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题材、工业主义与“社会主义现代性”——《乘风破浪》再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业论文,现代性论文,乘风破浪论文,题材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1979年第7期的《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乔厂长上任记》①历来被视为新时期“改革文学”的发轫之作，当读者和评论家惊叹作家蒋子龙的创造性，甚至将这部小说誉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工业题材小说”的巅峰之作时，很少有人意识到这部小说与一部二十年前的旧作之间的内在关联。这部作品就是草明出版于1959年的长篇小说《乘风破浪》。
草明是中国现当代作家中一直坚持工业题材小说创作的作家。她出生于广东顺德，30年代加入“左联”、积极参加左翼文艺活动，后奔赴延安，并参加过延安整风和延安文艺座谈会。草明创作的工业题材小说主要有三部，一是1949年出版的以东北镜泊湖发电厂为背景、反映工人生活与斗争的中篇小说《原动力》，曾被评论界称赞为“中国的《士敏土》”；二是1950年出版的以沈阳皇姑屯机车车辆厂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火车头》；第三部，也是影响最大的一部长篇小说《乘风破浪》②，出版于1959年。从1954年起，草明在当时中国最大的钢铁工业基地鞍山深入生活，曾担任鞍钢第一炼钢厂的党委副书记。《乘风破浪》即是草明这段生活的成果。这部以鞍钢为背景的小说，以东北兴隆钢铁公司在1957年整风和1958年“大跃进”期间增产25万吨钢的故事为主线，描绘了发生在工厂的革新与保守、群众与领导、集体与个人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与斗争。斗争的一方是坚持改革，主张“大跃进”的青年工人李少祥、老工人刘进春以及站在工人一边的公司和上级党委的领导人，另一方，则是不相信甚至压制工人群众积极性，不认真贯彻上级党组织决议，坚持采用国外钢铁企业的管理方法的厂长宋紫峰及其上级支持者市委书记冯棣平等人。斗争的结果，当然是工人取得了胜利，厂长宋紫峰则在党组织与工人的教育下逐渐醒悟，在批判冯棣平的错误中“站稳了立场”，最终回到工人队伍。小说在炼钢厂胜利地完成增产任务后召开的祝捷大会中结束。
《乘风破浪》不仅是草明最重要的作品，也是50-70年代工业题材小说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比起《原动力》反映的小水电站，《火车头》里破旧不堪的铁道工厂，以当时中国工业的象征——鞍钢为背景的《乘风破浪》显然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发生在巨型钢铁企业中领导的保守、官僚主义与工人创造性、积极性的冲突，这种冲突反映的政治与业务、党委领导与企业行政管理之间的矛盾，一直是理解中国工业现代性，或者说是现代中国工业政治的核心问题。
非常有趣的是，与《乘风破浪》的政治叙事始终并行的一条主线是厂长宋紫峰的情爱经历。宋紫峰是钢铁联合企业中的核心厂——炼钢厂的厂长，这位“仪态潇洒、体格魁梧的中年男子”，有二十多年党龄，在延安学习工作过，东北解放后还被派往苏联学习炼钢，成为炼钢行业的专家。他的妻子邵云端是市委宣传部长，一位共产党政工系统中人。由于性格和思想的差异，两人的婚姻出现了危机，宋紫峰陷入一场婚外恋，对象是他在留苏期间的一位中国同学汪丽斯。28岁的汪丽斯在钢铁公司煤气厂任工程师，对宋紫峰一往深情，宋紫峰在感情、事业、孩子等复杂因素的纠缠下犹疑痛苦，虽多次向邵云端提出了离婚的请求，但最终迷途知返，在政治上重新做人同时，摆脱婚外恋，回到邵云端身边。
《乔厂长上任记》几乎是完整复述了这个故事，只是改变了故事的结局。乔光朴曾经在苏联留学，妻子是一所大学的党委宣传部长。乔光朴也是在留学其间遭遇了他的汪丽斯——一位名叫童贞的中国女留学生。“她很快被乔光朴吸引住了。乔光朴英目锐气，智深勇沉，精通业务，抓起生产来仿佛每个汗毛孔里都是心眼，浑身是胆。他的性格本身就和恐惧、怀疑、阿谀奉承、互相戒备这些东西时常发生冲突，童贞最讨厌的也正是这些玩艺，她简直迷上这个比自己大十多岁的男人了。在异国他乡同胞相遇分外亲热，乔光朴像对待小妹妹，甚至是象对待小孩一样关心她，保护她。她需要的却是他的另一种关怀，她嫉妒他渴念妻子时的那种神情。”乔光朴回国到重型电机厂任职后，童贞也像汪丽斯一样，到乔光朴身边工作，在电机厂任技术员，她一直在苦苦等待着乔光朴，对别人的追求一概拒之门外。乔光朴“在童贞大胆的表白面前确实动摇过，心里有时也很喜欢她”，他们的关系成了工厂的焦点，乔光朴也因此被造反派扣上了“老流氓”、“道德败坏分子”的帽子。不过童贞似乎比汪丽斯要幸运一些，乔光朴的宣传部长妻子“六八年初不清不白地死在‘牛棚’里”，使乔厂长得以在出山改革前首先解决了困扰自己多年的感情问题，宣布娶童贞为妻。
《乔厂长上任记》和《乘风破浪》故事主干虽然相似，但问题显然不会如此简单。蒋子龙笔下乔厂长的故事，完全是为了“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重写工业政治。从《乔厂长上任记》出版后获得的巨大反响来看，乔厂长成了一个正面英雄人物，当然也就意味着宋厂长获得了平反。在《乘风破浪》中，宋紫峰被描写为负面典型：残留着资产阶级世界观，思想公式化，看不到群众的主观能动性，骄傲自大，只重技术忽视政治。而在二十年后，宋紫峰的缺点都变成了优点：“懂技术、讲科学、有事业心”③，宋紫峰忽视政治的缺点如今被描述为“尤其可贵的是他尊重科学，按科学规律管理工厂”④。在这一意义上，把宋紫峰——乔厂长这样的好厂长写成反面人物——或者写成被教育者、被拯救者，自然成为了50年代作家“缺乏真知灼见”、“追随一时流行的潮流”⑤的最好佐证。
