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村社会经济思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社会经济论文,五六论文,中国农村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3)03-0070-08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新解放的广大农村地区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旋即，翻身农民还没有把新分得的土地“弄肥”，又进行了更加轰轰烈烈的合作化运动。孰曾想到，农民们合作社社员的身份没有维持多久，便又“进化”为人民公社社员，投入“空前绝后”的“大跃进”运动。50年代的中国农民，真是“经风雨”、“见世面”；50年代的中国农村，确实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农民面对生产关系的剧烈变化，经历接连不断的“运动”，身处不断翻新的经济生活之中，不能不有所思考，必然会有所“因应”。正因为此，50年代中国农村的社会思潮，相当丰富多采。我们把与生产关系变革和经济生活有关的思潮，视为社会经济思潮，加以搜集、整理、分析、研究，很有意味。
一
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这是农村生产关系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触动了农村中各阶级、各阶层。封建地主阶级成为土改运动集中斗争的对象，威风扫地；翻身农民扬眉吐气，认识到“地主不斗是不老实的”（注：刘瑞龙：《关于华东土地改革工作的报告》，《解放日报》1951年3月19日。）这一普通道理，增强了阶级斗争的观念。“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封建了”（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1305页。），在农村广为流传，这既是被斗地主发自内心的哀叹，也反映了广大农民从封建地主被斗这一活生生的事实中认识到搞封建剥削绝没有好下场。这一思潮使翻身农民在发家致富过程中或发家致富之后，轻易不敢搞封建剥削。
分得土地的农民，从内心深处自然而然地流露出带着浓郁的纯朴情感的心声：“翻身全靠毛主席，翻身全靠共产党！”“穷人翻身”，“土地回老家”（注：李俊龙：《战斗中的湖南农民》，《人民日报》1951年2月10日。），全靠共产党、毛主席的“恩典”。翻身农民认识到，“地也得了，气也出了，要永远翻身，只有跟着共产党毛主席走”，“照毛主席章程办事”。感恩思想直接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于恢复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土地扎了根，生产更有劲”，“农民获得土地和生产资料后，生产积极性普遍提高”（注：刘瑞龙：《关于华东土地改革工作的报告》，《解放日报》1951年3月19日。）。这也说明，给生产者以切切实实的利益，是调动其生产积极性最有力的杠杆。
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强调，在土改运动中和土改之后都要“着眼于生产”（注：《刘少奇论斯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59页。），以发展农业生产为农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号召农民大力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土改以后，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劳动光荣”，成为最时尚的口号。农村中形成恢复农业生产、发展农村经济的良好氛围。农村经济复苏，农民自发倾向必然出现，加上保存富农经济、允许雇工剥削政策的影响（农民害怕出租土地的封建剥削，不怕雇佣工人的资本主义剥削），农民自发势力便自然而然地有所发展。“发家致富”成为被大多数农民所接受的“口号”，它既是农民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动力，也是农民恢复发展生产所追求的目标。“发家致富”，集中反映了小生产者追求摆脱贫困、渴盼走向富裕的良好愿望和思想积淀。