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两浙路的市镇与农村市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市镇论文,宋代论文,农村市场论文,两浙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35(2001)02-0017-05
商业性市镇在乡村和城郊地带的广泛兴起和发展，是宋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两浙路（其范围约当今浙江省、上海市及江苏南部），各种市镇的大量涌现和快速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农村市场的发育和成长，引发了农村社会的一系列变革，导致了局部地区乡村都市化现象的出现。下面，本文从市镇的角度出发，试就宋代两浙路农村市场的发展形态及其局限作一探讨。
一、草市的广泛兴起和农村初级市场的形成
宋代的市镇总体上可分为草市和镇两种。其中，草市多为小规模的乡村集市和商业点，承担着农村初级市场的功能；镇是规模相对较大的经济中心地，起着农村中心市场的作用。
草市在宋代以前就已出现。在两浙地区，早在六朝时期，就兴起了不少草市，如吴兴郡（治今湖州）的陆市（又称新市）[1]、会稽郡（治今绍兴）的临浦市[2]等。但直到宋初，草市的数量仍相当有限，且大多只是相邻村落之间互通有无的一种交易场所。从北宋中期起，随着两浙社会经济的繁荣，商业活动由城市深入到乡村，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的生产规模和流通范围不断扩大。如太湖流域的苏、湖、秀、常等州，是全国最著名的粮食产地和输出地之一，民间广泛流传有“苏湖熟，天下足”[3]、“苏常熟，天下足”[4]之类的谚语；婺州的纺织业十分发达，“号称衣被天下”；[5]位于浙西山区的睦州（严州），“民物繁庶，有漆楮林木之饶，富商巨贾多往来江浙”，[6]是重要的山货输出地。这种活跃的商品生产和流通，给两浙农村传统的自然经济带来很大的冲击，广大农民越来越多地卷入到市场活动之中。在此基础上，各种草市大量涌现。据毕仲衍《中书备对》记载，到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两浙路共有坊场河渡1238处，[7]其中相当部分即属于草市。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9《征榷考》云：“坊场，即墟市也，商税、酒税皆出焉。”假设在两浙路的坊场河渡中，一半为河渡，且一地数坊场（即一处草市同时设有酒坊和税务）的重复率为1/3，则草市的数量仍达200多个。宋室南渡后，两浙路的草市数量又有大幅度的增加。据不完全统计，仅目前尚有史可考的就有500多处，[8](p450-477)实际数量肯定还要多。即便以500处计算，其分布密度就已经相当高了。从地域密度看，两浙路约122622平方公里，[9]平均245平方公里即有1处；从人口密度看，南宋时期两浙路户口的最高记录是宋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年）的2898782户，[10]（卷83玉牒初草）平均近5800户即有1处。特别是在浙西太湖平原和浙东沿海地带，分布尤为密集。如到南宋中期，太湖周边的平江（苏州）、嘉兴（秀州）、湖州等地，共有草市200多处。
与此同时，草市的形态也发生显著变化，其突出表现是：第一，商业规模不断扩大，市场功能日益增强。早在北宋中期，两浙路草市的商业就已相当活跃。以前文提到的熙宁九年坊场河渡的情况为例，虽然两浙路的坊场数量在全国23路中居第12位，但年税收总额却仅次于成都符路而高居第2位，可见其个体商业发展水平较其他地区要高得多。特别是那些兴起于大中城市周围和农村交通线上的草市，商业尤为发达。如熙宁十年（1077年），杭州的龙山市、柏坎市，越州的龙山市，常州的岑村市，秀州的金山市、广阳市，温州的路桥市等，年商税额都在1000贯以上，几与一般县城相当；苏州的昆山市和杭州的浙江市更是分别高达7448贯和26446贯，与部分州级城市相当。[11]（16之7至9）到南宋时期，两浙各地的草市商业更是空前兴盛，不仅像浙江、龙山之类的城郊草市，“商贾骈集，物货辐萃”，“车驰毂击，无间昼夜”，[12]（卷21桥道，引冯楫中兴永安桥记）而且那些远离都市乃至地处山区的草市也十分活跃。如绍兴府城西北50里的禹会桥市，“桥边多酒楼”；[13]（卷77舟中醉题）台州天台县山区的折山市，“折山山下簇人烟，一似吴儿笑语喧”。[14]第二，市场活动突破狭隘的地域限制，对外联系不断增强。北宋时，两浙路不少草市的对外商贸往来就已相当活跃，如处于崇山峻岭之中的严州淳安县云程市，“其水陆达杭、越、衢、建，凡舟车日夜之所奔走”。