两部同是表达工业政治观念的作品，都花大量篇幅讲述爱情故事。对草明而言，当然可以归因于女作家对人物情感经历的敏感，草明的第一部工业题材小说《原动力》问世后，郭沫若就曾称赞草明“以女性的纤细和婉，把材料所具有的硬性中和了”⑥。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草明对“政治道德化”这一修辞手法的运用。以情感的出轨来象征政治的背叛，无疑既通俗又形象。小说结尾，宋紫峰完成了双重回归，觉得妻子邵云端“像春天的玉兰，夏天的玫瑰，秋天的桂花，冬天的腊梅似地芬芳浓郁”。这表面上是写爱情，实际上是在写政治。这当然也是蒋子龙在乔厂长的情爱经历上大费周章的原因。对乔厂长而言，这段爱情生活的开始，也是一种新的工业政治的开端。
二
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中工业题材小说成就不高，已是当代文学研究者的共识。所谓的“成就不高”，当然是相对于同一时期“成就斐然”的农村题材、革命历史题材，甚至知识分子题材而言。在公认的红色经典“三红一创保林青山”⑦中，没有一部“工业题材”作品。这对于以表达主流政治为己任的“50-70年代中国文学”来说，无疑令人费解。因为“工业政治”是“50-70年代”中国主流政治的基础，是“政治”中的“政治”。毛泽东始终坚持将工人阶级定位为中国社会的领导阶级，在发表于1949年6月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他明确指出：“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⑧这一不可动摇的“领导”地位在宪法中得到确认：新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常明显，从建立新中国那一天开始，对工人阶级这一新的历史主体的认同，就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最重要也是最自觉的使命。1949年7月，周扬在北平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主题报告《新的人民的文艺》中曾以数字说明这一问题；根据《讲话》以来解放区作家创作的统计数字，在177篇新作品中，描写工业生产的仅有16篇，周扬特别指出，这个数字对于现在是远远不够的，描写工业生产的作品应该走在前列⑨。此后，在文艺界下厂深入生活的号召下，大批作家纷纷奔赴工业建设第一线，寻找创作源泉。
但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直到“文革”结束，中国文艺界仍然未能收获公认的佳作⑩。对一种自觉服务于主流政治的文学而言，始终无法将主流政治转化为成功的文学形象。其原因除了学界的诸多共识之外，诸如中国是个农业国，农村题材众多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缺乏工业写作传统等，工业题材小说与其他题材小说的差距，除了客观因素，更取决于相关题材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的功能差异。
不妨以“三红一创保林青山”的题材写作为例来讨论这一问题。《红旗谱》、《创业史》为代表的作品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成功地塑造了“新农民”这一新的历史主体。正是通过《红旗谱》中朱、严两个家族三代农民代表的“中国农民”，以及《创业史》中的梁生宝代表的“新农民”形象，“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想象的共同体”才得以实现。50年代由农民、农业、农村组成的“三农”认同是为新的国家认同服务的，它决定于农业在整个国家中的位置。以5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所集中反映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为例，很明显，这一时期中国农村的社会化是为“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服务的。由于中国城市工业化的资金主要是从农村获得，国家通过特殊的经济制度安排来实现通过工农产品的不等价交换获得工业发展资金。50年代初期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急迫地把农民组织到集体经济组织里，并不是仅仅出于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甚至也不是农民利益的需要，而是国家工业化的需要。只有把遍布全国的异常分散的小农组织到几万个集体经济组织里，通过控制农民经营权，实现农业剩余资金向工业转移才可能顺利完成。农业剩余大量转入工业支持了新中国工业的高速度增长，使中国得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整个国家现代化奠定了基础。这种政治架构决定了工人阶级的主体地位，事实上，也内在地确立了文学表达的范围，想象的方向以及叙事的方向。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创业史》这样的作品中看到的以人民公社为目标的合作化运动，与《暴风骤雨》中的土地改革是一场性质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革命，它意味着国家要使农民愿意为新制度做出牺牲，遭遇的困难可想而知。20至30年代之交，与中国情况类似的苏联在费时四年的农村集体化运动时，就曾遭遇农民的激烈反抗，仅在1930年初，卷入反抗的暴动农民就达七十万人，苏联政府为达到目标，出动正规红军和飞机大炮进行镇压，逮捕流放了上百万“富农”，其惨烈程度甚至导致了某些红军部队——“穿军装的农民”的哗变。而避免暴力的有效方式，当然是培育农民的国家意识，将国家使命内在化，将其转化为每一个农民的自觉意识，比起革命与暴力，“认同”当然是一种更有效的方式。以《创业史》为代表的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为题材的作品，正是通过刻画梁生宝这样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全新的“历史主体”形象，完成了中国农民由“旧农民”（投身土地改革的农民）向“新农民”（投身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农民）的转换，完成了文学对生活的干预与创造。
