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性对话：海德格尔与马克思在当代的相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德格尔论文,马克思论文,批判性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哲学研究必须改变传统的解读路向，把马克思哲学从第二国际和前苏东的教科书体系的“近代性”解读模式中解放出来，实现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理解，这已成为马克思哲学研究界的一个共识。但在何谓“当代性理解”的问题上却存在着这样一种倾向，即认为可以从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哲学的角度来获得对马克思哲学的当代内涵的理解。这种解读路径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比较常见，尤以早期马尔库塞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为典型。按照阿多诺的说法，当时的马尔库塞想“从‘存在的意义’求出存在着的东西，从基础本体论走向历史哲学，从历史性达到历史”（注：阿多诺：“评马尔库塞的《黑格尔的本体论和历史性理论的基础》”，引自《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6年1-2辑合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3页。）。应该说，阿多诺的上述界定是准确和到位的。而实际上，由于马克思哲学自身具有许多独特的理论品质，因此，马尔库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种试图借助海德格尔哲学的“跳板”来走向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深处的做法，显然是值得商榷的。本文通过对海德格尔哲学的实质以及与马克思哲学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分歧的考察，试图指出只有立足于马克思哲学本身即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才能更准确地推进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理解。
一、复活本体论哲学：海德格尔存在论哲学的本质
在海德格尔看来，自柏拉图以来的整个形而上学都是关于“存在者”之所以存在的知识，这种哲学在对存在者之所以存在的追问中，始终将眼光盯向高一级的存在者，然后以最高存在者的神目之光来俯瞰低一级的存在者。这种从低一级的存在者追问到高一级的存在者（以至最高存在者）的探究方式始终没有逃离出“存在者”知识的范围。“人”始终被淹没在“存在者”的汪洋大海之中，“存在”被遗忘了。所以海德格尔认为，自柏拉图以来的整个形而上学史就是一部“存在被遗忘的历史”，传统“形而上学表示并似乎确定，它询问并回答了关于存在的问题。实际上形而上学从来没有解答过这种问题，因为它从来没有追问到这个问题。当它涉及存在时，只是把存在想象为存在着的东西。虽然它也涉及了存在，但指的却是一切存在者。自始至终形而上学的各种命题，总是把存在者和存在相混淆……由于这种永久的混淆，所谓形而上学提出存在的说法使我们陷入完全错误的境地”（注：杨耕：《为马克思辩护》，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页。）。所以，他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就是把哲学从那种关于“存在者”的实证分析中解脱出来，让哲学重新占据理论的制高点，恢复它曾经的辉煌。他的这种“变革”就是把过去对“存在者”的追问转变成对“存在”本身的追问。“我们向来已生活在一种存在之领悟中，而同时，存在的意义却隐藏在晦暗中，这就证明了重提存在的意义问题是完全必要的”（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99年，第6页。）。这样海德格尔就实现了对“存在者”哲学的变革。当他把尼采定位为最后一位形而上学家的时候，其实是把自己标榜为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者，这样海德格尔就以颠覆传统形而上学的新形象从“历史的废墟中”站了出来。
于是，在我们面对海德格尔的时候，注意力的焦点通常放到其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消解性上来，并将这一哲学建构本身视作革命的内容接受下来，这也是最近几年国内“海学”比较热的根由。面对这种时尚的热潮，我们必须予以更多的关注，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这种哲学的转向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不，情形恰好相反，而是更为激烈更为热闹。但重要的现象实情却在于，当一件事情越是进入到“热潮的趋附”之中时，人们对其真实本质的遗忘就越是深切。对此，我们必须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从理论根基上对此热潮做一个深刻的理论反思，以此来解蔽出被深层遮蔽的实质。我们不禁要问：海德格尔的哲学真的象他所说的那样彻底颠覆了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了吗？他所实现的这种哲学变革的实质究竟是什么？我想，通过对海德格尔哲学本身的细致入微的考察，这些问题的答案自然就会水落石出。
