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成会[1]2003年在《理解报纸大众化——关于我国20余年报业改革的思考》文中研究表明报纸大众化是新时期的重要新闻现象，本文对此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文章共分五个部分，分别论述报纸大众化的基本含义，报纸大众化的过程，大众化与报纸社会角色的调整，大众化与报纸影响机制的转变，以及大众化报纸的新闻风格。文章对报纸大众化总体上持肯定态度，对其中存在的问题，文章力求给予中肯的批判。 目前人们对什么是报纸大众化这样最基本的问题还没有比较一致的认识。历史上不同的人对大众化做不同理解，并创办了不同的大众化报纸。大众化一词本来就比较抽象，复杂的历史渊源让它更加模糊难辨。为了澄清概念，本文从梳理历史上林林种种的报纸大众化开始。文章认为，我国历史上大致有叁种类型的报纸大众化：1．以教化大众为目的的报纸大众化。发动这类大众化的有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和“五四”精英。他们的共同点在于大力创办白话文报刊，这样有利于报纸走近普通民众，办报的宗旨一律表现为“醒民”。2．旨在组织动员大众的报纸大众化。这类大众化在1930年前后由左翼文化团体发起，毛泽东对它进行了改造和发展，形成了自己的大众化观，并成为长期指导我们党的新闻宣传乃至整个文化事业的重要思想。这类大众化强调大众的阶级属性，强调大众化的政治目的，除了宣传动员群众，还要组织群众参与革命实践。3．强调服务大众的报纸大众化。这样的报纸都是商业类报纸，以提供新闻信息服务和文化娱乐为基本职能。属于这一类的有西方的廉价报纸，我国历史上的《申报》、《新闻报》等商业类报刊。新时期我国报纸的大众化在改造既有报业结构的基础上进行，它是从第二类大众化向第叁类的过渡。 文章把报纸大众化看作一整套新闻理念。通过对历史的考察，文章认为本文所重点讨论的大众化，即前文提到的第叁类大众化主要体现为叁条办报原则：报纸面向社会大众；走向市场；是“新闻纸”而非“观点纸”。在这叁条中，商业原则是核心原则，另外两条都可以从它那里得到解释。当报纸作为商品而存在时，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报纸必然向社会大众扩张。但这种扩张又是有限度的，在无利可图的地方是见不到大众化报纸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大众化报纸只在城镇发展，为什么农民报日益衰落。另外，当报纸作为商品而存在时，报纸和读者是平等的市场主体，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提供新闻信息服务，而不是提供政治观点和重要指示。 作为新闻理念，大众化不仅催生大众化报纸，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既有的非大众化报纸，为非大众化报纸所借鉴。比如《人民日报》虽不是大众化报纸，但它借鉴了大众化的新闻理念。新时期我国报纸的大众化是在改造既有的报业体系的基础上进行的，它同时体现为新型报纸的诞生和对既有报纸的改造。在新型报纸的诞生方面它包括晚报的复兴、“周末版现象”、都市报的繁荣、报业市场的细分;在对既有报纸的改造方面它包括农民报的衰落、行业报的“关停并转”以及党报的改革。这种两线作战和逐步推进的方式增加了人们辨别什么是大众化报纸，什么不是大众化报纸的难度。大体上讲，新生的全面面向市场的报纸多为大众化报纸，改造中的报纸即使不是大众化报纸，也不同程度具有了大众化属性。文章以报业结构的演变为线索，论述了我国报纸大众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从20世纪80年代初延续至今。 大众化按自己的逻辑确定报纸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我国报纸经历了从“准行政机构”到“商品”的角色调整。报纸的基本职能从“指导工作教育群众”转变为消除不确定性，促进社会和谐。过去，报纸每天宣传政府的政策和意图，指导读者应该做什么和应该怎么做。如今，报纸主要通过提供有用的新闻信息，为读者的自主行动提供环境监测。当报纸作为“准行政机构”而存在时，报纸是没有任何私利的。报纸一旦成为商品，就有了私利，但报纸在人们的心目中同时又是社会公器。在为私和为公方面，大众化报纸存在角色冲突。报纸可能为了制造轰动效应和扩大发行量而报道侵害他人名誉或隐私的新闻，违背社会公德的低级趣味新闻，容易引发社会动荡的假新闻。这种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行为靠政府监管、行业监督和报纸自律来防范和杜绝。在我国现阶段，“损私肥公”的事情也是特别需要关注的。这是一个比较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由于产权不清晰，有关部门可以各种“促进公益”的名义，支配报社的资产，干预报社的经营。组建报业集团中的“杀富济贫”就是一例。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应对解决报纸这方面的角色冲突有一定借鉴意义。 大众化促成报纸社会角色的调整，相应地它还引发报纸影响社会、实现社会角色的方式方法的变化。过去，报纸的新闻宣传突出地体现为“宣传鼓动和组织行动的连动”。报纸和行政权力存在密切的联系，以获得行政权力的支持为实现宣传效果的重要条件，以赢得行政权威的肯定为检验宣传效果的重要标准。报纸的宣传有鲜明的功利性，报纸的影响不是潜移默化式的，而是要化为人民群众的直接行动。如今，大众化报纸主要靠“有机的报纸运动”(马克思)呈现历史的真实。在报纸的有机运动中?