[15]迨至南宋，这种现象更为普遍。如平江府的许多草市与浙东、闽、广等地都有密切的商贸关系。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有臣僚上奏说：“黄姚税场系二广、福建、温、台、明、越等郡大商海船辐辏之地，南擅澉浦、华亭、青龙、江湾牙客之利，北兼顾迳、双浜、王家桥、南大场、三槎浦、沙泾、掘浦、肖迳、新塘、薛港、陶港沿海之税，每月南货商税动以万计。”[11]（18之29）这里所说的黄姚、江湾、顾迳等草市，即分属于平江府嘉定、常熟、昆山等县。第三，专业性市场的大量出现。如南宋时期，绍兴府山阴县的梅市和项里市，是著名的杨梅和茨实市场，诗人陆游曾以“明珠百舸载茨实，火齐千担装杨梅”[13]（卷44戏咏乡里食物示邻曲）等诗句来赞叹这两个草市的兴盛；秀州华亭县的下砂市、海盐县的鲍郎市、明州鄞县的大嵩市等则是著名的盐业草市，年产盐量均在万石以上；嘉兴府（秀州）崇德县的濮院市（又名永乐市），是颇具规模的纺织业草市，“机杼之利，日生万金，四方商贾云集”。[16]
随着草市的广泛兴起和发展，到南宋中期，在两浙路的不少地区逐渐形成了密集的农村集市网络。以绍兴府境内的鉴湖流域为例，在东西约100余里、南北不到50里的区域内，分布着30多处草市，它们以绍兴府城为中心，呈放射状向四周扩展。其中，有的是具有一定规模的常设市，如城西6里的西跨湖桥市，楼台参差，商船会集；[13]（卷55泊舟湖桥酒楼下）城西11里的湖桑堰市，“居民颇繁”；[13]（卷68行饭至湖上）城东60里的东关市，市街宽阔。[17]（卷4堰）有的则是村头路边的墟市，如城东北40里的小江市，“数家茅屋小江头”；[13]（卷67小江）城西南12里的亭山市，“一汀露渔村晚，十里荷花野店秋”。[13]（卷17秋夜泊舟亭山下）在市时上，有早市、昼市、夜市之分。如城西南9里的三山东市，夜市十分活跃，“谁令屠沽居里中，鼓声终夜聒老翁”。[13]（卷64夜闻堤东卖酒鼓声哗甚）在市场形式上，除了一般性的乡村集市外，还有不少专业市场，如前文提到的梅市和项里市就是颇为典型的例子。曾长期游历鉴湖流域的著名诗人陆游，在其《剑南诗稿》的不少诗篇中经常提到诸如茶市、鱼市、菱市、笋市、花市、樵市、果市之类的专业草市。显然，在鉴湖流域，随着草市网络的形成，不仅将市场活动引入到各个乡村，而且使得原本处于孤立、分散状态的农村小规模商品交易活动互相结合起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农村初级市场体系。
二、镇级经济中心地的发展与农村中心市场的成长
镇的设置始于南北朝时期。但在宋代以前，它一直是封建政权用以加强对各地人民控制的军事据点，而非农村经济发展的产物。北宋建立后，镇的性质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逐渐向农村经济中心地演变。在两浙地区，大体到北宋中期，镇作为农村经济中心地的意义已基本确立。以熙宁十年（1077年）的商税为例，在全路共86.8万余贯的总税额中，属于草市镇的有近14万贯，占总额的16.13%。其中秀州、杭州的草市、镇税额，在所属州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更是分别高达30%和29.38%。[11]（16之7至9）而在各州草市、镇税额中，镇的税额又占了大部分。这表明，镇级中心地已成为各地工商税收的重要来源。就镇的数量而言，根据《元丰九域志》记载，到宋神宗元丰(1078-1085)初年，全路共有75个。进入南宋以后，又有进一步增加。如杭州由12个增至15个，嘉兴（秀州）由4个增至6个，明州由3个增至7个，处州由3个增至6个，衢州由2个增至4个。[8](P450-477)估计到南宋中后期，全路已有镇100个以上。
两浙各地镇的数量虽较草市要少得多，但其在农村市场体系中所起的作用却是大多数草市所无法比拟的。这可从四个方面来看：第一，镇的人口规模比草市大。它们一般都有数百户固定的居民，有的甚至达到上千户乃至数千户。如南宋中后期，临安府仁和县的临平镇有“约千余家”；[18]嘉兴府海盐县的澉浦镇有“约五千余户”；[19]庆元府（明州）奉化县的鲒埼镇，“生齿厥多，烟火相望”，环镇居民数千家；[20]湖州乌程县的乌墩镇和德清县的新市镇，“其井邑之盛，赋入之多，县道所不及”。[21]而草市的居民一般多只有数十家乃至数家而已。第二，镇在社会形态上已具有不少城市化的特征。如南宋时，海盐县澉浦镇所辖南北5里，东西12里，面积约60平方里。在镇中心，有街道、坊巷，有商业区、居民区和行政区，以及各种市政设施。其居民已不再属于乡村户籍，而是正式列入城市坊郭户系统，他们的社会生活也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城市化特点。