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学术界的国际新闻研究：方法与现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界论文,现状论文,国外论文,方法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20年来，国际新闻研究在国际问题以及新闻传播学领域日益受到重视，已积累了不少成果。例如，围绕中国的国际形象问题，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许多学者对美国媒体展开了一系列研究。近年来，不少学者开始尝试从议题设置和叙述框架的角度，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对国外报刊进行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但总体来看，国内学术界的国际新闻研究往往缺少理论支撑和方法论基础。因此，我们在为已经取得的成绩感到欣慰的同时，有必要进一步探究该领域的学术理论与研究方法，以期将我们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并最终与国际学术界展开有效对话。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本文试图通过探讨国外学术界（主要是英语研究圈）在国际新闻领域的研究方法与最新动态，为相关学科的国内学者提供思考的参照。
国际新闻的研究方法基于对国际新闻内涵的认识。归纳起来，国外学术界大体从两个视角看待国际新闻，其一为“选择”（selection）视角，其二为“建构”（construction）视角。前者关注新闻事件本身，把世界上发生的事件视为决定国际新闻结构的独立变量；而社会建制（媒介、新闻职业、新闻市场，等等）被认为居于次要的中间地位，充当“选择者”（selector）或“把关人”（gatekeeper）的角色，其作用是选择、拒绝、改编，等等。后者则反其道而行之，视新闻为社会的“人工制作品”（artifact），把具体的新闻看作是社会传统、惯例、价值观念以及资源配置等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简言之，前者关注新闻是如何被选择的，而后者则关注新闻是如何被制作的。
根据西方学者贾瓦德（Stig Hjarvard）的观察，上述两种视角的研究分别在宏观和微观的层面展开，由此构成国外学术界国际新闻研究的4种基本方法，即微观—选择研究、宏观—选择研究、微观—建构研究和宏观—建构研究。（注：Stig Hjarvard，“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News，”in Klaus Bruhn Jense（ed.），A Handbook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New York，NY：Routledge，2002）.）在此，笔者拟借用贾瓦德的这一框架，对国外学术界国际新闻研究的方法与现状进行剖析。
微观—选择研究 此一研究传统历史悠久，其研究对象为新闻“把关人”。该领域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怀特，他在1950年发表了《“把关人”：新闻选择案例分析》。（注：D.M.White，“The‘Gate Keeper’：A Case Study in the Selection of News，”Journalism Quarterly，27，pp.383-390.怀特是第一个运用“把关人”理论进行实证研究的学者，而该理论的首创之功则应记在库尔特·卢因（Kurt Lewin）名下。）怀特选择了美国的一份小城市日报进行研究，要求该报的一位编辑“把关人先生”保留下1949年某一周内来自3个通讯社的所有新闻稿，并解释为什么放弃使用其中90％的稿件。经过定量分析，怀特发现编辑的选择决定表现出“高度主观”的特征。来自通讯社的大约三分之一的稿件仅仅基于“把关人先生”对故事真实性的个人主观判断被放弃，其余的稿件则因为版面不够或已有相关报道而被放弃。
随后，麦克内利对整个新闻制作过程中的一连串的把关人进行了研究，从报道事件的驻外记者到本地报纸的编辑。（注：J.T.McNelly，“Intermediary Communicators in the International Flow of News，”Journalism Quarterly，36，pp.23-26.）60年代后，新闻选择理论虽然受到学界的非议，但依然后继有人。在国际新闻研究领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90年代初张占国等学者就影响美国报纸编辑选择国际新闻的价值和个人因素展开的一次抽样调查。（注：T.K.Chang＆J.W.Lee，“Factors Affecting Gatekeepers’Selection of Foreign News：A National Survey of Newspaper Editors，”Journalism Quarterly，69，pp.554-551.）他们发现把关编辑偏爱那些对美国安全和国家利益产生重大影响的国际新闻。在编辑个人层面，具有“国际眼光”的编辑——有自由主义倾向，对国际新闻有兴趣，有外语基础——更有可能会偏爱对国际事件的报道。总体看来，影响把关的重要因素是把关人的个人特征：有些因素（如外语能力）同新闻选择具有正相关性，而另一些因素（如新闻工作经历）则同新闻选择具有负相关性。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对新闻选择的研究主要采用内容分析法。研究者把报纸选择的新闻同它放弃的新闻进行比较，以便揭示“把关”过程中实际发挥作用的因素。此外，研究者经常采用的方法还有对把关人的抽样调查（一般通过邮件，有时也通过电话）、采访（通常是自由交谈式采访）、现场观察把关人的工作，有时也采用实验的方法。