韩雪颖[2]2013年在《《辽宁日报》大众化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二十一世纪被称之为“信息时代”，传媒产业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大众传播媒介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成为我国社会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省级党报作为我国报业体系的核心部分，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省级党报在担负为党和政府传达声音使命、兼顾不同行业、兼顾城乡发展的同时，也经受着来自市场的考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随着我国传媒产业市场化进程的加快，省级党报也逐渐由机关报向市场化运做转变，尤其是在取消党报行政征订制度之后，我国的省级党报为了适应市场化进程，通过以党报为核心，合并或创建子报的形式，成立报业集团参与市场竞争。因此，省级党报的大众化发展成为了极为重要的研究课题。文章以《辽宁日报》为研究个案来了解目前我国地方党报的大众化发展情况。结合报纸大众化的含义、产生的历史条件、中西方发展比较等基本问题，概述报纸大众化的历史过程，梳理了历史上党报报人关于大众化新闻思想的发展，总结了《辽宁日报》大众化改革的动因，并阐述了辽报改革创新中对党报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对理论、体制、发行方面的创新发展。同时，选取一段时间的《辽宁日报》报纸作为研究样本，具体分析了辽报的版面等新闻报道内容，并与新闻界新近开展的“走转改”活动相结合研究，展现地方党报改革成果。最后，对于辽报大众化未来发展上需进一步提升的方面进行思考，概述辽报直属传媒集团未来发展战略，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关于辽报在新闻内容、“数字化”之路、人才队伍建设等大众化改革方面的对策和建议。
林晖[3]2003年在《当代中国新闻媒介的整合与改革》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集中探讨自1996年以来正在进行的新闻改革和整合，从外部的结构调整到内部的资源整合、新闻报道模式的转换。 过去的20余年，中国新闻改革的原动力来自于经济体制改革。但中国新闻改革目标的实现不仅取决于经济体制的改革，同时还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在政治体制改革尚未明朗化之前，奢谈新闻体制的根本改革是不现实的。因此，本文并不试图构建一个中国新闻改革的纲领或框架，而是立足媒介改革前沿，针对当前新闻改革实践和理论中遇到的困惑和主要的矛盾，针对急需解决的主要问题，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探讨中国媒介做大做强之道。这是本论文的基本取向。 本文共分八章。 第一章，是全文的总纲，本章回顾了过去，提出问题，分析了新一轮改革的背景、目标和特点。 中国新闻业20年余年改革的最大成就得益于两度引入信息概念，重新认定了媒介的功能和性质，由此出发，在结构、市场、经营、管理等多方面引起了中国媒介显着而深刻的变化。 改革给中国媒介带来的巨大进步有目共睹，但正因为是在旧有体制和运行模式基本未变的框架之下进行，20余年改革也积累了相当多的问题和矛盾，主要表现为结构失衡、运作失序、管理失范。 为了解决20多年改革中积累的问题，同时也为了适应加入WTO以后传媒业生态环境的深刻改变，中国媒介自上而下开始了主动的整合和改革。 新一轮改革的目标主要有两步，第一步，以制度创新为手段、以效率和规范为目的，形成合理的媒介战略格局和中国传媒有效的发展模式；第二步，在媒介内容上，改革将集中体现在媒介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开、公正、公平”原则，维护公民的知情权，向社会供高质量的新闻产品。 第二章，着重探讨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围绕传媒业做大做强，实现效益目标，中国传媒结构的基本框架和实施路径。 在传媒整体格局方面，本章提出改变过去的与行政区域划分相应的中央、省、地(市)、县四级建制的报、台制，转而建立二级电视、叁级报纸、四级广播的新格局。 