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协的历史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特征论文,论文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7)03-0187-06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而又特殊的全国性文学组织，对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但长期以来，学界对文协及其重要作用的研究却一直比较薄弱。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研究者未能抓住文协的特殊性质，根据文协自身的历史特征来展开研究，而是套用研究一般文学社团的思路和模式来研究文协，把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文学组织的文协变成了没有边界的存在，暗中取消了研究对象的历史存在。本文认为，文协与现代文学史上的一般文学社团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是以全国文艺作家对“抗敌”这一历史目标的认同而建立起来的一个民众团体，而不是以某种共同的社会文化空间或者文学观念为基础形成的文学组织。因此，文协最基本的历史特征就在于：它是一个自觉而明确地以组织和领导全国文艺作家从事抗战文艺运动为目标的全国性文学组织。文协的组织形式，《抗战文艺》的编辑出版，以及文协的理论批评活动等，均体现了这个历史特征。我们只有从这个历史特征出发，才能把握文协之于新文学发展的现代意义。
（一）
在抗战初期的历史情境中，一方面是全民族的抗战事业迫切需要散处四方的文艺工作者迅速组织起来，“共同参加民族解放伟业”，“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粉碎敌寇，争取胜利”[1]。另一方面，随着上海、北平、南京等文化中心城市的陷落而四散流亡的作家们，也同样迫切地希望“在一个大组织之内，广泛地，有计划地来发挥我们战斗的力量”[2]，参与救亡图存的民族抗战事业。文协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情境应运而生的一个组织和领导全国文艺作家从事抗战文艺运动的“中心机关”[3]，全国抗战文艺运动的“总指挥部”[4]。
文协的组织形式，尤其是总会与各地分会之间的关系，首先体现了文协试图把全国文艺作家组织起来，在总会领导下共同从事抗战文艺运动的历史特征。
为了实现把全国文艺工作者纳入一个共同的组织，“在总会的协助与指导下使文艺工作得到统一的策略与步骤”的目标[5]，文协成立之后，很快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积极在全国各地建立分会和通讯处。文协组织部在第一年度的工作报告中，详细报告了文协建立分会和通讯处的具体方式：
总会为了团结全国作家，加强抗战文艺宣传起见，因由理事会通过组织部的建议，推周文，李劼人，朱光潜，罗念生，马宗融等为成都分会筹备员；巴金，夏衍，盛成等为桂林分会筹备员；穆木天，朱自清，沈从文，施蛰存等为昆明分会筹备员；谢六逸，蹇先艾，张梦麟等为贵阳分会筹备员；楼适夷，许地山，欧阳予倩，戴望舒，萧乾等为香港分会筹备员；陈北鸥，田涛，孙陵，姚雪垠，臧克家等为宜昌襄樊分会筹备员。请各地筹备员在指定时间内，成立各地分会，推进文艺宣传工作。[6]
除上述分会之外，内江通讯处[7]，延安分会，自流井通讯处等，也都是事先取得总会同意，按照会章规定的组织程序设立的。[8]文协这种先由总会指定筹备负责人，再由负责人在指定时间内成立分会的组织形式，本身就具有相当浓厚的集权色彩，明确体现了把全国各地的分会和通讯处置于总会领导之下的意图。
各地分会和通讯处建立之后，文协又及时指导工作方针，要求各地分会的工作方针须“经总会核准”才能付诸实施[9]，坚持对各地分会的工作进行具体指导。襄樊、宜昌两分会成立后，总会即“先后快函，指示会务进行方针”，对昆明分会则“除分函杨今甫、朱佩弦、沈从文、施蛰存、穆木天诸先生指导会务外，并随时通信，取得密切联系”[10]。而各地分会也积极与总会取得联系，讨论具体工作事宜。宜昌分会理事段公爽曾借“因公来渝”之便，“与总会接洽分会会务进行事宜”[11]，成都分会也有派周文为代表专程前往总会商谈“今后会务推动办法”之举[12]。在战争环境中，总会对分会工作的具体指导虽然不一定能够落到实处，但却明确体现了文协自上而下领导全国抗战文艺运动的基本特征。
