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然诗集的版本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集论文,版本论文,孟浩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分类号：1674-7089(2011)05-0117-07
孟浩然诗集的版本前人论究已多，但有一些问题似乎尚待厘清，故不揣浅陋，草成此文，以就教于方家。
孟浩然诗的各种版本，具有独立的校勘价值的，当以宋蜀刻本、元刘须溪评本、明《唐十二家诗集》本(即四部丛刊本)和明活字本四种为最。从现传明代各版本来看，首先注意到孟浩然诗集早期版本的诸多异同，并企图汇校出一个较理想的版本的当数顾道洪。顾道洪在他所校刻的藻翰斋本(万历四年)《孟浩然诗集》(三卷，补遗、拾遗一卷，外编一卷)的《凡例》中说：
余家藏孟浩然诗集凡三种，一宋刻本；一元刻本，即刘须溪批点者；一国朝吴下刻本，即高岑王孟等十二家者。暇日集览窗几，参互考订，多见异同。因以宋本为近古，庶鲜失真，乃依之为准则。互有字异者，有句异者，有前后倒置者，有通篇不同者，并于宋本内注元本作某，今本作某，或二本作某，字句亦如之，随所详悉。复照须溪批点增入，以备观览。①恐于此汇集而不详考焉，则愈久而愈多舛错矣。其间字之工拙，句之优劣，非余庸陋所敢知，以俟词宗先生评正之耳。②
顾道洪极力遵守他所立下的校勘原则，不轻易改动宋版的文字，譬如，第一首诗的诗题《早发渔流潭》，他在题下小字注：元本作“发汉浦潭”今本“早发渔浦潭”，并未改“流”为“浦”；又如第二首诗诗题《寻香山堪上人》，题下注：元本、今本“堪”作“湛”，也未加改动。当然他没有达到百分之百的严谨，但已经难能可贵了。同时，他保留宋版的编次，而把元本、今本多出的五十三首列入“补遗”，并在“补遗”卷内逐一注出元本所无、今本所有者，这样，宋本、元本与今本所收诗作的多寡与差异一目了然，比现行许多校注本的体例要好得多。但顾道洪也有两点失误。首先，他并不了解刘须溪本有两种版本，而且他也未明白点出，宋本中的诗，有些刘本并未收入。其次，他没有注意到活字本，也没有留心，《唐十二家诗集本》(即他所谓国朝吴下刻本、今本；此本以下均简称丛刊本)和活字本虽然都是分体本，所收诗的数量只相差两首(263首与261首)，但其差异却很值得讨论。其后的研究者，基本上也都忽略了这两点。本文首先重点讨论这两个问题。
刘须溪评本在明代颇为风行，高棅《唐诗品汇》所选孟诗即录入不少刘须溪评语。正德以后，明人开始将许多唐人诗集改编为分体本(大多按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排、五绝、七绝的次序)，刘评本也常依此原则改编，如《孟浩然诗集》三卷，上卷五古、七古60首；中卷五律77首；下卷五律67首、七律4首、五绝13首、七绝6首，共277首，北京国家图书馆有藏。③也有版本加入他人评语，如凌蒙初朱墨套印《孟浩然诗集》二卷，加入李梦阳评语；④《孟襄阳集》二卷，加入袁宏道评语。(此本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有藏)。⑤这些版本不但分体改编，所收作品还常参照其他版本加入刘本未收作品(如凌蒙初本增至267首)，殊非原本面目。
保留刘本原初面貌的版本现在已很难见到。杨守敬《日本访书志》提到日本元禄庚午年刻的《孟浩然诗集》三卷，云：
书分上中下三卷，凡游览五十七首，赠答三十一首，旅行三十首，送别四十首，宴乐十七首，怀思十五首，田园十九首，共二百九首。首题“孟浩然诗集卷上”，次行题“须溪先生批阅”，三行题“吉安元鼎校正”(当是日本人)。⑥
很幸运的是，这个本子已收入长泽规矩也主编的《和刻本汉诗集成·唐诗·第一辑》(古典研究会，昭和五十年)。⑦我核算过，此本各类所收作品数及全本总数，确如杨守敬所言。此本的存在，可以证明，刘须溪评本原来有一个209首的版本。