中国传媒业要做大做强，跨区域、跨行业、跨媒体是前进中必须突破的“瓶颈”。目前制约媒介“叁跨”的主要是区域壁垒、行业壁垒、资本壁垒和产权壁垒，而要突破这层层壁垒，必须依靠从理论、政策到机制的一系列突破，包括重新认定传媒的双重性质、明晰产权、对传媒实行分类管理、编营分离的机制改革 等。 第叁章，党报改革是中国新闻改革的重中之重。过去党报以其高度的权威 性曾处于中国传媒的核心地位，但目前，党报正从核心滑向边缘，整个报业结 构失去中心。 中国的党报是唯一以时政新闻为主的综合性日报，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 任何媒体都无法取代党报的作用。重树党报的核心地位，不仅关系到中国传媒 业的结构调整，也涉及到中国政治、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中国党报面临的困境是受到宣传和市场的双重压力，为了重树党报权威， 必须减轻党报的市场压力，对党报功能、受众、风格重新定位，使党报真正成 为严肃的高级大报。 第四章，主要探讨成立媒体集团的理论依据以及集团内部整合资源、优化 结构的路径选择。 从1996年1月《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至今，我国依靠行政力量快速完成了报业集团化、广电集团化。也正因为完全依靠行政力量的速配，新组建的媒介集团就暴露出资源配置不合理引发的子报结构重复、内耗不断的弊端。为此，集团内部的资源整合成为集团进一步发展的当务之急。 第五章，主要探讨中国广电走类型化之路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完善类型化运作体制的必要举措。 到2002年底，中国的电视己基本完成频道专业化、电台频率专业化也正在实施之中。但正象任何新生事物一样，在中国刚刚实施的类型化遇到了一系列新的矛盾。针对当前普遍关注的电视频道专业化的困境，本章提出了分灶吃饭、分级收费、无线(台)有线(台)分离、制播分离、编营分离的运作模式，以机制改革确保频道专业化的正常运作和顺利发展。 第六章，本章论述编辑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必要性和操作方法。 为了在尽短时间内做大做强中国媒体，中国媒体必须尽快打开业外资本进入媒体的通道。本章提出基于中国媒介的特殊性质，资本运营必须有相应的内部制度建设为前提，保证以效益为目标的改革不偏离方向。其中编辑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作为媒介双重属性的制度体现，无疑将成为媒介制度的一个新亮点，为媒介的资本运作提供可靠的制度保证。 第七章，主要探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报道变革的基本方向和基本方式。 衡量中国新闻改革的成败标准只有一个:向社会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在新闻媒体最主要的产品就是新闻报道。 中国媒介由于自身的特殊性质，不可能走向完全的商业化运作，但在新兴的大众化媒介中，也深深受到包括新闻娱乐化在内的市场取向的影响，着眼于中国乙夕媒介的社会责任和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扮演的角色，这是当前媒介改革中值得警惕的潮流。 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
蔡尚伟[4]2003年在《成都、重庆的城市文化与报业》文中研究说明“城市文化与报业”的研究是一项横跨城市研究、文化研究与传媒研究的新的研究领域，加强“城市文化与报业”研究对于促进中国城市化进程，深化城市文化研究与发展传媒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以中国若干对新、旧城市关系中的经典代表——重庆、成都为实证考察的对象，还会对区域传播学与比较大众传播学的发展有所启迪。由于前人几乎没有在本领域有系统的研究，本文是在相关研究相当薄弱的条件下进行的一次全新的学术尝试。 本文包括《前言》、《城市化及城市现代化进程与报业》、《城市文化形态与报纸——以文学为中心》、《现代城市文化机构与报纸——以大学为中心》、《现代城市文化精神与报纸——以身份意识为中心》、结语共六部分。 《前言》主要对本项研究的意义、学术背景、研究方法、相关文献及研究难度作了较为详细的说明。 