对于会员人数太少，按会章规定不能设立分会或通讯处的地方，文协则采取由总会指定理事个别推动的方法，以尽可能扩大总会对地方文艺工作的领导和推动作用。比如乐山因会员太少，不具备设立分会或通讯处的条件，文协就指定陈西滢理事负责推动当地的文艺工作。[13]
这样，文协实际上等于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以分会、通讯处，以及个别理事专门负责等三种具体形式，从组织上确立了对全国文艺运动的领导地位，而这种组织形式也就成了文协领导全国抗战文艺运动之意图的直观呈现。
（二）
除组织形式外，《抗战文艺》的编辑出版，以及文协的不少理论批评活动，同样体现了文协旨在领导全国抗战文艺运动的历史特征。
正如其《发刊词》所说，文协的根本目标是组织和领导全国文艺作家从事抗战文艺运动，《抗战文艺》则是具体推动和实现这一目标的有力武器，“全国文艺工作者前进的道标”[14]。因此，文协同人理想的《抗战文艺》乃是一份“推动全国抗战文艺运动的中心指导刊物”[15]，它应该“及时的抓到社会上急待解决的问题，加以讨论和指导”[16]，“随时有计划的共同订出工作方针”[17]，指导全国文艺工作者积极有效地开展抗战文艺运动。因此，《抗战文艺》区别于一般文艺刊物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围绕着指导全国抗战文艺运动的编辑方针，经常以文协同人集体意见的形式，对抗战文艺运动的有关问题发表规范性意见。1938年5月的《怎样编制士兵通俗读物》[18]和1938年11月的“怎样坚实的建立沦陷区域的文艺工作”[19]，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1940年下半年，出版部同人又决定以《抗战文艺》的名义定期召开座谈会，以便“集合多数人的意见，对于当前文艺上成为问题的问题给予集体的解答”（姚蓬子语）[20]。
后来，因为研究部的“研究晚会正式成立的小说、戏剧和诗歌三个，可以说是专门研讨文学的或者一部门的理论和作品的；至于广泛地触及整个抗战文艺运动，会报在它任务上应该随时展开这种讨论，而座谈会又正是创作一篇集体论文的最经济也最合理的形式”[21]，出版部又特地设立了会报座谈会，以便围绕组织和领导全国文艺作家从事抗战文艺运动的根本目标，对抗战文艺运动发表文协同人的集体意见。事实上，文协研究部虽然未能按照原初的计划和设想开展工作，“没能作出什么研究工作来”[22]，但还是有不少活动体现了文协旨在组织和领导全国抗战文艺运动的历史特征。比如文协迁到重庆不久，诗歌晚会就开始“讨论抗战诗歌的任务”[23]，后来的戏剧座谈会也有“讨论现今戏剧运动应采取的方法与方向”之举[24]。
文协对文艺青年的指导，也是文协组织和领导全国文艺作家从事抗战文艺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根据会章规定，“关于青年学习文艺之指导”乃是文协的基本工作之一[25]，老舍也曾多次检讨文协“未能联络青年，指导青年”的不足[26]，把“没能充分尽到奖掖文艺青年的任务”视为文协最主要的一个历史缺陷[27]，可见文协上下对指导文艺青年学习和写作其实是相当重视的。1938年10月，文协迁往重庆不久，重庆市的几个青年团体，由自强读书社文艺组出面组织了一个扩大的文艺组，在青年会少年部定期学习和研究文艺，请求文协派人指导，文协很快“指定魏猛克主办此项事务”，老舍担任指导教师[28]，受到了这个青年文艺学习小组的热情欢迎。11月，文协又决定举办定期的文艺讲习会，专门负责指导文艺青年的学习和写作等事宜[29]。在文协第一届年会上，不少会员又提出了“提拔和培养青年作家”[30]的问题，研究部和出版部随之共同商定了具体的“青年习作指导办法”[31]。在这个意义上，尽管文协关于指导文艺青年学习和写作的不少设想未能一一付诸实施，但却充分体现了文协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表明了文协领导和组织全国抗战文艺运动的基本特征。
不过，在所有的理论活动中，最能体现文协旨在领导和组织全国抗战文艺运动这个历史特征的，乃是“文艺政策”问题的提出及其讨论。
在抗战时期的特殊政治环境中，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曾先后从自身的政治利益出发，制定过相应的“文艺政策”。前者的基本方针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者则是国民党中宣部长张道藩执笔的《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但很少有人注意到的一个事实是：最早要求制定“文艺政策”的不是政治活动家，而是文艺作家。据王德芬回忆，最早在延安向毛泽东提议制定文艺政策，以便“使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有所遵循有所依据，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的是萧军，时间是 1941年7月。[32]在重庆，最早提出“文艺政策”问题也是文艺界人士，时间则是1939年初。