很明显，创造出能与新农民比肩，甚至更加高大的新工人形象，对草明这样的工业题材小说作者来说是更为紧迫的政治使命。《乘风破浪》中的青年工人李少祥无疑就是肩负这一使命的人物。李少祥出身于革命家庭，16岁就当上了炼钢工人，他有高度的责任感和“工人阶级的优秀品德”，与女友约会时仍然满脑子增产计划。他富有集体主义精神，胸怀宽广，沉得住气，吃得下“闷亏”，团结本班和另外两班的工友共同争取增产。只要对增产有利，他可以不顾危险，忍受委屈。偷偷试验快速精炼时，虽然受到了厂长的处分，但他说：“只要对生产有利，个人挨点批评也乐意。”快速精炼失败也不灰心，最后终于成功。在对待落后工人易大光的态度上，李少祥也表现了“工人阶级所特有的”深厚情感。易大光闹情绪造成严重的生产事故，险些要了李少祥的命，还使平炉停火检修，但李少祥不迁怒于易大光。最后，一个落后工人随着阶级良心被唤醒，终于真正回到自己的队伍里。小说中哪里有困难，李少祥就站在哪里，哪里发生危险他就挺身挡住。在爱情问题上，他也表现出自己的公而忘私和心地淳朴。在海滨渔村与他一同长大的小兰和美丽的上海姑娘小刘之间，他始终爱的是心地纯洁的小兰……
与《创业史》中的梁生宝相比，李少祥身上的集体主义意识——对党与国家的认同与真诚并不逊色，甚至在爱情经历上，李少祥都让我们不由自主地想起梁生宝。但集体主义意识可以使梁生宝成为新农民，却无法使李少祥成为新工人。现代工业对新中国的意义要比农业复杂得多。农业政治需要建构的是农民对国家的认同，自愿为国家的工业化作出牺牲，而工业政治显然是另一种政治。工人阶级本来就是无产阶级，不像农民那样有土地、农具、耕牛需要牺牲，也不像知识分子那样有个人意识、个人欲望需要克服，甚至不像革命战士那样需要将个人或家族的困难与仇恨上升为抽象的阶级意识。工人阶级本身就不是个体，也不是工具，他们本身就是目的，本来就是国家的主人。
50年代工业题材小说的不成功显然与此有关。50年代的工业题材小说创造的新工人都是李少祥的翻版。在另一部与《乘风破浪》齐名的工业题材小说代表作《百炼成钢》(11)中，老作家艾芜为我们刻画的主人公秦德贵，也像李少祥是完全克服了“个人”的道德楷模。秦德贵向来是快乐的，连恋爱的波折也无法使他不快乐。如果说有过什么不快乐，那也只可能出现在国家财产受到损失而又无可挽救的时候。他工作起来从来不觉得累，他一心“想在炼钢方面，创造新纪录”，为国家多生产钢和时间赛跑。在炼钢厂里，哪里辛苦危险，秦德贵就会出现在哪里，因为他始终认识到他的工作与国家政治——全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事业有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我们是快乐的，就因为我们是毛泽东时代的炼钢工人。你想想看，志愿军打美帝国主义的炮弹，是咱们的钢做的，全国基本建设使用的钢，也要咱们来炼，多么使人感到骄傲。”
《百炼成钢》出版后，好评如潮。一位评论家这样评价：“作品通过劳动、爱情、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描写，多方面地生动刻画了几个不同工人的形象。突出地歌颂了工人阶级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精神，也批判了少数落后工人中的个人主义思想行为。”(12)另一位评论家则指出：“艾芜同志现在通过他的艺术形象，极为充分地宣扬、歌颂了工人阶级的大公无私、全心全意、忘我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高贵品质，并且通过另一个炼钢工人张福全的形象，尖锐地揭露了资产阶级损人利己的思想意识，这无疑地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教育作用是很广泛和深刻的。”(13)问题在于，以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来区分新农民与旧农民是有效的，但用来描述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却显然不够。与其说秦德贵是另一个李少祥，不如说他们都是梁生宝。这些工业题材的作品只是把工厂作为背景，实际上人物的活动根本与工业无关，好像演员换件衣服，农民就变成了工人。
这正是《乘风破浪》的意义所在。《乘风破浪》对当代文学的真正贡献，不在于刻画了李少祥，而在于创造了一个重技术轻政治的宋紫峰，并将其作为小说矛盾的中心。“这个形象塑造得成功，不亚于李少祥；他的典型意义，同样不亚于李少祥。因为李少祥的形象在其他作品中经常见到，而宋紫峰的形象则是凤毛麟角。”(14)下一次见到这个人物，得等到二十年后的《乔厂长上任记》了。宋紫峰形象的难能可贵，是因为这个人物根本不可能用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样简单的道德化修辞加以描述。与农村题材、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看到的反面人物迥然不同，小说中的宋紫峰既不贪名也不图利。他甚至从未失去对党的真诚。他不接受任务的理由是“科学”，并说：“我敢于对党负责。我认为做不到的事就不要作出决定来。”他与正面主人公李少祥的冲突，如果一定要套用集体与个人冲突的模式，那么会惊异地发现，宋紫峰站的位置，他坚持不能逾越的制度，竟使他更接近于集体这一边。
