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酒令的实施与清高宗初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禁酒令论文,高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9.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2)05－0099－07
一、乾隆初年禁酒问题的缘起
禁酒以裕民食，本为历代王朝节粮救荒的举措之一。清初颁布禁酒令，也是针对荒时暴月粮价腾贵，实施暂时性之法，以此遏止米价上涨，节制粮食消耗，稳定社会秩序。早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五月，圣祖指出，“今岁雨泽旸时，若二麦已登，他谷亦皆沃茂，秋成可望，黎民不致阻饥。但豪强富室，往往用之酿酒，又轻值籴藏，以待重价。贫民田少，收获有限，效尤酿酒，亦甚糜费。虽遇丰年，仅免饥馑。倘遭荒岁，何以自赡”①。二十八年(1689)五月，他再次指明，山海关外盛京等处，至今无雨，尚未播种。万一不收，转运维艰，“彼处蒸造烧酒等，将米粮糜费颇多”②。命令户部等官员严加禁止。雍正四年(1726)三月，世宗下令禁止口外烧锅。十一年(1733)，再禁陕西烧锅。康雍时期于灾荒之年，在米价昂贵之地实行临时性的禁酒令，其宗旨是禁止用粮食造酒，节省米谷，防范粮价上扬，以度灾年。然而，饮酒已成社会传统习俗，“禁之不绝”。
乾隆元年(1736)十一月，方苞上《请定经制疏》，力陈裕民五事，以禁酒、禁烟、劝树畜、禁米谷出海关、兴水利为“国之邦本”。其中详细讨论了烧酒盛行的危害、禁酒的必要性和禁酒的重要意义。首先，方苞认为饮酒盛行耗费粮食。北方地区土地贫瘠，雨水稀少，粮食产出较低，遇到荒年赈灾困难；而西北五省烧酒坊，每岁耗谷以数千百万石，禁烧酒具有很紧迫的现实意义。其次，他总结自圣祖以来每岁诏禁烧锅而终不行的四个原因：门关之税不除，烧曲之造、市肆之沽不禁，不能严禁零星售卖，胥吏为奸。针对这些问题，建议制定严苛的禁令，责成地方官切实贯彻，才能收到实效。另外，他还驳斥了禁烧会减少税收、增加失业、影响社会稳定等说法，指明造酒者多家资殷实，不存在贫民失业。之后，又论证禁酒虽然在当时有违人情，但矫弊立法，功在千秋。③方苞立足于恢复古代圣王之治的理想，从开源节流、强本裕民的角度，阐述禁酒的必要性，以此感化民众自觉地服从禁酒令。显然，他的禁酒倡议用力在于“是否当禁”，而忽略了“是否能禁”的问题。高宗将该疏发诸王大臣议覆。而王大臣视此奏为老生常谈，以毋庸再议了事。④
方苞的奏疏虽未在朝野引起反响，但其主张却一定程度上促动了年轻的高宗。一方面，少年时的弘历就敬慕其祖，对宽仁为政、内圣外王的理念情有独钟。另一方面，他的思想形成深受儒臣福敏、张廷玉、徐元梦、朱轼、蔡世远等师傅影响，加重了其处事理想主义的色彩。即位初期，高宗重视醇厚风俗，教化百姓，以建设“治隆三代”的盛世为己任。而方苞引用儒家经典将禁酒之举纳入“变通周官汉明之法”，以期达到孟子所言“使菽粟如水火”之境界，这与高宗思想产生了共鸣。