明朝人熟知的刘须溪评本，是一个经过增补的版本，顾道洪说：
元本刘须溪批点者，卷数与宋本相同，编次互有同异，类分标目，凡十条：游览诗五十七首，赠答诗四十三首，旅行诗三十首，送别诗四十首，宴乐诗十六首，怀思诗十五首，田园诗十九首，美人诗七首，时节、拾遗各三首，共二百三十三首。
根据这一描述，我们可以断定，朱警所汇刻的《唐百家诗》中的《孟浩然集》三卷就是根据这个版本重刻的，但删除了刘须溪评语，成了白文本。⑧不过，顾道洪的说明和朱警本有两点小异：一、顾道洪说“游览五十七首”，朱警本却分为“游览”二十六首，“览望”三十一首，顾道洪漏看了“览望”这一行类目⑨；二、顾道洪说“宴乐十六首”，实际上却是十七首，顾道洪漏数一首，因为209首版本的“宴乐”类也是十七首。所以，此一版本的总首数是234，而不是顾道洪所说的233。我们可以判断，209首本是刘评本的原本，因为它分七类，类目与王士源《孟浩然诗集序》所说的“今集其诗二百一十八首，别为七类”刚好相合。增补之后，才改为十类。
现在还能不能看到保留刘须溪评语、又保留原有分类与编序的344首的版本呢？可能有的。傅增湘在《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二提到《须溪先生批点孟浩然集三卷》时说：
明活字印本，九行十九字。分游览、赠答、旅行、送别、宴乐、怀思、田园、美人、时节十类。(缪氏艺风堂藏书。壬子)⑩
又，《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也提到此一版本，云：
明活字本印本，九行十九字，白口，四周单阑。分十类，罕见。(11)
按照这一说明，这是个分类本，而且后面两类是“美人”和“时节”，显然不同于209首版本。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上海图书馆收藏了这个版本。(12)遗憾的是，目前所有孟浩然诗集校注本(我看过其中六种)，似乎没有任何一种使用过这个版本(而且，六种中只有两种使用过朱警本)。(13)
从校勘角度来看，刘本的价值不大，因为刘本常将原有诗题加以简省。我们且以丛刊本为主，校以刘本，试看几个例：《宿天台桐柏观》，刘本省“天台”二字；《春初汉中漾舟》，刘本省“春初”二字；《彭蠡湖中望庐山》，刘本省“彭蠡”二字；《游明禅师西山兰若》，刘本省为《明禅师兰若》；《疾愈过龙泉寺精舍呈易业二上人》，刘本省成《过龙泉精舍》，可谓触目皆是。而且，如最后二例，甚至影响原诗的解读。
但刘本仍有其价值，因为它在内容上和宋本的差异极大，引发我们不得不对孟浩然诗集的流传问题加以思考。我们先看209首的版本。这一版本表面上只比宋本(211首)少两首，但宋本有、此本无的竟高达26首，此本有而宋本无的也有24首之多。此本扩增为234首后，宋本有、此本无的只剩9首，此本有而宋本无的则增至32首。顾道洪在《凡例》中说，宋本210首(他少算一首)，元本233首，元本多于宋本23首，这纯粹从数字上统计，不能反映实际差异。
宋本与刘本的重大差异，因丛刊本的存在，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解释。所谓丛刊本，即指顾道洪在凡例中所说的“国朝吴下刻本，即高、岑、王、孟的十二家者”之中的《孟浩然集》，因收入《四部丛刊》而广行于世。
顾道洪所提到的十二家是指王、杨、卢、骆、沈、宋、陈、杜、高、岑、王、孟十二人，最早把十二人诗集汇刻在一起的是“吴下”的书商(未具名)，其版式统一为十行十八字(这是宋代流行的版式)，也可单集别行。这一版本刊行后，广受欢迎，其后张逊业、许自昌、杨一统、郑能等人均以此十二家为名，再加以重刻，但大多改变版式。