1939年初，葛一虹首先在《新华日报》上撰文，提出了确立抗战戏剧政策的问题。葛一虹指出，确立抗战戏剧政策，一方面可以集中全国戏剧工作者的力量，扩大和增强抗战戏剧的宣传效果，另一方面则有利于促进抗战戏剧本身的合理发展。为此，葛一虹进一步探讨了抗战戏剧政策的基本内涵，提出了由民间组织和官方机构共同出面组织一个“戏剧委员会”作为戏剧界的最高组织机构和指挥机构，具体负责推行有关政策的设想[33]。随后，沙雁在文协第一届年会上也提出了《确立抗战文艺政策》的设想。在提案中，沙雁首先指出了确立抗战文艺政策对于集中全体文艺工作者的力量，扩大抗战文艺效果的积极意义。接下来也和葛一虹一样，提出了设立专门的“文艺工作委员会”来“计划工作，分配工作，指导工作，考核工作”[34]，实施和推进文艺政策的建议。细读葛一虹和沙雁的文章，两人对文艺政策之积极性和具体内涵的理解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号召设立一个最高组织机构和领导机构来推行文艺政策，更是两人的共同意见。除沙雁之外，欧阳山也在这次年会上提出了文协应该重视促进政府和作家之间关系正常化的意见，要求文协“决定并发表政府对文艺工作的态度，从积极方面向作家提出指导意见”[35]。欧阳山的说法，不仅明确表示了对沙雁的支持，把问题进一步推进到了如何制定“文艺政策”的实践层次，而且明确把国民政府有关机构当作了制定“文艺政策”的主体。葛一虹、沙雁和欧阳山等三人在差不多同一个时期内，从相同的思路出发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说明文协同人在文艺政策问题上确实存在着大致相同的理念和设想。
正因为如此，国民党中宣部长叶楚伧在年会即席讲话中提出的把文协、政治部和中宣部合为一体的设想，才会受到文协同人的热情欢迎。叶楚伧在文协第一届年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因为文协的成立，“现在的文艺家可以说是整个的了，但还不够，还没有把文艺的基础建立得合理，应该是使作家与行政机构合而为一，进一步说，要能调整文艺宣传的机构，使中宣部，政治部和文艺界协会很合理的配合起来，那力量的发挥必然很大”，而文协的经费短缺等工作困难，也能因此得到克服：“假使全国文艺家做了中宣部政治部的编辑员，撰稿人，而中宣部政治部做了作家的发行部，则所有困难均可克服，而力量也必大”[36]。继叶楚伧之后，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也在即席讲话中对叶楚伧等人对文协工作的指示表示赞同，指出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实现叶楚伧等人的指示。郭沫若认为，实现这些指示，加强文协的组织和工作能力的关键，在于政府应该对文协的工作给予更多的支持，“真能使文协与中宣部，政治部更密切的合作，政府能以实力给予文协帮助，这样才能谈得到实现计划，否则所有文章与言论都将归于空谈”[37]。
有论者认为，郭沫若在这次年会上的讲话旨在驳斥国民党企图用政治手段控制文协的阴谋[38]，实则不然。文协同人一直是把叶楚伧提出的文协、中宣部和政治部合一的意见当作一个积极的正面主张来对待的。孔罗荪在总结这次年会的主要提案内容时，对此说得很清楚：
在大会上有一个普遍的要求，便是要确立抗战文艺政策，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提案，但是它不是文协单独的力量所能完成的。它需要政府的帮助（不止是经济上的，而且是政治上的）。因为由于抗战文艺政策的确立，可以扩大文艺影响的范围，可以加强抗战文艺运动的力量，而所有文章入伍，文章下乡，乃至作家到战地后方的一切措置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决。这一个政策的实现，也正是叶部长在年会上所说的“要调整文艺机构”的问题，是“政府与文协达到更密切的合作，使中宣部，政治部，文艺协会成为三位一体的合理的机构”的实现，这正是一个实现确立抗战文艺政策的最好的保证。[39]