宏观—选择研究 此一层面的研究集中表现为新闻流向分析（news flow analysis）。事实上，这类研究一直支配着国外学术界对国际新闻的研究，所取得研究成果简直可以称得上汗牛充栋。据西方学者统计，从1850-1969年，归属于广义的“国际信息流向”范畴下的出版物有大约318种；此后，这方面的研究迅速升温，从1973-1983年间发表了447种以上的研究成果。（注：Hamid Mowlana，Global Information and World Communication（New York and London；Longman，1986），p.19.）所有这些研究得出的结论大体一致，诺顿斯特伦对此进行了简要的归纳：“从数量上看，据估计，从工业化国家（居住着人类三分之一的人口）流向第三世界（占世界人口的大约三分之二）的信息总量，相当于从后者流向前者的信息总量的至少100倍之多。”（注：Quoted in Howared H.Frederick.Global Communi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elmont，CA：Wadworth，1993），P.128.）
80年代初，国际大众传播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来自10多个国家的学者在哈洛伦教授的领导下，对29个国家的部分日报和主要电视频道在两周内的外国新闻报道进行了定量分析。该协会于1984年发表了研究报告，主要结论如下：1）国际新闻报道的选择标准在全世界具有普遍性；2）所有国家的媒介系统都强调区域性事件和人物；3）美国和西欧始终是全球各地区的新闻制作者；4）国际新闻报道的对象首先是美国和西欧，然后是所谓“热点”新闻；5）“热点”以外的第三世界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新闻报道中一直是最少报道的区域；6）国家通讯社是国际新闻的最重要的来源，其次是几个主要的国际通讯社。（注：Journal of Communication，Winter 1984，Vol.34，No.4：121-42，quoted in Jaap van Ginneken，Understanding Global News（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98），P.142.）
80年代另一项有意义的研究成果是美国学者史蒂文森和肖对大约16个国家的新闻媒介进行的一项研究。他们认为，对西方媒介及其通讯社的批评有些言过其实，而且至今并未得到证实。他们的研究表明，第三世界国家的编辑同样是一边倒的，他们也不自觉地忽略来自第三世界和第二世界的新闻，强调第一世界的新闻，偏爱负面新闻而不是正面新闻，使用粗线条的文体从而要求读者来填补空白，等等。不过，史蒂文森和肖相信，这一切都不能简单归结为刻意的歪曲报道。（注：Robert L.Stevenson and Donald Lewis Shaw，Foreign News and the World Information Order（Ames：l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4），quoted in Jaap van Ginneken，Understanding Global News（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98），P.142.）
关注世界新闻流向问题的不只是学术界，事实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极大地推动了该领域的研究。早在1953年，教科文组织发表《新闻流向》报告，郑重指出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新闻流向不平衡现象。（注：UNESCO，The Flow of news（Paris：UNESCO，1953）.）1978年，教科文组织发表《大众传媒宣言》，呼吁实现“信息的自由流动与更广泛和更平衡的传播”，同时强调“信息必须反映报道对象的不同方面”，必须“为那些反抗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外国占领以及形形色色的种族歧视与压迫而又无法使自己的声音传播到外界的被压迫民族提供表达的机会”。（注：UNESCO，Mass Media Declaration（Paris：UNESCO 1978），see“Appendix F”in Jim Richard and Michael H.Anderson（ed.），Crisis in International News：Politics and Prospect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1）.）1980年，受教科文组织委托，传播问题研究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Study of Communication Problems）在肖恩·麦克布赖德的领导下，对60年代以来围绕国际新闻流向问题在国际学术界和政界展开的一系列辩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总结，并于1980年发表了研究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呼吁实现国际新闻传播中的多元化和平等对话。（注：UNESCO，Many Voices，One World（Paris：UNESCO，1980）.）
同年，教科文组织在第21届全体会议上通过了4/19号决议，正式呼吁建立“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并列举了11项具体目标。主要内容包括：废除当前不平衡与不平等的信息传播；废除某些公共或私有的垄断与过分集中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实现信息来源和渠道的多样化；发展中国家有权使它们的信息与传播媒介适应自身的需要与追求；尊重每一个民族的文化身份及其向世界公众表达自己的利益、追求与价值观的权利；尊重所有民族在平等、公正和互利的基础上参与国际信息交流的权利；尊重公众、种族与社会群体以及个人的知情权与积极参与传播过程的权利。（注：UNESCO Res.4/19-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Study of Communication Problems（Belgrade，21 October 1980），sec VI，14.）此后，1985年和1989年，教科文组织又先后发表了《媒介中的外国新闻：29个国家的国际报道》和《世界传播报告》。（注：UNESCO，Foreign News in the Media：International Reporting in 29 Countries，Reports and Papers on Mass Communication No.93（Paris：UESCO，1985）；UESCO，World Communication Report（Paris：UNESCO，1989）.）