第一章《城市化及城市现代化进程与报业》对重庆、成都的现代化进程及这个进程中的报业发展的轮廓进行了一次勾勒，揭示出政治、经济条件对报业发展以及对城市文化发展的基础性影响，并且力争恰如其分地对城市文化与报业发展的互动关系作一个宏观的梳理。中国西部最重要的两个城市重庆、成都曲折而多维的城市化及城市现代化的漫长过程。特别是重庆，由一个四川东部的区域性的军事、政治中心逐渐跃升为整个四川的物流中心，经济辐射能力逐渐扩展到整个四川地区乃至西南地区。后来重庆成为国民政府的陪都，共和国时期的西南大区所在地、中央直辖市，以后又随着大区的撤消恢复为省辖市，到1997年终于成为共和国第四个直辖市，重庆的城市发展可谓波澜壮阔曲折动人，相反，成都的地位一直相对稳定，作为多年的四川的政治中心，汉文化在西南的聚集中心，它以历史文化之都的形象稳定地成为重庆关注、排斥、疏离、超越的对象。两个城市的关系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成为影响二者发展的直接的背景性因素，二者在共同的城市现代化的路途上互相观望互相调整，最终互相促进了城市化及城市现代化的进程。这样的宏观线索也深刻地影响着两地传媒的发展。本章分为“近现代传媒的诞生与早期重庆、成都的城市现代化 (1897—1 937)”、“抗战开始后重庆城市的变化与报业的发展 (1937—1949)”、“在政治风云中的城市及纯政治性报纸(1949—1978)”、“改革开放后成都的发展与报业的辉煌”、“重庆的直辖与报业的勇猛精进”等几个部分，按照成都、重庆城市发展的进程及两座城市报业发展的进程分阶段进行了考察。 第二章《城市文化形态与报纸—以文学为中心》对重要的城市文化形态文学与报纸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考察。文学是作为报纸传播的主要内容之一，报纸给了文学生长发育的空间。从早期重庆成都的报纸开始，就给文学提供了众多的园地，促进了文学的发展。特别是在抗战时期，由于四川成为民族复兴的根据地，重庆成为首都，自然也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重庆、成都报纸的文学园地呈现出五彩缤纷的繁荣景象。建国以后成都重庆报纸的文学园地也一度十分发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市民社会的形成，大众文化的兴起，传统的纯文学在报纸上逐渐发生了重大变化，晚报时代的“群众”副刊文学是对传统党报文学的改进，而以华西都市报为龙头，推进了市民副刊文学的发展，成都商报的报刊文学向大众文化的方向走得更远，传统的文学在报纸上渐渐身影模糊，彻底大众化后的报纸副刊文学存在着式微与泛化的双重走向。通过对历史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二十世纪成都重庆的报纸培育了大量的作家及诗人的成长，其中不乏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重量级人物如李劫人、流沙河等。当然，报纸也培养了大批的文学作者，对营造城市的文化氛围起到了重要作用。以抗战时期报纸援助贫病作家为典型，也可以看出报界帮助文学界的光荣传统。而由于非常时期的历史错误，报纸也曾给作家带来灾祸，当然，严格说来，报纸在其中也是受害者。作为双向关系的另一面，一百余年来，作家、诗人进入重庆成都的报界，也给两座城市的报纸不断带来生机，促进了报纸的发展。报纸与文学潮流的关系也十分紧密，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多家报纸参与了文学“与抗战无关论”的讨论、关于文学的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以及与“战国派”的论争等，对当时的文学思潮起到了重要作用。作为在现代成都、重庆城市文化史中占据独特地位的知青文学潮，它在形成过程中所受到的来自于报纸的推动力是非常巨大的。 第叁章《现代城市文化机构与报纸—以大学为中心》对在现代文化机构中处于中枢地位的大学与报纸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的考察。大学的发展对城市文化水平的提高影响甚大，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大学为报纸提供了一个由数量众多的具有相当文化水准的市民所构成的报业市场，这是报业发展最为重要的基础之一。成都重庆地区大学与报纸的紧密关系从早期报纸《渝报》、《蜀学报》与四川大学的前身尊经书院的经典关系就开始了。民国时期，成都、重庆的大学生参与报纸的情况十分普遍，特别是在五四运动时期与抗日战争时期，学生报纸对改良?