方苞为康熙年间进士，并未授实职。雍正朝时，他曾居清要之位，仍不得差遣。雍正十三年(1735)，弘历倡言追践古礼，方苞即作《丧礼议》进呈。接着，又上《请定征收地丁银两之期》、《请因地制宜存粜常平仓谷》等疏，多得到高宗认可，而因部议以不宜实行而被搁置。然而，高宗“有意大用先生”⑤，委以方苞重任，令其入值南书房，并兼《皇清文颖》馆、《三礼义疏》馆副总裁。方苞入值南书房后，积极上疏言事，希冀在新君面前能崭露头角，禁酒之议正是出于这种背景。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苞曾与蔡世远过从甚密，而蔡又是高宗早年关系极为密切的师傅，这种微妙的人际关系影响着高宗对方苞的注视，他的禁酒之说也就成为君臣热议的话题。这样乾隆初年的禁酒令之争，就分成两个阶段，即分别围绕着“禁烧锅”和“查跴曲”而热烈地展开。
二、禁酒令争论的焦点之一：永禁烧锅
从乾隆元年(1736)十一月到次年(1737)九月，这是君臣激烈争论禁酒的第一阶段，中心为是否“永禁烧锅”，两派各执己见。
在方苞疏请禁烧和实际粮食短缺的双重因素制约下，高宗尝试将这一救荒之策转为“常年之法”，仿效周公禁酒，缓解民生，追求“治隆尧舜”的社会理想。乾隆二年(1737)，华北地区春夏之交，缺雨大旱。根据儒家政治观点，雨雪失时是上天对人君政事不修的警告和谴责，皇帝应当勤恤民隐，补救过失，以示“敬天爱民”之意。
当年五月，高宗颁布了北五省禁烧的旨令，严令禁止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地区⑥造卖烧酒，并指出：“无识之人，或以造酒之家不免失业为虑，不知垄断市利率由黠悍之富民，因其资财，串通胥役，敢于触禁肆行，并非贫民无力者之生业。”故北五省烧锅“永行严禁”，成为常年通行之法。⑦这道谕旨与方苞的奏疏相比，虽然时隔半年，但逻辑和表述都极为相似，足见该疏对弘历的影响之大。
高宗“永行严禁”的决心，透露出他的理想主义心态，却忽视了烧酒盛行的地方的社会状况。华北水利基础薄弱，土地产量很低。直隶地区即使正常年景，百姓亦难终年以米麦为食。望都“上户饭粗粝，中户下户掺糠和菜以为食”⑧。遵化居常饮食相率以俭，“或粥或饭或面，面用麦或杂豆粉，粥用小米，饭用高粱，或亦用小米，梗稻多用以饷宾”⑨。中等人家为了节省粮食，每日仅两餐。但这些地方都盛行饮烧酒。“市肆取充酒材，颇夺民食”⑩。滦州“虽穷乡僻壤，皆家有藏酒”。永城饮食无贫富，多好饮酒，市厘往来，酒馆林立。(11)地方民人普遍嗜酒，酤卖获利，这是烧酒盛行的主要原因。断然禁烧影响面扩大，势必难以推行。
禁烧令颁布当月，刑部尚书孙嘉淦上《请开酒禁疏》，以示反对。其理由有三，一是贫民以酒、糟等物易银钱，佐助日用，禁之有损生计；二是禁烧锅则黄酒盛行，耗谷更多；三是禁令没有统一执行标准，贸然查禁，多有扰民。他认为，烧锅之禁，无益盖藏，有损生计，止宜于歉岁而不宜于丰年。(12)孙嘉淦从地方实情出发，试图解决禁烧锅的负面影响。高宗乃令讨论禁令得失，于是出现不同的两派意见。
其他廷臣督抚对禁烧的观点可分成永禁、弛禁和照旧例三类，但其立论大体不出方、孙之外。
廷臣们在讨论中并未形成建设性意见，北五省督抚大多主张禁烧应因地制宜。乾隆二年九月，第三次九卿讨论此事，高宗对禁烧令作了较大调整，“应令各于本省因时制宜，实力奉行以观成效。至躧曲一项，系烧酒盛行之源，众论佥同，自当严禁”(13)。他主张禁烧应从各地实际出发，修正了此前颁布的北五省强制禁令。