宋紫峰的形象并非草明首创，但以其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并围绕其展开小说的主要矛盾冲突，却展示了工业文学的另一种趋向。这一趋向直接切入特定时期中国工业政治的核心，直面工业化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冲突与悖反，生动地记录了50年代中国工业化运动的艰难历程。
三
《乘风破浪》中有一段场景描写的文字为评论家称道：
车间里，车轮像条弧线似的飞速转动着，加工的钢板在磨床上穿来插去；这角落刚冒起一阵电火的红光，那边又飞溅着紫色的火花。李少祥正眼花缭乱，耳朵里却响彻着机器的大合唱……假如说一个炼钢工人在炼钢时怀着一种怀孕母亲似的庄严心情的话，那么现在听见金属的切削声和钢材的焊接声，就如母亲听见儿子在念书、在打球、在发议论那样，心情会变成快慰和感激了……
工厂乃至工业给作家带来的感受如此新颖和奇特，虽然作家努力转喻和类比，尝试将其转化为熟悉的个人经验，但反过来，正好说明了作家对这个现代性装置的陌生。
对当代中国作家而言，意识到不能用处理农业题材的方式来处理工业题材，已经是很多年以后的事了。蒋子龙在创作了《乔厂长上任记》之后发表的一篇创作谈中曾经深有体会地谈到过工业叙事与农村叙事的区别，他说，工业叙事不能“像写农村一样，把一家人放在一个工厂里，在家族中间展开矛盾实际是不可能的，在一个几千人、上万人、甚至是几万人的企业里，亲人也是很难在工作时间碰面的，除非一家人在一个工厂，又在一个车间，又在同一个生产组，上的又是同一个班次”(15)。
蒋子龙说的是有道理的。工业题材不能像农村题材那样写，比如像《创业史》和《红旗谱》那样，让集体、国家乃至阶级意识从家庭伦理中生长出来。传统中国家国不分，国是家的放大，家庭道德能够直接上升为国家政治，而现代工业机器生产完全切断了这种家与国之间的关联，也就切断了历史主体的成长之路，无法像孟悦分析《白毛女》那样通过将政治伦理化来建构新政治的合法性。工业不仅仅是一种风景，更是一种制度，一种新的文化政治。以大规模工业生产为出发点的社会组织方案服膺于现代工业的基本逻辑，整个社会因工业的统治而遵循工业的技术、物质结构与社会组织的形式。现代工厂对生产过程进行全面控制，大规模、高效率的工厂工作必须依靠纪律化、组织化的劳动大军。工业主义逻辑全面扩大至伦理领域，建立了新的准则，成为了新的社会组织力量。用贝尔的话来说，“工业革命归根结蒂是一种用技术秩序取代自然秩序的努力，是一种用功能与理性与技术概念置换资源与气候的任意生态分布的努力”，“这是一个调度和编排程序的世界”，“这个世界变得技术化、理性化了”(16)。因此，工业主义不仅仅是指一种技术与生产，同时也包括由此而来的社会形式与人格形态，置身其中的人，不可避免地在人的属性人格状态上产生变化。卢卡契曾经谈到机器生产对于人的影响，人是“被结合到一个机械体系中的一个机械部分……无论他是否乐意，他都必须服从它的规律”(17)，工业生产“存在着一种不断地向着高度理性发展，逐步地消除工人在特性、人性和个人性格上的倾向”(18)。
《乘风破浪》的中心情节，是平炉工人李少祥未经上报，悄悄进行快速精炼实验，虽然违反了操作规程，但缩短了精炼时间。厂长宋紫峰对李少祥予以了处分，别人试图劝阻，宋紫峰解释自己的决定：“你们都是温情主义者，他连续违反命令，违反操作规程，这就是个错误”。尽管李少祥的试验提高了工效，但宋紫峰依旧处分工人，显然他判断事情对错的依据不是结果，而是工厂的“规章制度”。用支持李少祥的党委书记唐绍周的话来说：“老宋心目中认为企业里的经营管理和技术管理，应有一套神圣不可侵犯的成规，这套成规除了他谁也不能动；不，连他自己也不敢动。……这套成规——特别是技术规程的各个环节中间紧密相连，……放手发动群众呢？冯书记已经指出过这是‘游击作风、农村习气、没正规化观点’”。显然，厂长宋紫峰所做出的并不是个人选择，他背后不仅有更高职位的市委书记冯棣平，更是一整套有关工业政治的理念支撑。
宋紫峰憧憬的具有严格规章的、不以外力为转移的现代工业企业制度其实就是马克斯·韦伯笔下的现代科层制——官僚制体制。韦伯根据理性的经济活动组织来界定资本主义，将理性化这一概念与一般意义上的科层组织和机械化联系起来，揭示了科层制、资本主义企业和机器之间的普遍联系。韦伯经常拿“科层制”和机器做对比，认为二者都是根据形式化知识的“专门”应用而建立起来的。“科层制”（英文为bureaucracy），又被翻译成“官僚制”，是指一种权力依职能和职位进行分工和分层、以规则为主线的组织体系和管理方式。作为一种现代的大规模行政管理体制，官僚制具有如下特征：层级制——在层级划分的劳动分工中，每个人都有明确界定的权限，履行职责是对上级负责；连续性——有规则的职业结构，专职的、领薪的职业；非人格性——工作按照既定的规则进行，而不听任于个人情感、意志或趣味；专业化——根据实绩选拔官员，根据职责进行培训。这种制度相比于其他形式的组织，具有精确性、稳定性、效率性，和其他组织相比，正如机器生产与非机械生产方式一样(19)。科层制、专业分工和非人格化保证了现代大工业的高速运转，成为保证实现现代化的可靠手段。
宋紫峰代表的现代官僚体制与社会主义理想之间的冲突之所以不可避免，源于作为现代大工业产物的官僚制与现代资本主义的内在联系。官僚制满足了工业大生产和行政管理复杂化的需要，它针对身份制和世袭制中的门第、血统、特权观念，提出了知识化和专业化的要求，以其远远超越传统社会组织形式的精确性、快捷性、可预期性、非人格化、制度化等方面的特点，同追求功利的市场经济、文官制度、契约观念、注重理性的资本主义文化与宪政体制相适应并有机地组合在一起，成为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有力杠杆。韦伯直接将官僚制视为资本主义发展的衍生物。没有官僚制，资本主义难以取得现有的巨大成就。然而，如同资本主义在带来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异化，官僚制同样是一把双刃剑。在官僚组织中，人的行为是由严密的法律规章和正式文件来规范的，人们在处理公务时不得掺杂任何个人的主观判断和价值因素，这种非人格化的制度祛除了各种“人为因素”，使人际关系转变为物的关系，将人固定在制度的铁笼中，压抑了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精神，使人成为一种附属品，只会机械的例行公事，命运越来越依靠官僚组织的运营，退化成温顺的“羊群”，成为巨大复杂机器中的一颗颗小齿轮。与此同时，在官僚制行政中，官僚垄断了政策制定和法律执行的权力，包揽了公共服务，由此产生的官僚式的冷漠态度其实最终将降低组织的工作效率。在复杂多变的体制中，这种组织效率的获得常常以牺牲更高层面的社会效益为代价。
