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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撰写本文时，美国大选过程仍然胜负难分。但本周，除非出现又一个僵局结果， 使美国着迷的竞选运动将宣告结束。继续存在的将是导致这种偶尔是狂热的斗争的挑战 以及应对这些挑战的责任。没有一位总统面临范围类似的议事日程。这不是夸张；这一 代人面对的是亲手书写的历史。此前从来没有必要进行一场既没有前线也没有地理定义 的战争，与此同时重建世界秩序的基本原则，以取代在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的烟柱 中被毁的传统原则。
新当选的总统的任务或许与杜鲁门总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继承的任务最为相似 。1945年，苏联正在成为全球平衡的威胁，而战争在中欧留下了真空。可是，苏联的挑 战是具体的，在地理上也是可确定的。如今的主要威胁是抽象的和流动的。恐怖行动没 有固定的发生地点；恐怖袭击发生在从巴厘岛到新加坡、利雅得、伊斯坦布尔、莫斯科 、马德里、突尼斯、纽约和华盛顿等地。在20世纪40年代，危机的解决办法虽然是困难 的，但却是一目了然的：在欧洲中部构筑一条防线，并制定一个经济计划以弥合公众期 待与威胁国内安全的物资短缺之间的差距。
当代安全挑战来自两个没有前例的根源：恐怖由直至最近被认为是国内警察部门的而 不是国际政策的问题的行动造成，此外，科学的发展和传播使国家的生存受到完全是另 一国家领土范围内事态发展的威胁。杜鲁门能把当时的国际体系看成是理所当然的；大 西洋联盟使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西欧盟国团结一致。新当选的总统将不得不努力 确定、接着维护一种反映新的、引起巨大变革的形势的国际体系。
我在竞选运动期间支持布什总统，并希望他连任成功。可是，无论选举结果是什么， 美国不可能应付这种议事日程，除非通过各方和解出现齐心协力的局面。所有关心美国 未来的人必须找到合作的方式，以使世界能再次看到，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社会中， 美国人正在努力向共同的命运前进。
接下去在伊拉克的步骤
没有一个问题比下一阶段的伊拉克政策更迫切地需要两党合作。如果布什总统获得连 任，重要的是，美国的对立双方不会由于缺乏与最终目标有关的团结一致而混淆大选期 间的激情。如果参议员克里当选总统，即将上任的政府与即将离任的政府之间的立即合 作是压倒一切的需要，以免在不适当的地点把伊拉克战争说成是不必要的，外加在政府 过渡的几个月内出现工作脱节，从而损害伊拉克当局的信心，并在新总统的班子甚至能 够开始制定一种方针之前造成伊拉克政府的垮台。
两位候选人之间至少在表面上对眼前的目标持一致意见，这一点反映在他们都认可《 9·11委员会的报告》中。这份报告指出，恐怖主义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种政策。主 要敌人是穆斯林的激进的、信奉原教旨主义的好战和次要的组成部分，其目标是既颠覆 温和的穆斯林社会，也颠覆其认为妨碍恢复伊斯兰教领袖的领土的所有其他社会。出于 这个原因，许多怀疑美国干预的社会仍然与美国干预的成功结果具有利害关系。如果因 为美国被击败或者对孤军作战感到厌烦而在巴格达出现一个激进政府，甚至如果伊拉克 陷入恐怖主义的混乱状态，整个穆斯林世界将发现其自身处于动荡之中。温和政府将垮 台，或者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穆斯林少数民族势力强大的国家，诸如印度、俄罗斯和 菲律宾，将面临日益严重的挑战。恐怖主义将扩散到欧洲各地。美国面临的挑战将成倍 地增强。