夏斌[5]2017年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文中认为伴随改革开放,主流媒体"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忠实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成为"时代强音"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借助传播学、统计学等多种手段,以1978年至2012年《解放日报》的理论报道为样本,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进行定量和定性的双重分析。在此基础上,尝试梳理规律、提炼共识、思考完善路径。首先,重点梳理《解放日报》在邓小平理论、"叁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叁个重要理论传播阶段的案例,具体分为改革开放启动前后的理论传播、邓小平理论形成与成熟阶段的理论传播、改革开放取得突破性进展阶段的理论传播、"叁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传播、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传播五个章节。此外,专门辟出一节梳理有代表性学人的理论贡献及其与主流理论传播的互动关系,以弥补单纯线性概括的不足。其次,基于上述素材,深入分析不同阶段传播的内在联系,总结传播的特性、效果和规律。通过层层分析和研究,本人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尤其是主流纸媒传播具有如下基本特征:(1)呼应与阐释并重,理论化和大众化共生;(2)重点推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探索;(3)提供各种观点讨论平台并主动引导。达到了如下传播效果:(1)把握主流舆论阵地和话语权;(2)文本、解释和构建渐次推进;(3)与时俱进、与民俱进、与世俱进。本文还初步提炼造势与传播的周期性、共识与生命力的倍增效应、"反复互动"与升级转化的良性循环这叁大基本传播规律。再次,通过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宝贵经验的借鉴,结合新时期传播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传播媒介的优势和不足,对如何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展开思考、提出建议。具体包括:着力推进理论创新,明确创新底线;推进大众化,用发展的理论诠释新问题;创新传播话语系统,应对"消解"和"怀疑"思维,并注重精准投放;优化传播流程,合理把握议题设置关和传播节奏。最后,结合新时期社会思潮变动和舆论工具、业态的深刻变化,在上海报业媒体融合的初步成果分析基础上,就提升主流舆论吸引力、影响力予以展望。其中的一个基本结论是:现代传媒体系将继续朝着复杂化、社交化、移动化等方向加速演化,而媒体格局的深刻调整必将带来舆论生态的重大变化。传统主流媒体,无论是报纸还是电视,如果不能与互联网进行技术的融合、产业的融合、消费形态的融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发展格局,就难以承担起巩固宣传思想文化阵地、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的重任。
周钢[6]2016年在《困境与裂变：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战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互联网时代,传统报业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已成为一种趋势,并逐渐成为新闻传播学者和业者关注的热点之一。从学术层面来看,中国传统报业的融合发展研究大多集中于对西方媒介融合理论和经验的阐释和讨论,由于中国与西方在经济发展和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西方媒介融合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媒介组织,需进一步的验证和探索。从实务层面来看,当下传统报业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呈现出蓬勃态势,但传统报业如何与新兴媒体融合,尚无统一的定论和可供借鉴的成熟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现阶段中国传统报业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呈现出某种“理论指导缺失”和“实践路径迷失”的“无力”镜像。为改变这种“无力”状况,需要通过融合发展来打造和培育中国传统报业的核心竞争力。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中国特定一类媒介组织——省级党报集团,作者采用文献研究、个案研究、访谈等方法,将核心竞争力理论作为研究基础,将“融合发展”作为研究出发点。作者认为,对于省级党报集团而言,融合发展是手段,裂变是路径,最终结果是要打造和培育核心竞争力。