[19]其它如平江府的福山，嘉兴府的青龙、上海、乌青、魏塘，湖州的新市，常州的湖濮，临安府的临平、江涨桥，绍兴府的西兴、渔浦、曹娥，庆元府的鲒埼，台州的章安，温州的白沙等镇，也都与澉浦镇的情况相似。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镇已是初步成形的经济都市。第三，镇的工商业发展迅猛。以商税为例，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两浙路年商税额1000贯以上的草市镇税场共31处，其中25处属于镇级税场。[11]（16之7至9）进入南宋以后，许多镇的商税额进一步呈现快速增长之势。如常州的青城、万岁、张渚、湖濮四镇，年商税额由熙宁十年的5241贯增至咸淳(1265-1274)初年的23839贯，增长3.5倍多；[22]临安府的江涨桥、北郭二镇，由2805贯增至咸淳初年的145908贯，增长达51倍多；[12]（卷59贡赋）绍兴府的曹娥、三界、渔浦三镇，由9083贯增至嘉泰(1201-1204)初年的12749贯，增长40.36%；[17]（卷5课利）特别是临安府的北郭、江涨桥，嘉兴府的乌青、澉浦、魏塘，庆元府的鲒埼等一批巨镇，年商税额都在3万贯以上，超过了同期许多县级城市。第四，镇的市场专业化水平高。随着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到南宋时，两浙各地镇市逐渐呈现出专业化的特征。如临安府的北郭、江涨桥是典型的环城商业镇；嘉兴府的魏塘、婺州的孝顺是典型的农业镇；温州的白沙是典型的林业镇；嘉兴府的澉浦、青龙和台州的章安是著名的港口镇；台州的杜渎、于浦，庆元的岱山，绍兴府的钱清、西兴、曹娥，嘉兴府的广陈等是重要的盐业镇；湖州的南浔是丝织业镇；绍兴府的枫桥、三界是造纸业镇；湖州和嘉兴府的乌青、四安，平江府的平望，镇江府的吕城，常州的奔牛，绍兴府的渔浦，衢州的孔步是典型的交通型商品转运镇；平江府的许浦、福山、梅李是消费型镇。这种市场专业化特征的出现，标志着镇的市场形态日趋成熟，市场分工日趋精细。
从镇的地理分布状况，或许能更清楚地看出其在农村市场和城乡市场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以绍兴、庆元、台州为例，绍兴府各县镇的分布状况是（括号内为距所在县城里程数，下同）：三界镇（东南120），东城镇（东60），曹娥镇（东南72），钱清镇（西北50），蛟井镇（西南15），南安镇（西50），枫桥镇（东北50），西兴镇（西12），渔浦镇（南35），五夫镇（北30），纂风镇（西北70）。[17]（卷12八县）庆元府各镇的分布情况是：小溪镇（南40），公塘镇（西北30），鲒埼镇（南20），澥浦镇（西北60），岱山镇（海中）。[23]（卷13-20）台州各镇的分布情况是：大田镇（东30），章安镇（东南120），杜渎镇（东180），于浦镇（东南60），路桥镇（东南30），峤岭镇（南120），港头镇（东南15），县渚镇（南70）。[24]从中可以看出，绝大部分镇都分布于距州县城二三十里以远的地区。这表明，镇和县级城市有着各自的市场辐射空间，前者属远离城市的乡村地带的中心市场，后者属于城市初级市场。两者的互相结合，便构成了所在地区城乡市场体系的基础。可见镇既是农村中心市场，也是联结城市市场和农村市场的主要纽带。而且，作为新兴的经济中心地，镇市有着诸多县级城市所没有的有利条件，如较少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接近各种农村商品的产地，有着充裕的廉价劳动力等等。因此，到南宋时期，随着农村经济的繁荣和城乡商品流通的活跃，不少镇的市场发展水平平不仅赶上、甚至超过了所在县城。
三、农村市场发展的局限性
在探讨宋代两浙路农村市场发展的同时，也应看到，这种发展又是有限的。一方面，两浙路农村市场发展的基础并非专业化的商品生产，而是小农经济条件下的简单化商品流通，故从根本上讲，仍只是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前文曾指出，促成草市、镇在两浙路广泛兴起的一个直接动力是商品流通的空前活跃，而导致商品流通异常活跃的因素，除了农村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各级城市的兴盛外，还有各地区地理特征的巨大差异所造成的自然性生产分工以及政府赋税征收的货币化倾向。就地理状况而言，两浙路北部是较为广阔的太湖平原，东部是滨海小平原和丘陵，西部和南部则是广袤的山区和内陆盆地。与这种地理格局相对应，各地区农村的生产状况和物产构成也有很大差异。以粮食为例，地处太湖平原的苏、湖、秀、常等州府，因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深厚的历史基础，到宋代发展成为全国著名的粮食产地和输出地。