官僚政治的诸多缺陷决定了其与社会主义政治之间的必然冲突。针对黑格尔将官僚机构理解为连接绝对理念与市民社会的中介的观念，马克思断然指出，国家是社会矛盾的产物，官僚机构是国家最典型的组织形式。国家和官僚机构是人被异化了的“史前”和篡夺了人类社会权力并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异化权力的反映。官僚国家植根于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生活中的“反社会本性”之中，植根于“这种私有制、这种商业、这种工业、这种各个市民集团间的相互掠夺……因为这种分散性、这种卑鄙龌龊的行为，这种市民社会是现代国家借以存在的天然基础，正如奴隶占有制的市民社会是古代国家借以存在的天然基础一样”(20)。按照马克思的这一逻辑，社会主义要求废除国家和官僚机构，正如社会主义以废除它由之产生的阶级社会为前提一样。虽然的确如许多批评者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对官僚主义的批判未能明确与他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想象联系在一起，没有考虑到即使在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后，官僚主义的结构也还会继续存在、不断重现并且逐步占统治地位，更未能考虑到东方社会主义可能遭遇到的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双重使命。但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本身就是对社会主义的界定。马克思主义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国家“自行消亡”的思想是以马克思早期提出的下述前提为基础的，即“只要它（社会主义）的组织活动在哪里开始，它的自我的目的，即它的精神在哪里显露出来，社会主义也就在哪里抛弃了政治的外壳”(21)。马克思认为，“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与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22)。
宋紫峰坚持严格的规程化管理，坚持处分李少祥，是因为李少祥违反了制度。在他心中，严格的规章制度才是企业运转的基础，而个别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固然能一时提高产量，但会影响规程的严格运作，不符合现代大工业的逻辑：“我们科学技术的底子太薄，办企业常用手工业的方法，特别在管理上，这边等着出钢哪，那边还在打通思想啦，集体讨论啦，慢慢启发他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啦，有什么办法呢，不按科学办事，不按规章办事！……钢水捂在炉里出不来，青年团干脆把他们拉到郊区开会，打通思想去。”宋紫峰之所以“脱离政治”、“只专不红”，自嘲“只能当厂长，不能当党委书记”，反对在工厂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强调制度建设，反对人治，是因为在他看来，启发群众觉悟、提高群众的积极性，这个政治统治的法宝，常常降低了科层管理的效率，成文的规章被不成文的政治思想规则取代了。尤其是当党组织驾临于这些制度之上，工会作为党在工厂中的延伸机构，掌握了话语权和合理性的标准之后，它的存在已经对工厂的日常秩序进行了颠覆。
四
《乘风破浪》反映的正是这种现代科层官僚制在50年代的中国引发的文化政治冲突。对于新中国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自己战略目标的政体而言，几乎是命定将面临这一冲突：一方面，必须实现现代化，当时现代化被表述为“超英赶美”，其核心内容是工业化，要实现工业化，就必须建立一套适合现代工业发展的科层制度；另一方面，实现的现代化必须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实现的工业化也必须是社会主义的工业化。
《乘风破浪》写的其实就是50年代中前期发生于鞍山钢铁公司的工业政治。在50-60年代初中国大型企业中，鞍钢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堪称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的龙头老大。直到大庆油田发现之后，鞍钢的“一哥”地位才被逐渐取代。“一五”期间，是鞍钢发展的重要阶段，中共中央出于加速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战略安排，把钢铁等重工业列入国家经济建设的头等重要位置。在苏联专家全面指导下，鞍钢系统地引进了苏式工业管理模式，成为新中国的钢铁生产基地。苏式工业管理模式即是典型的现代科层官僚制，其核心就是实行一长制，鞍钢所属各个厂矿全面落实了一长制的经验，并相应建立起总工程师、总工艺师、总化验师、总检验师、总会计师的制度。科层制作为现代工业制度带来了鞍钢的快速发展，其自身的弊端亦开始浮现，尤其是不利于加强党的领导，职工群众当家作主的问题日益突显出来。1960年，也就是《乘风破浪》出版的第二年，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把鞍钢在“大跃进”期间实行的以政治挂帅为核心内容的一套做法誉为“鞍钢宪法”，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发明权赋予鞍钢。