教科文组织为建立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上述努力得到第三世界国家和当年社会主义阵营的热烈欢迎，但是却遭到美、英等发达国家政府的强烈抵制。美、英两国甚至以拒绝交纳会费相威胁，并最终退出了联合同教科文组织。1987年以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教科文组织逐渐淡化了关于建立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努力。虽然如此，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实践中，国际新闻流向的不平衡至今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微观—建构研究 该研究视角基于这样一个根本假设，即社会建制对国际新闻的形式、内容与数量产生重大影响，具有“建构”作用；而反过来，经过建构后的新闻又为特定的社会制度与价值体系提供“合法化”服务。从这一假设出发，该流派的学者关注微观层面的国际新闻现象，即特定新闻报道的具体内容或特定通讯社的具体运作机制。从研究方法上看，该领域一般采用对新闻内容的定量分析和意识形态批判，常常表现为比较案例分析。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巴茨加的著作《外国时事新闻与广播电视记者》；博伊德一巴雷特的著作《国际通讯社》；亚当斯编著的《国际时事的电视报道》；霍恩的德文版著作《通讯社研究报告》；芬比的著作《国际新闻机构》；博伊德-巴雷特和图苏合著的《国际新闻的反向流动：国际及地区新闻交换机制》等等。（注：R.M.Batscha，Foreign Affairs News and the Broadcast Journalist（New York：Praeger，1975）；O.Boyd-Barrett，The International News Agencies（London：constable，1980）；W.C.Adams（ed.），Television Coverag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Norwood，NJ：Ablex，1982）；H.Hohne，Report on News Agencies，2[nd].（Baden-Baden，Germany：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J.Fenby，The 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s（New York：Schocken Books，1986）；O.Boyd-Barrett and D.Thussu，Contra-flow in Global News：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News Exchange Mechannisms（London：John Libbey，1992）.）
微观—建构层面的最新一项重要研究成果当推沃斯伯恩在2002年出版的《国际新闻的社会建构：我们在谈论他们，他们在谈论我们》。（注：Philo C.Wasburn，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News：We're Talking about Them，They're Talking about Us（Wesport，Connecticut，London：Praeger，2002）.）该书从社会建构的角度，运用内容分析、个案研究和比较研究的方法，探讨了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俄国、印度尼西亚和日本的新闻媒介（包括电视、报纸和广播）上的国际新闻。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探讨美国新闻媒介对发生在其他国家但直接牵涉美国的新闻事件的报道，如美国新闻媒介对英、阿福克兰群岛之争（1982）和两伊战争（1980-1988）的报道、美国新闻媒介对其他国家的内战和暗杀事件的报道，等等。第二部分主要探讨其他国家的新闻媒介对美国的报道和对有美国卷入的国际新闻事件的报道，如苏联解体后俄国电视新闻对美国的报道、印度尼西亚报纸对波斯湾危机（1990-1991）中的美国的报道、日本广播电台（RadioJapan）对国际贸易争端中的美国的报道、英、加、法电视新闻对美国总统大选的报道，等等。第三部分是作者对美国新闻媒介的国际新闻报道的总体评价。
沃斯伯恩的研究发现，尽管美国新闻媒介上的国际新闻丰富多彩，它们其实都始终致力于“生产并不断再生产一个相当一致的美国形象”，（注：Ibid，p.19.）用沃斯伯恩的话说就是：“我们（指美国新闻媒介，引者注）在谈论自己”。根据沃斯伯恩的观察，早在70年代末由美国学者甘斯揭示的支配美国新闻媒介的新闻价值，（注：Herbert J.Gans，Deciding What’s News（New York：Random House，1979），pp.52-64.）至今依然建构着美国媒介上的国际新闻。这些新闻价值包括：1）“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即认为美国是最重要和最高尚的国家；2）“利他主义民主观”（altruistic democracy），即认为政治必须建立在公众利益和为公众服务的基础上；3）“责任资本主义”（responsible capitalism），即认为美国的自由—市场体系必将促进所有人的民主与经济繁荣；4）“小镇牧歌情结”，即认为城市是种族冲突、犯罪和破产的温床，而小镇则是美好生活的天地，任何大的东西（大劳工组织、大企业、大政府）会威胁个人的独立与自由；5）“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即关注个人行为者而不是群体、社会政策、社会结构或过程；6）“温和主义”（moderatism），即认为现存的制度是理想的，必须维护，同时怀疑并抨击任何威胁现状的激烈言论和行为；7）“国家领袖”（national leadership），即强调总统是社会与政治秩序的保护者。（注：Philo C.Wasburn，op.cit.，pp.11-19.）
