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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31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09)04-0120-07
中国革命、韩国革命和俄国革命曾被并列为20世纪初远东的三大革命运动①。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成了侵略朝鲜的急先锋。甲午战争结束，中日两国签订《马关条约》，承认朝鲜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国”。1910年8月，日本出尔反尔，派兵侵占朝鲜，强迫朝鲜李氏王朝签订《日韩合邦条约》。韩国人民随即于国内外展开各种形式的反抗运动，史称“韩国独立运动”。其间，不少志士来到中国，组织政党，创办报刊，从事复国运动。1919年4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成为韩国人民在境外开展独立运动的中心和旗帜。韩国志士对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十分敬慕和支持；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革命志士则给予韩国志士种种提携。两国志士互为奥援，《震坛》周刊便是见证。
《震坛》英文名The Chindan，系1920年代韩国独立运动的中文刊物②。由旅沪韩人1920年10月10日创刊于上海，主编申圭植③。大16开本，逢周日出版，每期8～12版不等，1921年4月24日终刊。上海、北京、常州、无锡、南京设代派处，俄、法、英、美、德置通讯处。远销欧美，有一定影响。
《震坛》周刊辟有社论、韩国独立运动近史、韩军战报、韩国消息、中国消息、世界消息、痛言、短评、韩国名人传记、社会问题、文艺、时评等栏目。颂扬韩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英勇事迹，揭露日本扩张野心和暴行，评述韩、中、日及国际社会的政治、军事、外交形势。
《震坛》的主要作者中，有韩国人，也有中国人。韩国人有朴殷植、赵琬九、朴赞翊等，中国作者包括孙洪伊、吕志伊、徐谦、景梅九、江亢虎等。
《震坛》的创刊，原因大致有三。首先，韩国临时政府亟需新的舆论工具。日本吞并韩国后，实施高压政策，“一切教育机关扫地而尽矣，至若报纸之十四种与书籍之三十余种，尽被封锁收毁，自外国来者亦然。又定出版条例”，“关于政治文字不许自由印出”④。不少韩国志士来到中国，参加革命⑤。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后，刊行《我们的消息》，8月创办《独立》，因鼓动反日，遭到干涉，旋更名《独立新闻》，翌年6月停办。不及半载，《震坛》问世，以“发挥民族自决”、“主张独立平等”、“联络国际亲谊”、“灌输世界文化”、“宣传光复情势”⑥为宗旨。
其次，正世界舆论之视听。日本占领朝鲜，操纵言论，对韩国独立运动极尽歪曲、丑化之能事，“日本对付吾韩，完全以武力压制为主脑，故吾韩民之苦痛，世界竟鲜知真相者。即若此次独立，吾民曾掷无量数之头胪，而日本传宣机关，仅言小小部分，且未有认为严重者，情形隔阂，遂蔓使欧美诸国”⑦。上海《民国日报》披露，自1919年3月韩人宣布独立后，进行迅猛，为世界所注意，而消息传来，多属一面之词，以致真相掩没，颇为遗憾，“兹有中国人士某某等，因韩人复国运动，非特关系东亚之和平，而与中国有唇齿之谊，方今满蒙风云正恶，故韩人复国，与中国关系尤切，即舍利害论，中韩同种同文，亦宜为正义之助，爰特联合同志，组织《震坛》周刊”⑧。
再次，争取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国人民的同情与支持。1920年代的上海，是各界人士的聚集地，这为韩国志士提供了活动的平台。《震坛》创刊辞开宗明义：“携手共济，困处漏舟，端赖同心匡救。同人不敏，愿本此意，为中韩共进之初步，此对于华人者，深愿邦人明达，协力倡导，俾达斯旨”⑨。强调《震坛》系“介绍韩事真相于华人，鼓起援助正义之同情心，救人并以自救”⑩。
