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教育动因分析及其本土关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动因论文,本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85(2010)04-0157-07
跨国教育(transnational education)是在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发展起来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个新趋势。尽管产生时间较晚，且相较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传统模式(留学教育)规模尚小，但其发展迅速和后劲十分强劲，已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之不可逆转的一大潮流，也是各国学者都必须关注与研究的一个新领域。跨国教育是指学习者的学习所在国不同于教育提供机构所立足国家的教育活动。它要求教育提供国所提供的学习项目、课程或教育服务跨越国界，这就必然会引起教师、教育信息和教育材料等的跨国界流动(包括通过网络、广播等方式的远程流动)。跨国教育的产生既有其国际性的共同动因，也有各国为满足自身需求的特殊推动因素，既然跨国教育的趋势不可逆转，那么只有对其发展动因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与理解，才能在未来国际化的大潮中制定可行的战略，使本土的高等教育在全球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一、各国跨国教育的客观驱动因素
高等教育的国际化由来已久，那么为何在80年代产生了跨国教育这一新的形式？在这一共同的时代背景之下，又是哪些因素推动了各国跨国教育的产生与发展？
(一)全球化与GATS框架
由经济全球化引起的人员、资本、知识、信息、技术等的全球性流动对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们的教育观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各国的教育市场向全球开放，国与国之间在教育资源方面的交流日趋紧密，西方发达国家更是纷纷将目光投向海外教育市场，“教育的商品化、私有化、市场化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一种潮流。①”以促进贸易自由化为宗旨的世贸组织曾推动达成一项《服务贸易总协定》(即GATS)中。在这一协定中高等教育被视为出口商品，是一种“具有商业性质的教育，它不属于政府职能，不是公益性的服务，这种教育服务属于私人消费，不属于公共消费”，在教育服务贸易的四种主要方式(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中，跨境交付与商业存在与跨国教育直接相关，是跨国教育的主要实施形式。若跨国教育是以课程衔接、联合学位/双学位等形式实现，往往也伴有境外消费和自然人的流动。可见，经济全球化和服务贸易总协定的签订推动了跨国教育，特别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商业性跨国教育的产生。
(二)全球教育发展的失衡
由于南北国家发展的不平衡，当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已进入普及阶段时，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才刚刚从精英阶段步入大众阶段，这时在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上，文凭的价值稍有下降，其教育资源面临过剩的危险，而在发展中国家，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还在加剧。据预计，仅在亚洲地区，高等教育入学人数在1995到2020年间将增加4.8亿，这就意味着每个星期要建立37000所大学才能满足这些需要②，高等教育服务的短缺和过剩产生了对跨国教育的“拉力”和“推力”。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高等教育中所处的边缘和中心地位不断凸显。依附理论的代表人物阿特巴赫从“历史传统、语言障碍、科研实力差距、知识交流的不平等和人员流动的单向性”五个方面论述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存在的“心理依附”③，发展中国家希望引入西方国家先进的教育理念、模式和经验，发达国家也愿意并积极地向国外输出自己过剩的教育资源。这样，少数发达国家特别是美、英、澳等国家主导了跨国教育的输出，而亚洲、拉丁美洲等中等收入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则扮演了跨国教育的输入国，在这种输出与输入双方都有利可图、并都对此极富热情的情况下，跨国教育便自然而然得到推进。
(三)科学信息技术的发展
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给高等教育带来了很大的冲击。高等院校是知识、技术的创造和孵化基地，全球性的知识和技术的迅速更新使得各国高等院校展开激烈竞争。但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高校都不可能在所有科学领域内保持领先地位，再加上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日益增多，为了适应高科技发展的需要，各国之间也开始了更加广泛的教育交流与合作。另一方面，随着信息技术持续的进步，新的信息传播手段在高等教育中越来越多地被使用，传统的空间和时间对高等教育拓展的局限越来越弱。信息技术作为现实的物质和技术平台使国际资源的共享和联系更为便捷、更为紧密，以电脑、电视和卫星为主体的现代化信息网络已把世界连成一个整体，消除了人类交往的地域障碍，方便了各国之间各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④，导致网络和远程教育的出现，这些都加速了跨国教育的步伐。
