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创新体系研究：理论与政策并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系论文,理论论文,政策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国家创新体系(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是指，参加新技术发展和扩散的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及中介组成的为创造、储备及转让知识、技能和新产品的相互作用的网络系统(OECD，1999)[1]。早期学者Freeman(1987)、Lundvall(1992)、Nelson(1993)、Edquist(1993)等人对其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NIS研究视技术创新变革为国家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侧重解释国家间经济绩效差异的长期原因，成为提升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因此也引起了国际组织与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2]-[4]；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欧洲委员会(EC)，以及联合国贸易及发展委员会(UNCTAD)已吸纳这一概念并将其作为分析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科学院将“国家创新体系”编入词汇，并用此分析美国的科学技术政策[5]。中国政府更是高度重视创新在国家经济中的作用，将“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现阶段的工作重点。本文进一步阐明了NIS研究的起源与理论基础，从理论与政策视角分别回顾、梳理了近年来的主要研究成果及发展趋势，进而指出研究中存在的主要争议、以及对我国未来研究的启示。
2 概念及理论起源
目前，关于NIS概念的起源仍存在诸多看法，有必要进一步阐明。多数学者认为，概念首先出现在学术界，之后才被政策决策者所引用[2]。事实上，概念几乎是同时出现在学术界与政策领域—尤其是OECD组织[4]。其原因可能是，提出这一概念的主要学者同时也在政府组织中任职①。回顾文献研究，早在1982年8月召开的OECD专家组会议上，C.Freeman就曾在报告“技术基础与国际竞争力”中提出这一概念，但在当时看来概念“过于激进”而未被正式发表[6]。1985年，B.Lundvall在其出版的《产品创新与用户生产者的互动》一书中正式提出“创新体系”概念，并阐释了用户—生产者之间关系[7]。1987年，Freeman出版了《技术、政策与经济绩效：来自日本的经验》一书，并采用“国家创新体系”框架分析了日本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制度原因[8]。
在理论层面，多数研究者认为，NIS理论的出现部分源于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直接批判。即使到20世纪60年代，新古典增长理论开始考虑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这部分研究仍处于主流经济学边缘。到20世纪80年代，更多的学者感到主流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现实世界[4]。另一方面，Schumpeter在1934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及196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对传统的一般均衡理论提出质疑。Schumpeter认为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特征是“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而采用一般均衡理论很难对“创新”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受Schumpeter研究与Friedrich List的《国家政治经济体系》(1841)研究的启示(Freeman，2002)[3]，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Freeman，Lundvall，以及同时代的其他经济学家们在研究技术进步问题时发现，创新与技术变革并不满足一般均衡条件，并籍此提出国家创新体系概念，其基本目的在于改变传统研究的分析视角[9](见表1)。