中韩两国一衣带水，自古以来两国人民就多次携手抵御外患，结下深厚情谊。日本吞并朝鲜后，韩人掀起了不屈不挠的民族革命。孙中山对之深切关注，曾表示：“中韩两国同文同种，本系兄弟之邦，素有悠远的历史，关系辅车相倚，唇齿相依，不可须臾分离”；“对于韩国复国运动，中国应有援助义务，自不待言”(11)。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志士行与言俱，通过《震坛》对韩人的独立运动予以支持。
为《震坛》问世挥毫泼墨，是中国志士对韩人的有力声援。创刊号第2版，载有孙中山的题词：“震坛发刊之祝：天下为公。孙文题”。孙中山1919-1920年客沪期间，与韩国志士过从甚密(12)，题词应系受邀而作，题作日期应在《震坛》创刊之前。题写“天下为公”，冀望韩国对世界革命有所贡献，蕴意深远。
《震坛》还载有唐绍仪的“祝震坛创刊，同我太平”；胡汉民的“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柏文蔚的“震坛丛报创刊，共仰明星”；徐谦的“私有破则强权灭，祝震坛丛报出版”；江亢虎的“题震坛丛报，震旦出友，坛坫出光”；陈独秀的“震坛丛报，东亚之光”；温世霖的“发扬正气，震坛报社万岁”；张人杰的“一鸣惊人”；蒋中正的“祝震坛发达，同舟共济”；于右任的“震坛报万岁，大仁大勇”；徐绍桢的“惊远惧迩”；钮永建的“与有同感，震坛报大兴”等。如此众多的中国风云人物为一个外国人办的刊物题词祝贺，这是不多见的。这表现了他们对韩国独立运动的支持与关注。
《震坛》还选登了其他中国人士的祝词，笔蘸情感，对韩国人寄以殷切期望。孙洪伊称“檀箕神明，粤建朝鲜，裔胃廿兆，绵历四千，胡今不振，亡也忽然。伤哉伤哉，念念心酸，论我种族，如英与美，论我政治，如鲁与卫，英美何强？鲁卫何惫？佥曰自决，民族乃伟。……惟韩有人，独立搴旗，血肉相搏，肝脑涂之，孰主张是，楚虽三户，亡秦必矣。壮哉贵报，涣汗大号，还我河山，率我英豪，汉水泱泱，南山巍巍，国魂在是，其兴也哉”。吕志伊谓“震旦邻邦，坛君后裔，民廿余兆，史五千禩，明夷绍箕，洪范锡禹，文化早开，彝伦攸叙，胡来虎狼，噬同蛇豕，沧海横流，铜驼荆杞，多难邦兴，殷忧智启，自由钟撞，独立旗举，草木皆兵，河山重缔，群策群力，再接再厉，有笔如椽，不畏强御，大声疾呼，崇论宏议，灌溉新潮，发扬正义，毛瑟枪长，横磨剑利，强锄弱扶，灭兴绝继，价重鸡林，洛阳纸贵”。徐谦呼吁，“世界之民族，必各有完全之自由，世界之国，亦必各有完全之独立，世界有一民族不能自由，则世界全人类不能完全自由，世界有一国不能独立，则世界列国亦不能完全独立。故有一民族不能自由者，世界全人类应共扶之，使得其自由，有一国不能独立者，世界列国应共扶助之，使复其独立，此国交之真理也”(13)。
《震坛》第八期《来函》一文，体现了孙中山对韩国独立运动的关切。文称：“上海通信社来函更正，本社接得孙中山先生来函云，日前贵社员来谈话，文所言是履行马关条约，盖此约乃首次认高丽为独立国者，而由日本发起迫中国承认者也，后日本乃自取消之，而并吞高丽。今欲赞助高丽独立，必自履行马关条约始，贵社员误文言履行为取消，未免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幸为更正是荷云云。合亟更正，并志谦忱”(14)。该函系对《震坛》第六期刊发的《孙中山唐少川之外交主张》予以订正。这说明，孙中山是看过《震坛》以后才作的回应。