面对着强大的理论传统，海德格尔要想真正地把哲学的王冠从“存在者”的头上摘下来，并赋之于“存在”，必然要花费一番苦心，对存在本身予以充盈，让它以最饱满的状态去忍受着“存在者”的摧残，所以他给自己的著作起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叫《存在与时间》，真是用心良苦。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海德格尔一上来（在《存在与时间》的导言中）就在方法论上采取了多重魔术变幻。哈贝马斯在其《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首先，为了能够描述作为基础本体论的生存论分析，海德格尔把先验哲学与本体论结合了起来；其次，为了能够把作为生存论解释学的基本本体论贯彻下去，海德格尔把现象学换成本体论解释学；最后他让生存论解释学带有存在哲学的动机，目的是为了能够把基础本体论置于兴趣话语当中，否则，这些兴趣话语就会被贬低到纯粹生存的层面上”（注：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169页。）。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本质上只是对德国古典先验“认识论”的一种“本体化”改造，他通过借助于解释学魔力复活了古代的“存在”，从而把自己的哲学奠基在一种优先生存（此在）的先验基础上，这样他就把传统的抽象的绝对主体转变为前苏格拉底式的一种始源性存在，从而期望通过一种自我体悟的、自我安慰的先验直觉，来达到那种前反思的天人合一的“澄明”境界。这种哲学是古代哲学在当代的复活。可以看得出，他是以多么幼稚的复活先验哲学的理念来同传统的主客二分的认知逻辑相抗衡的，又是以多么伤感和绝望的溯古主义来抗议那种已经远离思想生命的理智形而上学和实证主义的。
我认为，海德格尔之所以会走出上述一条反理性的先验直觉论的神秘路径，并不是偶然的，有其内在的逻辑根连。在黑格尔那里，理性的霸权是一切形而上学的内在话语，理性的他者被重压于理性的自恋式的权力之中，沦为理性的镜像。这种对理性他者的取缔必然会导致对理性他者的重新思考。狄尔泰、柏格森等的生命哲学将康德的先验综合逻辑图式从固定的形式转变为神秘的生命之流，而海德格尔则对生命哲学的纯粹意识内容重新赋予一种有限的结构而使其先验化，这样，他就把黑格尔极力推崇的理性权力倒转为一种非理性的优先性，将理性主义所压抑的前反思、前概念的非理性的神迷体悟改造为先验哲学的意识基础。虽然这两者看起来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在深层上却是高度的一致，他们都是为了实现一种最后的“大彻大悟”的境界而努力。黑格尔以一种理性外推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点，而海德格尔则是以内省的先验直觉来实现这一点；黑格尔以理性为起点，海德格尔则是以理性他者为起点；在黑格尔那里，理性是不言自明的，在海德格尔那里，对存在本身的领悟也是不言自明的。从这一点来看，黑格尔与海德格尔构成了形而上学的两极。海德格尔的所谓的“哥白尼革命”并不象其自己所认为的那样，是对全部欧洲形而上学的根本颠倒，而只是局限于形而上学内部的造反，他在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同时，只是从此一极跳到了彼一极，但却始终没有跳出形而上学这块土地，仍然滞留于形而上学的迷宫之中。
这种从分析此在出发的生存论哲学，虽然要求颠覆传统的形而上学，但其结果并不是像其所宣称的那样完成了这一重任，他的双脚仍然没有踏出形而上学这块基地。他在存在论问题上所做的一切，并没有真正革除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法的根本弊端。再进一步来讲，他的这种哲学的目的也并不是要真正废除形而上学，而只是想通过一种更加隐蔽的逻辑变幻把它转变为一种无法摆脱的内在构架，企图恢复和重建一种更加古老的本体论哲学。这就是海德格尔的魔术变相后从形而上学的长袍下端出来的圣物。在“海德格尔的否定思辨中，绝对并没有消失，只是成为一种被批判的改造了的东西，僵死的实体存在（存在者）变成了功能性的存在，这个存在仍然是在主体上最优先的东西。这也就是说，绝对哲学没有死亡，反而在海德格尔的哲学中凭借着思辨的诗意的涂脂抹粉得以盛大复活”（注：张一兵：《无调式的辩证想象》，三联书店，2001年，第132页。）。从前门里大声吆喝着赶出去的东西，又被海德格尔从后门悄无声息的笼络了回来。
二、谁才是形而上学的真正终结者？
黑格尔哲学作为西方传统哲学的集大成者，在某种意义上，他代表着西方整个哲学传统。这位智慧的“猫头鹰”对过去历史所勾画的辉煌体系与其对未来的软弱无力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使人们意识到，在这样一个日益平面化的当代境况中，再去固守那样一种哲学并妄图以此为灵架，进而为人们构建一个稳固而可靠的精神家园的期冀，只能是一种幻想。黑格尔哲学在当代社会中的失落，表明西方哲学的传统路径已经走到尽头，于是当代各种哲学流派开始去批判地反思西方的整个哲学传统，而这种反思主要是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反叛开始的。难怪怀特海在其选编的《分析的时代——20世纪的哲学家》的开篇就说：“几乎二十世纪的每一种重要的哲学运动都是以攻击那位思想庞杂而声名赫赫的十九世纪的德国教授的观点开始的，……我心里指的是黑格尔……这些人在这一时期或那一时期都是黑格尔思想的密切研究者，他们的一些最杰出的学说都显露出从前曾经同那位奇特的天才有过接触或斗争的痕迹或伤痕。”