在禁烧的做法上，高宗希望地方官能区别对待，严查大肆跴造，对民间零星造卖者免予追究，以免骚扰民间。然而，在实际记录中，酒的单案缴获最多为18 000斤，最少仅9斤；曲的单案缴获最多60 853块，最少仅2块。缴获酒(曲、造酒器具)数量较少的案例占大多数，且存在不少缴获量极低的案例。以赃酒为例，在353个有效数据中，2000斤以上占14.73％；1000—2000斤者占14.16％；500—1000斤占10.76％；200—500斤占16.71％；200斤以下竟有43.63％。将近一半的酒案缴获量不到200斤，甚至15.3％的案件缴获赃酒在50斤以下。排除掉曲酒糟渣并获的情况下，酒虽少而糟渣多，可证明为造酒大户的个别案件外，亦有很多仅凭缴获私酒数十斤，就定案报省的情形。可见，施行中打击面过广，必定会扰乱民间正常的生产和生活。
简单粗暴地执行禁酒令必使弊端丛生，孙嘉淦形象地指出，有司奉令过谨，“则横拿而倾其身家不宁，惟是而已”。醋盆饭甑，何家不有哉？“一家之盆甑偶尔犯法，则万家之盆甑尽属可疑”。“将炊爨之民，比户可以查拿，日用之物，随手可以讹诈，公庭无非讦酒之讼，而囹圄亦不能容犯酒之人矣”(14)。当地习俗家家造酒，成人多饮。官府查禁私酒的诏令，实际上成为胥吏中饱私囊、奸邪陷害良民的工具。而且不分造酒量多少，挨家搜查的做法，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这种常年强行查禁私酒的做法，效果并不理想。禁烧令严时官吏查拿中小商人塞责，“而富豪之家，高墙深院，查拿之所不至”(15)。事实证明，作为“常年之法”的禁烧令不可能持久施行。
三、禁酒令争论的焦点之二：严查跴曲
从乾隆二年(1737)九月到乾隆三年(1738)，为君臣激烈争论禁酒令的第二阶段，重点为是否“严查跴曲”。
自乾隆二年九月下令，禁酒令的重点由“禁烧”转移到“禁曲”。
在讨论中，直隶总督李卫和河南巡抚尹会一的主张尤值得注意，他们找到造酒屡禁不止之因，请“严禁躧曲兴贩”，以杜造酒之源。这些建议又得到高宗重视。李卫认为，直隶烧锅耗粮有限，而酒曲流布全国，“靡费之好粮食，为数至于不可究极”。提议全国各地酒曲和烧锅必须自产自销，不得转运贩卖。(16)尹会一亦提出，河南跴曲对麦粮耗费严重，主张禁曲“以节二麦之费，更以清造酒之源”(17)。二人的奏疏不但迎合了高宗严禁烧锅的意图，并且为之推行禁令出谋划策，因而颇得高宗赞许。作为地方大员，他们深知禁酒令不可久行，但仍对禁令持乐观态度，这既体现出官员对国家行政干预力的过分信赖，同时也反映出他们有逢迎新君、以讨好感之嫌。
孙嘉淦再次疏陈禁酒曲，其观点比一年前反对禁烧酒时更为激进。他强调曲为民间造酒造醋常用之物，禁于一方实开于四处，反而增加了粮食靡费。(18)赞同者有尹继善、元展成等。孙嘉淦强调了逐利思想对民间行为的驱动，指明禁酒导致酒少价贵，“私烧之利什倍于昔，什倍之利所在，民必性命争焉”。并指明方苞所议皆系空言，禁酒之令言之甚易，行之实难。“普天率土，大半皆受其扰，实不可以轻举”(19)。他还将不应禁曲上升到为政宽简的高度，指出，“为政自有大体，富民自有常经”，“断未有峻其禁令，易其本业，多其侵渔而可以富民者”。这样就严重扰乱了民间正常的生产流通，积弊将远大于预期的效果。
孙嘉淦深得高宗器重。虽然他屡次言辞激烈地反对禁酒，拂逆圣意，但高宗亦不以为忤。只是孙嘉淦只从禁令不可行的角度，无法驳斥方苞所言，挽回其对高宗的影响。尽管如此，高宗仍然倾听他的意见，降旨直隶、山东、山西、陕甘、湖北、江南、安徽等地大员，讨论禁曲令是否可行。