土地改革后在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了土地的新形势下，“发家致富”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现实可能，因此很快便形成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农村社会经济思潮。“发家致富”思潮，助长了农民自发势力的发展，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也是农村土改之后，农民出现“中农化”倾向的原因之一。但它也会促使农村重新发生阶级分化，“少数人变成富农，一部分农民重新破产变成贫雇农”。正因为此，一些共产党人对农村自发势力十分担忧，提出：孤立的“发家致富”的口号是不对的，农民“中农化”口号“不恰当”（注：高岗：《在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的总结》，《东北日报》1951年3月2日。），并试图阻止、避免农村自发势力的发展。刘少奇对这一观点和做法提出批评，毛泽东则明确表示赞同这一观点，支持这一做法。
在“发家致富”思潮影响下，一些土改积极分子和农民干部不愿再做公众工作，只顾自家“埋头生产”，“发家致富”。《新湖南报》和《人民日报》为此开展“李四喜思想讨论”，以湖南省“农民干部”李四喜为翻身后埋头发家的典型，进行思想上的批判。李四喜是一个贫苦的雇农，土改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被培养、提拔为青年团支部书记，土改分得了土地、房屋和胜利果实，还娶妻生子。土改完成后他不愿再做“革命工作”，要求回家专门搞生产，以便能像其他农民一样“发家致富”。上面的干部劝说他留下来继续做革命工作，他竟急得哭了起来，说：“我一生受苦没得田，现在分了田，我已经心满意足了，还要干革命干什么？”（注：龙牧：《〈新湖南报〉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人民日报》1951年9月26日。）许多文章都指出，李四喜思想在农村干部中带有相当大的普遍性，批评这是一种小私有生产者的狭隘、自私的落后思想。其实，这恰恰是发家致富思潮在农民干部队伍中的自然流露和必然反映。当然，农民毕竟是小私有生产者，狭隘性乃是其天性，发家致富的追求往往缺乏远大的宏伟目标，极易产生满足情绪。“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是广大翻身农民实际追求的发家致富目标。在可耕地有限、人口众多、小生产成汪洋大海之势的中国，要达到并保持“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的生活状态并非易事，这是贫苦农民祖祖辈辈梦寐以求却终未能实现的理想境界。因此，批评这种思想是小生产者狭隘、保守思想和自满情绪的同时，也应当看到，它实际上蕴含了中国式小生产者“发家致富”的思绪，也有着进取向上的激励作用。
当然，小生产者的“自满”心态，尤其是低层次满足情绪，制约农业生产的长足发展。如东北地区一些农民抱有“粪已上足了，粮已打够了，到份了”的生产到顶的想法；山西川底村农民“早起圪塔地蔓（即玉茭饭和山药蛋），晌午老瓜（南瓜）焖饭，黑夜豆面稀饭，行了”（注：范长江：《川底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人民日报》1952年3月21日。）的低层次满足心理，都不可能使农民有更大的进取和作为。而且，小生产方式毕竟限制了农业生产向深度、广度的发展。随着农业经济的恢复，一些上升较快的农民，开始感到再向前发展的道路不宽，产生发展无门的苦闷。“孤树不成林，单丝不成线”，便成为许许多多单干农民的共鸣；“互助力量大，土岭能搬家”，被广大农民“体认”（注：李鹤群：《互助组》，《长江文艺》第4卷，第3期。）。这一思潮更具有新的时代精神，是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社会思想基础。
二
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兴起后，通过广泛的、大张旗鼓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远景教育，全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美好前景充满憧憬。在广大农村，“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已经成为舆论的中心”（注：在全国一届人大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邓子恢代表的发言》，《新华月报》1954年第10期。）。