美国如今充当全球稳定的受托人，而许多国家的国内障碍阻止对这种现实的承认—— 或许甚至重视。可是，这种单方面安排不可能持续很久。其他国家应该发现，至少参与 伊拉克的政治和经济的重建任务是符合其利益的。至于接下来在伊拉克采取的步骤，我 们没有捷径可走：恢复在伊拉克的安全、尤其是恢复已成为恐怖主义庇护所的地区的安 全是势在必行的。如果叛乱者的庇护所被容忍，没有一场游击战争能够获胜。我在印度 支那目睹过建立当地保安部队的挑战，愿意提出告诫，别以一种过于机械的方式对待安 全努力。在越南，使部队做好战斗准备所花的时间远比仅仅履行训练手册的要求更长得 多。伊拉克部队的效能将不仅取决于其军事训练，而且取决于新建的伊拉克机构获得国 内合法性的程度。不具有政治忠诚的军队在最需要的时候通常是最不可靠的。
下一步是预定在明年1月底进行的伊拉克第一次全国选举。这次选举应该被看作不是一 个顶峰，而是寻求建立伊拉克自治政府方面的第一项成就，而且或许是最不复杂的一项 成就。民主政治在西方的发展用了几个世纪。它首先需要一个独立于国家的教会；接着 是推行宗教多元主义的宗教改革运动；接着是主张理智独立于无论是教会还是国家的启 蒙运动；接着是扩大视野的发现时代；最后是资本主义及其对竞争和市场的强调。这些 条件没有一个在穆斯林世界存在。在那儿，取而代之的是与多元主义对立的宗教与政治 的合一。只是在土耳其出现了一个民主政府，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个政府的出现是由 于一个独裁领导人强制推行民主形式。民主机构以及使它们齐心协力的安排的出现不可 能被策划成是一种出于意志的行动；它需要耐心和谨慎。
尤其重要的是了解民主政治在像伊拉克这样的多民族和多宗教的社会内所面临的障碍 。在西方，民主政治是在同质社会内发展的。那儿不存在少数派变成多数派的障碍。选 举失败被认为是可以逆转的暂时挫折。可是，在存在明显的种族或者政治的分歧的社会 内，少数派的地位往往意味着永远受歧视以及政治灭绝的持续危险。
这是一个在伊拉克尤其尖锐的问题。这个国家由三大群体组成：库尔德人、什叶派教 徒和逊尼派教徒。什叶派教徒约占人口60%，其他两个群体各占人口的约20%。500年来 ，逊尼派教徒通过武力占据统治地位，在萨达姆执政期间，这种统治尤其残忍。因此， 根据多数规则进行的全国性选举意味着这三大群体相对的权力和地位的根本变化。逊尼 派地区的叛乱不仅仅是一种针对美国的全国性斗争；它是一种恢复政治优势的手段。同 样，如果全国性选举不能在很大程度上确保自治，这种政治过程对库尔德人来说几乎没 有意义。什叶派教徒容忍美国的存在——有时是心情矛盾地——以实现扭转逊尼派统治 的历史模式的目标，并将此作为实现什叶派统治的第一步。他们将在何种程度上继续支 持我们的作为权力进程转移者的角色仍有待于观察。
因此，明年1月伊拉克的选举必须被视作各种群体中间一种扩大了范围的抗争的开始， 涉及内战的风险，或者涉及一场针对美国的全国性斗争的风险，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正 是为了这种不测事件，所有派别都供养着民兵。使全国性选举过程增加联邦主义的重要 成分，并为可能觉得他们自己处于永久的少数的那些人建立明确的宪法保护，这是必不 可少的。民主政治必须不被逊尼派教徒和库尔德人看成是一个自杀契约。联邦制结构以 及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和正当法律程序的保证根据宪法是任何多数派不能推翻的，能为 各种群体提供某种保证，而且，如果全国性和解证明是不可能的，也能提供一个安全网 。
在明年1月选举后可能出现的焦虑气氛中，某种程度的国际化是在伊拉克内部保持稳定 以及在美国国内获得持续支持的惟一现实的道路。在第一种情况下，国际化的政治过程 取决于伊拉克的安全——美国对伊拉克的安全仍负主要责任——但最终取决于国际认可 ，以使伊拉克政府能被看作代表本土的期望。
在竞选运动期间，许多人谈到尽力促使我们的欧洲盟国增加在伊拉克的军事参与，并 劝导持反对立场的盟国加入伊拉克的安全努力，从而开始这种国际化过程。这种方针在 与解决迫切任务有关的时限内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德国和法国——两个在伊拉克问题 上最难合作的盟国——在和解过程开始时不会逆转向伊拉克派遣军队的立场(德国外交 部长已明确地这么说过)。此外，已经派遣军队的国家在维持其军事参与方面已遇到足 够多的国内困难，增派军队的余地即使存在，也寥寥无几。