时隔不久，孔罗荪再次发表文章，总结文协年会以来半年多的工作，同样认为确立文艺政策乃是克服文协面临的实际困难，推进抗战文艺运动的关键：“为了贯彻文协的工作精神，为了更尽善的完成抗战文艺运动的扩大与深入，为了发挥文协集团的力量，为了建立培育文艺青年的成长”，都有必要尽快实现确立文艺政策的目标，而确立“文艺政策”的最好的保证则是叶楚伧提出的建立文协、中宣部和政治部三位一体的合理机构[40]。这充分说明在文协同人看来，叶楚伧提出的文协、中宣部和政治部三位一体的机构设置问题，实际上是对文协工作的大力支持和积极推进，而不是阻碍。因此，文协同人所要求的“文艺政策”虽与国民党后来出台的“文艺政策”有着根本差别，但却明确表现出了借助文学之外的力量来组织和领导全国文艺作家共同从事抗战文艺运动的强烈愿望。
综合《抗战文艺》的编辑出版，研究部的理论活动，培养文艺青年，呼吁建立“文艺政策”等几个方面的情形来看，文协设想的不少理论批评与实践虽然未能一一付诸实施，但却充分体现了文协旨在组织和领导整个抗战文艺运动的历史特征。
（三）
不过，文协的自我定位是一回事，这种自我定位能否获得外界的认同又是一回事，自我定位只有在获得他者的认同之后，才能成为公共社会领域的历史事件。文协组织和领导全国文艺作家从事抗战文艺运动的自我定位也只有获得全国文艺作家的认同和参与之后，才能对抗战文艺运动产生实际的影响，转化为文协自身的一种历史特征。因此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文协组织和领导全国文艺作家从事抗战文艺运动的意图是否得到了全国文艺作家的认同，对抗战时期的文艺运动是否产生了实际的影响？
答案显然是肯定的。
正如老舍所言，“新文艺的产生，根本是一种举国响应的运动”[41]，因此组织起来，以集体的力量从事文艺运动一直就是新文学内在的一个历史冲动。各种新文学社团和文学组织的大量涌现，就是这种历史冲动的产物。随着抗战的爆发，抗战之前就已存在的建立全国性文艺中心组织的呼声很快变成了文艺界的一个普遍要求。文协成立之前，远在延安的周扬就曾公开呼吁建立全国性的文艺界统一战线组织，以“统一文艺界的步调，结合文艺界的力量”，领导和组织全国文艺作家共同从事抗战文艺运动[42]。与此同时，周行也在广州的《文艺阵地》上撰文呼吁建立全国性的文艺组织，确定“文艺战线上的总的作战方针与计划”，把全国文艺作家团结起来，“组成一条钢铁一般的文艺战线”[43]。
与这种建立全国性文艺中心组织的要求相呼应，不少作家从战时生活经验中感受到文化人“无中心组织，工作不紧张”（田间语）[44]的缺陷，基于个人经验提出了建立全国性文学中心组织的愿望。老舍从青岛流亡到济南，亲历济南的混乱无序，得出了这样的教训：“无论是教师是学生，都应早组织起来，有个妥当的打算。临时找人帮忙是没有什么希望的。现在的事情是必先自救，然后能救国，指望着别人拉扯一把简直是幻想。我们组织起来，有一定的工作步骤，而后放在哪里便能马上干起活来，这才有用”。[45]老舍因此一到武汉就提出了全国文艺作家联合起来的问题：“各地方的写家组织起来，全国的写家组织起来；各地方的组织成为全国总会的组织分子。”[46]
随着大批文艺作家从北平、天津、上海和南京等地汇聚到武汉，武汉本地的文艺工作者也提出了破除外来文人与本土文人之间的畛域，把武汉变成战时中国的文化中心，共同“建设内地文化”的愿望[47]。因此武汉当地的文化团体，在“平、津、京、沪相继沦陷，全国文化界人士集中武汉”之时，亦“深觉过去零落散漫工作，无补于实际。遂有集中武汉及全国文化界力量，组织统一机关，俾能发挥文化界伟大抗敌力量”之举[48]，于1937年底成立了“以团结武汉文化界，唤起民众拥护政府抗战为宗旨”的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49]该会下设国际宣传、教育工作、电影工作、出版工作、文艺工作和音乐工作等六个委员会，专门委员合计达141人之多，基本上囊括了汇聚武汉的各地文化名流[50]。此外，武汉当地的文化人还先后组织了“武汉文化界行动会”[51]，“武汉戏剧协会”[52]，“武汉编辑人协会”[53]，“武汉文化界抗敌工作团”[54]等文化团体，推进了武汉地区“组织起来”的文化氛围之形成和发展。
文化界如此，武汉党政当局实际上也颇为重视文化界的组织和领导工作。1937年1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六部“以武汉为华中重镇，鄂汉省市之民众动员与夫文化团体之抗敌工作，尤有积极统筹，并加紧推进之必要，特设武汉办事处”[55]，负责组织武汉地区的民众动员和文化宣传工作。湖北省党部、武汉市党部也曾多次召开外来文化人座谈会，在“表示欢迎及慰劳之意”的同时，也为各地文化人“得以相互结识，交换意见，以便开展非常时期的文化运动”提供了帮助[56]。