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民各阶层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触动”。根据当时的调查，河北省涉县农民积极参加合作社的思想动机是：“响应党的号召，走社会主义的路，依靠国家，依靠农业生产合作社来过好时光。”（注：《河北省涉县宽漳乡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执行阶级政策的情况调查》，《人民日报》1957年3月8日。）《贵州文艺》1955年第10期登载一首《春耕山歌》写道：“唱歌还要三个人，犁牛还要三根藤，互助合作好生产，单人独马搞不赢。姐妹人多好唱歌，兄弟人多好干活，互助合作有依靠，人手多来主意多。合作社是大石桥，不会动来不会摇，大家走向幸福路，稳稳当当靠得牢。”一些地区的农民还唱道：“高级化，力量大，什么灾害也不怕。”安徽省淮北农村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共产主义是天堂，社会主义是桥梁”，“上了桥梁奔天堂，天堂无限好风光”；“社会主义无限好，白面馒头羊皮袄”，“点灯不用油，耕田不用牛”，“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洋犁子”洋耙’，要啥有啥”。对社会主义的美好憧憬在农民中形成了一种时尚思潮：“社会主义有奔头！”。正因为此，农民们才认为，“入社的光荣户，不入社的老顽固”（注：作者搜集于安徽省利辛县农村。）。
作为小私有者的农民，走合作化道路，不同阶层有着不同的心态。贫农，有高涨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积极要求入社，想再翻个身。但也有顾虑，主要是怕别人嫌弃自己穷。一般舆论认为他们“不好好劳动，不会经营”（注：《河北省涉县宽漳乡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执行阶级政策的情况调查》，《人民日报》1957年3月8日。）。他们自己也顾虑重重，如浠水县一位贫农所说：“土地改革一样分田，人家上升了，我还没上升，耕牛、农具都没有，生产搞得不好，我要求入社，别人不说想来沾光？”（注：李岳忠：《浠水县七铺乡建社过程中的思想工作》，《人民日报》1955年10月29日。）他们不仅担心“落闲话”，怕申请入社不被批准，“怕出不起入社费”，还怕入社后不能搞副业、打短工，无法解决生活上的临时困难。因此，合作化运动初期，一些贫农尤其无劳力的困难户仍被关在合作社大门之外，入了社的贫农地位也很低。随着共产党的合作化运动中阶级路线、阶级政策的宣传贯彻，尤其合作化运动高潮的掀起，贫农成为坚决依靠的力量，共产党和政府扶植贫农办社，并向贫农提供诸如贫农合作基金贷款等优惠的实际帮助，贫农办社积极性进一步高涨，他们说：“毛主席要我们当家，我们还不当？”（注：作者搜集于安徽省利辛县农村。）贫农办社或要求参加合作社已很少阻力，他们已成为合作化运动的骨干。但是，毋庸讳言，贫农毕竟是仍然贫困的小私有者，他们既有自私的一面，又缺乏耕畜和家具，在合作社内又被当做中坚和骨干，他们便产生了“揩中农的油”的思想。许多贫农认为，“既然走社会主义道路，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对耕牛、家具作价入社一般都作价过低，而且偿还期限规定较长，总感到“待十年就到了社会主义，就不用还了”（注：冯小风：《河北省农业合作社处理耕畜问题的经验和教训》，《人民日报》1955年6月11日。）。还有的提出更激进的口号：“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公共财产越多，社员们在社里越安心，干脆把牲口农具一整归了公算啦！”（注：王耕溪：《中共璩寨支部怎样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日报》1955年3月15日。）这种思潮，产生负面影响，造成农民大量出售、屠宰耕畜，还一定程度地影响了中农的生产积极性。
中农，一般占有较多较好的生产资料。面对合作化高潮，他们面临两难选择，即“入社怕吃亏，不入怕孤立，又怕说落后”。认为办社是“拉帮”贫农，自己总要吃亏；不入社担心别人都走共产党指引的社会主义金光大道，自己单干，“怕以后过独木桥要跌到河里去”，“又怕和合作社不要的地主、富农等列为一类人”（注：《河北省涉县宽漳乡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执行阶级政策的情况调查》，《人民日报》1957年3月8日。）。土改以后上升的新中农，一般认为在党的领导下翻了身，把时光过好了，不入社，对不起党。正如浠水县新上中农左谈玉所说：“毛主席领导土地改革，使我们翻身到这步；要再信毛主席的话朝前走，更有幸福日子过。我的田地都是毛主席给的，难道不听毛主席的话！