基于上述新闻价值，美国新闻媒介在其国际新闻中所构建的美国形象就可想而知了：美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其民主的政治制度堪称其他社会的榜样；美国政府关心其公民的利益；美国人民对于美国政府的国内或国外政策十分满意；美国现存的政治与社会制度是美好的，无需进行结构性变革；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美国公民创造了全球最高的物质生活水平，为全世界创造了无数的就业机会，为所有人生产了更低廉的商品，这一切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失败形成鲜明对照；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它有能力回应任何对美国国家利益和生活方式的威胁。（注：lbid.，pp.153-154.）
沃斯伯恩的研究还表明，不仅美国新闻媒介上的国际新闻被美国的现存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系统建构，其他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冷战期间苏联新闻媒介对美国的报道和冷战结束后俄国新闻媒介对美国的报道所形成的鲜明对照，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在此意义上，沃斯伯恩认为，“宣传与新闻之间的界限常常微不足道。（注：Ibid.，P.2.）
宏观—建构研究 该研究视角主要在理论层面展开，把国际新闻放在文化帝国主义或媒介政治经济学的背景下进行审视。主要研究成果有：盖尔腾在该领域的奠基之作《帝国主义的结构理论》；席勒的著作《传播与文化统治》；滕斯托尔的著作《媒介是美国的：盎格鲁-美利坚媒介在世界》；莫斯柯的著作《传播政治经济学》；摩拉纳的著作《全球信息与世界传播》（注：J.Galtung，“A Structural Theory of Imperialism，”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8：81-147；H.I.Schiller，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Domination（White Plains，NY：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ee，1976）；J.Tunstall，The Media Are American：Anglo- American Media in the World（London：Constable，1977）；V.Mosco，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London：Sage，1996）；H.Mowlana，Global Information and World Communication，2[nd]ed.（London：Sage，1997）.）等等。
宏观—建构领域的国外学者可以大体划分为两个对立的阵营，一派致力于揭露和批判国际传播中的媒介帝国主义或文化帝国主义，提倡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另一派则怀疑或反对上述立场，或为现存的国际传播结构辩护。前一阵营的学者主要是当代西方法兰克福学派、“新马克思主义者”以及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主要代表有席勒、滕斯托尔、马特拉（A.Mattelart）、撒马拉吉瓦（R.Samarajiwa），等等。这些学者一致认为，电子媒介按照它们自己设定的议题展示世界的图像，从而影响、扭曲或败坏人们的文化观和世界观。美国支配了全球信息和观念的传播；其电视、电影、报刊、音乐和软件充斥了世界各地，影响了几乎每一个国家人民的思想和生活方式。西方新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学者相信，美国媒介文化对全球的垄断地位乃是美国军事—工业集团与政治利益集团精心策划和蓄意推行的结果，它建立在美国在信息工业领域的全球垄断地位的基础上，其根本目的是要向全世界推行美国的文化与政治观念，从而保持它在全球的政治垄断地位，并为其商业产品开辟市场。
西方新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学者们一致声讨美国媒介帝国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这种批判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其一，美国媒介帝国主义把美国特定环境下产生的一整套价值体系和文化范式包装成普世的、永恒的真理，其实质是使美国的霸权在哲学和道德上合法化。其二，与传统帝国主义不同，美国媒介帝国主义征服的不是人们的肉体，而是他们的灵魂。美国媒介提供的文化产品中充斥着“反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商业主义、种族主义、军国主义、性别歧视，这类思想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狂轰滥炸最终将使人们失去判断力。其三，美国媒介帝国主义正在严重污染世界各国的本土文化，威胁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其四，美国媒介帝国主义所输出的大众文化不仅支配了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市场，而且威胁着西欧文化的生存和发展。