“吴下”十二家诗集都是分体本，按五古、七古、五律、五排、七律、五绝、七绝的顺序编排。通常都以此前的某一版本为根据，依体式重新编排，但基本上并未破坏原有版本的编序，所以很容易追溯其源头。其中最让人不解的是《孟浩然集》(四卷，五排置于七古之后，与其他家不同)。之前，我们只知道宋本和刘本两种孟集，但十二家中的孟集完全不是根据这两个版本而来，而且全书共有263首，收入了宋本、刘本的所有作品(只有刘本中的一首七绝《初秋》未收)，而且比两本还多出21首。(14)无怪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此本颇为怀疑，认为“后人窜入者多矣”。
其实，从种种方面来看，这个版本是非常可靠的。譬如，此本独有的一首诗(相对于宋本、刘本)，题为《陪独孤使君同与萧员外证登万山亭》。据今人考证，独孤使君即王士源《孟浩然集序》所说的“太守河东独孤册”(15)，诗题中的“同”为“册”之误；又，“萧员外证”为“萧诚”之误，萧诚曾任司动员外郎，其名见于石刻与郎官石柱题名。(16)这种地方是不能作假的，反而证明这个版本有其古老的来源。另一个证据是《陪张丞相登荆州城楼因寄苏台张使君及浪泊戍主刘家》这首诗。此诗前四句为：
蓟门天北畔，铜柱日南端。出守声弥远，投荒法未宽。(丛刊本卷二)
按照诗意来看，一、三两句是指“出守”蓟门的张使君，二、四两句是指“投荒”浪泊戍的刘家。宋本、刘本诗题无“及浪泊戍主刘家”六字，诗题的“苏台”、首句的“蓟门”均作“荆州”，这样，全诗完全无法理解(当然我们可以推知，诗题中的“苏台”当为“蓟台”形近之误)。这种情形也是不可能作假的，充分证明其版本来源有据。
因为这一首诗，《同张将蓟门看灯》一诗也就可以理解了。诗云：
异俗非乡俗，新年改故年。蓟门看火树，疑是烛龙然。(丛刊本卷四)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而同张将军蓟门看灯一首，亦非浩然游迹之所及，则后人窜入者多矣。”《提要》不自觉地将“张将”改为“张将军”，是可以接受的。这个“张将军”应该就是前一首诗中的“张使君”。诗题中的“同张将”不一定是指孟浩然和张将军一起在蓟门看灯，而是“和作”之意，张将军寄了一首《蓟门看灯》的诗给孟浩然，孟浩然“和”了一首，如此，全诗即可读通了。
以上三个例子，可以说明丛刊本《孟浩然集》优胜之处甚多，有了这个本子，不少问题可以获得解决。遗憾的是，未经改编之前的祖本现在完全看不到，让我们无法推测宋本、刘本之外另一个孟浩然集子的原始面貌。
丛刊本祖本没有流传下来，还造成另一个困难，即，无法了解丛刊本与活字本《孟浩然集》(三卷)的关系。所谓活字体，指明中叶所出版的活字版唐人诗集，此一版本极为著名，一向受学者重视。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将其全部影印行世，题为《唐五十家诗集》。据陈尚君考察，此一版本似为苏州吴县徐缙(号崦西)所梓行，时间约在正德、嘉靖之间。(17)
活字本唐人诗集和“吴下”十二家诗集两大套书可能约略同时出现于吴中，其相似点为：均将唐人诗集按诗体改编(这是受了前七子以诗体论诗的影响)，活字本在诗体排列上与十二家本相同，通常将五言排律放在五律之后。
活字本和十二家本凡属同一诗人的诗集，同一诗体内作品的排序大都相同或近似，证明两者常用同一版本改编，其中差异最大的是《孟浩然集》。《孟浩然集》的活字本共收261首，其中一首(《初秋》)为刘须溪本所独有而为十二家本(即丛刊本)所未收。另外，丛刊本却有三首(《洗然弟竹亭》、《齿坐呈山南诸隐》、《送张郎中迁京》)为活字本所未收。最奇怪的是，活字本的排序既不同于丛刊本，又与刘本有异。假如活字本与丛刊本来源于同一版本，为什么两者的排序会有那么大的差别？假如它们的祖本不同，为什么所收作品数那么相近(同时远多于宋本、刘本)？我们也不能假设，活字体先据刘本改编，再据某一版本增补，因为活字本的排序与刘本全然无法对应。这种情形，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18)