第一章提出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进行相关的文献综述,提出研究思路、框架与研究方法,阐述研究创新点和难点。在研究思路和框架这一节,作者建构了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战略环境组合分析模型,这一组合分析模型对于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和制约作用。第二章对省级党报集团发展溯源、演进历程及融合发展现状进行图景式的勾勒。第叁章对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战略环境组合分析模型进行论述,该模型包括外部环境PEST分析、外部产业环境“五种竞争力量模型”、内部环境核心要素分析、融合发展SWOT分析。作者强调,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包括文化竞争力和经济竞争力两大内容,由核心人才、组织结构、生产能力、流通渠道、营销力、企业文化六个要素构成。通过信息、人力、财力、物质技术资源的优化配置,来打造“核心人才+组织结构+生产能力+流通渠道+营销力+企业文化”的融合发展内部闭环。作者对31位新闻传播学者和业者进行了网络访谈或面谈,第一类被访者来自9省(市)14所高校的15位新闻学院教师；第二类被访者来自湖北日报传媒集团的15位新闻从业者和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的1位新闻从业者。从访谈中抽取共同的认知作为重要论据,以支撑作者的观点。第四章以部分省级党报集团案例为基础,结合被访者的共识,从“外部宏观环境与核心要素”、“外部产业环境和核心要素”双视角检视了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的现实困境：制度、区域、行业壁垒与核心人才培育制约；技术壁垒与融合新闻流通渠道不畅；融合用户消费取向变化与互联网思维缺失；替代品压力与融合新闻生产能力滞后；广告客户压力与营销力、盈利模式单一第五章强调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应在“党委和政府——省级党报集团——新闻从业者——受众——互联网企业或新媒体公司”五维作用力下进行,保持一种平衡和互动,形成一种合力和正协同力等。这种融合发展应紧紧围绕“双力”(文化竞争力和经济竞争力)进行裂变,打造和培育核心竞争力。作者针对现存问题,从五个层面梳理出突破路径：党委和政府宏观层面的理念转变和规制变革；报业组织中观层面的内容生产融通一体、内在企业文化融合、探索多种盈利模式、优化新闻流通渠道、搭建开放技术平台、人力资源管理变革、转企改制助推融合；新闻从业者个体微观层面的强化“互联网思维”；受众微观层面的提升媒介素养、改变“刻板印象”；互联网企业或新媒体公司微观层面的技术共享、合作共赢。按案例呈现、访谈共识、理论阐释的先后顺序对这些突破路径进行论述。在党委和政府层面,按“可以做什么”、“该做什么”、“该放手什么”的逻辑层次进行梳理；在报业组织层面,按自身“可以做什么”、“该做什么”、“该强化什么”的逻辑层次进行梳理。作者以突破路径所呈现的指标为基础,建构了一个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效果评价指标体系,以及与之相配套的评价操作流程。基于该评价指标体系,作者对13位新闻传播学者和湖北日报传媒集团的17位新闻从业者进行了问卷调查,对目前的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效果进行了评价,得出的数据分析结果值得省级党报集团进行融合发展裂变时重点关注。第六章通过聚焦湖北日报传媒集团融合发展的个案,采取深度访谈法,对该集团融合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和现实困境进行了全面的剖析。现实困境表现在：人力资源管理之困；新闻内容生产之困；经营盈利模式之困,这些符合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现实困境的共有特征。对该集团融合发展的应对之策进行了案例分析,认为《湖北日报》通过探索融合新闻内容生产、《楚天都市报》通过新闻生产流程再造与组织结构重组、网络媒体通过拓宽流通渠道与提升营销力分别进行了变革。针对现实困境,在《湖北日报》、《楚天都市报》、荆楚网等网络媒体变革的基础上,对该集团打造和培育核心竞争力进行了案例分析。具体路径有：在新闻内容生产上进行流程再造；搭建服务开放的融合新闻平台；在人力资源管理上刚柔并济；创新扩展融合技术；拓展盈利模式、多元“跨界”。作者指出：该集团摆脱困境的应对之策与省级党报集团(报社)融合发展打造“双力”(文化竞争力和经济竞争力)的路径是一致和吻和的,且这些具体路径对国内其它党报集团(报社)融合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第七章为结论和讨论,作者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对于国内所有省级党报集团乃至中国各级报业组织是否具有普遍适用性,尚需在业界实践中进一步验证。在后续研究中,应进一步加大实地访谈和问卷调查的力度,还应选取更多的省级党报集团进行比较研究或个案研究。