3 学术导向的研究进展
20世纪80年代后期，创新体系研究迅速在欧洲和美国展开，并形成了两个较为明显的研究共同体：以C.Freeman，K.Pavitt，G.Dosi，L.Soete等人以及SPRU②协会为代表的英国学派，和以R.Nelson，Winter，N.Rosenberg，P.David，W.J.Abernathy，L.M.Utterback等人为代表的美国学派。此外，该领域最活跃的研究机构还包括丹麦的DRUID，以及荷兰的UNU-MERIT等。其早期代表性研究有：1988年，由Dosi，Freeman，Lundvall，Nelson，Pelikan等人编写的《技术与经济理论》一书，批判评价了传统经济学理论关于技术变革问题的研究方法[10]。1992年，Lundvall延续其前期思想出版了《国家创新体系：面向创新与交互式学习的理论体系》一书，将交互式学习作为创新问题分析的中心[11]。1993年，Nelson主编了《国家创新体系：比较分析》，采用案例研究方法，从制度与经济结构的视角比较分析了15个国家创新体系[12]。1997年，Edquist在《创新系统：技术、制度，与组织》一书中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讨论了NIS概念及其系统转化等方面问题[13]。
中国学者对NIS的研究起步稍晚，1995年，齐建国在《技术创新——国家系统的改革与重组》研究报告中首次运用NIS理论分析了中国宏观经济体制问题[14]。1997年，吴贵生和谢伟在第二届中韩产业技术政策研讨会上发表了题为“国家创新系统的要素、作用与影响”的论文[15]。1998年，柳卸林完成了题为《中国国家创新系统的现状、问题与发展趋势》的研究报告[16]。此外，王春法(1998)[17]、石定寰(1999)[18]、冯之浚、罗伟(1999)[19]以及胡志坚(2000)[20]等学者均发表了重要的研究成果。
回顾前人研究，早期的学术研究大多集中于对NIS概念、组织结构、及其理论方法的探讨[21](如，Freeman，1987，1992；Lundvall，1992，1998；Nelson and Rosenberg，1993；Patel and Pavitt，1994；Edquist，1997；Niosi，2002等)，以及国家间的案例比较研究(如，Nelson，1993；Freeman，2002[22]等)。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NIS研究出现了三个较为明显的走势：
3.1 后发国家及转型经济的研究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研究重点从发达国家转向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转型经济国家。与发达国家研究不同，这些研究更加关注创新系统的差异及其特有的体系结构，尤其强调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特征。其主要研究成果包括：Kim和Nelson(2000)[23]，Lee和Von Tunzelmann(2004)[24]等学者对亚洲新兴国家和地区(如，韩国、台湾及新加坡等)的创新体系进行的深入研究，这些国家和地区经历了更加密集的技术学习过程并取得了巨大进步。Lundvall(2006)[25]从宏观结构和制度的视角探讨了亚洲转型经济(中国、印度、印尼、新加坡等)的创新系统。Eduardo(2001)[26]对巴西和韩国的创新体系进行了比较研究。Mei-Chih Hu和John A.Mathews(2005)对五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创新体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认为后发国家的创新体系不同于发达国家，更加关注国家创新能力的制度基础发展，以及更加依赖高科技产业发展[27]。此外，Radosevic(1999)[28]研究了中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创新组织变迁。Ludovico Alcorta和Wilson Peres(1998)[29]分析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等国家创新体系的演进和绩效。Dutrenit和Katz(2005)[30]认为，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宏观管理，尤其在通货膨胀方面取得了极大成功，但仍未过渡到以发展技术创新为核心竞争力的转型经济时期。