仔细核校，可以发现，活字本的文字一般比较接近丛刊本。譬如，前举《陪独孤使君同与萧员外证登万山亭》一诗，活字本也有，但诗题漏了一个“证”字。一般而言，正如此例一样，在活字本和丛刊本共同拥有的诗作中(而为宋本、刘本所无)，活字本在文字上稍逊于丛刊本。有不少例子可以看出，活字本依违于丛刊本与宋本、刘本之间。譬如，丛刊本《夏日浮舟过藤逸人别业》，宋本作“张逸人”、刘本、活字本作“陈逸人”；又如，丛刊本《陪姚使君题惠上人房得青字》，宋本、活字本俱无“得青字”三字，而刘本省作“惠上人房”；但也有这样的列子，丛刊本仅作《寻梅道士》，刘本同，宋本则作《寻梅道士张逸人》(活字人“逸人”作“山人”)。整体来看，丛刊本的文字对宋本、刘本来说，更具“独立性”。因此我倾向于认为，活字本的祖本与丛刊本的祖本同源，但在传钞过程中排序有所淆乱，又受到宋本、刘本(或其祖本)的影响，文字略有改变，同时又漏抄了上举《洗然弟竹亭》等三首诗，才会造成前述种种现象。
长期以来，大家对孟浩然诗集的版本问题所以难有突破性的看法，主要是受制于一条资料和一个版本。一条资料是指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在“孟浩然诗一卷”条下所作的说明：
所著诗二百一十首，宜城处士王士源序次为三卷，今并为一……
一个版本是指宋蜀刻本，这个版本共收215首诗，如扣除张子容二首(卷中)、王迥一首、王维一首(卷下)，尚有孟浩然诗211首。(19)而王士源《孟浩然诗集序》则云：“今集其诗二百一十八首”；由于三者的数字是如此相近(210、215或211、218)，所以，一般都以为王士源所编本即晁公武所看到的本子，亦即蜀刻本，只是稍有淆乱而已；这同时也自然地突显了蜀刻本的崇高地位。
在这一近乎“定论”的看法下，就很难解决一个问题：刘须溪评本、丛刊本和活字本所多出来的53首诗是从哪里来的？这里面当然有一些误收，但蜀刻本明显也有误收，更重要的是，多出的五十多首诗，有不少可以确认为孟浩然所作(如前所述《陪独孤使君同与萧员外证登万山》就是)，这该如何解释呢？
首先对此提出极具启发性看法的是王辉斌，王辉斌提请大家注意《新唐书·艺文志》的记载：“弟洗然、宜城王士源所次，皆三卷也。士源别为七类。”那么，孟浩然诗集就有两个版本，孟洗然本和王士源本。王辉斌认为，宋蜀刻本即是孟洗然本，主要的理由是：根据《新唐诗·艺文志》，王士源本分七类，孟洗然本不分类，而宋本也不分类，因此宋本只能是孟洗然本。(20)
我个人很难同意王辉斌的看法，事实上，宋蜀刻本是分类的。正如顾道洪在《凡例》中所说：
是集依宋本上中下三卷目录逐卷随之，意以类编，初不显立名目。
顾道洪看出宋本是“意以类编”，初不显立名目”，它还是“类编”，只是“不显立名目”而已。我们必须承认，宋本已经淆乱，连所收诗都不是王士源所说的218首，目录上的“意以类编”也有一些混乱，但很难否认它原来是个“类编本”。更重要的是，王辉斌把宋本归为孟洗然本之后，企图找出他所谓的“王士源编次本的演变始末”(21)，但其实只列出刘须溪评本以下各种版本的大致状况，无法提出任何解释。
我认同传统的看法，即宋蜀刻本接近于王士源本，但已经不是王士源本的原貌。至于孟洗然本，我觉得也许就是丛刊本的源头。丛刊本有21首诗不见于宋本和刘本。仔细分析这21首诗，就会发现，其中有许多是孟浩然在襄阳和当地官员的应酬诗，如《陪独孤使君同与萧员外证登万山亭》、《送贾升主簿之荆州》、《和贾主簿弁九日登岘山》(22)、《宴张别驾新斋》、《张郎中梅园作》、《送张郎中迁京》。还有许多是和襄阳友人的交往诗，如《游凤林寺西岭》、《送告八从军》、《送王大校书》、《张七及辛大见寻南亭醉作》、《洗然弟竹亭》、《齿坐呈山南诸隐》。如果我们把丛刊本、刘本共有，而为宋本所无的31首也算进去，其中襄阳作品的总数还会更多。(23)也就是说，丛刊本多于宋本的52首诗，襄阳所作比例极高。如果我们解释说，因为此本源于孟洗然所辑，那就十分合情合理了，因为这些作品只存于孟氏家中，王士源难以看到。