(四)国际组织的积极促进
一些国际组织(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国际教育局IBE，世界银行等)在推动跨国高等教育的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995年，跨国教育全球联盟(GATE，Global alliance for transnational education)成立，标志着跨国教育正式进入教育研究领域⑤。UNESCO一直致力于国际教育的合作，其宗旨是促进各成员及准成员间在教育、科学和文化方面的交流，以对世界和平和安全作出贡献⑥。它在跨国教育的课程流动、文凭互认、学位互认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教育局(UNESCO Asia Pacific Regional Bureau for Education)为促进学术和人员的国际交流，还特别建立了亚太地区大学流动协会(UMAP，University Mobility in the Asia Pacific)及其“学分转移计划”组织(UCTS，UMAP Credit Transfer Scheme)⑦。这些国际性或区域性的政府间组织，在推动跨国教育上做了很多努力。
(五)终身教育理念的形成
随着终身教育的理念逐渐被人们所认可，终身学习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各国都在逐步建立和完善有利于终身学习的教育制度。特别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人们对终身学习的需求更为迫切，学习和教育成为贯穿一生的过程，因此需要有多样化和灵活性的高等教育来满足不同年龄阶段人员的需求。而跨国教育恰好应时而生，满足了这种终身化学习的需求，因为跨国教育的一大特点便是其举办者未必是传统的高等教育机构，其举办形式也未必是传统的高等教育形式，这便给各种继续教育提供了条件。如在中国上海，共有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或机构229个，合作项目分别来自25个国家和地区，其中51.27％属于非学历教育。这些非学历教育可以是面对面授课，也可以是远距离授课；可以是培训教育(语言培训、技术培训)，也可以是职业证书教育(会计师、建筑规划师等)；且其举办者可以是政府、学校，也可以是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集团等。
二、各国跨国教育的主观驱动因素
一个国家的大学要跨越国境，到国外独立或合作设置教育项目或机构，比在本国接受外国留学生难得多，需要更大量的财力和更多的努力，但为何各国推进跨国教育的热情却越来越高，除了上述国际性的共同驱动因素外，各国又有着各自内在的驱动力量，而且在推动跨国教育的共同行动背后，不同国家在看法和态度上会有差异，也会存在各自不同的关注点。
(一)国家地位与竞争力驱动
在有些国家，跨国教育被看作是外交政策的有益工具，“是对未来政治关系的一种外交投资形式”，是与国家安全、国家形象、国家认同有关的。如美国一直不遗余力地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其高等教育，使其他国家的学生适应美国的“知识倾向、工作学习习惯和职业前景”，把跨国教育看做其改善国家形象，巩固世界霸主地位，增强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手段。美国国会2004年底提交了一份旨在加强美国教育交流合作的提案，其中强调国际交流合作的三个目标“1)加强美国高等教育对世界的领导；2)夸大美国价值观对全世界的影响；3)网络世界各国的精英人才。”⑧该提案充分暴露了美国的霸权思想和政治动因。当然，尽管这种冷战时期形成的以争夺霸权为目的的政治动因是美国跨国教育的一个重要维度，但已经越来越隐性化。而欧洲国家则一直很强调与美国的竞争，“欧洲作为现代大学的发源地，在上个世纪初甚至更早的时候，是教育最为发达的地方，现在这个霸主地位已经为美国垄断多年”，因此提升国际吸引力与竞争实力也是欧洲跨国教育的一大动因。
(二)逐利与寻资的经济驱动
在不少以输出为主的国家或地区，尤其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将教育视为一种产业，实施跨国教育被视为一条赢利的途径。20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国家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教育领域也开始进行市场化改革，政府拨款下降，加上名校林立、生源有限，导致了国内高等教育的竞争进一步加剧，很多高校都迫切需要开拓海外市场。这样，许多高等教育机构为了开辟财源、增加院校收入，不得不开始投入市场，通过独立或合作的方式积极在海外拓展盈利性的学习项目或分支⑨。如澳大利亚发展跨国教育的政策目标是成为最大的教育出口国，不仅向别的国家提供课程和学位，并且不断向海外出口自己的品牌，提供各种形式的跨国教育和海外项目，包括海外分校、海外联合办学、特许经营和远距离教育、虚拟大学等等⑩。作为输入国，推进跨国教育可以吸收大量的国外投资，实现教育资源投入的多元化，减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费用，对于一些转型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来说，缓解了其资源投入不足和国内高等教育需求日益增加的矛盾。
(三)文化的交流与理解驱动
