用者应从始至终参与研究过程，研究应重视研究者和使用者间的对话交流；3)教育研究评估指标可分为影响、效果和可持续性三个重要维度；4)以实证为基础的教育政策研究需要解决四个基本问题，即如何从知识到行动？如何从案例到系统？如何持续创新？如何通过三角测量式积累形成互补的知识来源？5)传播渠道是提高教育研究与政策和实践关联度的重要措施，应成立专门性“知识中介(Brokerage agencies)”来系统积累和传播教育研究成果并进行教育研究的质量评估，促进教育研究内部以及研究与政策和实践之间的互动。
三、多源动力下的教育研发与创新
教育总与知识密切相连，但与教育自身相关的知识却很难通过直接应用于实践来提高教育系统的效益和效果，这是持续困扰国际教育研究界的重大问题[20-21]。如果创新是一种动力，研发体系则是有创新潜力的发动机，创新则需要将创新燃料泵入并点燃发动机以产生创新。那么对于教育研究体系，创新潜力是一种需要被发现客观地存在，还是一种需要被认识、被创造、被应用的可能？如果研发体系这个发动机是个黑箱，需要讨论的则不仅是产出的创新，而且还有进入黑箱的创新来源，即为创新注入燃料的燃料泵。
正如前文所述，尽管近年来国际教育界对随机抽样的实验型研究倍加推崇，还有很多人认为过于执著这种科学方法本身也会限制教育研究的视野。科学知识的确是教育创新的重要燃料，当确不是唯一的燃料，明显知识(codified knowledge)之外还有默会知识(tactic knowledge)，并且知识获得除了通过书本和实验之外还可以通过情景化的看、听、做等灵活的运用方式[22]。例如，课堂上，教师和学生形成某种共识才能实现某种学习效果。课堂外，学生只有获得实践机会或称情景化应用，才能掌握和操作某种概念化的知识。
有关知识管理和创新的研究表明，除科学知识之外，合作、模块系统和信息通讯技术也是能够发动创新发动机的重要燃料(表1)[23]。这些不同来源的创新燃料对于实现不同类型的教育创新有不同的潜力，但社会对科学知识之外的创新来源还缺乏认识和重视。未来教育研发政策的一项重点是认可并整合开发科学知识之外的创新来源，从而扩大科学知识在教育政策和实践中的应用，实现可持续的教育创新。
综上所述，当前教育研发的主要发展趋势，是将知识创新管理的理念和措施运用到教育研发管理中，大力发展以使用为主导的基础性教育研究。教师需要更多关注课堂和学校之外的教育问题以及教育学的知识发展。教育管理者的决策需要以充分的实证为基础进行科学、民主、透明的论证。教育研究者需要与教师和教育管理者密切合作，了解他们在实践中关注的问题，通过研究共同提出解决方案以改善实践，同时深化教育基础理论的构建。这不仅需要持续经费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更需要社会、特别是教育研究者反思教育研究的本质和功能，从而重视并积极转变思想观念，塑造创新型的教育研究与发展文化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