富有意义的国际化需要除安全以外的一个焦点，也需要除北约以外的国家的参与。在 明年1月的选举之后，一个由联合国主持的、就伊拉克的政治进程提供建议的国际联络 小组因此是合乎需要的。这个小组合乎逻辑的成员将是对好战的穆斯林具有亲身体验以 及将由于伊拉克的激进化而受到重大损失的国家——诸如印度、土耳其、俄罗斯、阿尔 及利亚等国家，外加美国和英国。这不是屈从于共识。美国由于其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 和扮演的财政角色，将保持领导地位。在稍后阶段，在一种更有利的政治环境中，包括 北约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军事贡献问题将作为一种保护伊拉克政府管辖过程的手段再次被 提出。
先发制人
在就任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布什政府对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当时它宣布了先发制人 的概念，似乎这是一种美国的发明。事实上，无论谁在白宫当家，先发制人是新的国际 秩序固有的。20世纪的国际体系由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建立。统治者寻求避 免再次发生“三十年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近30%的中欧人口在名义上为了宗教信 仰的冲突中被杀死——将国界内的主权和不越过国家进行干预的原则作为新的体系的基 础。对国际秩序的威胁被定义为军事单位越过既定边境的活动。因为武器较为薄弱并且 技术传播缓慢，国家安全一般说来能够通过防备实际的侵略得到保护。
9·11事件标志着这种选择的结束。这次恐怖主义攻击告诉我们，威胁不再等同于国家 行动；威胁可能是私人集团为了超越东道国目的的目标而从主权国家的领土组织的。冷 战策略不再适用，因为威慑对一个没有领土可守护的敌人不能起作用，而且，如果这个 敌人拒绝对目标进行任何限制并且寻求颠覆社会，外交也不起作用。在威斯特伐利亚的 体系中，权力平衡通常只能通过征服被推倒。在恐怖私有化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 世界上，权力平衡可能是不稳定的，其存在受到完全在一个主权国家范围内的事态发展 的威胁。
先发制人概念不可避免地导致新的现实与有关秩序的传统观念之间的冲突。利用既有 模式的国家发现，很难接受这种新的先发制人的必要性，而所有国家将寻求某种行为守 则，这种守则不会听任根据先发制人学说作出的决定变成某个单独国家的单边的、不受 约束的决定。一旦被一个拥有美国的压倒性军事优势的强国付诸实施，先发制人学说促 使一些站在美国一边的国家提出霸权的说法，并且增强其他国家、尤其是传统联盟的成 员的抵制。
新总统应该区分权力与为了其自己的利益而提出的主张。没有一个国家——无论它多 么强大——能够单独组织国际体系。在一个历史时期内，组织国际体系甚至始终超出最 有权势的国家的心理和政治的能力。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必须是使占优势的力量变成共 同责任——如同澳大利亚学者科拉尔·贝尔(Coral Bell)所写的那样，在执行政策时就 像国际秩序由许多权力中心组成，即使我们意识到我们的战略优势地位。这么做意味着 需要一种磋商的风格，这种风格把注意力集中于达成长期目标的共同定义，而不是强制 实行眼前的政策处方。
鼓励每一个国家根据纯粹的本国条件确定先发制人的定义并不符合美国利益。对“9· 11”事件的反应是根据紧急需要作出的。新当选总统通过表明讨论先发制人的国际原则 的意愿，能对新的全球秩序作出重大贡献，即使他保留将独自维护国家安全作为最后手 段的权利。
核扩散