孙中山等还借助《震坛》发抒言论，旗帜鲜明支持韩人。1920年11月8日，上海通讯社记者问及关于韩国独立与中国山东问题，孙中山主张以世界的眼光对待，“惟现下照余个人观察所得，则此时似不必用狮子搏兔之全力，尽注于该问题之上；实应将目光放远一步，专行注力于满洲、高丽两方面。其第一步办法，应先要求取消《马关条约》，扶持韩人独立，以缓其冲。第二步办法，要求取消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以锄其攫取山东之根”。因为，“皆此二十一条中承继山东德人权利一条有以酿成也。该两步办法如能办到，则吾国藩篱已固，山东问题亦即可以连带解决。故余意目下殊可不必汲汲于山东一隅之问题也”(15)。记者称誉两步办法极佳，问询实施的方法，孙中山称：“目下似宜先行造成一种强固之舆论，以博各国之同情，后日列强如有大半表同情于吾，然后再定实施之法；或提交国际联盟会公判。公道自在人心，胜算即不难预卜”。孙中山以扶持韩人独立为要旨，所释之实施步骤及方法尽管不太现实，但关注、支持韩国独立运动却是难能可贵的！
对此，韩人访问唐绍仪，唐氏的立场与孙中山基本相同，“此次联盟会议，英法日居重心，提交恐不易达目的，且吾人须扩大范围，为东亚永久和平着想，不宜仅为局部提案。盖局部提案，予各国人利已之诮，未免目光太小，苟为东亚全部计，则扶助朝鲜独立，最为必要，因朝鲜独立，则中日间一切纠纷，均可解决”(16)。
《震坛》赞赏孙、唐的看法，“均以为援助韩人独立，较鲁案尤为重要”。孙、唐之所以如此，“非亲于韩人而疏于本国也，盖为世界正道计，为本国利害计，援助韩人独立，实万不可缓之举，故发表其意见，以促国人之猛省也”。称赞孙、唐为中国的“两伟大人物”，倡议“全国一致，视韩人独立为切身之事，尽其心力，互相联络，以驱狡邻于国境之外，固两国国民应尽之责任也”(17)。
第四期景梅九的论文，力陈韩人亡国的悲惨，揭露中国军阀助纣为虐及日帝的险恶用心，呼吁中国人齐心协力救助韩国、救助自己以维护东亚和平，愿“我国人自今以往，对于可矜可敬之三韩同胞，亦各勉尽扶持援助之责。庶几，稍盖蛮警之前愆，一平义民之公愤，俾韩国早日恢复独立之原状，于东亚建立第二共和国，不惟韩国国民之幸，我中华四百兆人亦与有荣焉”(18)。
中国革命志士陆续在《震坛》发表时评，呼吁国人支持韩国独立运动，凸显了炎黄子孙的“世界”眼光和宽广胸怀。
《中华国庆日感想》指出，《震坛》选择中华民国国庆日创刊，具有特殊蕴义。“吾人希望于中华国人于庆祝国庆之际，曾否忆及有一兄弟之国，方呻吟于狡日暴力之下，力求摆脱者乎，又安知狡日方欲宰割东亚，将以待韩人者待中华乎？嗟乎！此全国欢欣之国庆日，能永保无虞乎？中华国民为自救救人之计，当输极大同情于韩人，助韩人脱羁绊”(19)。
《是我们的事》强调，中韩两国，情同手足，唇齿相依。韩国的痛苦，就是中国的痛苦，中国的痛苦，即是韩国的痛苦。中国人帮助韩国运动独立，不是帮助韩国人，实在是自己救自己，韩国要与中国联络一致，也是自然的趋势，因为两国的境遇相同，敌人相同，历史地理相同，种族文化相同，“朝鲜运动独立，就关系中韩两国自卫，就关系东洋的和平与世界的和平，所以我说是我们的事，并且也可以说是世界人类的事”(20)。
与中国革命志士对《震坛》及韩国独立运动的关注相呼应，韩国志士通过《震坛》亦表达对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崇敬和支持。《震坛》不惜重墨，追踪报道孙中山等人的革命活动，宣传他们的内政、外交方针，对韩国独立运动的扶持等，言辞平和，态度诚恳。
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等人于1920年11月25日由沪赴粤，以谋革命大计，《震坛》及时报道宣传。第九期的《西南三总裁启程赴粤记》称：“孙中山、唐少川、伍秩庸三总裁暨唐蓂赓代表王伯群君，均于二十五日清晨，乘中国邮船公司轮船中国号赴粤，同行者有胡展堂、伍梯云、戴季陶、徐季龙、郭泰祺、马君武等，登舟送行者，有王正廷……”。又说“《字林西报》代表曾往访孙、唐、伍三君，均云彼等进行之计划，尚不能言之。孙君云：吾人虽渴望和平，然不能承认北京政府之统一命令，必须北方以正当方法，与吾人讨论各大问题……”。全文约千余字，态度客观。
1921年2月25日，孙中山于广州海陆军警同袍社演说，阐述护法政府的大政方针。《震坛》第二十期记载：“上月二十五日，乃全粤海军陆军同袍社在东园开会之期，孙总裁有一时许之极长演词，与时局很有关系，故不厌其明日黄花，录之如下……”(21)。该演说词与中华书局版《孙中山全集》底本(据1921年3月31日重庆《民国日报》)差异甚大。《震坛》的版本更早，内容更精详。