禁曲令的坚决拥护者是河南巡抚尹会一。他不断上疏倡言禁曲，得到高宗赞同。尹会一强调应该全面禁止跴曲贩卖行为。最有力论据是他在河南推行禁曲令一年多，“民相习而安之”，初见成效。他认为只要奉行得法，就能避免滋扰民间。所谓“立法庶可以杜弊，未可以因弊而废法”(20)。尹会一的做法更加坚定了高宗推行禁曲令的信心。从总体上看，这次讨论以诸臣多阿从高宗主张，反对孙嘉淦开禁之请而告终。偶有异议者，受高宗训斥后亦改弦更张。如两江总督那苏图等，遭到斥责，转而坚定拥护禁曲令，并积极奉行。(21)
河南省盛产二麦，且广种高梁，是北方跴曲重地。每年二麦登场，“富商巨贾在于水陆码头有名镇集广收麦石，开坊跴曲。耗麦奚啻数千万石”(22)。尹会一就任河南巡抚之初即着力禁曲。因此，禁曲在河南的实施情况很有代表性。尹会一禁曲有两大措施，一是严查私囤私跴，正本清源；二是加强关隘盘查，杜绝私贩。(23)他还制定曲案条例，将打击范围和量刑原则具体化。与直隶的禁令推行情况相比，河南做法避免了扩大打击面，扰累民间。(24)另外，尹会一还推行限时售卖的措施，要求各商户将旧存之曲，半年卖完。(25)高宗赞赏其雷厉风行之外，亦忧虑政令过于严苛。(26)半年后尹会一自认为成效明显，(27)然而，高宗得知河南封贮旧曲造成了尖锐的社会矛盾，降旨责问。尹会一虽以商人造谣干扰政府禁令回复，(28)但禁曲力度自此明显松懈。乾隆四年(1739)底，河南巡抚雅尔图到任后清查旧曲，发现当地商贾肆行私跴，新旧曲相杂出售，难以禁绝。(29)
雅尔图继任后重新大力推行禁曲，由于境内私跴渐转移至外省，(30)他主张严查粮食贩运出境。(31)并且咨文各省协助，这一行动得到高宗的赞赏。然而，随着他离任，河南当地的跴曲业很快复兴，“每岁麦价无不因之而昂贵”。
江南是较晚参与禁曲的省份，而较早的记载见于乾隆三年(1738)五月，禁曲的手段和特点也都与北方不同。江南省经济繁荣，人口稠密，商贾云集，肆行酿酒跴曲是地方米价高涨的重要因素。包世臣为苏州造酒耗谷算了一笔账：苏州府正常年景的收成除了上缴赋税、提供当地口粮外，岁尚可余米五六百万石。由于本地产米大半耗于造酒，每年都需消耗外来米粮数百万石。(32)因此，在江南地区实施禁曲意义更大。然而，江南民间食用以米为主，农家一切日用所需，必粜麦购买。且此地经济发达，不仅林立的槽坊铺户吸纳了大量工役，很多农家也通过造卖酒曲增加经济收入。若严禁酒曲，必至麦贱伤农，多人失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鉴于高宗坚持曲禁的严肃态度，江苏官员对待禁曲比较谨慎，基本措施仅集中于查禁曲坊和严讯关津。(33)民间则广为宣谕，鼓励保甲告密，严禁假手胥役，以期杜绝扰累。(34)实际上，两江总督那苏图对曲禁亦非实心办理，一方面，强调禁开曲坊，严查贩运；另一方面，疏请士庶之家自跴曲数在二三百个以下，自制酒醴以为燕享用者，毋庸查禁。他还特别反对雅尔图为禁曲而禁囤积贩卖粮食的主张，(35)这些措施与河南、直隶的情形相比，相对温和理性一些。
禁曲令在江南的扩大主要表现于所禁酒曲的种类增加，除了米、麦、酒糟三种常见原料外，加上高粱、荞麦、豆类。(36)江南之酒包括米酒和烧酒两种，而烧酒又大致以米、麦、糟烧为主，糟烧以黄酒糟粕烧制。此前所论及禁酒和禁曲，仅指禁烧酒和禁麦曲。