文化/媒介帝国主义理论盛行于上世纪70-80年代。90年代后产生的种种媒介理论纷纷从“自主的读者（autonomous reader）和“全球化”的角度，对上述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提出质疑。《文化帝国主义》（注：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冯建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的作者汤林森是该流派的典型代表。汤林森及其他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观点大体可以归纳如下：1）美国媒介产品的流行并不意味着美国价值观念已被普遍接受；2）文化/媒介帝国主义理论往往神话本土文化，视之为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而实际上，一个封闭的文化必然走向衰亡；3）随着媒介技术与经济的交织发展，国际传播中的“单向流动”正在被双向流动取代；4）文化/媒介帝国主义理论忽视了受众在自己的文化背景中自主地、创造性地解释信息的能力；5）来自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信息使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有机会反思传统的“自我”，从而实现个人和社会的转换；6）文化/媒介帝国主义理论只看到美国文化的缺陷，却无视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所存在的严重问题；7）全球化不仅有利于扫除文化间存在的障碍，而且有利于改进本土文化的负面因素，从而为人们带来一个更加稳定的世界和更加美好的生活；8）发展中国家根本无法摆脱美国媒介的包围。
90年代以来，国外学术界的国际新闻研究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动向。首先，就研究方法而言，同60-80年代的研究相比，90年代以来的国际新闻研究对宏观层次的问题（如新闻流向问题）兴趣减弱，而同时又认识到仅仅停留在微观层面是不够的。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在“中观”层面展开，包括区域问题研究，如对欧共体内的国际新闻交换机制与市场结构的研究；对具体媒体的研究，如对电视或通讯社的外国新闻的研究；对传播过程中某一具体阶段的研究，如对外国新闻的接受研究，等等。而且，研究者们尽量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如话语分析在国际新闻研究中的运用。此外，研究者们已逐渐放弃“选择”与“建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国际新闻不再被简单地看作是把关人任意选择的结果，也不是媒介或文化帝国主义之类的社会结构独自决定的。把关人和社会结构完全有可能同时发挥作用。
其次，一系列此起彼伏的重大国际事件——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9·11”事件以及随后展开的美国打击塔利班的战争和入侵伊拉克的战争——使国际新闻在国际关系和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地位进一步突显；与此相应，国际新闻与战争和国际政治的关系已成为国外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如莫里森所著《电视与海湾战争》；登顿编著的《媒介与海湾战争》；汤普森所著《打造战争：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媒介》；诺尔斯特德与奥托森合编的《新闻与世界新秩序：海湾战争、国家新闻话语与全球化》。（注：D.Morrison，Television and the Gulf War（London：John Libbey，1992）；R.E.Denton（ed.），The Media and the Persian Gulf War（Westport，CT：Praeger，1993）；M.Thompson，Forging War：The Media in Serbia，Bosnia and Hercegovina.2[nd]ed.（Luton.Beds：University of Luton Press，1999）；S.A.Nohrstedt and R.Ottosen（eds.），Journalism and the New World Order：Gulf War，National Discourses，and Globalization，Vol.1（Gothenburg，Sweden：Nordicom，2000））
最后，国际新闻传播的结构、技术和环境的重大变化催生了一些全新的研究课题。众所周知，90年代以来，跨国媒介集团迅猛发展。对于国际新闻的研究者来说，一个具有迫切现实意义的问题就是：这种媒介组织与经济的集中化将对国际新闻的生产和分配产生怎样的影响？就国际新闻传播技术而言，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因特网已成为重要的国际新闻传播媒介，它势必模糊新闻批发者和零售者的界限，而且把越来越多的不具备新闻专业背景的人卷了进来。就国际新闻传播的环境而言，全球化为该领域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视角。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思考：全球化如何改变着国际新闻的内容与结构？全球化对依靠公共传播的政治与其他社会过程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国际新闻传播领域的变化又是怎样促进了全球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