是年4月7日，广州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震坛》第二十二期的《孙逸仙博士当选粤政府总统后消息种种》披露孙氏当选后的各种消息，确认“孙先生定五月五日就大总统职”，阐发了唐绍仪等人对孙氏当选总统的态度，“孙总统派汪精卫往迎唐少川，唐云，孙总统就职之日必到，并愿任高等顾问，竭诚赞助，以救危亡”。又披露有孙中山致李烈钧电，称“兄本文患难之交，久资臂助，拨乱反正，尤期共勉”。后分别报导了“国会通电”、“款待议员”、“各方贺电”、“外交政策”、“内政方略”等(22)。
孙中山向来重视民生建设，当选大总统后兼任内政部长，为发展民生事业，拟成立局所，《震坛》披载各局所的名称，即地方自治局、社会事业局、劳工局、土地局、教育局、农务局、矿务局、工业局、渔业局、商务局、粮食局、文官考试局、行政讲习所、积弊调查所。同时，介绍各局所的职能，如地方自治局：调查人口，拟定地方自治法规，监督各地方自治机关，土地局：测量土地，规定地价，登记册籍，管理公地。并称“以上各种局所，一俟经费有着，及次第设立”(23)。如是详尽的报导，坦露了他们对民主共和精神的崇敬与追求。
此外，第五期、第十一期、第十四期、第十五期分别刊有《西南四总裁否认北京统一令》、《军政府第二次宣言》、《孙中山之建设计划》、《孙中山元旦之演说辞》。以上报导，不仅为关心中国民主革命的读者提供孙中山于南方建立护法政府的重大部署、动向的最新信息，同时大大鼓舞了同仁的士气与斗志。
韩国志士在《震坛》上的文论，直抒胸意，仰慕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第六期申圭植的《上孙中山总裁书》，叙述韩人受奴役之惨状，“自我韩被日人强占后，即亡命来华，追随先进诸公，惨淡经营，组织团体，图谋恢复”，而“种种苦衷与希望，谅在洞鉴，无庸烦渎”，“且去年先生在大元帅职内，已具秘函，托秦议员广礼代达，知已邀赏”。此函揭示韩国志士与孙中山早有联系。接着高度评价孙中山为“东大陆之华盛顿也”，希冀孙氏在民族自决主义风起云涌之际，“对我韩国定抱特殊之同感，必有相当之援助”，恳祈“扩改建新华之心，以助我韩独立”。如斯则“先生之博爱与威尔逊之自决主义，照耀于寰球之日也，不胜顶礼拜祷之至”(24)。1919年10月韩国代表呈军政府的请愿书，陈述日帝亡韩及韩人独立运动的情况，分析韩中革命的唇齿关系：“若我韩一复独立，则中华无东顾之犹，我韩有西邻之助，如兄如弟携手同行，欧美不虽翘企，又何言乎中日之轇轕？东亚既已相安，更何有乎世界之纷扰？”寄望中国革命政府承认韩人独立，并在国际舞台上给予支持，“现在东亚堪膺斯肩者，舍贵国其谁属？由是不揣冒昧，缮书上呈于诸大总裁阁下，恳祈远念壬辰保障之功，近惩甲午丧败之耻，并根据乙未中日条约第一款及已亥韩清条约第一款，志切同仇，义仗讨贼，一而由贵政府先承认我独立，一面嘱贵国大使，将东亚大局之关系，与我人现在之情状，恳切陈诉，公诸裁判”(25)。
1921年4月，孙中山在广州当选非常大总统的消息甫经传出，《震坛》便纷纷刊发韩国革命团体及人士的贺电：“广东孙大总统钧鉴：我公当选，中华永固，保持东亚，共负巨艰，谨电奉贺，藉表欢忱。申圭植叩”；“广州孙大总统钧鉴：闻公当选，为中国庆，东亚前途，实深利赖，谨申电贺。新亚同济社(26)、震坛报社同叩”(27)。这一方面说明了《震坛》消息之灵敏，又充分表达了韩国志士对孙中山的敬仰之情。
在报导南方政府与北京政府的举措时，《震坛》态度鲜明地支持南方政府。第十三期《军政府刷新之一斑》一文，揭示南方军政府的四条官吏宣誓条例：文武官员及其他国家法令执行职务之人，须宣誓后始得任事，任事在前者，于该令公布后，须补行宣誓；誓词为：今诚敬宣誓，尽忠本职，确遵国家法令，不得营私舞弊，滥收贿赂，谨守宣誓，决不违背；宣誓仪式：宣誓于就职地公开行之，对国旗举右手宣誓，宣誓时最少须有国家职员一人在场作证；该令自十年一月一日施行(28)。这表明编者对南方军政府新政的向往。
