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化生产网络背景下的劳资关系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劳资论文,关系论文,背景下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4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1)05-0050-06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资本主义从福特制积累体系向灵活积累体系转变，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相应的从最终产品生产者的垂直控制转向标准控制下的模块生产与组合。模块化生产网络在将生产过程零散化的同时，也使劳动过程碎片化。模块化生产网络背景下的劳资关系是什么样的？它对资本和劳动力双方的力量对比，从而对工会以及收入分配有何影响？
与模块化分工相伴随的跨国资本对劳动力的分化组合形成了复杂的劳资关系，一方面，资方通过诱导、控制和激励等手段来诱发核心员工的合作，借助于授权、责任自治，把一线雇佣工人的创新动力转化为资本积累的新源泉。[1]另一方面，资方将边缘劳动力视作应对需求变化的“缓冲器”，在生产旺季通过住宿制等手段来强制工人的劳动过程和作息时间，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旺季的生产效率。在生产淡季则停止雇佣。这部分劳动力群体被原子化，被迫承担经济波动的风险。劳动力的分化和资本权力的集中导致工会日渐式微，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下降，最高工资与中间工资以及中间工资与最低工资的差距呈现出扩大的趋势。
一、模块化分工的兴起与供应商的分层
模块(module)是一种半自律性的子系统，通过和其他同样的子系统按照一定的规则相互联系可以构成更加复杂的系统。[2](P3)把复杂的系统分拆成准独立的模块，并使模块之间通过标准化接口进行信息沟通的动态整合过程叫做模块化(modularity)。模块的半自律性造成系统近似可分解①，创造了设计选择权，加快了复杂产品系统的演进速度。由于设计本身是复杂的，消费者的偏好也是复杂和未知的，所以借助模块化，作为行业领导者的跨国公司能够在整个生产网络中分摊由市场扰动带来的固定资本折旧风险。20世纪80年代，消费向个性化质量型转变之后，随着市场扰动的加剧和产品复杂性的增强，模块化的优势日益显现。与此同时，面对国内工资高企、利润率下降、经济全面滞胀的困局，跨国公司亟须更加灵活的生产组织方式以降低劳动力成本。模块化把低技能劳动力密集型工序与高技能劳动力密集型工序分开，为跨国公司利用低成本劳动力提供了可能，符合资本开展弹性生产的灵活积累逻辑。因此，模块化应用从技术上的系统设计迅速扩展到经济管理上的企业组织，一种既具备整体功能、又在子系统之间保持相对独立性的分层式模块化网络产业结构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主流的国际分工形式。
复杂产品系统的建构(architecture)往往体现为递进的层次序列结构，每一层次的部件作为一个子系统由下一层次的部件构成。于是，某一部件内部可能是高度集成的，而其更高层次的系统则是高度模块化的，该部件在上一层级的系统中作为模块使用。[3](P433)利用模块化递归的层级结构，制定设计规则的网络旗舰企业可以把产业链最高端的环节保留在中心，而把其他环节层层推向外围。围绕网络旗舰的第一层级是生产内部高度集成的关键模块的一级供应商。他们依然遵循钱德勒所说的“速度经济”的逻辑，进行后向一体化，发展内部的采购体系。[4](P470)这些成熟的一级供应商以发达经济体为基地，实施跟随式筹供(follow source)战略，业务覆盖包括产品和零部件的辅助设计、部件采购、库存管理、检验、包装和长距离物流在内的整条供应链，完全有能力满足网络旗舰企业的制造需求。[5](P38)于是，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门槛提高了，特别是对一级供应商而言更是如此。那些身处边缘地位的中小规模的底层供应商既不直接向下游客户销售，也不直接为下游客户设计，过去的OEM-ODM-OBM升级之路被阻断，底层供应商只能被锁定在产业链的低端环节。模块化分工推动网络组织变革的根本表现就是促使供应商分层。
二、劳动力的分化与资本权力的集中
(一)劳动力日益分化为核心劳动力与边缘劳动力