吴碧华[7]2008年在《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文中提出延安《解放日报》的创办特别是1942年的改版,在中共党报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提供了分析与阐释中共党报延安范式确立的历史情境与脉络。并对改革开放后的党报改革提供思考的参考。解放日报的创办和改版发生于“抗战时期的延安”这一特定历史情境之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边区群众及其一切抗战力量之间复杂的利益关联与博弈融合。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为解放日报转变成完全的党报提供了前提条件和统一性基础。1942年的整风改版,完成了延安解放日报向“完全党报”的路径转变——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最终,确立了适应于战争年代农村办报环境的中共党报之延安范式。“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共同构筑了中共党报延安范式的内涵和运作机制;全党办报、群众办报为其路径选择;版面设置、典型报道、通讯员网络建设等办报实践保证运作机制的贯彻;同时,与之相关联的组织架构、管理体制等共同实现了中共党报延安范式的立体构建。因而,延安解放日报所构筑的中共党报延安范式是特定历史情境,特定路径选择的产物。改革开放后“党报改革”对其的吸收应去“经典化”,在“阐释”的基础上进行借鉴。
张立勤[8]2012年在《1927-1937年民营报业经营研究》文中指出在中国近现代新闻事业史上,民营报业曾占有重要地位。中国民营报纸诞生于清末,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开始初现繁荣,1927-1937年“黄金十年”达到发展高潮。本文以1927-1937年的《申报》、《新闻报》为考察中心,试图从经营体制、组织管理、广告经营和发行经营等方面呈现这一时期民营报业的经营概貌与经营特性,着力对同期民营报业的体制转型、组织变革及其动因进行深描和探讨,以期对当下中国报业转型实践提供现实观照的历史资源。媒介生态学认为,媒介的生长状态是由环境所提供的各项资源状况所决定的,尤其是国家作为公权力持有者层面的制度环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927-1937年“弱势独裁政党”和特殊的租界体制形成的“权力缝隙”客观上给民营报业创造了相对宽松、自由的经营环境,使之达到发展高潮；另一方面,制度环境演变又是影响民营报业历史命运的根本因素,抗战前夕民营报业的渐趋衰落乃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制度环境演变的必然逻辑。这时期公司制在民营报业中逐渐普及并出现了集团化倾向,昭示着民营报业真正实现了从“个人时代”到“股份公司时代”的转型,而这种转型是报业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也是影响制度需求的因素发生变化的必然结果。经营体制转型的直接影响,加之西方科学管理思想的东渐和激烈的报业竞争压力,成为民营报业组织变革的最大动因。这时期民营报业组织呈现出从“能人时代”迈入“制度化时代”的渐进式变革特征,并力求将管理现代化与民族文化传统相结合,创造出独具特色的的组织管理理念。基于民营报业经营体制和组织管理的转型分析,从市场营销学角度进一步研究十年间民营报业广告和发行的经营理念和实践,尤其是《申报》和《新闻报》全面确立了“广告本位”经营观并加以践行,同时在自主发行模式上开始了诸多有益探索。值得注意的是,民营报业在广告和发行经营中自觉结合本土社会和文化的实际情况,有选择地“拿来”西方先进的报业经营理念为我所用,从而形成切合本土实际的经营理念和策略。总之,经过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企业化经营积累,到1930年代民营报业的发展进入高潮期,报业经营呈现出独特的转型轨迹和特征,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经营业绩。尽管这种转型因种种原因尚未彻底完成,但其间积累的经营理念和策略以及变革之道足以为当下报业改革实践奉献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
周萃[9]2005年在《《南方日报》：高度决定影响力》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新一轮党报改革中,《南方日报》成果卓着,引人注目。本文梳理了《南方日报》改版的宏观背景和历史意义,从新闻理念、新闻业务、经营管理叁方面的突破和创新分析和探讨了《南方日报》的改版经验,并将其置于整个报业发展进程中,总结和思考《南方日报》改版实践对当代党报改革特别是省级党报改革的先导和借鉴作用。“高度决定影响力”是贯穿于改版方方面面的灵魂和主线,体现在新闻理念中,强调抓主流读者、做主流新闻,树严肃大报形象;体现在新闻内容中,《南方日报》将政经类“硬新闻”确立为新闻报道的核心,在报道中竭力体现判断、阐释意义、预测趋势;体现在报道形式中,深度报道和各种编辑手段交相辉映,注重以高智力含量的新闻形式来提升内容;体现在经营管理中,视采编、发行、经营为完整的新闻产品生产流程,将发行、经营提升到与采编同等重要的战略高度,并重视发行、经营部门与采编部门的互动。实践证明,《南方日报》的改版模式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是新时期党报特别是省级党报谋求新闻改革的成功探索,并给新一轮省级党报改革提供了重要启示。其主要经验有两条,一是党报改革必须坚持党性原则;二是省级党报的核心竞争力在于“高度”。