我坚决跟大家一路走”（注：李岳忠：《浠水县七铺乡建社过程中的思想工作》，《人民日报》1955年10月29日。）。因此说，新中农参加农业合作社还是比较积极的。大部分中农，在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大氛围下，由于害怕被孤立，更怕与地主、富农列为一类，而且认识到“社会主义这条路非走不行，迟走不如早走”，所以一般采取“随大流”的态度，跟着“社会”走，参加合作社。群众说他们是“墙头上的一棵草，东风来了往西倒，西风来了往东倒”，“随潮流”，赶“社会”。他们自己则说是“往下瞧，往上看，人家咋办咱咋办”（注：《河北省涉县宽漳乡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执行阶级政策的情况调查》。）。
地主、富农，合作化运动初期不允许他们加入合作社，合作化运动高潮掀起以后，允许他们入社或在合作社内接受劳动改造。他们“积极要求入社，叫来就来”。群众说他们是“拨浪鼓，随手转，咱们怎说他怎干”。社干部也认为这些人“好领导，听指挥”（注：《河北省涉县宽漳乡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执行阶级政策的情况调查》。）。他们已经构不成合作化运动的真正阻力。
总之，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掀起之后，走合作化道路，奔社会主义，成为农村社会思潮的主流。这也是在急进抢先思潮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流大思潮的氛围下，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一快再快，广大农民能够紧跟时代步伐或者跟随潮流走的社会思想基础。
三
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抢先思潮滋长和发展起来。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超英赶美”口号的提出和大张旗鼓地宣传，抢先思潮有了更大发展，“争上游，敢出头”，成为时代大潮流。
被誉为“诗歌之乡”的安徽省巢县司集乡民歌唱道：“好的我就学，快的我紧追；人骑快马，我驾火车；别人跑步走，我就插翅飞。”（注：于明、朱树兰：《诗歌之乡》，《人民日报》1958年11月4日。）甘肃省敦煌县人们提出：“要以斩钉截铁的决心，以乘火箭、探月球、与光比速度的信心”，以“插红旗寸土不让，赶先进分秒必争”的精神，在全国“大跃进”中永远争上游，永远做先锋（注：胡季委：《敦煌在不断革命中步步登高》，《人民日报》1958年9月2日。）。湖北省光化县东风人民公社提出的“豪迈口号”是：“鼓足干劲争上游，争取全国占鳌头，卫星保证放六个，世界上也要出出头。”（注：《怎样领导人民公社运动？》，《人民日报》1958年9月22日。）禹县人提出：“全党全民齐动员”，“大干苦干拼命干”，“为了卫星早升起，要把美英抛后边”（注：刁文：《禹县怎样做到日产生铁四千吨》，《人民日报》1958年9月22日。）。
“大跃进”浪潮中，“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成为家喻户晓的口号。人们普遍认为，“人是条件的主人”，“地的产是人的胆决定了的”。只要“把人的智慧和力量充分发挥出来，就可以创造奇迹”（注：《祝河南大捷》，1958年9月17日《人民日报》社论。）。在农业生产“大跃进”运动中，人们说：“心大意大，什么也不怕”。“心大意大”，可以“十天修一座水库”，“一天办一个工厂”，“两月扫除文盲”；能够亩产山药120万斤，小麦12万斤，皮棉5000斤，随心所欲地“发射高产卫星”；并认为：“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出多少粮食来。”（注：《今年夏季大丰收说明了什么》，1958年7月23日《人民日报》社论。）还有人提出：“上游是无止境的，干劲是无穷尽的，多、快、好、省是没有底的。”（注：张江贻：《向时间要钢》，《红旗》1958年第9期。）