模块化分工一方面依靠技术上模块关联规则的制定，另一方面有赖于组织上的层级控制系统能够使跨国资本在全球寻找在功能和数量方面都具有弹性的劳动力。网络旗舰和一级供应商追求产品创新、开展产品竞争，需要高素质、多技能的员工。这类具有稳定工资预期和较高福利待遇的员工构成劳动力的核心群体。边缘供应商进行过程创新和价格竞争，其在网络中的定位赋予了其唯一的目标——降低成本。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供应商大量使用临时工来完成低技能的生产活动。这些工人工作不稳定、不安全，没有社会福利保障，构成了劳动力的边缘群体。边缘劳动力群体一般称为非正规员工(contingent worker)或者是非自愿的临时工人(involuntary part-time worker)，他们的就业状况属于非正规就业(informal employment，atypical employment)。资方利用核心劳动力群体的多技能来实现功能弹性，利用边缘劳动力群体的灵活雇佣条件来实现数量弹性。在实践中，资方综合使用各种灵活雇佣方式，内部正式员工所提供的功能弹性和外部非正规员工所提供的数量弹性之间的关系对资方来说是互补的。
劳动力市场双元结构特征更加显著的同时，核心劳动力与边缘劳动力之间的边界却日渐模糊，这一趋势体现在组织和地域两个层面上。核心企业中有非正规员工，边缘企业也雇佣少量核心工人。发达国家存在血汗工厂，而核心企业在发展中国家也招聘核心员工。同时，由于在网络旗舰和底层供应商之间存在一系列中间供应商，为这些中间供应商工作的工人是介于核心劳动力和边缘劳动力之间的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群体。这一边界的模糊性使政府无法确定劳动力市场政策实施对象，工会无法确定谈判对象。劳动力管制政策的实施效果和集体劳动协议的执行效力因此而被削弱。
(二)资方对核心劳动力与边缘劳动力的管理方式
1.资方对核心劳动力的管理方式。
与把工作分解为细碎任务的福特生产方式不同，网络弹性生产方式中的核心工人行使多种职能，提供功能弹性。工人需要完成技能要求更高的任务，而这之前是一个独立团体的专长。例如，在涉及精密机械制造的领域中，单纯依赖数控技术来控制机器往往达不到预期的加工精度，需要工人以其丰富的经验，根据加工对象的不同材质，来判断使用哪种数控机器设备，并设置相应的参数。机器的操作者现在要行使安装、转换、维护和修理机械等更广泛的职责。数控技术改变了传统的人与物的结合方式，在数控技术的助力下，少数几个核心工人现在需要管理过去有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工作的工厂车间，其工作强度大大增加了。
核心工人创造并维护企业的核心价值，直接从事企业的关键生产经营活动，不容易被取代。因此企业必须以全职、安全、高工资的雇佣条件来吸引核心员工，并在他们的劳动过程中更多地采取“责任自治”而非“直接控制”的策略，通过赋予工人一定的地位、权威和责任，鼓励工人采取对企业有利的方式来适应环境变化，来赢得工人的忠诚。由于公司要求核心劳动力完成多项功能，所以职位分类和相应职位的薪酬水平及晋升通道都比过去模糊，没有一个业界的相对统一的标准。现在的大型跨国公司都设有各自的“公司规则”和“公司政策”，建立工人的绩效评估体系及奖罚制度，将公司文化和意识形态融入生产领域，激发工人之间的个体竞争和对公司目标的认同。[6](P3-4)
2.资方对边缘劳动力的管理方式。
边缘工人通过劳动力的规模来向企业提供数量弹性，数量弹性化是企业对市场不确定性的反应。高层级供应商既可以通过短期合同、中介以及外购自我雇佣的方式来雇佣这类工人，也可以通过下包及分包来利用低层级供应商的工人。为了加强生产旺季对边缘劳动力的管理，资方还采用在工厂附近用宿舍安置工人的宿舍劳动体制来严格落实工作日程。这种集“工作—生活”于一体的宿舍劳动体制让资方能够实施对劳动者的全面控制，因而被广泛应用于东亚的制造业加工国家之中。在工作日程的安排上，资方为了提高机器的使用效率，一方面延长工人的单日工作时间和每周工作天数，另一方面采用倒班制，最大限度地榨取工人的绝对剩余价值。
(三)资本权力的集中
企业组织网络化——由垂直一体化的科层转向松散联结的网络——的另一面是核心企业借助模块化生产网络层级式的治理结构来掌握地理范围和组织范围更广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竞争和信用两大杠杆的作用下，资本在形式上日益分散，但实质上资本的权力却日益集中。首先，资本之间的竞争加剧了大资本和小资本之间的“分化”和小资本之间的“血拼”。“分化”在模块化生产网络中体现为供应商的分层，而“血拼”则体现为下层供应商之间的“逐底竞争”。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从两个方面影响资本对雇佣劳动力的作战能力。其一，随着小资本在资本竞争的绞肉机中被“屠杀”，越来越多的小工厂主被迫沦为雇佣劳动者。对于那些希冀靠开办小工厂来摆脱他们无产阶级身份的人而言，虽然有少数人确实进入了小资产阶级，但是总的来说，要想通过开小工厂来达到向社会上层流动的目的，可能性很小。其二，下层供应商在缺乏升级通道的情况下，只能展开赤裸裸的价格竞争，而这种价格竞争的实质又是劳动力成本的竞争。为了在残酷的资本竞争中存活下来，小工厂主只有加大对工人的剥削程度。