这些研究不仅关注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相应的创新系统机制，而且讨论了NIS方法的适用性。Alcorta和Peres认为可以采用NIS方法分析拉丁美洲国家的创新系统。Eduardo则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创新过程与发达国家截然不同，进而主张采用国家学习系统(NLS)替代NIS。Radosevic 认为中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追赶和增长与创新系统的兴起高度相关，但谈论东欧的NIS或区域创新系统还为时太早。我们认为，这些对后发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对其特殊性提出了挑战，影响创新体系发展的因素可能发生改变，研究中应更加关注重要指标的发展。
3.2 动态复杂性研究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创新体系研究扩展到复杂的动态网络系统，从网络、复杂性及动态性视角来研究创新行为已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Freeman(1991)通过对实证研究的回顾指出，外部信息以及与用户的合作对新产品和过程的发展至关重要[31]。Koch，C(2004)认为创新是一种建立网络的社会活动，并采用案例研究挑战和超越通常所认为的—创新网络间是相当稳定的高度信任的关系的观点，将创新网络视为稳定和动态主体间的相互作用[32]。J.Sylvan Katz(2006)认为创新系统是复杂性系统，在主要的特征指标间存在幂指数关系，并通过构造scale-independent指标和模型真实的标准化了国家尺度[33]。Henry Etzkowitz，Loet Leydesdorff(2000)[34]将NIS视为动态系统，研究了不同的产业和国家间的交叉作用、演化机制的转化作用，以及大学研究功能的转化。Fabio Dercolea等人(2007)[35]引入了适应性动态(AD)概念，并针对于技术变革的模型变化特征，讨论了AD在经济学上的首次应用。
中国学者在国家层面的研究较少，主要从区域创新网络(如王缉慈等，1999[36]；谢永琴，2005[37])和产业动态创新系统(如鞠洪云等，2006[48]；惠龙等，2004[39])的视角进行了初步探讨。刘焕成(2001)[40]论述了提高国家创新能力的支持网络系统的办法，并提出了发挥各个网络作用的对策。
3.3 绩效导向的定量评价研究
另一个发展趋势是，国家创新体系绩效的定量研究在二十世纪后期明显增长，这与OECD的近期研究工作相吻合。近年来出现的具有影响力的研究主要有：Nasierowski和Arcelus(1999，2000，2003)采用DEA方法，检验了不同国家创新体系效率与研发生产能力间关系。结果表明，NIS中的基本要素在本质上具有共同特征，但各国间的技术发展战略与发展程度存在很大差异[41,42]。Furman等人(2002)采用国家创新能力(NIC)概念发展了国家创新绩效的跨国比较模型。通过对17个发达国家进行面板分析，检验国际专利与NIS变量指标间关系。研究发现，尽管各国创新体系存在很大差异，但其核心因素均包括：研发生产力、学术及私人部门的研究绩效、技术专门化程度、以及各国的知识储备[43]。Porter和Stern(2002)[44]沿用Furman的框架模型，将样本扩展到75个国家进行分析，并对国家创新绩效进行了排名。Mei-Chih Hu和John A.Mathews(2005)[27]将Furman的框架模型扩展到亚洲国家和地区。Jan Faber和Anneloes Barbara Hesen(2004)检验了14个欧洲国家1992-1996年间，R&D以及其他创新活动、专利保证、创新产品的销售与NIS间的关系。统计发现，宏观经济条件和国家经济结构对国家专利获取以及创新产品的销售具有深远影响[45]。Hariolf Grupp和Mary Ellen Mogee(2004)回顾了美国、西欧、日本各国科技指标的发展过程，并采用敏感性分析指出单纯采用科技指标组合测度NIS的缺陷[46]。
中国学者关于国家创新体系的定量评价研究，大多集中于系统评价指标的设计与探讨。其中，张宏性等人(2005)[47]从创新动力、创新资源、创新运行，及创新价值四个维度构建了创新指标体系。王亚刚等(2007)[48]从和谐管理理论的视角对创新系统评价体系进行了探讨。张凤(2007)[49]构建了国家科研机构创新绩效评价模型，并对19个国家科研机构9年的创新绩效进行了定量评价。官建成等(2005)[50]采用DEA方法分析比较了主要发达国家的创新能力。
概括而言，学术领域的研究更具理论性与针对性。其研究的总体趋势表现为：研究范围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与全球化经济演进；研究主体由静态的单一主体向动态的网络化多元主体过渡；研究方法由定性的案例研究向多角度方法融合。
4 政策导向的研究进展
有别于其它的研究领域，政府在“国家创新体系”发展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因此其研究也同时引起了诸多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的高度重视。前者如美国政府相关部门1990年代以来关于美国创新系统的一系列研究，后者则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创新系统项目为代表。这些研究与学术界研究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并行发展。与学术界研究不同的是，研究具有明确的政策目的，更具系统性与导向性。