虽然好战的穆斯林是对国际秩序最迫在眉睫和最显而易见的挑战，核扩散是对全球生 存的最长期和最隐匿的威胁。迄今核武器的扩散相对说来是缓慢的，核武器仍然掌握在 从攻击国际秩序中将失去一切并且得不到丝毫好处的国家手中。可是，国际体系现在面 临核武器即将落入朝鲜和伊朗这两个具有令人不安的议事日程的国家手中。前者的奇特 而孤独的政权对许多谋杀和绑架负有责任，并符合无赖政权的一切定义；后者目前的政 权通过将美国外交官扣为人质开创，此后始终支持中东的各种恐怖主义团体，并且继续 宣布美国是其头号敌人。
这种国家掌握核武器将是向国际体系失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剩余的限制因素迈出重要 一步。即使就国与国的关系而言，威慑也将失去其传统含义。由于核大国的这种多样化 ，谁将负责威慑谁以及通过什么手段威慑将不再是明确的。通过什么手段威慑的问题可 能逐步升级成核冲突。出现估计错误的可能性增大。即使新的核国家不使用其核武器， 它们可能成为掩护恐怖主义挑战不断增强的屏障。最后，所谓的“私人”将巴基斯坦核 技术出售给其他国家的经验证明，目前或许是阻止核扩散失控的最后时刻。朝鲜是如此 缺乏外汇，以致它的外交官经常使用假币；朝鲜可能发现，核材料换取外汇的诱惑是不 可抵制的。在伊朗，极端主义分子经常显示出其为支持恐怖主义的过分行为寻找似是而 非的伊斯兰教理由的能力。
在核灾难的前兆与把有关核扩散的警告看作美国好战的例子的逃避现实的态度之间， 国际社会感到左右为难。在大西洋两岸的某些地区，这个问题已成为测试压力还是外交 应该充当主要工具的一个实例。有关外交的适当机制也存在辩论。至于朝鲜的核计划， 问题在于谈判应该在美国与朝鲜之间进行，还是应该在现有的北京六方论坛的框架内进 行——这个论坛由朝鲜、韩国、中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组成。
如果希望获得进展，新当选的总统将不得不绕过这些争执，以执行一种统一的政策。 事实上，由于外交决不是抽象的，外交与压力之间的区别是理论上的；两者的混合使用 不可避免。挑战在于确定适当的混合方式。
核扩散的国家总是声称，它们只是寻求参与核能的和平利用或者增加电力生产，或者 两者兼而有之。决定阻止核扩散的国家因此有意以确保替换能源或者核电厂用核燃料供 应的形式提供奖励。然而，这种方式一般说来是失败的，因为核扩散国家的最终目的是 政治的和战略的，而不是经济的。伊朗是一个产油国，在经济上不需要核电厂。与朝鲜 一样，伊朗寻求的是一种掩护，它能在这种掩护背后执行其外交政策的革命方面，与此 同时减少大国干预的风险。
一种提供物质奖励以换取非核武器化的政策有可能失败，无论这种政策多么吸引人， 它可能是抽象的。因为这种奖励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增强核扩散国家对核扩散实际上所 针对的国家的依赖。这种政策获得进展是未必可能的，除非它至少涉及将要施加的压力 的含义，也涉及一个解决有关各方的安全担忧的目标。包括核扩散国家在内的多边会谈 是至关重要的。
至于朝鲜问题，六方会谈的各方在其内心深处都具有特殊的政治和战略目标：中国关 心整个朝鲜半岛的核武器，也关心朝鲜半岛万一统一后北朝鲜的兵力部署；日本关心其 作为非核国家在一个核武器日趋增多的环境中的地位；韩国关心其统一的渴望，也关心 其在中国与美国之间所寻求的平衡。因此，与为东北亚精心制定一个安全体系相比，防 止核扩散的技术细节是苍白无力的。至于伊朗问题，迄今尚未存在一个论坛，但可以进 行类似的分析。
我们也必须注意防止对话的事实变成对话的惟一主旨，在不能确保核扩散国家进行合 作的情况下增强它的声望。在任何情况下，解决办法不能只剩下美国与核扩散者的双边 会谈。坚持美国与朝鲜的双边谈判将使美国成为在中国边界上达成的任何协议的惟一执 行者。而且，这将招致平壤将新的协议用于未来的讹诈——朝鲜在1994年的双边协议后 所遵循的就是这种模式。同样的原则适用于不同背景下与伊朗的关系。
与此同时，如果有关国家不能认识到时机是短暂的，军备控制谈判的庄严过程处于被 种种事件推翻的边缘，这一切只是一种纸上谈兵。为了显示紧迫感，我们必须找到以下 4个问题的答案：在朝鲜和伊朗的核扩散过程变得不可逆转之前，我们实际上还有多少 时间?我们准备提供什么奖励和担保?如果奖励不起作用，我们准备施加什么压力?我们 如何防止谈判和协议的执行变成一种使核扩散合法化而不是避免核扩散的手段?
