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经济学：个人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经济学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文化经济学现状
在采用经济学方法的社会科学中，艺术经济学作为一门重要学科已经确立了自己的地位。这种艺术与经济的接近立足于系统研究的基础：研究社会现存的个人行为与组织行为的相互作用。社会科学中的经济学方法鼓励一种全新的跨学科研究。直到现在，“跨学科”被理解为不同学科方法的结合，这常常促成不同思想在较低层次上的接触。但实际上，这里提出的跨学科以一种独特的分析方法（经济学的思维方法）为基础，它已经被应用于研究各种各样的问题。这里所采用的“人类行为模型”细致地区分了收入、价格、可支配时间、社会制度所强加的限制、个人偏好等不同方面的特点，并成功地解释了经济学学科内外的许多现象。
应用所谓的“理性选择”分析框架有时是很受欢迎的，但更多的时候存在着争议。通过获得诺贝尔奖——最明显的是1992年的加里·贝克尔，“理性选择”框架的新颖之处完全得到了承认。其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中，采用“理性选择”方法的有肯尼思·阿罗 (1972)、赫伯特·西蒙(1978)、西奥多·舒尔兹(1979)、詹姆斯·布坎南(1986)、罗纳德·科斯(1991)、道格拉斯·诺斯和罗伯特·福格尔(1993)、阿马蒂亚·森(1998)。
对“理性选择”方法来说，最有吸引力的应用对象之一是艺术，这一新的交叉领域也被称为文化经济学。实际上，文化经济学有相当长的历史（但是在过去没有叫这个名字）。很久以来，德语国家的经济学家就对艺术的经济方面感兴趣，公共财政问题受到了特别的关注，尤其是在国家扶持文化的角色方面。总的看来，国家应该对艺术进行资助，这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艺术为整个社会带来了有利的外部效应。这些外部效应被称作“非使用价值”，因为它们为全部人口带来了好处，包括那些没有享用过任何具体文化活动的人。艺术所带来的外部效应包括“存在价值”（即使某个社会成员没有参加任何艺术活动，全体人口仍然能够从文化的存在这一事实中获益）、选择价值（即使人们现在不参加艺术活动，他们仍然能够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参加以获益）、遗赠价值（即使人们不亲自参与任何艺术活动，他们仍然可以通过将艺术传给后人而获益）。
在现代经济学里面，文化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诞生于1966年，这一年鲍莫尔和鲍恩合作出版了《表演艺术——经济的悖论》一书。书中谈到的悖论起因于不断增加的经济福利水平（人均收入）和伴随着上演生动活泼的戏剧而增加的成本。结果，表演活动面临持续增加的经济压力，似乎正是由于社会富裕了，并且越来越富，以至于在欣赏生动活泼的演艺活动时存在越来越多的问题。
继鲍莫尔和鲍恩开创性的著作之后，文化经济学开始繁荣起来。在操盎格鲁撒克逊语的国家中，穆尔于1968年写的《美国戏剧》、皮考克和韦尔于1975年合著的《市场上的作曲家》、内策于1978年写的《受资助的缪斯》都是反映文化经济学繁荣的好例子。不久，布劳格(1976)编写了第一本文化经济学读物，索罗斯比和威瑟斯合写了第一本文化经济学教科书《表演艺术经济学》。较早的时期，在其他国家，用其他的语言，文化经济学也开始为人们所接受，尤其是法国、意大利和瑞士。
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里，有关文化经济学的文献数量大增，这里仅介绍几本重要的著作（此前有关文化经济学著作的总结由弗雷和波梅雷恩合作给出）。用英语写成的有三本，分别由索罗斯比（2000年）、奥·黑根（1998年）、埃尔布兰和格雷（1993年）撰写。其中，第一本书着重于价值的创造，后两本则以福利经济学的观点为基准。法语的由本·哈穆（1996年）、福尔奇和萨戈特·迪沃鲁（1994年）、格雷夫、普夫利格尔和鲁日（1990年）等人撰写。
在研究艺术问题和艺术专题的著作中，有费尔德斯坦在1991年写《博物馆经济学》，皮科克在1993年出版的个人论文集《为流浪艺人付费》，陶斯于1993年写的《市场上的歌手》，以及莫塞托在1993年写的《美学与经济学》。法语著作包括格雷夫（1990年），鲁日、萨戈特·迪沃鲁和普夫利格尔（1991年）。在意大利，由布罗西奥和圣阿加塔（1992年）合写的著作是一本对艺术进行经济学分析的令人关注的书。蒂策尔是一位为经济学文献做出贡献的了不起的德国人，他还研究了歌德：尽管歌德外表肤浅，实际上却是一位精明的经济人。
在文化经济学领域里有几本有用的教科书。毫无疑问，最全面的教科书当推1997年由陶斯主编的那本，但是由皮科克和里佐（1994年）、布劳格（1976年）、金斯堡和门格尔（1996年）、陶斯（1997年的另一本）等人编写的教科书也值得我们注意。两部致力于文化遗产经济学的论文集分别由胡特尔和里佐（1997年）、皮科克（1998年）主编而成。《文化经济学杂志》不断推出有价值的特刊：1995年第19卷是关于知识产权经济学的；1997年第21卷是关于艺术市场的；1998年第22卷是关于博物馆经济学的。