第二十期《粤政府收回关余之国民运动》，客观报导了南方军政府收回关余的活动，“六日，广州开公开大会讨论关余问题，到者数百人，演说者谓关余属于中国，中国有向外交团收回之权，某演说者主张如外交团再不理会，则国民当实行抵制，提出外国银行之存款，不买外货，但此举无正式政府，不能实行，故今急当举总统，组织政府云，大会通过决议案，关余无论如何，必须提取，并呈请军政府与国会选举总统”(29)。《震坛》颂扬南方政府的反帝热情，给人们以共和内涵的引喻。
为反击帝国主义的侵略，广东省垣展开一场轰轰烈烈的提倡国货运动。《震坛》给予热情反映，“广东各界人士，自五四运动以来，提倡国货甚力，以故国民气象蔚然一新”，“现各团体开会议决，定于元月一号举行庆祝新年国货巡游大会，并议定简章暨办法，函致各团体各行商，请于本月二十五号以前，派出干事，到素波港华侨工业联合总会内本会办事处，会同办理。巡游简章录下……”(30)
相关报道还有《粤人提倡国货之热忱》、《羊城新猷一斑》、《粤人主张自由贸易说》、《广东陈省长禁赌令》、《军政府第二次宣言》、《军政府宣告建设方针》、《西南四总裁否认北京统一令》(31)等。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南方军政府的赞扬之语。
在对南方政府称颂的同时，《震坛》对北京政府的不作为表示强烈的谴责。对于珲春事件(32)，就直言：“不识吾麻木不仁之北京政府，究将取何种对付方针也？”(33)第四期《开滦煤矿爆炸始末记》，记叙了爆炸的原委及善后，谴责政府对事件处理的消极态度，“叫地方官替死者的家庭去办交涉，则官吏那里肯为民办好事？”(34)还揭露了北方即将召开裁兵会议的实质，“仍不外疏通与竞争，疏通有效，则时局可暂支持，然财政却仍难救济，若竞争不均，则直奉之破裂更速，此诚今日最可注目之形势”(35)。
20世纪20年代初期，北京政府举行地方选举，进展缓慢，收效甚微。《震坛》对此予以披露：“北方办理选举，以致引起浙江卢永祥督军二次主张缓办之通电，故除极少数的省份能依期举行外，其余概已延期，而所谓延期者，尚系表面，实则不办而已，此为北京政府之最大打击”(36)。《震坛》还分别汇集京兆、热河、察哈尔、甘肃、陕西、江西、湖北等地未能进行选举的具体信息，对不利于北京政府的事情大肆宣扬，以示对北京政府的鄙夷。
中韩两国“辅车相依，唇亡齿寒”。由于历史情感、现实遭遇及地缘关系等因素，两国志士互为奥援。《震坛》的刊行，为韩国独立运动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革命志士关注《震坛》，以之为媒介支持韩国独立运动。韩人藉此互动互应，仰慕孙中山等中国革命志士，视为知己而追随之，他们从中国的革命中看到母国独立运动的曙光。《震坛》在中韩关系史、亚洲民族解放运动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中国革命志士对韩国独立运动的支持是一以贯之的。20世纪初，中国革命志士于日本东京与亚洲各弱小民族国家的革命志士组成亚洲和亲会，旨在“反对帝国主义，为争取亚洲已丧失其主权的民族获得独立”(37)。《民报》刊行期间，登载多篇支持韩国独立运动，谴责日本侵朝罪行的文章(38)。孙中山等人客沪，与韩国志士交往频繁。1919年4月，孙中山接受日人采访称“朝鲜问题，极其困难之问题，以余意见，则日本须容韩人之要求，而承认其独立为宜也”(39)。《震坛》终刊半年后，申圭植于1921年10月以韩国临时政府专使身份南下广州，访问护法政府，受到孙中山的亲切接见(40)。孙中山逝世以后，中国国民党人继承了援韩政策(41)。
注释：
①石源华：《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编：《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集》，北京：近代史研究杂志社，1995年，第432页。
②1920年代韩国志士在中国创办的中文刊物主要有《新韩青年》(The Young Korea，1920.3.1，仅见第1期)、《震坛》(The Chindan，1920.10.10-1921.4.1，共22期)、《光明》(1921.12.1，仅见第1期)。