文化交流也成为跨国教育的一个主要动因。随着各国人员的交往越来越频繁，人们要了解世界其他国家文化的需求越来越大，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也呼吁国家、民族间的相互了解与理解，而文化的交流正是促成这种理解的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下，跨国教育既被看作是向其他国家辐射文化价值观的重要渠道，又被看作是借鉴外来文明的重要渠道。加拿大大学和学院协会做的一项调查发现，一些高校推进国际化进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学生跨文化的知识技能(11)。欧盟特别重视内部国家间的文化理解与价值观的一致。1999年6月19日，29个欧洲国家签署的“博洛尼亚宣言”就倡导要建立“知识的欧洲”，强调在发展欧洲文化取向时，大学要扮演重要角色，建立“欧洲高等教育区”，实行清晰透明、可比较的学位制度，这些措施都进一步促进了欧洲成员国密切的交流合作，使欧盟国家从单纯关注学生流动扩展到课程与人员的开发、国际性的协作等方面。
(四)教育自身能力发展驱动
跨国教育被很多转型期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尼西亚、中国、泰国、越南、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等)视为提高本国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一方面通过对发达国家机构与项目的引入，可以了解国际上的最新动态和成果，学习他国在教学管理等方面的经验，提高办学水平和声誉，从而使本国的高等教育教学、研究和服务达到国际水准。如马来西亚制定了通过跨国教育(主要是吸引国外大学开设分校)把马来西亚发展成为“区域高等教育中心”的目标。另一方面，外国教育的输入，也在国内教育领域中引入了新的竞争机制，给国内大学以冲击和刺激，使国内的大学在这种激烈的竞争环境之中不断提高自身的办学质量。对于输出国家来讲，跨国教育也是一个与国外交流，共同促进的好机会。如加拿大把跨国教育看作是提高院校能力的重要手段，强调通过跨国教育提高学术质量，促进大学课程国际化，并充实其研究和创新体系(12)。另外，近几年大量国外学生的涌入，使教育输出国的教育质量受到了影响，因此很多学校开始由留学生的吸引转向课程的输出。如英国，由于本土在校生人数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很多英国高校都将他们的招生工作延伸到国外，通过教育输出来避免本国教育质量的下降。
(五)重视消费者保护的驱动
对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跨国教育无疑增加了教育的供给，不但提高了入学率，还拓展了学生可选择学习的专业范围。一方面，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提高教育的入学率方面成效仍然很有限，但由于发展基础薄弱、经济投入不足，要在短时间内满足国内的教育需求是很困难的，跨国教育的发展从总体上增加了这些国家的高等教育供给，允许更多的学生进入高校学习，提高了高等教育的入学率，甚至包括一些小型发达国家，例如卢森堡和冰岛，自己无法开设完整的高等教育，也需要利用跨国教育引入国外的优质高教资源为本国学生服务。另一方面，国外教育的输入也使本国的学生有了更加多元的、不同层次的选择机会和更加多样的、不同水平、不同条件的学习机会。如香港地区引进跨国教育的政策目标更多出于学生层面的考虑，消费者权益保护是最主要的原则。作为一个市场导向的自由地区，对跨国教育的管制较少，对注册的非本地课程的最大要求是公开和透明，向消费者提供真实可靠的详细信息和更多的选择机会。
一个国家跨国教育的发展，往往是多种动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由于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背景不同，在推动跨国高等教育的进程中有着各自不同的关注点，因而跨国教育的内在动因也必须在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境下来理解和解释。如美国着眼的是世界霸权，澳大利亚看重的是经济收益，加拿大强调高级人才的吸收，日本、香港突出消费者保护和提高质量，而中国大陆更为注重优质教育资源的引进。但无论如何，由于在跨国高等教育的过程中，存在着潜在的巨大经济利益，对于各个国家而言都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因此与以往相比，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片面追求商业利润还是为了提高国际竞争力，经济因素在各国推动跨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13)。
三、对跨国教育动因的本土关注
本土关注是指把跨国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放在本国特定的背景之下来理解与实施，使其具有基于本国特征的独特性。本土关注是一个过程，即在推动跨国教育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同本国实际情况相适应、相融合。我国尽管在中医、汉语言文学、中国法律、中国经济等专业已经开始关注境外输出，但由于教育供给不足和教育制度变迁的双重因素，主要还是跨国教育的输入国，且目前在“跨境支付”上尚未做任何承诺，不允许外国教育机构和个人单独在华办学，因此跨国教育在中国主要是以中外合作办学的形式存在(外方以课程设置、教材图书资料、教学软件、教师、相关毕业或结业证书的投入为主，资金投入为辅；中方以土地使用权、校舍、教学设备、教师等资源投资为主)。跨国教育是否削弱了民族国家对本国高等教育体系的控制和建设？国外教育的输入是使本国的教育体系更加具有活力还是对其造成破坏？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我们在中国本土的情况下重新审视各种不同的动因，在引进国外教育的同时更加注重本土的适应性，以保持本土特色，从而增加自身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一)对政治动因的本土关注