这种假设，还可以说明一个奇异的现象，即丛刊本和宋本文字差异极大的现象相当常见，这是因为王士源和孟洗然两人所集的来源常常是不相同的，因此导致这一结果；同时，这也可解释，丛刊本的文字常常优于宋本，这是因为孟氏家中传本较可靠。当然，我只是说，丛刊本最远的祖本“可能”是孟洗然本，但并不等于孟洗然本。
刘须溪评本的第一个版本(209首)大约来自一个不完整的手抄本，而且题目常有简省。刘本的第二个版本(234首)又匆匆根据一些资料加以补充，因此也很不完备。不幸的是，从刘本出现到丛刊本和活字本出现的长段时间里，刘本是最容易得到的版本，丛刊本系统的早期本子和宋蜀刻本都不易看到，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这可以说是孟浩然诗集流传过程中的一个怪现象。丛刊本和活字本出现后，这个系统的版本的价值立即为人所认识。到了顾道洪手中，孟浩然诗集才出现三个版本的汇校本，后来毛晋汲古阁的《孟襄阳集》三卷，也是一个较著名的汇校本。我抽读了现代学者所整理的六种孟浩然诗集后，发现校勘孟浩然诗集基本上只需使用较早的宋蜀刻本、刘须溪评本、丛刊本和活字本。凡是这四个版本所没有的异文，基本上都可以判定是后人臆改。以《从张丞相游纪南城猎戏赠裴迪张参军》为例可以看出以上四种版本的关系：
从禽非吾乐，不好云梦田。岁晏临城望，只令乡思悬。
参卿有数子，联骑何翩翩。世禄金张贵，官曹幕府连。
岁时行杀气，飞刃争割鲜。十里届宾馆，征声匝妓筵。
高标回落日，平楚压芳烟。何意狂歌客，从公亦在旃。(丛刊本卷一)
校：1、题：刘本省为“从张丞相猎赠裴迪”。纪南城，宋本作南纪城，误；裴迪张参军，活字本同，宋本作裴逈张参军，应从宋本。2、岁晏临城：宋本、刘本、活字本作“岁暮登城”。3、只令：宋本、刘本、活字本作“偏令”。4、参卿有数子：宋本、刘本作“公卿有几几”，活字本作“公卿有几子”。按，“公卿”误，此处指诸参军，应以“参卿”为是。后两字亦应作“数子”，“几几”、“几子”均因不明原意而改。5、联骑：宋本、刘本作“车骑”，活字本误作“陉骑”。参照上句，以“联骑”为是。6、幕府连：《全唐诗》作“幕府贤”，臆改。两句意为，金、张之贵，同处于幕府，原文不误。7、岁时行杀气：宋本、刘本、活字本均作“顺时”，应以“岁时”为是。8、压方烟：刘本、活字本同，宋本作“散芳烟”。
根据以上校记可以看出，宋本和丛刊本处于两端，刘本、活字本游移于两者之间。第一、第八两条，两本偏向丛刊本，其余则偏向宋本；据四、五两条，还可看出，活字本有时又依违于丛刊本与宋本、刘本之间。第六条证明，《全唐诗》常有臆改。这一首诗的校勘大致反映了孟浩然诗集的版本状况。
综上所述，孟浩然集最重要的两个版本应该是宋蜀刻本和明十二家本(丛刊本)。宋本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它来源于王士源本恐怕很难否定，而且它刻于宋代，是孟浩然集的唯一宋刻本。但宋本也有其缺陷，第一，它所收作品少于丛刊本52首；第二，错字不少，如前文所举《早发渔浦潭》，“浦”误为“流”：《寻香山湛上人》，“湛”误为“堪”。同时，它的许多异文并不比丛刊本好(这个蜀刻本品质不佳，恐怕是因它所据的钞本比较粗糙，不应归罪于刊刻的人)。当然，宋本也保留了一些独有的异文，如上举诗作，“裴廸”应为“裴逈”，又如《寄赵正字》，“赵”应为“是”(24)，如果没有宋本是不可能校出来的。但从种种方面来看，丛刊本仍优于宋本。它所收作品最为完备，多于宋本的52首诗，难免有误收，如《示孟郊》、《岁除夜有怀》(应为崔涂作)，但并不多。其他作品，由其内证，可以肯定为孟浩然所作，有了这些作品，我们对孟浩然的理解就更为全面了(可以看出，他跟襄阳地方官交往频繁)。而且，正如前文所言，它的异文往往优于宋本。虽然它已经过改编，原本不存，而且流传系统不明，但仍难否定其价值。衡量种种得失，校订孟浩然集，似仍应选择丛刊本为底本。
注释：
①这个版本绝不能简称为刘本，因为它的文字并不是刘本的文字。
