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启发和借鉴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启发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国际性的思潮，出现于本世纪20年代，曾在50—60年代达到高潮。这种思潮包含着众多的派别，并没有一致的理论规范或体系，但又确实表现出某些共同的理论倾向。比如：揭露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批评僵化社会主义模式的种种缺陷，追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考察当代社会生活的重大历史现象和现实问题，其中相当一部分试图使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某种派别或成分相结合，等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色彩上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依据西方当代社会现实，继承西方思想文化传统，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某种非正统观念的重新诠释和非正统路线的重新探索。这种诠释和探索的结果，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基本原则或传统观念不免发生这样那样的分歧或偏离，在某些具体观点和结论上，也有与“西方马克思学”、“西方列宁学”等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派别相似或吻合之处。但从基本的研究动因和理论倾向上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学”、“西方列宁学”等，仍然是有实质性区别的。
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名称一般所涵盖的范围来看，大致包括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基本派别。前者受整个西方传统文化的影响，着重追溯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的渊源，发扬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性质；后者在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下，尽力把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化，作实证主义或结构主义的解释。这两个基本派别之间，在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实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与晚期著作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思想的关系等方面，存在着重大分歧，甚至互相批评、诘难；在对待东方的列宁主义的认识和态度上，也有重大差别。整个说来，人本主义派别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占主导地位，影响比较广泛。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代表人物中，也包含极不相同的类型和特征。
马克思主义本来是最富于创造性的社会思潮，它的创造性的发展，也决不会采取单线的、直线的形式。当代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出现某种分化，形成东方的列宁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两条基本线索或两种基本思潮，这是客观事实，也是合乎规律的现象。分化与多样性的进展，正是人类思维创造性的体现。从总体上是值得赞许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某种分化和不同线索的出现，是基于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内在根据，也与20世纪特定的时代、历史条件密切相关，这需要认真分析和研究。因此，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和它的各种派别，我一直认为，不能先入为主地作笼统的定性，不应采取简单排斥或基本否定的态度。
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传统观念，迫切要求进一步探索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现代化，迫切要求在理论上融合中西文化，进行综合创新。“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影响广泛的社会思潮，是当代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它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念和发展有着这样那样的分歧或冲突，也确实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内容的某些原则性偏离，但它仍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在西方出现的不可忽视的方面，具有比较鲜明的时代感和现实感。尽管它在西方和东欧兴起或流传的高峰似已过去，但它提出的问题或形成的构想、留下的思想遗产或当今的发展趋向，仍然值得我们重视和思考。
一、追溯历史，深入发掘珍贵的思想遗产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不少人比较尊重历史，重视对思想遗产的深入发掘和对历史经验的认真总结。
本世纪20年代初，当卢卡奇、葛兰西等人在国际工人运动内部结合本国革命实践从事理论探讨时，第二国际的一些思想家们仍在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某种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和宿命论。他们蔑视辩证法，抛弃黑格尔。但是，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来源之一。“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早的一批代表人物，为了总结欧洲某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遭受挫折的原因，针对第二国际思想家们的错误倾向就十分重视从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入手，试图恢复和阐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本质，要求弘扬人的主体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在这方面，卢卡奇是最突出的代表。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所阐述的总体性思想，物化和异化概念，主体与客体关系，以及历史概念等，无不与发掘黑格尔的思想遗产密切相关。在他们的这种理论探讨中，尽管有渲染某种哲学的唯心主义成分，夸大人的主观性的倾向，但把揭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特别是黑格尔辩证法来源作为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途径是合理的。这与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系统研究和推进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所坚持的路径是大体一致的。
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西方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下，除了继续发掘黑格尔的思想遗产之外，从更为深远或广泛的角度追溯和探讨了康德、费希特、歌德、孟德斯鸠、卢梭、斯宾诺莎、伽利略、亚里士多德等人对马克思的影响，侧重于辩证法、人、主体性以及政治上的民主、自由等方面，同时涉足经济、政治、法律、道德、科学、文艺等领域。这就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向度，对我们是有启发的。