文化经济学已经被国际文化经济学协会确立为研究领域，该协会定期组织会议并编辑一本评论性刊物《文化经济学杂志》，文化经济学的一些文章也出现在《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杂志》、《国际社会科学评论》、《文化政策》、《艺术经验研究》、 《国际文物杂志》、《国际文化管理杂志》等杂志上。此外，还有一些致力于文化经济学的研究中心，最著名的是詹·弗兰克·莫塞托创立并与威尼斯大学合办的ICARE（国际艺术经济研究中心）。
二、个人的视角
没有必要对文化经济学做一个概括的总结，这项工作已经由索罗斯比（1994年）和莫塞托（1992年）的文章完成了。我愿意提出自己的想法和观点，在这里，我希望以一种更有条理的方式来讨论它们。
在艺术研究中，占支配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已被证明行之有效：该方法论植根于明确的人类行为模型之上，以帮助弄清艺术的供给和需求。根据相应的供求均衡，就有可能凭经验得到可检验的推论。大部分的预测结果符合常识，但也有一些令人惊奇的意外，例如鲍默尔和鲍温在1966年对表演艺术的分析：社会越富裕就越难以维持有活力的表演艺术。
由于传统的新古典分析方法具有显而易见的实用性，大部分文化经济学家严格坚持这一方法。例如，索罗斯比为《经济学文献杂志》所写的有关文化经济学专业的调查文章（1994年），或奥·黑根的《国家与艺术》一书（1998年）
在我看来，超越正统新古典分析法过于僵化的界限，将会收到明显的效果。如果明确地将制度因素考虑在内，大多数经济学家会同意我的观点。这样，艺术品的公共与私人供给之区别就成为了许多文化经济学家关注的中心。类似地，在戏院、歌剧院和其他提供艺术的部门里，由于委托人—代理人的关系而产生了激励问题，该问题已经得到了多方面的研究。
然而，我想说明的是，突破新古典方法现存的界限，甚至走得更远一些，往往是富有成效的。具体说来，在某些情况下考虑人们的心理状况是很重要的。心理异常就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它表明在容易识别的条件下，人类的行为彻底背离了理性选择的预期。
心理学对文化经济学的另一重要贡献当推人的动机。毫无疑问，就像其他人一样，艺术家常常对外在的刺激（如金钱）作出反应。据说，萨尔瓦多·达利(1940-1989)曾经说过：“我只关心金钱。”另外的几个艺术家也曾发表过同样的声明。然而，现存的有力证据表明，成功的艺术家具有强烈的内在动机，即他们为了艺术而追求艺术，在一位艺术家的职业生涯中，上述情况尤其适用于第一年，一般说来，在一位艺术家的一生里，这是最富有创造力也最易出成果的时期。当涉及文化的公共资助时，艺术家受到内在或外在激励的程度和具体方式至关重要。政府补助尤其是给个别艺术家的直接转移收入，究竟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他的创造能力？集中论述内部激励和外部激励，以及考察二者之间动态的相互作用（所谓的“挤出效应”），已经超出了传统上以新古典方法论为基础的文化经济学的范围。但是现在，我相信：内在激励和外在激励对理解和扶持艺术非常重要。
本书努力超过通常所接受的内容，探索新的方法。常规的文化分析主要应用基本的新古典方法，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在艺术的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尤其是金钱与艺术领域的关系。使用经济学的横截面分析和时间序列分析常常很有成效，这种应用掺加了一种经验主义的倾向，始终面临着收益递减甚至为负的风险（见赫什莱费尔［1985年］）。在文化研究中运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并不总是能得到令人感兴趣的真知灼见，有时候它意味着在经济学术语的范围内重新命名观察结果。在我看来，这种情况尚未发生，其中一个原因是：从传统经济学的观点看，许多贸然闯入文化经济学这个生僻学科的经济学家是一群不拘常规的人。
通过超越既定的界限，勇于进入新的方法论领域，我们可以获得新颖而富有挑战性的见解。的确，对于新的方法，文化经济学是最开放的经济学领域之一。例如克拉梅尔的《文化的价值》（1996年）一书正是基于这样的观念：积极寻求所有艺术工作者之间的对话会碰出思想的“火花”，并找到问题的解决之道。也许除了其他领域，艺术方面的观点交流也很有成效。胡特尔提倡另一种标新立异的方法，他不是考察经济学怎样被用来研究文化，而是考察文化经济学是如何影响经济理论的。
注释：
①Bruno S.Frey,Arts & Economics:Analysis & Cultural Policy,New York:Springer,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