“大跃进”时期，创造、流行许多“跃进诗歌”。一些诗歌民谣，比较能够反映独具时代特色的经济思潮，其中一些以夸张手法抒发跃进豪情、表露冲天干劲的歌谣，虽然体现了豪迈气概和英雄主义精神，但也流露出主观唯心主义色彩和吹嘘浮夸之风。如说跃进的人们：“能使高山低头，河水让路。”（注：《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1958年4月5日《人民日报》社论。）表达治水和抗旱的豪情壮志的民歌唱道：“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注：周扬：《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红旗》1958年第1期。）安徽巢县司集乡民歌更富浪漫情调：“大红旗下逞英豪，端起巢湖当水瓢，不怕老天不下雨，哪方干旱哪方浇。”（注：叶林：《从司集乡看社会主义歌唱运动》，《人民日报》1958年11月4日。）四川农民歌谣说：“手小能倒四海水，肩窄能担五岳山；双手打开幸福门，呼风唤雨人胜天。”（注：范长江：《欢呼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新时代》，《中国青年报》1958年6月2日。）描写“大丰收”景象的歌谣更富浪漫色彩：“稻堆脚儿摆得圆，社员堆稻上了天，撕片白云揩揩汗，凑着太阳吸袋烟。”（注：陆学斌：《进一步发展新民歌运动》，《人民日报》1958年12月10日。）
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兴办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幸福院，实行“吃饭不要钱”，一些公社还实行三包、四包、五包、六包、七包（包吃饭、包穿衣、包医疗、包生育、包教育、包居住、包婚丧）。中国农民一直维持着低水平生活，希望过幸福日子。毛泽东曾说，中国“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注：毛泽东：《为印发〈张鲁传〉写的批语》，1958年12月7日。）。农村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被看作共产主义的“萌芽”，极受推崇和扶持。农民也说，一家一户劳动力多少是会发生变化的，“谁家的劳动力也不是铁打的，开花也有花落时，实行了供给制，人们的日子可就成了永远开不败的红花了。”“光是按劳取酬，这几年你好，他不好；再过几年，他好，你不好。实行供给制，家家户户才能永远过好生活。”又说：“全国就像一个大家庭，人人都劳动，人人都有饭吃；要是饱的饱，饥的饥，那还算什么社会主义？”（注：张余三：《关于人民公社实行半供给半工资制的调查》，《红旗》1958年第10期。）曾几何时，“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天下一家”（注：齐作文：《发扬正在飞速成长着的共产主义精神》，《解放》1958年第6期。），“有福同享”，共同富裕，成为传颂最广、最受欢迎的民谣。从一定程度上说，这也是“共产风”得以刮起的社会思想基础。
因此说，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初，农民对人民公社持欢迎和赞美态度，并对未来充满憧憬。如河北涉县77岁的老农民张玉其唱道：“天天想，日日盼，今天来把公社建；公社好，公社强，公社幸福胜天堂；万人进入幸福堂，永远感谢共产党。”（注：刘子厚：《加强共产主义教育，办好人民公社》，《人民日报》1958年10月5日。）湖南民歌唱道：“总路线是太阳，党的领导好主张；工农生产齐跃进，办起公社胜天堂。集体福利办得好，生活安排很周详；老人选了敬老院，小孩入托入学堂。欢天喜地闹生产，猪羊满圈谷满仓，文武全才加技术，百般能干个个强。感谢党和毛主席，幸福生活万年长。”（注：蔡畅：《党的总路线照耀着我国妇女彻底解放的道路》，《人民日报》1959年10月7日。）陈毅访问番禺县时与社员聊天，问大家人民公社好不好？人们抢着回答：“好啊，有吃有穿人人有事做，好得很！”又有人说：“人民公社新制度，大家出劳动力，大家共个荷包，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啥也不用愁了。”（注：陈毅：《广东番禺县访问记》，《人民日报》1958年9月26日。）许多社员群众对于参加人民公社，感到“一有盼头（共产主义）”，“五不操心（吃、穿、零花、孩子、工分）”，满意得很（注：《全国基本实现了农村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化运动简报》1958年第4期。）。
人们还对人民公社的前景，充满美好的憧憬。认为“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就是“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甚至认为一个地区、一个县、一个乡，可以率先进入共产主义。一时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思潮泛滥开来。河南有一首新民歌唱道：“总路线是灯塔，共产主义开了花，自流泉哗啦啦，电动锯刷刷刷，小钢磨达达达，拖拉机，圆盘耙，安电灯，装电话，麦克风前来讲话。”（注：吴芝圃：《由农业生产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红旗》1958年第8期。）