本文以OECD研究工作为代表，系统的回顾了其近年来的主要工作进展，作为政策工具而言，OECD工作的重心更多地表现为建立各国间共同的评价标准，以及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
4.1 工作手册——建立共同的评价标准
为便于研究工作的开展，OECD组织在国家创新体系研究领域出版了一系列工作手册，如Oslo手册(1992，1997，2005)，Frascati手册(1963，1994，2002)等。这些手册为收集和解释技术创新数据，或是进行调查研究的实践活动，建立了OECD成员国间的共同基准。迄今为止，在科技活动方面，其主要工作手册的功能和作用可归纳如下(见表2)。
4.2 研究型工作报告——提供政策建议
OECD研究工作通常以项目组的方式推进和展开。最早关于创新体系的研究工作始于1988年进行的“技术/经济项目”(TEP)。报告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重点讨论了技术与经济间的关键性问题，同时涵盖了非常广泛的领域，强调了技术、人力资源、产业组织模式、经济增长，以及国际竞争力等方面问题。
1993年3月由OECD的科学技术政策委员会(CSTP)成立的“创新与技术政策”(TIP)项目组专门负责推进NIS项目。该项目认为，国家创新体系工作的推进有助于提高国家创新绩效乃至国际竞争力。项目从1994年启动到2002年共分三阶段实施。第一阶段是导向型国家的案例研究，主要用以检验NIS方法的可行性与有效性，并确定了影响创新绩效的主要因素。项目第二阶段，沿两条研究线路展开：一是对OECD成员国创新体系的经验分析，二是成立专题项目组③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其研究结果表明：国家创新绩效依赖于不同层面的创新体系的组成要素(企业、大学及其他研究实体)间的相互作用。研究同时界定了新的创新政策目标、研究工具，以及OECD成员国的政策实践效果。项目第三阶段包含了两组重点研究：一组集中于研究NIS相关政策发展，包括创新公司与网络、创新集群、人力资源流动三个专题。另一组则重点研究产学关系(ISR)，研究分析了NIS中产学关系的变化，提出了一套评估的概念框架，展现了不同国家间ISR的结构与强度差异，并通过经验研究确立了提高绩效的标杆。整个项目的系统研究成果发表在《动态国家创新系统》(2002)中，这份研究视创新为动态过程，更加关注创新主体间的相互作用及其网络关系。
此后，OECD出版了一系列关于创新政策的研究报告，如《治理创新系统》(2005)，系统收集了“监督与推进国家创新政策”(MONIT，2003)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报告共分三册，建立在OECD早期关于NIS的研究基础上，包含了对关键性问题与今后发展趋势的探讨，如政策整合，政府间合作，以及创新政策学习等方面内容。研究认为，政府需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日益动态与复杂化的趋势，适时调整相关制度及创新政策实践。另一份研究《创新政策与绩效——跨国比较》(2005)通过重点研究产学关系、公共与私人间的创新合作，知识产权管理，区域创新体系研究，以及创新政策与绩效的跨国比较等关键领域问题，发展了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建议。近年来，OECD认为在定量方面的研究工作的缺乏会使其难以全面理解创新活动对社会和经济产生的作用程度，迫切需要“发展一套指标与评价方法，以建立起国家政策研究的基准”[13]。为此，OECD在2006年9月召开了第二届蓝色天空论坛，重点讨论构建新的科学技术指标以及今后几年的工作重点。
OECD国家创新系统项目的研究表明，创新系统的管理需要综合的、连贯的政策，这种政策以单个的手段与整体的目标的密切配合为特征，也以不同政策领域中的手段与目标的兼顾、协调为特征。回顾其近年来的主要研究工作：研究重点从探讨技术与经济间关系向创新系统及其网络化关系发展，从定性的案例研究走向定量的绩效评价研究，从单一的创新主体研究走向综合的系统研究(见表3)。
5 主要研究争议
国家创新体系研究汇聚了多种研究思想，也尚存在诸多争议，其主要表现为理论的发展及概念的适应性问题，这些争议在很大程度上潜在地影响了NIS研究的走势，也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
5.1 NIS理论走向的争议