乾隆六年(1741)，苏州巡抚陈大受疏称，徐、海及淮北各州县，接近河南、山东，为本境曲酒出产之最。即使合境告饥，商贾犹冒法跴曲。次年，江苏麦收丰稔，私行收买跴曲者，在在皆然。(37)直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高宗晓谕督抚加意奉行烧锅跴曲之禁，江西巡抚仍称民间烧酒故业难除，未能尽止。(38)由此看来，江南地区的酒禁曲禁之举，终属有名无实。
四、治法与治人：治道之变
高宗督促禁酒，一方面，将此作为考核地方官政绩指标，促进其积极实行；另一方面，减少烧锅，节约粮食，尝试调控粮食价格和市场供求。地方大员知晓皇帝的态度，也将推行禁酒令作为图邀功晋级的门径。乾隆十年(1745)以前，高宗因禁酒而奖励和斥责地方官员之谕旨屡见于《实录》，之后30余年，他言及禁酒者仅有寥寥数条。
乾隆五十年(1785)，御史富森阿又上疏请禁烧酒。高宗指出：“烧酒一项虽为糜费谷食，而已为闾阎食用所不可少。况此项多系高粮，并非米谷。此(烟酒)二物民间借以贸易图利者，不可胜数，虽欲禁止而势所不能，徒滋胥役藉端需索诸弊，究于实政有何裨益。”(39)富森阿因言禁酒而获罪革职。这与乾隆初年方苞因言禁酒而获重用之情相较，进一步折射出高宗初政驾驭官僚能力的增强和治国之道的转变。
1.治国思想从理想趋向现实
方苞在倡议禁酒的奏疏中，多次援引《周官》、孔孟言论，极言上古修俗美政。此出发点与高宗的圣王思想不谋而合，所以得到首肯和推崇。弘历在禁酒表述中，除了节约米粮、丰裕盖藏之外，另一个要点就是移风易俗，减少民间醉酒殴斗，淳朴民风，回归上古盛世。对于国家应当如何对待造酒问题，圣祖和世宗都有相对成熟的思考。方苞指出：“自圣祖任皇帝以来，无岁不诏禁烧锅，而终不可禁者，以门关之税不除，烧曲之造市肆之沽不禁，故众视为具文。”(40)乾隆二年(1737)，甘肃巡抚德沛论到禁酒时说：“我朝祖宗，虽曾禁止而未尝严，是知不能绝其源而不事乎严也。”这些应是康雍时期的经验教训。
高宗曾雄心勃勃地提出：“与其禁于已饥之后，节省于临时，孰若禁于未饥之先。积贮于平日。”(41)打算通过永行禁酒，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可见，他要推行移风易俗、教化海内的政治理想，使他难以理解其父祖对此的宽松态度。因此，禁酒令的颁行就成为他在实践中修正理想、走向成熟的历练。
高宗君臣对禁酒令的讨论始于乾隆元年(1736)，二年(1737)、三年(1738)极盛，四年(1739)以后，政务的殷繁，禁酒逐渐淡化。但他对禁酒令的重视和督促坚持得更久。高宗察纳雅言，主要体现在讨论初期，在将孙嘉淦反对禁酒的奏折发给廷臣时说：“若果严禁烧锅不但于民食无益，而且有害，则朕旨可收回，何难改正耶？”(42)这与他即位初期求言之诏中“(朕)从前读书宫中，于外事总未经历，今初理大政，正当广为咨诹，以补见闻之所不及”(43)的态度相似，虚心求言，鼓励廷臣摒除私疑，直言论事。为避免群臣因为先前已有禁酒之旨而心生阿谀，高宗甚至说出“以已经降旨之事。朕尚不难收回成命”(44)这样的话，谦恭之态跃然纸上。因此，禁酒令初次大讨论中，各省督府提出一些与高宗初衷相悖但切合实际的建议时，他亦能从谏如流，体现了高宗在御极初期的开明作风。