山东省范县人民公社党委书记宣布全县两年进入共产主义，到那时，“各种工厂遍地起，处处烟囱如林立，工厂机器轰轰响，大小机器自己使，生产操作按电钮，难分劳动和休息。能产钢铁能织布，能造化肥发电机，拖拉机汽车也会造，生产用品样样齐，果品罐头范县酒，何时需要何时有。电灯电话收音机，使用起来真便利”。“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大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种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注：《山东范县提出一九六○年过渡到共产主义》，《宣教动态》1958年第134期。）用今天的眼光看，农民们所憧憬、所描绘的人民公社的前景和图画，属于低水平、低层次，但对于当时的农民来说，那是“天堂”景象，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因此他们欢迎人民公社，赞美人民公社，“决心办公社，意志坚如钢，把心交给党，把人交给社”（注：《全国基本实现了农村人民公社化》。）。据当时组织的“典型调查”说，农村坚决走公社化道路的农民占80%以上。那么，“人民公社胜天堂”思潮，恐怕就是这大多数农民坚决走人民公社化道路的思想基础和认识依据。
农民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接受和理解，则趋于滑稽和荒诞。如湖北省当阳县跑马乡1958年10月中旬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当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是社会主义结束之日，11月8日是共产主义开始之日。一散会，大家就上街去拿商店的东西，商店的东西拿完之后，就去拿别人家的东西，认为共产主义了，“各取所需”嘛！小孩子也不分你的我的了。只保留一条：老婆还是自己的。这个乡的党委书记说：不过这一条，还得请示上级（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754-755页。）。共产主义对于农民来说，确实太遥远了，他们也只能如此理解“跑步进入”。
四
“大跃进”狂潮，使人们达到了颠狂状态，总以为一个早上就一步跨进共产主义了，感到无比振奋和欢欣；同时也为到处热火朝天、一派莺歌燕舞的跃进形势感染和鼓舞，热情异常高涨。孰不知，一天等于二十年式的跃进跃进再跃进，出大力流大汗，大干苦干拼命干，结果换来的并非美好的共产主义，而是国民经济的灾难性困难。人们吃不饱肚子，甚至无饭可吃！“肚子里缺少油水，身上缺少衣着”（注：《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2页。）的人们，热情一落千丈，认识到，“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共产主义不是能跃进到的”（注：作者搜集于安徽省利辛县农村。）。正像刘少奇所说，“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城市里面的人也饿饭，全党、全国人民都有切身的经验了”（注：《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8页。）。最直接的“经验”是对老祖宗留下来的谚语“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有了切身感受和理解。中共领导人也真正感受到“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农民说得更直白：“人‘官’肚子不‘官’”（注：作者搜集于安徽省利辛县农村。）。意思是：让我把土地、牲畜、农具“归公”，我就“归公”；让我把自留地、房屋、家具“归公”，我就“归公”；说社会主义好，我相信；说共产主义好，我也相信；叫我进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就“进”；要我摔锅献铁“吃食堂”，我就“吃食堂”；叫我到大田里干活，我就去“干”；叫我去炼钢铁，我就去“炼”。反正我把自己“归公”了，我人是“官”的。但是，肚子是我自己的，饿了我知道，没有东西吃我难受！其他都是“假”的，饿肚子才是真的（注：作者搜集于安徽省利辛县农村。）。“吃不饱”，自然也就“没劲干活”（注：《李先念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8页。）。因此，在“出工听钟响，派活问队长，干活一窝蜂，劳动大呼隆”（注：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历史专业学生田继荣搜集。）