在全国文艺作家、武汉当地文化人和有关的党政机关一致感到有必要组织起来，以集团的力量从事抗战文艺运动的历史情境中，文协领导和组织全国作家从事抗战文艺运动的历史目标，很快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以组织形式而论，文协自上而下建立抗战文艺领导机构的方式，首先就得到了有关党政机构和各地文艺作家的积极支持。文协成立不久，国民党中央社会部很快发出工作指示，对文协在组织和团结全国文艺作家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要求文协“从速发动各省分会组织，使各地文艺界人士均能有组织、有计划参加抗敌文化工作”。[57]与此同时，各地文艺工作者也对参与文协领导的抗战文艺工作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早在文协成立之前，昆明的文化工作者就已经组织起来，成立了云南文艺工作者抗敌座谈会。得知文协成立后，该会全体成员很快决定改组为文协云南分会，一年后，又更名为昆明分会，[58]开创了分会先于总会成立的特例。成都分会情形，也与此类似：“当文协总会还未成立，成都的文人已团结起来，发起抗敌协会，并且在当地政府备案。后来他们听说武汉有了抗敌协会，在中央党政机关备了案，他们就自动的愿把协会改为分会，以利合作。”[59]西安文艺工作者，也在未得总会指导和同意之前，就主动组织了文协分会[60]。除了昆明、成都、西安三个分会，老舍在工作报告中还提到了不少分散在各地的文协成员积极推动地方文艺工作的情形：“二三会员也许在战区，也许在交通不便的地方，他们接近青年，热心文艺工作，便领导着青年成立了分会；事前，他们来不及通信总会；事后，他们诚恳热烈的来请求总会的指导与援助”。[61]各地文艺工作者这种主动组织起来，自愿接受文协总会领导的做法，虽然在形式上破坏了文协自上而下发动各地分会的组织程序，其组织形式与活动也不一定都符合文协总会的要求，但却体现了各地文艺工作者对文协的积极认同，强化了文协的组织和领导力量，把文协的组织目标和工作宗旨转化成了具体的行动。
文协指导和培养文艺青年的工作，更是得到了不少文艺青年的热烈欢迎。除上文提及的重庆青年文艺学习小组主动要求文协派人指导学习的例子之外，总务部的工作报告还提到了不少类似的情形。1940年初，总务部就提供了这样一条消息：“晋省有许多热心文艺的青年，在军队中与民间担任宣传工作，愿和文协取得联络，本会已允他们成立通信站，互通消息，并讨论文艺问题。”[62]此外，不少热心写作的文艺青年还主动“寄作品来要求文协替他们改正，差不多每月将近一百篇”[63]，文协还多次为此讨论过“如何创设一个类乎函授学校的小组织，专代青年们看文章，及解答各项文艺上的疑问”[64]。类似这些细节，充分说明了当时的一般文艺青年确实对文协怀着“无穷的期望”[65]，保持了高度的认同。
全国各地文艺工作者和文艺青年对文协的积极认同，表明当时的一般作家不仅在组织形式上加入了文协，承认了文协的合法性，而且自觉地把文协组织和领导全国抗战文艺运动的基本目标当作了一种个人的内在要求。对此，周扬说得很清楚：
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是全国文艺运动的最高领导机关，它的负责工作人员应当用最大的努力来完成已经定下的工作计划，开展更多的工作，真正担负起它所担负的时代使命。一切会员或非会员的作家，文艺爱好者都应该积极地从旁来推动它的工作，对于这个团体的一切现象大家都要负一份责任。站在团体外边说风凉话，好像这个团体的好坏都与他个人无关的那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是应当永远成为过去的。[66]
此外，齐同也撰文号召全国作家“积极地爱护它，推动它，使这个组织更加健全，工作更加展开”，呼吁文协尽快担起领导抗战文艺运动的责任，组织全国作家开展抗战文艺工作。[67]
基于全国文艺作家对文协宗旨的积极认同，文协发起和组织的不少活动才能迅速获得广大文艺作家的积极参与，演化成全国性的文艺运动，使得抗战时期的新文学带上了被“组织起来”的集团化特征，文协的存在及其活动也由此而变成40年代新文学发展中的一个内在因素。
新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中，始终存在着文学观念的个性化诉求和文学制度的体制化诉求之间的紧张关系，作为第一个获得全国文艺作家广泛认同的全国性文学组织，文协的建立及其活动，集中体现了这一现代性冲突的历史复杂性。在这个意义上，文协旨在组织和领导全国抗战文艺运动这个最基本的历史特征，既是我们进入文协的起点，也是我们认识和理解40年代抗战文艺运动，透视新文学现代性冲突的一个重要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