而诸大臣持禄养交，懈惰成风的情形，令高宗深感失望，希冀“纯王之心”，“至诚待臣下，从无逆诈亿不信之事。若尔诸臣，不能精白乃心，奉公洁己，以致朕不得已，亦存听言观行之心，则势不能不用术驾驭”(45)。“纯王之心”为高宗即位初理想主义心态的自我刻画。然而诸臣唯诺，遇事推诿的作风，令他感叹：“(诸臣)惟以循例办稿为供职，并无深谋远虑，为国家根本之计”(46)。因此，高宗对大臣的信任减少，听取谏议的热情逐渐降低，处理政务的时候更加重视“乾纲独断”。后来禁曲问题绕开廷臣部议，由各地督抚直接向皇帝建言，就是这一转变的实际体现。
2.驾驭官僚从治法到治人
“有治人，无治法”是荀子的名言，圣祖对此说颇为肯定。高宗在推行禁酒的过程中，却实现了从“治法”到“治人”的转变。
禁酒令前期主要是通过国家政令推广，这种模式被高宗称为“治法”(47)。这是他探索统治策略，尝试解决与官僚系统互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之阶段，由于地方官僚在贯彻法令的程度方面有很大自由空间，高宗很快发现国家决策难以得到贯彻。“治人”之论，从康熙朝就屡有提及。高宗首次明确此思想在乾隆五年(1740)十月，硃批两江总督杨超曾等奏陈严禁烧锅煮酒之奏折：“有治人，无治法。惟在汝等因时制宜，妥协办理耳。”该思路的要点是不讨论禁令的合理与否，将执行效果好坏归咎为官员的能力和积极性问题。早在禁令讨论之初，高宗即以孙嘉淦籍贯山西，而晋商多在直隶开烧锅事，巧妙暗示孙嘉淦不可因瞻顾乡里，徇情私自弛禁。(48)孙嘉淦惶恐回奏后，又抚慰督促之。(49)他感激于皇帝的知遇之恩，更用心地推行禁酒令。此为“治人”思想小试牛刀。
“治人”的进一步表现是对在各地推行禁令的官员予以明确褒奖，如乾隆五年(1740)六月，安庆巡抚奏折汇报查禁跴曲，硃批“所见甚合机宜”(50)；闰六月，江苏巡抚奏请严禁米烧，硃批“试与督臣酌量地方情形为之”(51)；九月，湖北巡抚请照河南情形对襄阳地区跴曲一体查禁，硃批“所办甚妥”(52)；乾隆八年(1743)六月，安徽巡抚奏请严禁跴曲烧锅以丰裕民食，硃批“好！实力为之”(53)；十一月，山东巡抚奏报各属查禁酒曲事，硃批“好！应如是留心者也”(54)。同时，高宗也强调地方官注意不可贪求政绩而扰民。如乾隆六年(1741)正月，山西巡抚奏报查禁跴曲烧锅的措施，硃批“须行之以实而不滋扰累事”(55)；乾隆八年(1743)九月，安徽巡抚奏报严禁跴曲烧锅情形，硃批“不至扰民斯可矣”(56)。对于在禁酒禁曲问题上表现不突出的督抚，高宗也会严厉谴责。这种恩威并重、宽严相济的做法，使江南、湖北、安徽地区很多督府主动支持、推行禁令。
“治人”的策略虽然能够更好地贯彻高宗的意图，但是这种模式是建立在帝王本人极度勤政的基础上，因此亦有其局限性。一旦高宗淡化对禁酒问题的过问，各官即懈怠而至法令不行。乾隆四年(1739)，高宗即因京畿禁烧收效甚微而慨叹：“若必待朕每次降旨，然后奉行于一时，则平日之视为具文可知。倘一经奉旨即严行查禁，则又徒滋扰累，于事何益？”(57)九年(1744)，讷亲疏请考校吏治实效，建议将禁酒问题作为地方官“劝化”能力的一项指标。(58)然而，次年，陕西巡抚陈宏谋要求各州县十月前，将各地禁烧锅跴曲等常规劝化措施实行情况造册报省，各属漫不经心，纸上空言者甚多；更有问及尚不知有此一事者，无奈只得展限至年底。(59)散漫之态，可见一斑。