的生产形势下，农民必然消极怠工，出工不出力。“队长吹炸了哨子，喊破了喉咙，还是七齐八不齐。尖头滑怪的，推拖躲磨，忠诚老实的出力不讨好。”结果造成“肥死菜园、瘦死大田”（注：《中共安徽省委关于试行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办法的报告》，1961年7月24日。）；“公屋漏，官牛瘦，大田的庄稼稀溜溜”（注：作者搜集于安徽省利辛县农村。）。以致“人不亲地，地不出粮，肥田变成瘦田，小路踩成了大路”（注：《中共安徽省委关于试行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办法的报告》，1961年7月24日。），“人哄地皮，地哄肚皮”（注：苏州铁道师范学院文史专业学生袁炜刚搜集于甘肃省天水农村。），恶性循环，农村经济每况愈下。
在这种情况下，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也罢，强调政治挂帅也罢，发动继续跃进也罢，都不能再激发农民的生产热情和干劲。实际上1958年底1959年初，尤其1959年下半年以后，农业生产已经不是什么“大跃进”了，跃进的口号和赞歌，虽然还是高层干部的“陶醉曲”和反右倾继续跃进“大好形势”的“注脚”，但事实上高层干部中对大好形势有所怀疑者大有人在，只不过怕被打成“右倾”、“保守”而不敢讲真话而已。中下层干部对“大好形势”背后的真实状况，比较清楚或曰应当清楚，但浮夸风的惯性和“只说好不说坏，谁也不见怪，也不会惹事招灾”的“大气候”，使他们仍然“欺上瞒下”，“自欺欺人”。处于基层的基本群众，对恶化的经济形势因饿肚子而感受得最早、最深。农民对亩产几千斤、几万斤的“跃进”指标，一开始就知道那是“飞机上吊大石蟹，悬空八只脚”（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90页。），感到滑稽可笑。但又觉得跃进、高产，是上面的事，似乎与自己关系不大。到了挨饿时才知道高估产、高征购，对自己关系太大了，再也不相信“大跃进”的“鬼话”了。“说一千，道一万，填饱肚子最关键”，农民开始藏粮，开始偷青（注：作者搜集于安徽省利辛县农村。），“爱社如家”成了空话。这也不能责怪社员“觉悟太低”，“社”并没有给他“家”的温暖，怎么能苛求他去爱社如家呢！农民对假、大、空已深恶痛绝，讨厌所谓的“一大二公”，讨厌“供给制”、公共食堂，事实上也没有什么东西“供给”他们了，食堂也因间断性缺粮以致经常性断炊，即便有一点粮食，也为干部多吃多占提供便利。“八月十五炸圆子，大人三，小孩俩，干部的老婆上把抓”（注：作者搜集于安徽省利辛县农村。）。这是农村公共食堂干部多吃多占的真实写照。本来粮食就少，又被干部贪占而去，吃到社员肚子里的就更少了。在这种情况下，说教、鼓动、政治挂帅，还能起作用？这也是农村公共食堂不得人心、名存实亡，最后一风散尽的根本原因。
毋庸讳言，经济生活中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下面的实际情况一团糟糕，上面的领导人判断成一片大好；下面的民众想的是如何填饱肚子，上面的领导人继续宣扬“政治挂帅”；下面的民众已经对人民公社失去信心，上面仍然鼓吹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下面的民众已“有气无力”，上面的领导人鼓吹继续跃进。总之，民众想的、干的是一回事，领导思考的、提倡的是另一回事。领导思想与民众思潮不合拍、不对路，甚或格格不入，这是导致经济滑坡以致严重恶化的原因之一。当中共领导人真正意识到经济形势的严峻性，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政策，并切切实实地把关心民众生活提到议事日程上时，就受到民众的拥护和欢迎。人们感到，还是毛主席、共产党英明、伟大，发现了下边的问题和错误，下决心带领全党全民纠正问题和错误。问题和错误是下边的干部“瞎搞”（瞎指挥）、没有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造成的（中共中央文件也曾把问题和错误归结为“违背了毛泽东同志历来提倡的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有党和毛主席的领导，问题一定能得到解决，错误一定会得到改正，调整一定会成功，日子会好过起来的。三年经济困难，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威望有所降低，调整政策出台以后，党和毛主席的威信又有很大恢复和提高。人民饿了肚子，有的家庭还饿死了人口，但并未发生“闹事”；调整政策使城市2000多万人下乡，也未“闹事”；人民在仍不能吃饱饭的情况下，拥护“调整”，“瓜菜代”、“糠充饥”，咬紧牙关，勒紧腰带，生产自救，共渡难关。这其中，党和毛主席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和威望，起了多么大的作用！毛泽东也不无感慨地说：“我们的人民好啊！”（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90页。）是的，我们的人民确实很好，每一个共产党人都应当记住，要对得起与我们共过患难、帮助我们渡过难关的好人民，全心全意地为我们这么好的人民服务。作为党的高级领导人，更应当谦虚谨慎，不犯或少犯错误，多多为民谋福利，千万不能为民添祸！