现实因此对这种谈判施加了时间限制——否则新当选总统有可能到其任期结束时留下 一大堆可怕的问题。到那时十分强烈的质疑将是：一个社会如何对一次来源未定的核爆 炸作出反应?世界应该如何对新兴核国家之间的核战争或者新兴核国家对非核敌国使用 核武器作出反应?现有核大国在什么时候会断定，一个核扩散不受限制的世界是过于危 险的，它们必须为了人类的生存而阻止核扩散?
长期的挑战
地区性危机——伊拉克、朝鲜——尽管十分重要，但与国际体系内权力的重大转移相 比，未免是小巫见大巫。历史学家们一致认为，一个世纪前一个统一的德国的出现由于 引入一个比其每一个邻国更强大的国家而使欧洲体系失去了平衡。迪斯累里(1804～188 1，英国政治家和小说家，曾任英国首相——译注)称这个事件具有比法国大革命更大的 意义，因为他觉得，这种新兴的结构将或者意味着德国的霸权，或者意味着平衡的恢复 只能通过一个日益严格的联盟体系——这个体系使外交丧失了使用策略的余地。
在我们的时代，中国作为一个潜在超级大国的崛起具有更大的历史意义，使世界事务 的吸引力中心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当然，中国不太可能依赖军事力量作为其获得国际 地位的主要工具。首先，中国领导人目前(或者至少曾经)比俾斯麦退休后冲动的德国领 导人更小心谨慎，更深思熟虑，更倾向于一点一滴地积累优势。更重要的是，由于主要 大国之间的现代技术战争绝对是一种最后手段，而不是一种政治选择，美国应该维持其 传统立场，反对对亚洲抱有霸权渴望。可是，与中国的长期关系不应该受战略摊牌预期 的推动。中国不会执行一种像苏联那样鲁莽的政策，苏联同时威胁其所有邻国，并向美 国提出进行生存竞争的挑战。除了台湾的特殊情况，中国将通过外交和政治的手段寻求 与其经济增长相称的影响。
最近一篇令人感兴趣的文章将中国和美国的外交风格差异比作其智力游戏——西方的 国际象棋和中国的围棋——的差异。国际象棋只有两种结果：平局或者将死。这种游戏 的目标是取得绝对优势——也就是说，其结果是完胜或者失败——战斗是在棋盘中央迎 面进行的。围棋的目标是取得相对优势：游戏在棋盘各处进行，而目标是增加一方的选 择，并减少对手的选择。围棋的目标是持久的战略进展，而不是胜利。
没有人能够预测，在从现在起的数十年后，领导人将作出何种判断。但无论是北京的 还是华盛顿的领导人，都负有帮助形成新出现的一代人的判断的责任。就中国而言，优 先考虑的应该是阻止正在取代共产主义的民族主义发生对抗性转折。在美国，优先考虑 的应该是超越通过最近经验而不是长期观察的棱镜观察历史的诱惑。中国和美国需要高 层持久的战略对话，寻求长期目标的一种共同定义——使这种目标变得尽可能一致，并 在这种努力失败时减少对抗的危险。两国必须使台湾问题不致损害双边关系，同时牢记 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在中美关系方面，朝鲜的未来将起日益显著的作 用。朝鲜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核不扩散问题，而是对整个东北亚的安全体系的挑战。
中国的复兴、印度的迅速增长以及世界每一个角落的全球化对个人来说是有益的，与 此同时，这些条件带来大量政策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推迟解决只会损害世界经济。对获 得能源和原材料的波动不大的控制超出现有国际体系的能力。如果无所作为，就会出现 返回殖民地时代的敌对状态的实际危险——对输油管走向的争夺取代对领土的争夺—— 也会出现一种可能促使世界进入全面衰退的商品定价危机。新当选的总统必须十分急迫 地与直接受影响的贸易和金融伙伴合作解决这些问题。
这一切将使我们回到大西洋两岸的关系。美国的竞选运动已根据美国的短期策略错误 解释大西洋两岸的不和。这是对现实的一种误解。美国的每一个声明并不始终以得体著 称。可是，问题比个性更深入。目前的僵局部分地应归于一个事实，即形成大西洋两岸 关系的一代人已经退场。在美国，新的领导集团全神贯注于激进穆斯林的挑战；我们的 欧洲盟友或者不认同美国对这种威胁的评估，或者，就他们的所作所为来说，认为他们 自己能够在大西洋联盟的框架之外对付这种威胁。在美国，政治吸引力的中心已转向本 国那些其代表与欧洲的私人联系较少、对欧洲内部挑战的体验也不及其创造这种战后结 构的先辈的地区。