“两参”指的是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工人群众参加企业管理；“一改”是指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建立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则是指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用“宪法”这样一个词来形容鞍山钢铁公司创造的这套企业管理办法，表现了毛泽东对它的高度欣赏和充分肯定。1961年制定的“工业七十条”正式确认这个管理制度，并建立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希望能够据此扩大企业民主，吸引广大职工参加管理、监督行政，克服官僚主义。这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业企业的指导方针。
《乘风破浪》表达了催生“鞍钢宪法”的历史焦虑，即发生在大工业带来的集权主义与社会主义理想之间的冲突：宪法赋予了工人阶级政治主体的地位，倡导工人参与工厂的一切事物，因为主权属于工人阶级。然而，大工业伴生的官僚制却制造了一个基于教育文凭和专业资格的官僚阶层，管理人员的数目相对来说很小，而被管理者数目庞大。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是由一套复杂的规则网络连接起来的，而且由于技术、专业化和大规模运作程度的发展，这套规则网络也越来越精巧、复杂。在官僚制中，由于强调集权主义，强调下级对上级在职务上的绝对服从，从而抑制了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官僚制对官员队伍的专业化和专家治国的强调，更是将“理性无知”的社会民众排斥在政府行政之外，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基层成员的民主参与权利，使行政失去其民主特质。其结果不仅有可能再度拒绝群众进入“政治生活及历史”，更重要的危险，是消解“政治生活”本身。宋紫峰“只看重技术，忽略政治”，“炼钢内行，政治上很弱”，拒不接受党中央决定的钢铁生产的增产计划，写文章配合冯棣平，实际上起着削弱党领导的作用。他看不起工人群众，只迷信书本，只相信手中的一把尺子。工人提出来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合理化建议，他采取不屑一顾的傲慢态度。宋紫峰是一个典型的官僚。
但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宋紫峰的官僚气却并非源于他的骄傲与个性，迈斯纳曾分析过50年代中国官僚主义的制度成因：“党和干部的官僚化的发展是适合于时代的普遍趋势的，这种趋势是由现代工业化的全面推进造成的，它的特征是新建立的对现代科学和技术专业化力量的信仰。‘合理化’、‘系统化’和‘程序化’是当时的口号，它们反映了‘对游击思想的激进背离’，即对毛泽东主义革命传统的含蓄否定。在工业化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宣布的目标逐渐变成一种仪式化的东西。虽然中国共产党人依然热情地主张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目标，并且毫无疑问热烈地信奉这些目标，但是他们实际的活动目标是迅速发展工业，实际居于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念是那些最有助于工业化的观念——经济的合理性与管理的有效性观念。”(23)“而社会主义的目的则被推迟到更加遥远的未来”(24)。执政党对这一状况显然不能无动于衷，“到1956年，毛泽东主义者开始认为，社会主义者为走这条工业化道路所付出的代价太大。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导致了官僚主义的成长和官僚机构的常规化，产生了新形式的社会不平等和特权阶层，现代化中的城市与落后的农村之间的差距日益增大，城市剥削农村，以及革命的意识形态不断退化和仪式化。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结果似乎使中国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未来越来越远而不是越来越近。毛泽东主义由此得出结论，社会主义的目的只能通过社会主义的方法才能实现。”(25)
“鞍钢宪法”代表了让政治重新进入经济领域的努力。以“人治”来替代科层制，它的实质是重申让工人阶级当家作主。草明算得上是“鞍钢宪法”的信奉者乃至实践者，并以此作为《乘风破浪》的主题，讲述官僚厂长宋紫峰的危机与觉悟。但一直生活在炼钢第一线的草明本人对这个新的乌托邦却并非没有疑惑。它集中表现为小说收尾前出现的一个让读者意外的情节：宋紫峰受到批评之后，作为科层官僚制象征的厂长的命令簿在整风中被取消，导致了内大乱，基层干部以“群众路线”为名，不愿下命令，结果车间互相扯皮、占便宜，炉体垮塌，生产停滞。此前一直对官僚主义持激烈批评态度的刘进春师傅竟反过来提议宋紫峰“该要的规章制度就得要”，宋紫峰重新振作，又提“制度紊乱危害论”。热火朝天的“整风双反”，失去了制度的束缚，成为群众的狂欢，潜伏着生产失败的危险。科层制专业化的制度被推翻之后反而显出了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小说中意外出现的这一与小说主题相违背的情节意味深长，可以被解释为作者的疏忽，也可以被解释为现实主义的胜利，但它更直接的客观意义，显然还在于对这一时期的悖论性的工业政治的揭示。面对官僚体制所造成的问题，需不需要，或者能不能够将官僚政治的机制瓦解，重新追寻一个可以取代的机制，既是政治家的问题，也是困扰文学家的问题。