1.理性维护国家主权：跨国教育包含许多具有政治意识形态色彩的东西，对国家的政治安全有着全面深刻的影响，对一些以政治动因为主要驱动的教育机构的进入，应保持警惕。在开放教育服务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一个底线，即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合作教育，必须要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在高等教育的举办权和投资权方面，我们可以放开，但在办学方向上我们必须坚持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在教育主权上是不能含糊的。2.争取国际话语权：跨国教育的趋势要在国家化大背景下顺利发展，需要UNESCO这样的机构为其提供规则。然而任何规则的制定都必然带有主观性，其后可能存在某些价值的判断。由于目前西方国家发展水平领先的优势，很多国际组织的成员都是西方国家占多数，他们在规则协商和双边、多边谈判中，会朝着有利于本国需要的方向制定相关的规则和协定。因此，我国对于国际组织下的跨国高等教育规则的发展必须予以高度重视，提高警惕，在遵循国际惯例的同时，应积极主动争取国际话语权，参与到国际规则的制定中去，并努力争取使之有益于我国国情与发展。
(二)对经济动因的本土关注
1.明晰产权：那些以经济动因为主的国外合作机构，其寻利性是难以回避也不可否认的。但我国目前对合作办学产业性态度模糊不清，仍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定位为公益性事业，对产业性和市场性的办学活动存在认识缺失，没有以法律形式保证合作方的产权和收益权，这就无法真正调动外国机构来华实施合作办学的积极性。外方投资者不敢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多以回报周期较短的合作项目为主，这是造成目前合作办学质量不高、层次偏低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要明晰产权，明确投资回报。
2.加强质量监督：对于以寻求经济利益为目的的跨国教育机构，应加强监管，保障质量。既然把教育当作商品出口，就必须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服务，“质量保障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且复杂的问题，必须在入口资质、过程控制、出口质量与责任追溯等环节建立起系统的工作机制。”(14)
(三)对文化动因的本土关注
“中外合作办学作为中外不同文化交融的前沿，不可避免地实践着各种不同文化的交汇、碰撞、融合”(15)，文化的交流并不必然是趋善的，反而会加剧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多元化之间的尖锐矛盾，对于某一国家、民族来说，可能面临着民族独特文化被解构的威胁。目前，居于强势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在输出本国教育的同时同样希望输出本国的文化。而发展中国家常常是要么被排斥在这种先进的西方文化之外，要么跟着西方文化亦步亦趋。因此，跨国教育是否有利于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与理解，取决于合作双方的不断博弈。在享受跨国教育带来的文化多元繁荣的同时，要保护与宣扬本国的优秀传统文化，避免因外来文化日益扩张而使本土文化日益萎缩。
(四)对能力建设的本土关注
1.确定优先专业：自身能力建设本就是我国中外合作办学的最主要动因，但国外真正优质的大学，考虑到对自身教育质量的保护，在对外输出的态度上还是很谨慎的，因此容易合作的往往是一些三流大学或者是国外已经过剩的专业，我们必须以自身能力发展作为根本目的，在引进国外资源时应积极主动，而不是被动接受。政府应认真研究我国紧需专业和国外优质专业，本着优先培养我国现代化紧缺人才的原则，确定优先关注领域和限制性技术门槛的指导性意见或学科专业目录(明确我方重点需要的短缺专业、不鼓励也不限制的一般性专业、需要适度限制的专业和严格限制的专业)。
2.关注西部发展：境外教育机构办学的重点放在北京、上海、天津等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和一些沿海地区，而西部地区还不到10％，这更拉大了我国东西部地区教育发展的差距。我国应在如何引导国外优质资源进入西部城市方面加深研究，对于进入西部的国外合作机构，探索实施各种可行的优惠政策，如税收、产权等。此外，跨国教育也是一个吸引国外优秀人才的好机遇，以往的留学教育使我国遗失了大量的高层人才，应吸取教训，在中外合作过程中培育人才竞争意识，想办法吸纳大量的境外学术精英和科技精英，快速步入知识经济的快车道，促进社会的快速发展。
3.注重消化吸收：引进国外资源只是一种暂时性的策略，最终目的是使之有益于我国高校的发展，对那些与国外机构合作的办学机构来说，应利用这样的机会努力消化吸收，不仅培养出一批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而且也使国内的教师逐渐具有国际先进理念和技术，不断强化自己的品牌。
(五)对消费者保护的本土关注
1.学费的合理性：受教育者付费上学的事实证明他们是教育的投资方和消费方之一，尽管跨国教育的学费比出国留学低很多，但比国内的学费水平还是高出了两三倍，因此教育消费者的权益更应该得到充分尊重。然而我国对消费者的权益并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在《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及其实施纲要中并没有对消费者权益以法律的形式给予保障。跨国教育在增加输入国家的入学机会、提高入学率的同时，又因其高收费反过来导致了贫富阶层差距在入学机会上的不公平，需要有关部门给予关注。
2.学位的含金量：国家管制框架只是限制了国外教育提供者的进入门槛，至于跨国教育究竟能达到怎样的效果，尚无一个合理的质量标准来评定，合作教育机构也没有为学生提供一个清楚的、全方位的、有关其所办教育的信息，这使很多中外合作学校的学生都对自己所获得的学历及学位的社会有效性缺乏信心，这种国外文凭究竟含金量有多高，需要有关政府部门给予评估与认可。