三年经济困难，使节约思想深入人心。吃饭“瓜菜代”、“糠杂拌”，“能吃稀、不吃干”，“闲吃稀、忙吃干”，“闲吃两（每天两顿）、忙吃三（顿）”；穿衣“新三年、旧三年、补补裢裢又三年”，等等，已成为千家万户勤俭持家的信条。
国民经济调整最先感受到“实惠”的是农民。缩小社队规模，一个生产队二三十户，互相熟悉，“看得到边，管得过来”；确实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取消供给制，停办公共食堂，现金收入及粮食等农产品的大部分，实行按劳分配，社员与生产队的关系休戚相关。“大河流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社员完全能够感受、体会到自己与生产队的密切关系，自觉增强了集体经济观念。恢复社员自留地，允许农民饲养家畜家禽、经营家庭副业，恢复农村集市贸易，不仅使农民通过小私有经济缓解困境、渡过难关，还使农民通过出售部分农副产品来交换工业产品并有所积蓄，因此农民是“欢喜”的。农民更欢迎农业生产责任制，尤其欢迎“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责任制，农民把这种形式叫做“包产到户”。认为“千变万变，不如一变”，“千分万分不如一分”，“早分晚分不如早分”，“千好万好，不如分田到户、搞单干好”（注：中共中央监委：《〈关于广西农村有不少党员干部闹单干的情况〉简报》，1962年2月28日。）。实际上当时实行的不是合作化运动前的“单干”形式，只是“包产到户”式的生产责任制，是最直接、最易被群众接受、最能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生产责任制形式，因此也最受群众欢迎和向往。农民说，坚持集体劳动、集体出工，一个生产队派两个脱产干部也搞不好，而“责任田”制，“多轻巧，何必自找麻烦呢！说句老实话，共产党在互助合作的政策上，最好的就是责任田政策。只要不变，多完成任务（指征购），我们都情愿。”（注：钱让能：《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的报告》，1962年8月2日毛泽东批转。）可惜，这种责任制不久就被当做“单干”风批判、纠正，未能推广开来。
农民率先解决饿肚子问题，而且因农副产品价格较高，农民可以出卖自己生产的部分产品而或多或少有了些积蓄，城市粮食和副食品供应仍很紧张，因此出现“七级八级工，不如农民一畦葱”的思潮。正如刘少奇所说，中小城市有些人“看到农村分了自留地，农民又养起猪来了，养起鸡来了，而呆在城市里面吃不到肉，吃不到油，吃不到鸡蛋，他们就愿意回（农村）去了”。尤其实行“责任田”的地方，农村的人写信劝在城里的亲人快回乡种责任田，厂矿工人也有人因此而要求回家种田的。确实，“农村形势好转，动员工人回（农村）去就更容易”（注：《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38-239页。）。应当说，上述思潮，是顺利精简2000万城镇人口的原因之一。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可以说是中国农村的“多事之秋”，广大农民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比较频繁的生产关系“巨变”和经济生活“转型”，并非自觉地接受了时代潮流的洗礼，切切实实感受到社会变革与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质量的密切关系，加之党和政府的号召以及社会大潮流的作用与影响，因而农民们便会自觉不自觉地有些“想法”，产生因应“思考”，其中带共性的“想法”和“思考”便形成为农村社会经济思潮。农村社会经济思潮，既是农民“想法”和“心态”的流露，又必然对农村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我们研究和回顾历史时不应该对它漠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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