②台湾“国家图书馆”藏有此本。
③此本未见，此处参考王辉斌《孟浩然研究》110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
④此本台湾“国家图书馆”有藏。
⑤此本未见，参考王辉斌《孟浩然研究》111页。
⑥转引徐鹏《孟浩然集校注》34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⑦此本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图书馆有藏。
⑧王辉斌也说“由于此刊本(按，指朱警本)在卷数、分类、篇数等方面与元刻《须溪先生批点孟浩然集》完全相同，而元刻刘评本的刻本又已佚，故是刊本向为学术界与藏书界所重。”(《孟浩然研究》110页)。又，此本台湾“国家图书馆”有藏。
⑨增补的刘须溪评本分为十类，即游览、览望、赠答、旅行、送别、宴乐、怀思、田园、美人、时节，不包括拾遗。顾道洪漏看“览望”一类，而将“拾遗”包括在内，后人均沿袭其误。
⑩参见《藏园群书经眼录》842页，中华书局，2009。
(11)参见《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992页，中华书局，2009。
(12)请注意，活字本的《孟浩然集》(三卷)也是九行十九字，但为分体本，与此分类本不同，不能混为一本。
(13)游信利《孟浩然集笺注》，台湾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68；李景白《孟浩然诗集校注》，巴蜀书社，1988；徐鹏《孟浩然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曹永东《孟浩然诗集笺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赵桂潘《孟浩然集注》，旅游教育出版社，1991；佟培基《孟浩然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其中游信利、徐鹏使用了朱警本。
(14)顾道洪在《凡例》中说，今本(即丛刊本)比元本(即刘本)多30首，这是错的。顾道洪把元本数为233首(实际上是234首)，而今本为263首，263减233，所以多30首。事实是，宋本所有而元本未收的有9首，元本所有而今本未收的有1首，今本所有而元本未收的有21首。
(15)此依宋本，其他版本作“河南独孤册”。
(16)参考佟培基《孟浩然诗集笺注》37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7)陈尚君《明铜活字本唐五十家诗集印行者考》持此观点，可参见《唐代文学丛考》247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
(18)十二家诗本和活字本的诗集大都可以找到分体之前的版本(有刻本，有抄本，也有两者均在)。以盛唐诗人为例，崔颢、王昌龄、王维、李颀、常建、高适、岑参都如此。储光羲的似乎也找不到。孟浩然集的特异之处是，其祖本既不存在，而活字本与十二家本的排序又差异极大，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19)确实数字是211首，很多学者沿袭晁公武的说法，并未核算。
(20)可参见《孟浩然研究》102页。
(21)可参见《孟浩然研究》106-109页。
(22)此处的贾弁当为前首贾升之误，见佟培基《孟浩然诗集笺注》396页。
(23)佟培基《孟浩然诗集笺注》，以宋蜀刻本为底本，将此刻本未收的作品列为宋本集外诗，很方便核查。
(24)参见佟培基《孟浩然诗集笺注》1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