其次，借助股份的信用杠杆，网络核心企业只需掌握一级供应商最大比例的股份份额就能在董事会中取得多数席位，从而具有一级供应商企业的战略决策权。随着股份日益分散化，核心企业有时只需持有成员企业少量的股份份额，就具有决策权。以此类推，网络核心企业可以通过层层控股而在事实上控制整个网络。因此，生产过程史无前例的碎片化和分散化的背后是跨国垄断资本及其代理人在全世界的经济管理、控制及决策权力方面史无前例的集中化和集权化。[7](P17)全球化通过对资本家阶级的向心力作用和对工人阶级的离心力作用，提升了全球资本对全球劳动的相对权力。[7](P62)
三、资强劳弱格局复辟的社会经济影响
(一)工会力量的衰退
衡量工会力量的主要指标是入会率，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会入会率开始逐步下降。入会率降低包括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就业中非正规就业的比例越来越大是一项重要因素。对于工会而言，他们一直代表全职职工的利益，而且各个行业工会条块分割、各自垄断、各自为营，传统的工会不愿意把非正规就业人员吸纳为会员。对于非正规就业人员而言，由于他们的雇主经常处于变动之中，并且在最终雇主和非正规就业人员之间还存在派遣公司等多个中间层次的雇主，工会又不积极吸纳非正规就业人员，因此边缘劳动力群体没有足够的动机和机会加入工会。
然而，工会忽略非正规员工反而降低了工人组织的战斗力，为资方用廉价的非正规工人替代正规工人，瓦解工人组织的罢工提供了便利。因而，随着非正规就业员工的规模日益增长，世界各国的工会都开始关注边缘劳动力群体，试图将其吸纳为会员。但是，工会在吸纳非正规员工时又遇到很多实际问题。例如，过去的工会会员是同质的(都是为同一雇主工作的全职工人)，面对的谈判对手也只是同一家企业。在灵活雇佣条件下，工会现在要组织异质的工人与各类供应商谈判。由于核心劳动力群体和边缘劳动力群体时常处于一种竞争状态，所以工会很难同时代表两方的利益。[8]
(二)收入差距的扩大
从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向模块化生产网络变迁之后，收入差距在两个层面都出现了不断扩大的趋势。其一，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下降。莱伯曼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的统计数据计算了美国工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发现这一比例从1980年的0.677下降为2006年的0.621。[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了类似的数据，并且指出除了美国之外，在1980-2005年间，欧洲工资占国民收入的占比也从73％下降为63％，其他安格鲁-撒克逊国家从66％降为62％，非正规就业趋势最显著的日本更是从70％跌落至58％。[10]
其二，核心劳动力与边缘劳动力群体之间的工资差异加剧。以欧洲各国为例，签订正式合同工人的工资比临时工人的工资高出10％-30％，并且临时工比例越高的国家，前者比后者工资的溢价越多。
1985-2005年间衡量高工资与中等水平工资之间差距的指标D9/D5、中等水平工资与低工资之间差距的指标D5/D1②在各个经合组织国家(OECD)都有所增长(见图1)。
图1 (上图)1985、1995、2005年部分OECD国家的D9/D5
(下图)1985、1995、2005年部分OECD国家的D5/D1
资料来源：Alexandre Kolev,Are Middle-Paid Jobs in OECD Countries Disappearing? An Overview,International Training Centre of the ILO,Turin and University of Paris 12,Working Paper No.96,April 2010.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2007年以来表示工资差距的指标继续增长，特别是美国和英国，前者的D9/D1在2007-2009年间提高了0.15％，后者的D9/D1在2007-2008年间提高了0.24％。[11]2008年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爆发后，工人的收入状况急转直下，因为工资水平在经济增长期间提高缓慢，在经济不景气时却快速下降。在过去十年中，实际工资增长率对GDP增长率的弹性在GDP增长率为正数时是0.65，在GDP增长率为负数时是1.55。[12]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全球有35个国家2009年第一季度的实际工资水平比该国2008年的实际工资水平低。[11]