史称：“两浙之地，湖、苏、秀三州号为产米去处，丰年大抵舟车四出。”[25]而两浙路其它地区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耕地有限，人多地少的矛盾突出，常常需要从苏、湖等地输入大批粮食。如南宋时，严州“虽遇丰稔，犹不足食，惟恃商旅搬贩斗斛为命”；[10]（卷11建德县赈籴本末）绍兴府“地狭人稠，所产不足充用·稔岁亦资邻郡，丰如浙西米斛之多”；[26]明州“小民卒仰米浙西，浙西歉则上下皇皇”。[23]（卷16叙产）温州、台州、衢州、处州等地的情况也大致相似。显然，粮食之所以成为两浙农村市场最重要的商品之一，是与各地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密不可分的。也正因为如此，虽然市场上粮食的流通量很大，但其基础主要仍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生产，而不是大规模的专业化生产。宋末元初学者方回在谈到嘉兴府魏塘镇的粮食流通情况时说：“佃户携米，或一斗，或五七三四升，至其肆，易香烛、纸马、油盐、酱醯、浆粉、麸曲、椒姜、药饵之属不一，皆以米准之。整日得米数十石，每一百石，舟运至杭、至秀、至南浔、至姑苏粜钱，复买物归售。”[27]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情况。就赋税制度而言，在宋代的各种赋税中，货币税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尤其是到南宋时期，更是如此。时人曾感叹地说：“今民之输官与其所以自养者，悉以钱为重，折帛以钱，茶盐以钱，刍豆以钱……酒醋之卖于官，非钱不售；百物之征于官，非钱不行；坊场河渡之买扑，门关务库之商税，无一不以钱得之。”[11]（66之15）两浙路一直是赋税最为繁重的地区之一，其货币税的征收额也相当庞大。如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年），绍兴府所属各县仅货币形式的各种杂税就高达100万贯。[17]（卷5赋税、课利）为了完纳赋税，广大农民不得不将更多的产品投放市场，不少人“虽尽力耕种，所收之利，或不足以了纳赋税，须别作营生”。[26]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农村市场的畸型繁荣。
另一方面，两浙路农村市场的发展在地域上是不平衡的。从草市、镇的数量和分布密度来看，浙西的苏州、镇江、湖州、秀州、杭州和浙东的绍兴、明州、台州等地，其草市、镇数量占了全路总数的90%以上；而浙西的严州和浙东的处州等地，数量较少。特别是地处山区的严州，在整个宋代几乎没有涌现较具规模的市镇。从草市、镇的发展形态来看，浙西地区（除严州外）的市镇无论在规模还是在市场发展水平上，都走在浙东各地前面。如在市镇人口方面，南宋时浙西各地相继涌现了一批居民在千户以上的大型市镇，如临安府的临平，湖州的乌墩镇和新市镇，秀州的澉浦镇、青龙镇、上海镇，平江府的昆山镇，常州的湖濮镇等；而浙东沿海只有明州的鲒埼镇等少数市镇达到如此规模；地处浙东内陆的婺州等地，则始终没有巨镇出现。在市镇的工商业发展水平上，北宋熙宁十年，年商税额在千贯以上的市镇，浙西除严州外共有22处；浙东只有7处。草市、镇税额在所在州府总税额中所占的比重，秀州为30%，杭州为29.4%，润州为16%，苏州为15.8%，常州为15.4%，湖州为12.4%，均在10%以上；浙东除越州和温州分别为18.2%和14.8%外，其它各州均不到10%。特别是婺、衢、处三州，平均只有2.7%。[11]（16之7至9）南宋中后期，临安府的浙江、北郭、龙山、江涨桥和嘉兴的澉浦、魏塘、乌青等市镇，年商税额都在3万贯以上，湖州的四安、常州的湖濮、嘉兴府的青龙、平江府的黄姚和顾迳等市镇，也都在万贯以上；而浙东即便是那些大型市镇，年商税额一般也只有数千贯。如宋宁宗嘉泰(1201-1204)初年，绍兴府所属的钱清、曹娥、三界、蛟井、枫桥、渔浦、新林诸市镇的年商税额分别为1945、6285、1544、1743、3090、2673和1139贯，[17]（卷5课利）无一超过万贯。事实上，不仅浙西与浙东之间、东部沿海和西南部内陆之间，在市镇和农村市场的发展水平上存在明显差距，而且在各州府内部，也同样存在着不平衡现象。如南宋中后期，庆元府鄞县共有市镇42处，占了全府市镇总数的近1/3，而象山县仅有5处，只及鄞县的1/8弱。这种地域格局的不平衡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宋代两浙农村市场在总体上尚未达到成熟的形态。
收稿日期：2000-1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