对于如何更好地驾驭官僚系统，加深君主对社会的影响，高宗并没有找到比“治人”更好的解决途径。在两次禁酒讨论中，高宗与朝臣和地方疆吏对话，以期听到基层的状况，营造了一种比较宽松的政治氛围。督抚反对禁酒者为数不少，认为这一禁令难以推行。但也有人揣摩高宗心思，建言禁酒，迎合新君，自我表现，以取悦皇帝。在这个过程中，高宗不断反思，学会了理智地面对社会事实，淡化了早年的理想主义色彩。高宗在与官僚沟通中，调整与臣僚交往的技巧，巧妙地利用臣僚邀功惧祸的心态，推行自己的政治理念，提高了驾驭群臣的能力，也为他以铁腕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意志，达到“乾纲独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注释：
①《清圣祖实录》卷121“康熙二十四年五月戊子”。
②《清圣祖实录》卷141“康熙二十八年五月戊子”。
③据《方苞年谱》、庄亲王等呈《会议方苞奏严禁烟酒劝民种树等条陈略节》以及《乾隆朝军机处随手登记档》等资料考订，方苞原奏应在十一月。
④庄亲王：《奏呈会议方苞奏严禁烟酒劝民种树等条陈略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编号04－01－35－1380－009。
⑤苏犉元：《望溪先生年谱》，载《方望溪先生全集》附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
⑥“北五省”提法为谕旨原文，实指六个省份。参见李大海《清代“北五省”地理概念考》，《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1期。
⑦《清高宗实录》卷42“乾隆二年五月丙申”。
⑧陆保善：《县望县图说·田亩》，载《望都县乡土图说》，光绪三十一年刻本。
⑨刘靖、傅修：《直隶遵化州志》卷11《风土志》，乾隆五十九年刻本。
⑩王赠芳等：《济南府志》卷13《风俗物产志》，台北：学生书局，1968年。
(11)岳廷楷：《永城县志》卷13《俗产志》，光绪二十七至二十九年刻本。
(12)孙嘉淦：《孙文定公奏疏》卷8《请开酒禁疏》，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
(13)《清高宗实录》卷52“乾隆二年闰九月丙寅”。
(14)孙嘉淦：《孙文定公奏疏》卷8《请开酒禁疏》。
(15)孙嘉淦：《孙文定公奏疏》卷8《请开酒禁疏》。
(16)李卫：《烧锅应先禁曲奏》，军机录副档，编号03－049－0907。
(17)尹会一：《奏为钦奉上谕事》，朱批奏折，编号04－01－02－0035－005。
(18)孙嘉淦：《请开曲禁疏》。
(19)《孙文定公奏疏》卷8《禁酒情形疏》。
(20)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5《奏为遵旨议奏事》，朱批奏折，编号04－01－35－1380－007。
(21)那苏图：《奏陈办理禁曲事宜》，军机录副档，编号03－068－0934。
(22)尹会一：《奏为遵旨禁酒事》，朱批奏折，编号04－01－35－1380－010。
(23)尹会一：《奏为遵旨禁酒事》，朱批奏折，编号04－01－35－1380－010。
(24)尹会一：《奏为遵旨议奏事》，朱批奏折，编号04－01－35－1380－017。
(25)尹会一：《奏为遵旨办理禁曲事》，朱批奏折，编号04－01－35－1380－011。
(26)尹会一：《奉旨酌情禁止跴曲售卖期限事》，朱批奏折，编号04－01－35－1380－013。