四、结语
为了躲避20世纪中期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给利润带来的压力，同时为了给剩余资本和剩余商品寻找出口，资本开始了全球扩张的进程。模块化生产网络的技术本质——将复杂产品系统拆解后再由网络旗舰重组，设计规则的知识产权赋予网络旗舰对产品系统演进方向的控制权，使其能够以较小的固定资本投资调动大量网络成员的设计制造能力——呼应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组织追求灵活积累、降低固定资本折旧风险的诉求。于是，跨国公司以模块化为技术载体把生产过程分解为不同的区段，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生产要素。低技能劳动力密集型的工序由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转移至外围，从而在外围经济体中产生了以出口为导向的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并在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地带产生了结构性失业，劳动力日益分化人数较少的核心劳动力群体和规模庞大的边缘劳动力群体。对于核心劳动力，资方以激励和控制等多种手段来诱导员工的努力付出。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集体谈判制度逐渐地被个体契约所取代，以便激发员工之间的个体主义竞争。对于边缘劳动力，资方在生产旺季时，通过宿舍制的严格管控将这些工人的劳动生产效率推到极限，在生产淡季时则停止雇用，借助边缘劳动力群体的数量弹性来抵御市场波动的风险。于是，通过对工人的分而治之，同时借助竞争和信用杠杠使资本权力得到进一步集中，资方重新取得了对劳动力的压倒性优势地位。
随着资本逻辑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被纳入雇佣工人的范畴，主要作为边缘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中国在融入模块化生产网络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世界工厂”，不可避免要受到劳动力分化逻辑的影响。虽然部分中国高技能人才进入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或分公司的管理层，成为核心劳动力的一员，但大部分雇佣劳动者还是被迫加入边缘劳动力大军，目前中国城镇就业人员中非正规就业的比重已经超过正规就业的比重③。这种分化客观上造成中国资强劳弱的格局，导致工资性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不到50％。虽然出口加工制造部门在实现中国农村劳动力的有效配置方面发挥过积极的作用，而且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是吸纳就业的重要渠道，但是这些部门频频出现劳动者权益受侵害的现象，不利于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国一方面需要加强对劳动力的保护，另一方面需要鼓励中国企业，特别是大型国企，逆转标准化流程，把开放的模块化生产结构转变为一体化结构，然后再制定设计规则，将集成型建构的产品系统模块化，以利用全球性供应商的制造能力，构建自主的模块化生产网络。只有建立拥有知识产权的产品开发平台，占据产业链的制高点，中国企业才能形成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源泉，减少全球劳动力分化对中国的负面影响。
注释：
①系统的近似可分解性指的是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显著少于子系统内部的相互作用，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很弱但不可忽略。
②D9是工资最高的10％的群体的平均工资，D5是工资位于中等水平的10％的群体的平均工资，D1是工资最低的10％的群体的平均工资。D9/D1、D9/D5、D5/D1的比值越高，工资差距越大。
③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4年3月30日发布的《2003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