包东喜[10]2011年在《传媒集团经营的制度约束与制度创新》文中指出我国传媒经济持续繁荣,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深入,传媒集团制度约束与制度创新是中国传媒业实践探索的深水区和突破点,也是新闻传播理论界和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本文旨在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作为框架对报业集团制度约束与制度创新进行研究,并根据对H报业集团的媒介拓展经营项目的考察来解读、阐释,近年来报业集团一般表现为突破或绕过制度约束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制度创新实践。文章在中国报业传媒的发展历程的大背景下,努力发掘原始档案材料,梳理了H报业集团经营活动的沿袭和变革过程,以说明它在尔后的拓展媒介经营项目中实行制度创新的起始基础,包括经营活动资产的形成、早期经营体制与财务体制、集团成立前的主业经营与多种经营、“企业化管理”实践、集团的组建和组建集团后的多元化经营及其产权结构。文章随即系统论述了H报业集团拓展媒介经营项目的正式制度约束和非正式制度约束；前者包括新闻出版法规约束、国家产业发展规划的约束、国有资产管理的制度约束和产权交易的制度约束；后者包括新闻管理部门的政治纪律、新闻宣传纪律、舆论导向管理,以及集团在长期运作中形成的财经、人事、新闻报道等各方面的机制惯例。文章分析了H报业集团项目规划原则和据此原则拓展媒介经营项目的制度创新理念,提出了拓展媒介经营项目的叁类八种模式。叁类就是国资经营类、国资-民资合作经营类,国资-外资合作经营类。八种就是国资经营类下的集团独资模式、跨地区品牌输出的集团内外国有资本融合模式、向行政单位租赁刊号的集团内外国有资本融合模式、政府委托经营的集团内外国有资本融合模式、股份制的集团内外国有资本融合模式、叁角产权的集团内外国有资本融合模式、以及国资-民资合作模式和国资-外资合作模式。作者通过大量艰苦、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获取宝贵的、鲜为人知的一手材料,系统考察了H报业集团媒介经营的8个拓展项目：《特别关注》项目、《爱你》杂志项目、《家庭保健》杂志项目、“荆楚网”网站项目、H长江崇文国际文化交流股份有限公司项目、H特别书局项目、腾讯·大楚网项目和《爱篮球》杂志项目；它们分别与上述八种模式相对应,是这八种模式的典型个案。文章论述了它们的实施过程和实行的制度创新,指出：上述拓展媒介经营项目的制度创新模式之间,从纵向上看,基本上是依次循序发展的线性关系,从横向看,各模式之间前后照应,相互学习借鉴；后一种模式借鉴前一种模式或综合前数种模式的制度创新经验,实行诱致性变迁；每一种模式都具有一定的示范价值。在论述考察结果时,作者特别对腾讯·大楚网项目中为民营资本提供进入传媒业的途径方面的创新和国资-民资合作的产权配置的制度创新进行了深度剖析。鉴于国资-外资合作的突破意义上的重要性,文章专门阐述了作为《爱篮球》杂志项目背景的我国报刊出版领域的涉外合作现状,剖析了实施《爱篮球》项目时处理产权问题的基本思路,处理涉外合作问题的创新措施和实行涉外合作项目创新时的风险控制。文章在H报业集团开展涉外合作项目的实践基础上进行理论思考,提出处理合作项目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的配置、涉外合作项目的制度建设及其评估机制,继续拓展涉外合作项目应遵循的原则等问题的对策建议。
参考文献：
[1]. 理解报纸大众化——关于我国20余年报业改革的思考[D]. 杜成会. 复旦大学.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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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当代中国新闻媒介的整合与改革[D]. 林晖. 复旦大学.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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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D]. 夏斌.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7
[6]. 困境与裂变：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战略研究[D]. 周钢. 华中科技大学. 2016
[7]. 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D]. 吴碧华. 西北大学. 2008
[8]. 1927-1937年民营报业经营研究[D]. 张立勤. 复旦大学. 2012
[9]. 《南方日报》：高度决定影响力[D]. 周萃. 暨南大学. 2005
[10]. 传媒集团经营的制度约束与制度创新[D]. 包东喜. 华中科技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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