(六)开拓我国教育的输出路径
我国目前还主要是跨国教育的输入国家，在拓展国际发展空间、输出本国教育上，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距离，作为一个国际影响力日益加重的大国，教育的输出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我们在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的同时，也要积极开拓走出去的发展路径。要输出，首先面临着语言的困境。目前西方语言——首先是英语，其次是法语和德语——在世界交流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这使得第三世界国家的大学在推进跨国教育方面受到很大的抑制，因此我们需要从汉语的国际推广开始，扩大跨国教育的输出范围，如我国目前发展迅速的孔子学院，在推广汉语教育的同时也有助于加深外部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是提升国家影响力的有效途径。由于各国意识形态的差异和中国威胁论的影响，西方国家对我国还非常警惕，如去年5月份加拿大新闻社的一则报道称孔子学院是中国向外输出意识形态和政策的平台，是向加拿大进行文化渗透的工具、对加拿大人进行“洗脑”的机构。宣称中国在全球设立孔子学院，目的就是施展“软功”，争取全世界的民心，增加它的影响力。该报告还承认，加拿大情报部门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监控中国孔子学院方面的活动(16)。因此我们应主动与西方国家建立国家间的互信机制。
四、结语
总之，跨国教育这一现象已确确实实存在并迅速发展着，作为目前还是以输入为主的中国，究竟应该是严格限制跨国教育还是应该大力发展跨国教育？中国是否有可能突破合作办学的单一形式，而发展多种形式的跨国教育？学者们见解不一、争论激烈，并且各种说法都有自己的逻辑。客观地讲，跨国教育对输入国带来的影响究竟如何，尚无充足的实证资料来论证，各种不同的声音只是反映了研究者不同的价值观。我们必须加强对跨国教育的本土关注，在推动跨国教育的同时，考虑本国的现实情况和独特的经历，以满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为出发点；在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与国际接轨的同时，注重消化吸收，谋求国际化与本土化的最佳结合点。
注释：
①冯国平：《跨国教育的国际比较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第8页。
②Den Blight:"Partnership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Tautology or Oxymoron?",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Off-Shore Partnership:Twinning Arrangement in Tertiary Education in Penang,1997.11,p15-17.
③菲利普·G·阿特巴赫：《比较高等教育：知识、大学与发展》，人民教育出版社教育室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
④汪旭晖：《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动因与模式——兼论中国大学国际化的路径选择》，《辽宁教育研究》2007年第8期，第90页。
⑤冯国平：《跨国教育的国际比较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第7页。
⑥What is it? What does it do? About UNESCO[EB/OL],http://portal.unesco.org/en/ev.Php-URL_ID=3328&URL_DO=IDO_TOPIC&URL_SECTION=201.html,2007.1.29.
⑦徐小洲、张剑：《亚太地区跨国教育的发展态势与政策因应》，《高等工程教育》2005年第2期，第81页。
⑧顾建新：《跨国教育发展理念与策略》，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年，第116页。
⑨谢爱磊、唐安国：《高等教育国际化中的“新跨国主义”》，《全球教育展望》2006年第7期，第60页。
⑩徐小洲、张剑：《亚太地区跨国教育的发展态势与政策因应》，《高等工程教育》2005年第2期，第81页。
(11)李文山：《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历程、动因及趋势分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61-64页。
(12)顾建新：《跨国教育发展理念与策略》，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年，第116页。
(13)黄福涛：《全球化时代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历史与比较的视角》，《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年第2期，第95页。
(14)郁建言：《全球化背景下我国跨境教育质量监管问题》，《中国教育报》2005年第12期，第18页。
(15)王剑波：《跨国教育在中国的三十年》，《山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12期，第91页。
(16)http://www.sinology.cn/wkgx/thread-19624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