就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而言，他们着重发掘了马克思本人的思想遗产，特别是那些被第二国际的思想家们和苏联马克思主义者所忽略或淡忘了的部分。他们主要以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为依据，要求恢复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和辩证法的革命本质，恢复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地位。他们认为这是马克思的思想原来包含的精华部分，后来被遗忘和淹没了。因此他们要求正本清源，尽力发掘和阐明马克思思想的本义和内蕴。他们重新提炼和概括了一些重要范畴和方法论原则，是值得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认真研究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代表人物，不论是早期的卢卡奇、柯尔施，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弗洛姆，还是属于科学主义派别的科莱蒂、阿尔都塞等人，他们的主要著作几乎都直接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对于揭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发展的线索和规律，提供了颇有价值的思想资料和见解。
二、面向现实，积极探索重大的理论问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出现，既与第二国际的思潮相对立，又曾在第三国际的范围内受到压抑。从实际效果上看，其代表人物的理论活动并没有具体实现与本国革命实践的结合，促成本国革命的胜利；从著述形式上看，由于这些代表人物大都是专职的哲学教授，或者被迫离开政治实践而专门从事学术研究，他们的论述总不免带有某些学究气，甚至有些晦涩难懂。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出现以来70多年的历史说明，对于历史过程的重大事变、现实生活的重大问题，他们不但没有回避，而且大都及时地面向现实，接受挑战，试图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比如，20—30年代对欧洲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30—40年代对法西斯主义产生根源的分析，50—60年代对斯大林现象的研究和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批评，70—90年代对科技革命、生态危机等新问题的探讨，都是如此。他们往往身居书斋，却倾听着时代和现实的呼声，他们运用的是深奥的哲理，特殊的范畴，甚至晦涩的言词，却大量地反映了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和社会的生动信息与丰富内容。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面向现实生活，分析、干预现实生活的重大问题，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1.结合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提出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战略策略思想；2.结合对僵化社会主义模式的批评，提出革新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扩展社会主义的民主、发扬人道主义精神的各种主张；3.关注科技革命和后工业社会的发展趋势，提出并探究迫切需要解决的新课题。他们的这种探讨，虽然主要结合西方社会的现实，并与西方的思想文化传统密切相关，与我国的特殊国情、文化传统有重大差别，因而不免出现理论观点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但我们很难责备他们的理论探讨是与社会实践完全脱离的。他们面向现实提出的各种创新性的见解，尽管可能包含某些偏颇和错误，但对我们今日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也确有不少值得参考和借鉴之处。
三、展望未来，认真思考人类的发展趋向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般都把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一种开放的体系。他们不受某种固定结构、范畴框架的束缚，在面向现实、注视科学发展、吸取当代西方哲学成果的同时，往往以敏锐的眼光展望未来。
自70—8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有些派别就把注视科学和社会的目光投向了全球性的问题，如“生态危机”、“后工业社会”、“女权问题”等等。运用总体性思想，他们进一步要求把本国、本民族的现实生活问题与人类全球性的问题、人类未来的问题联系起来探究。
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一个重大动向是逐渐恢复了本体论问题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学者也表现了对本体论问题的关注，促进了本世纪本体论研究的复兴。卢卡奇在1971年出版的《社会存在本体论》，意味着一种新的开端。这部著作和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相比较，有很大的转变，比如肯定了自然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但其中的基本思想，仍然是试图回到早年马克思的传统和道路上去，以社会实践，特别是以劳动为基础，来建构马克思主义的新的本体论。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改造和建设是一个重要的先声。
原“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中的德国哲学家布洛赫的思想，至今值得我们研究，他曾经对卢卡奇的思想发生过重大影响。布洛赫的思想富于思辨和独创性，也许可以说他是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学的一位开创者。他在《希望的原理》一书中批评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忽视对未来问题的研究，指出：“马克思主义只有把未来的地平线导入知识，把过去作为未来的前室，才能给现实以真正的向度。”他提出“期待”（Anticipation）范畴，把世界与人都看作一个尚未定型、尚未完成的过程，也就是向各种可能性、向未来敞开的过程。在这里，他充分肯定了哲学思想中想象的创造性作用。
布洛赫主张在批判地继承黑格尔的主客体关系理论的基础上，把主、客体的辩证同一看作一个向前敞开的动态过程，从而发展出一种面向未来的哲学。这种哲学就是一种“开放体系”，它的特点就是把未来作为思考的基础和中心，而不是像传统哲学那样一味地“回忆”过去或拘泥于现在。他还在哲学中引入“希望”（hope）的概念。他所主张的开放的体系，正是建立在对未来的希望的基础上的。他的理论探讨，正是要求以“开放体系”的新哲学为出发点，来建设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的伦理学、美学以及宗教学说。显然，布洛赫所设想的这种哲学体系，是一种向各方面敞开、积极地展望未来、并且充满着希望的哲学，它是一种善于吸取人类知识的各种有益成果、具有生机与活力、永远向前发展的哲学。布洛赫的观点和主张，尽管包含某些空想甚至神秘的色彩和成分，但就其基本倾向看，他的开创性的思考和探究，可以说给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气息。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展望未来的积极思考，对于我们当前理论体系中某些僵化孤立的结构和观念，对于我们社会实践中的某些急功近利的思考和政策，应当是有冲击作用的；对于我们的整个经济、文化和理论的现代化建设也是有启迪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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