在大西洋对岸，领导人全神贯注于将国家主权转移给新的欧洲机构。这涉及对大多数 美国人来说是既神秘又难懂的大量技术细节和法律问题。更重要的是，美国就像欧洲国 家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期所做的那样执行其政策。发明单一民族独立国家的欧洲国家 目前正处在致力于将其主权让给一个迄今尚未具有国家传统属性的欧洲联盟的过程中。 它们发现，它们自己正走在其历史与仍处于演变过程中的未来的中途。
这一切已导致一种彼此误解的混乱局面。在美国，批评者把欧洲的态度说成是优柔寡 断的，吹毛求疵的，有时是两面三刀的。在欧洲，传媒(以及太多的政治人物)醉心于美 国种族的紧张关系、死刑、有关环境的分歧以及虐待囚犯的详情，似乎背离常规反映出 美利坚合众国的最终含义。欧洲人正在将其优先关注的目光从大西洋联盟转向联合国安 理会，觉得不具有支持美国政策的特别义务，偶尔积极地反对美国的政策。
消除这些情况不可能通过就任何一个单独问题进行协商，而是需要大西洋两岸的态度 发生根本变化。毗连北大西洋的国家必须向它们自己提出这个始终增强大西洋联盟的基 础的根本问题，即除了在联合国得到反映的国际共识，这些盟国能为大西洋两岸的关系 做点什么?欧洲人如今的很多讨论意味着，答案是“寥寥无几”。使普通的军事行动预 先获得安理会的批准是与大西洋联盟的概念本身不相符合的——这个概念本身意味着一 系列特殊的义务。这么做等于一种以大西洋两岸的关系为核心的世界秩序最终解体。大 西洋两岸的关系要变得富有意义，必须具有一种特殊性质。美国和欧洲应该愿意在超越 国家利益直接需要的范围内为彼此做事，并且不坚持普遍的共识。
大西洋两岸之间对话的不断深化是势在必行的。在穆斯林进行圣战、权力平衡改变、 人口变化、大规模移民和经济全球化的世界上，大西洋联盟面临的最终挑战将是寻求某 个共同目标。上述有关伊拉克和伊朗的对话应该得到一种处理巴勒斯坦—以色列问题的 新方式的补充。数十年来，大西洋两岸外交合作脱节的情况已经恶化，因为欧洲被认为 支持巴勒斯坦的主张，而美国被认为支持以色列的目标。可是，新的形势允许设想，使 这两种立场变得更接近是可能的。以色列已暗示，在其新的安全围墙以外的定居点是可 谈判的；这道隔离墙已经与在戴维营和塔巴讨论过的目前以色列的1967年边界和某些补 偿性领土发生某种关系。与此同时，少数温和的阿拉伯领导人已呼吁提出新的倡议。把 形成一种欧洲和美国的立场作为重新活跃的中东和平进程的一部分，这可能鼓励勉强的 各方打破僵局。在这个过程中，大西洋联盟可能重新发现其共同的目标。
记住这个观点，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之间的辩论必定会被抛在后面。为其自己的利益 的单边主义是自我挫败的。可是，抽象的多边主义同样如此。前者使目标成为一种特殊 的国家使命感的一部分；后者通过追求一种形式上的共识使目标打了折扣。美国面临的 挑战是使磋商与强大的权力变得协调一致。欧洲面临的问题是，它是把大西洋两岸的关 系看作一种伙伴关系，还是看作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非常相似的一种多极国际体系的一 部分。在这种国际体系中，主要权力中心参与不断变化的结盟，从而不断地使其利益最 大化。这种体系在20世纪初崩溃；其21世纪的版本甚至更不可能获得成功。
呈现在每一代人面前的建立世界秩序的机会以一系列问题的面目出现。200多年前，哲 学家伊曼纽尔·康德或许最恰当地总结了我们时代的困境。他在《持久和平》一文中写 道，世界注定将走向持久和平。持久和平的到来或者通过人类的深谋远虑，或者通过使 你别无选择的一系列灾难。究竟是何种途径将是新当选总统不得不面对的根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