早期关于NIS研究争议的焦点在于：NIS概念是否应该更加严格的“理论化”。部分学者认为，概念应该更深入的理论化，以便能解释更多的细节，得到更精确的应用。这些学者往往倾向于采用定量研究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如，Katz，Grupp，Furman等人)，并试图使概念本身减少“模糊”和“扩散”[52]。以Edquist为代表，在其近期研究《十个小国的创新体系》(2004)中，定义了“国家”层面的基本标准和功能属性，并在NIS基础上设计了统一的度量标准，用以分析国家间差异。另一些学者则认为NIS方法的有效性正是因其概念的“松散”和“灵活”所致，不应过度理论化。这部分学者更加侧重定性的案例研究，试图从制度和历史的角度解释国家创新体系差异的内在机理(如，Neslon，Lundvall，Smith等人)。Smith认为Edquist的研究“似乎过于理论化”，Lundvall则在近期出版的《非洲创新体系》(2003)以及《亚洲创新体系》(2006)中继续沿用其思想，采用了更宽泛意义上的NIS概念，并且强调将制度和学习网络作为重要基础。
在政策研究领域，Guinet(DSTI④项目的执行主席)则认为，NIS更像一个框架，具有导航的作用，尽管在操作层面并不十分有效，但NIS工具是有价值的[4]。事实上，对OECD而言，很少关注于理论或是研究方法本身的深入探讨，而是更加关心那些可能作为政策建议提供给成员国的研究结论或是政策“底线”。
5.2 NIS概念适应性的争议
多数学者认为，对NIS概念最直接的批评集中在采用“国家”作为概念边界[4,7]。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了大量集中于产业层面、区域层面以及技术层面的创新体系研究。就某种程度而言，这些研究似乎比国家层面的研究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尤其是，随着全球化经济的到来，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研发活动扩展到其他国家。部分研究者认为创新体系更多地表现出区域性以及跨国性的特点，而非国家属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对国家创新体系概念提出挑战——以“国家”为单位的创新体系研究是否仍然有效？
支持者们则认为，“国家”层面可以更好的适应政策维度，只要国家作为政治实体而存在，采用国家创新体系的分析框架就存在意义。Lundvall从政策角度总结了三个原因[9]：首先，标准经济学非常注重从国家层面进行分析；其次，关于经济政策方面的主要研究——包括货币、财政、劳动力市场以及社会政策更倾向于从国家层面出发；最后，国家是变革的中心，变革往往会影响国家的经济角色，乃至在创新活动中的地位。采用国家作为分析层面的另一个原因来自“制度”的影响。企业的研发活动不仅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也受到其他制度因素的影响，包括分享共同的语言及文化，以及国家的法律、金融等创新环境[53]。因此，即使对跨国企业而言，也必须考虑包含在国家范围内的制度因素。
6 对我国NIS研究启示
回顾国内外NIS研究发现，无论学术理论探索还是政策领域研究，国外NIS研究已取得相当丰富的成果。相比之下，尽管我国部分学者的研究已取得相当深刻的见解，但大部分研究尚处于早期阶段，尤其缺乏有效的实证与定量研究成果[54]。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创新体系建设已成为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提升的重要手段，受到我国政府的高度肯定。据此，我们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深入探讨以下几点：①从历史的视角探讨中国创新体系演进问题(Freeman，1995[55]，Shulin Gu，2006[21])，有利于深入理解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的特有问题。②从定量的视角进行不同国家间的创新体系比较研究，有利于全面理解创新活动对社会和经济产生的作用程度。③对NIS内在运行机制进行探讨，有利于丰富NIS研究的理论基础。④对不同层面创新系统(如，区域创新体系、产业创新体系等)间关系进行互动研究，有利于填补学术融合的空白。
注释：
①如，Freeman在80年代作为OECD的高级顾问，Lundvall从1992年到95年期间，任DSTI的代理主席一职，Smith在80年代后期也是OECD的顾问。
②SPRU-科学与技术政策研究协会，成立于1966年，主要致力于科学、技术及创新政策的研究与管理工作。
③包括：创新型企业，创新型企业网络，创新集群，人力资源流动，组织导向，追赶型经济六个专题组。
④项目全称：Directorate for Science,Technology and Indus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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