③申圭植，原籍韩国忠清北道文义郡，又名申柽，字么执，号睨观、余胥、一民、青丘恨人，又称汕庐主人。1880年1月生。1911年流亡至中国，参加辛亥革命。翌年加入中国自由党，后任《民权报》经理，1914年加入南社，1919年任上海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议政院副议长和法务总长。1920年在上海创办《震坛》周刊。1921年就任国务总理代理兼任外务总长，10月作为韩国临时政府的专使访问广州，与孙中山举行会谈。1922年9月病逝。
④《韩人之教育扫地》，[韩]太白狂奴辑：《韩国痛史》，上海：大同编译社，1915年，第153页。
⑤[韩]闵斗基：《辛亥革命与韩国的独立运动——以曹成焕给安昌浩的信为中心》，台北：《韩国学报》，第14期。
⑥⑦[韩]申睨观：《本报创刊辞二》，《震坛》第一期。
⑧⑩《〈震坛〉出版之缘由》，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10月14日。
⑨本社同人：《本报创刊辞一》，《震坛》第一期。
(11)王子毅编著：《韩国》，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第245页。
(12)石源华：《韩国独立运动血史新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0页。
(13)所引题词、祝词均载《震坛》第一期。
(14)《来函》，《震坛》第八期。
(15)(16)《孙中山唐少川之外交主张》，《震坛》第六期。
(17)记者：《国民应尽之责任》，《震坛》第六期。
(18)景梅九：《为韩国近事正告国人》，《震坛》第四期。
(19)《中华国庆日感想》，《震坛》第一期。
(20)姚作宾：《是我们的事》，《震坛》第一期。
(21)《孙中山在军警同袍社之演词》，《震坛》第二十期。
(22)(27)《各方贺电·孙逸仙博士当选粤政府总统后消息种种》，《震坛》第二十二、二十一期。
(23)《孙中山之建设计划》，《震坛》第十四期。
(24)申圭植：《上孙中山总裁书》，《震坛》第六期。
(25)《上中国政府请愿书》，《震坛》第六期。
(26)1910年代成立的韩中纽带组织，韩国成员有申圭植、金奎植、朴殷植等，中国成员有宋教仁、陈其美、胡汉民、戴季陶、廖仲恺等。
(28)《军政府刷新之一斑》，《震坛》第十三期。
(29)《粤政府收回关余之国民运动》，《震坛》第二十期。
(30)《粤人提倡国货之热忱》，《震坛》第十三期。
(31)分别见《震坛》第十三、十二、十二、十一、十、十、五期。
(32)韩人与俄国过激党制造的过激事件之一。1920年10月，韩人联合俄国过激党袭击日本在延珲的领事署，杀伤多名日本官民。
(33)《小题大做之珲春事件》，《震坛》第三期。
(34)《开滦煤矿爆炸始末记》，《震坛》第四期。
(35)《酝酿中之军人大会议》，《震坛》第十八期。
(36)《新选举之大打击》，《震坛》第二十期。
(37)[日]西顺藏著：《原典中国近代思想史》第3册，东京：岩波书店，1976年，第108～109页。
(38)胡春惠：《韩国独立运动在中国》，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6年，第71页。
(39)《中国前大总统孙逸仙氏对日本谈》，上海：《新韩青年》第1期。
(40)《中国护法政府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始末实记》，载[韩]闵石麟著：《中韩外交史话》，重庆：东方出版公司，1942年。
(41)胡春惠：《中国革命与韩国独立运动》，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编：《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二辑》，1982年；杨天石：《蒋介石与韩国独立运动》，北京：《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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