再造敌人，一直是50至70年代中国文学最为重要的功能之一。因为没有敌人这个他者，新的历史主体就无法建构起来。工业题材的小说当然也不可能例外。从草明的《原动力》，到艾芜的《百炼成钢》，到周立波的《铁水奔流》，再到更晚一些的《沸腾的群山》与“样板戏”《海港》，都无一例外地出现了敌人。只是在工人阶级队伍中想象敌人远比在农村和革命战争年代困难得多，一度便捷有效的方式是将敌人刻画成暗藏的“国民党特务”，但随着战争年代的远去，这一符码也逐渐变得危机重重，越来越缺乏说服力。《原动力》中的特务李希贤平时只是制造谣言、散布消极情绪，直到最后一刻才出现了一个所谓的李希贤的上线逼老佟头作内应的情节，从而将李希贤的特务身份落实，而在这一“水落石出”的场景中李希贤本人根本没出现。据草明回忆录中的记述，创作小说的时候她曾感到苦恼：“人家不管是写土改还是写军队，都有敌我斗争。我写镜泊湖都是工人们意气昂扬，上上下下一心奉献，这样不怕人家说我没有阶级斗争观念吗？”紧接着，“我想起宋鸣岐厂长曾经说过湖的对岸还有胡子出没，我何不加这么一段，显现出情节跌宕有致呢？”(26)艾芜的《百炼成钢》也是在结尾处才安排一个潜伏的国民党特务李吉明“突然出场”，以致被评论家普遍视为败笔；连周立波这样经验丰富的作家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铁水奔流》中竟然虚构出一个特务世界(27)。
不难看出，未能再造出有信服力的敌人，已经成为50-70年代工业文学共同的焦虑。也正是因为工业题材小说始终未能制造出令人信服的“他者”，因此也始终未能创造出新的历史主体，以致50至70年代中国文学中的“工人阶级”一直就是一个空洞的符码。这应该是工业文学未能创造出自己的“三红一创保林青山”的真正原因。只不过，工业题材的这一缺陷，其实绝不仅仅取决于作家的想象力和艺术水平，它凸显的恰恰是政治想象的困境。就小说而言，《乘风破浪》的确有在“三红一创”中看不到的紧张，但这种紧张并非发生在文学与政治之间，更不是区分“真实的文学”与“虚假的文学”的标志，它呈现的正是这个时代政治自身所特有的紧张。而对这种困境的揭示和记录，是否意味着类似于《乘风破浪》这样的工业题材作品反而具有了一种“三红一创”不具备的价值呢？
《乘风破浪》显然无意建构敌人。在《乘风破浪》中，谁有资格成为新工人李少祥的他者呢？是官僚厂长宋紫峰？还是“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虽然投身革命但残余的资产阶级思想没有改造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尚能跟上形势，社会主义革命后就落后了”的市委书记冯棣平？抑或是小说开始就提到的因为“想把企业拉出党的轨道之外”而被打倒的钢铁公司前总经理？从政治身份而言，后两人显然更具成为“他者”的资格，但在小说中，这两位领导人与工人李少祥几乎根本没有交集，充其量作为一种背景存在，而真正有潜力成为“阶级敌人”的厂长宋紫峰，却被草明放生，最后回到了人民的队伍。草明的这种处理方式当然打下了“讲述故事的年代”的鲜明印迹，50年代，“资产阶级党内代理人”还没有在政治舞台显形，另一方面，或许是更重要的原因，则来自草明对社会主义工业政治的认知。草明是当时写工业题材小说家中深入工厂生活最久的作家，在鞍山落户长达十年，这使她很难毫无障碍地用同时代人熟悉的观念和模式去剪裁生活。
草明拒绝将宋紫峰描绘成一个堕落者，他的问题只是从“又红又专”变为“只专不红”，因此所有批评他的工人在写大字报的同时又对他表现出热情与同情。在草明看来，宋紫峰与李少祥的冲突，仍然是工人阶级自身的内在冲突，这种冲突，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显形，并不发生在主体和他者之间，而是发生在主体的内部。《乘风破浪》敏感地反映和表达了党的工业政策中的两难。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发生在宋紫峰与党的领导人及其支持下的工人之间的对立并非源于宋紫峰骄矜的个性，也不是厂长与党委书记两个人谁是“一把手”的权力斗争，甚至也不意味着“资产阶级代理人向党猖狂进攻”的预演，而是内在于执政党的两种思想，即工业主义逻辑与社会主义信念之间的悖反。二者都深深内在于执政党的使命之中，因此远不如战场上战胜有形的敌人那么简单：既不能因为工业主义的资本主义性质而放弃工业主义与工业化——只要共产党坚持将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和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又不能容忍工业主义对人民的异化而放任自流——只要共产党不放弃自己的共产主义理想，因此，执政党的工业政策就只能永远在这种两难之间徘徊(28)。《乘风破浪》因此触及了50至70年代中国政治的一个核心命题。不过，草明毕竟是作家，她通过虚构宋紫峰的最终觉悟，靠想象化解了这一现实中的结构性矛盾。草明建构了一个党领导专家和工人合作共进的“社会主义工业乌托邦”。小说结尾处，宋紫峰完成了政治与家庭的双重回归，接下来，代表专家的宋紫峰和代表工人的李少祥共同解决了一个技术难题，“也不知是谁先扑向前的，两个人快活得扭作一团了。”而旁观的党支书的评价更是意味深长：“幸亏你们俩凑在一个厂里，不然这个发明就不完满。”
新的乌托邦尽管绚丽多彩，但仍免不了疑云重重，因为新的危机仍在孕育之中：宋紫峰的回归，并非全是被妻子邵云端的耐心和容忍所感化，政治运动的暴力性使宋紫峰认识到了危险，当时低头认错，只是待事态平静后，他是否仍可能回归他的“错误路线”呢？宋紫峰是否真正放弃了他对官僚制的信仰，实在让人觉得可疑。在二人和好后的对话中，他们始终在“鸡同鸭讲”：邵云端关心的是“你怎么和工人群众结合，行政和党委的关系怎样摆法”，而宋紫峰“特别有兴味的是讲到他这十天来放弃了厂长的责任，使生产蒙受了损失”。社会主义条件下大工业企业的生产机制矛盾仍没有解决。群众路线——官僚制的本质对立仍像一颗定时炸弹威胁着二人的家庭，威胁着家庭隐喻的政治选择。