(27)尹会一：《奏请增跴曲之例》，朱批奏折，编号04－01－35－1380－015。
(28)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4《奏为钦奉上谕据实回奏事》，朱批奏折，编号04－01－35－1380－030。
(29)雅尔图：《申严曲禁收买麦石以裕民食仓储事》，朱批奏折，编号04－01－35－1381－002。
(30)雅尔图：《奏为销完旧曲查禁新曲事》，军机录副档，编号03－068－1061。
(31)雅尔图：《严查出省跴曲以裕民食事》，朱批奏折，编号04－01－35－1381－003。
(32)包世臣：《小倦游阁集》卷9《庚辰箸二》，合肥：黄山书社，1991年。
(33)许容《严禁贩曲宜宽民用事》，朱批奏折，编号04－01－35－1381－024。
(34)杨超增、徐士林：《奏陈严禁烧锅煮酒以平米价》，军机录副档，编号：03－068－1086。
(35)那苏图：《严禁商人贩曲勿禁民间酒醴事》，朱批奏折，编号04－01－35－1380－026。
(36)李斗：《扬州画舫录》卷13《桥西录》，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印刻社，1985年。
(37)陈大受：《严禁贩米出洋并跴曲烧锅事》，朱批奏折，编号04－01－35－1381－009；《严禁跴曲制酒以免消耗而备民食》，军机录副档，编号：03－022－1368。
(38)阿思哈：《遵旨查禁江省烧锅缘由事》，朱批奏折，编号04－01－35－1385－001。
(39)《清高宗实录》卷1244“乾隆五十年十二月丁丑”。
(40)方苞：《请定经制札子》，载《方望溪先生全集·集外集》卷1，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
(41)《清高宗实录》卷42“乾隆二年五月丙申”。
(42)《清高宗实录》卷43“乾隆二年五月丙午”。
(43)《清高宗实录》卷1“雍正十三年八月丙申”。
(44)《清高宗实录》卷44“乾隆二年六月已未”。
(45)《清高宗实录》卷62“乾隆三年二月壬寅”。
(46)《乾隆帝起居注》“乾隆七年三月初一”。
(47)《清高宗实录》卷127“乾隆五年九月”。
(48)《清高宗实录》卷81“乾隆三年十一月庚戌”。
(49)《清高宗实录》卷81“乾隆三年十一月”。
(50)陈大受：《查禁跴曲缘由》，军机录副档，编号03－068－1082。
(51)张渠：《请严禁米烧以裕民食事》，宫中档朱批奏折，编号04－01－35－1381－004。
(52)范璨：《为襄阳曲禁应照豫省之例一体奉行事》，宫中档朱批奏折，编号04－01－35－1381－008。
(53)范璨：《严禁耗粮以裕民食事》，军机录副档，编号03－068－1160。
(54)喀尔吉善：《为报各属查禁酒曲及屠宰耕牛事奏折》，朱批奏折，编号04－01－35－1381－025。
(55)喀尔吉善：《奏查禁跴曲烧锅事》，军机录副档，编号03－068－1094。
(56)《清高宗实录》“乾隆八年九月”。
(57)《清高宗实录》卷97“乾隆四年七月壬申”。
(58)讷亲：《皇清奏议》卷40《考核吏治实效疏》。
(59)陈宏谋：《通饬州县巡历乡村谕》，《清经世文编》卷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