草明潜意识中似乎也在担心宋紫峰有一天会重陷深渊(29)，不过她一定想不到二十年后，这个强悍霸道的中年厂长会在一个叫将蒋子龙的年轻作家笔下，演绎一段真正的“王者归来”，不仅与更名为“童贞”的汪丽斯重续旧好，更联袂演出了一场重返科层制的大戏，开启了一个似新实旧的改革时代，现实显然比小说要严酷得多。社会主义与工业化之间的矛盾，自由理想与科层制之间的矛盾，乃至更为深刻的效率和公平之间的矛盾，不仅内在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同时也与全部的人类历史如影随形。
注释：
①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本文中引文皆见此版本。
②《乘风破浪》1959年9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本文中引文皆见此版本。
③⑤张钟等：《当代文学概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71页。
④华中师范学院《中国当代文学》编写组编：《中国当代文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20页。
⑥1949年1月16日郭沫若给草明的信。见余仁凯等编，《草明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195页。
⑦即《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保卫延安》、《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山乡巨变》等8部长篇小说。
⑧《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8页。
⑨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载《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版，第89页。
⑩“在我国的工业文学队伍中，还没有诞生敢于打破传统思想的手法，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比较成熟，在创作上有卓著成就的大手笔作家。这一点不能不引以为撼。”见朱兵：《开拓中前进——新中国三十年工业题材长篇小说发展概观》，工人出版社1984年版，第2页。
(11)《百炼成钢》1958年5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本文引文均见该版本。
(12)高原：《一部描写工人生活的好书——向工人推荐〈百炼成钢〉》，1958年5月11日《工人日报》。
(13)迟蓼洲：《一个优秀的工人英雄形象——评〈百炼成钢〉中的人物秦德贵》，1957年2月26日《人民日报》。
(14)同③第32页。
(15)蒋子龙：《大地和天空》，《北京师院学报》1981年第3期。
(16)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98-199页。
(17)(18)卢卡契：《历史与阶级意识》，张西平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97页、第99页。
(19)戴维·毕瑟姆：《官僚制》，韩志明，张毅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第7页。
(20)(21)(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9、489、443页。
(23)(24)(25)莫里斯·迈斯纳著，杜蒲译：《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2、181、261页。
(26)草明：《世纪风云中跋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6-177页。
(27)周立波在《铁水奔流》的开头虚构了出了一个工厂内特务的复杂网络：“全厂有七百多个反动党团员……国民党在这里有两个党部……”（周立波：《铁水奔流》，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第61页）但在小说中，阵营如此庞大的特务网始终只是几个面目模糊的影子，最终“现形”的也只是两个没有名字的黑衣人。
(28)1957年底，毛泽东提出准备用八至十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而到1958年6月则认为，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二至三年，二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详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811、823、824、831页。
(29)草明的担忧后来变成了事实。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详细记录了50年代中后期企业党委制取代厂长责任制后在工业战线导致的混乱，为克乱求治，整顿工业企业，1961年9月16日，中央颁布经毛泽东、周恩来审阅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一般称为《工业七十条》，重申企业科学管理的重要性。1967年，《工业七十条》又被批判为“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715-716页、第959页，第960-978页。
标签：乘风破浪论文; 中国形象论文; 政治论文; 乔厂长上任记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现代性论文; 创业史论文; 经济论文; 红旗谱论文; 工人阶级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