（注：怀特海：《分析的时代——20世纪的哲学家》，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7页。）但是，在西方哲学传统的内部，黑格尔是无法批判的，只要批判者还站在旧哲学的基地上，他就无法真正地超越黑格尔，更不能从根基彻底瓦解整个形而上学。费尔巴哈就是其中一例。他虽然一开始就想用感性的原则来颠倒黑格尔的抽象存在，但由于其思维方法的非历史的直观性，致使他并没有真正摆脱黑格尔式的思辨与抽象，最后不得不又回到形而上学阴霾之中，这恰恰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路向之折回形而上学的一个悲剧性终点。
尼采首先扛起了反叛传统的大旗。他的“‘上帝死了’这句话意味着：超感性世界没有作用力了，它没有任何生命力。形而上学终结了，对尼采来说，就是被理解为柏拉图主义的西方哲学终结了。”（注：孙周兴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96年，第771页、771页。）但是，当尼采试图揭示出这种传统形而上学的根基的虚假性时，他本身却又陷入了一种新的虚假性之中。海德格尔说，尼采的这一反动，作为单纯的反动，势必“如同所有的‘反……’（Anti）一样还拘泥于他所反对的东西的本质之中。作为对形而上学的单纯颠倒，尼采对于形而上学的反动绝望地陷入了形而上学之中了”（注：孙周兴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96年，第771页、771页。）。我认为海德格尔对尼采的这一评定是非常准确的，它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尼采的要害。尼采并没有真正地颠覆传统的形而上学。海德格尔说，尼采仍然是一位形而上学家而且是最后一位形而上学家（注：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223页。）。他之所以这样标榜尼采，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突出自己：只有他自己才真正完成了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反叛。但事实并非如其所愿，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他所谓的始源性哲学，只是相应地采取了一种奇妙的逻辑变换，把一些旧有的词汇重新包装以后，再拿回来重新兜售。他并不比尼采真正地高明多少，也没有说出一些更具价值意义的新鲜内容，最后只能无助地陷入存在的天命之中。在这点上，哈贝马斯的观点是具有借鉴意义的。他认为，海德格尔只是从荷尔德林那里借来了“缺席上帝”的思想框架，用一种“上帝的隐遁与回归”的范式来建构自己存在论哲学的。对于这一点海德格尔本人也没有否认过，他自己也曾经说过：“我的哲学是期待上帝。”（注：引自刘小枫：《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三联书店，1995年，第257页。）我想，海德格尔之所以会走出那样一条溯古的“思”路，这和传统的基督神学的牵引是密不可分的，在其灵魂深处过去的那个“上帝”依然在场。
从费尔巴哈到尼采再到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的反叛的失败表明，那种以意识反对意识、以概念反对概念的形而上学的革命，在本质上不过是古代神话在当代的翻版，是一种“镜子里的发作”（阿多诺语）和秀才的造反，它不会对现实造成任何的改变。只要形而上学得以存在的根基没有被彻底摧毁，那种对形而上学的任何“出离”和反叛，不论何等惊奇、何等壮观，其最终的结果都必然是又重新回到形而上学的怀抱。从这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不可能是尼采和海德格尔的同路人。
与上述哲学家不同，马克思无意于在每个时代中寻求某种固定不变的范畴，把现实描述为“‘观念’在世界历史的明镜中照射出来的光辉”；也无意于预设一个“先验的结构”，以此来演绎出整个社会；更无意于建立一种新的本体论来炫耀自己的智慧。相反，他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通过对现实历史的内在本质的考察，来解释任何“本体论承诺”得以存在的社会根基，进而从根基上彻底瓦解和摧毁一切形而上学。而“这一过程主要体现为两个递升的逻辑：首先将传统的形而上学置于社会生活过程的基础上，从而瓦解了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的自足性的幻相；第二步是深刻批判现存的社会生活本身，这是颠覆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途径。”（注：参见孙伯鍨、刘怀玉：“‘存在论转向’与方法论革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第一步主要是把哲学问题还原为现实问题，揭示它由以产生的现实基础，实现形而上学的去中心化过程。这一任务基本上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完成。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页。）。这表明马克思已经意识到，形而上学的迷雾决不是现实世界自身迷雾的原因，相反，只能是其自身迷雾的结果。意识并不是历史的主宰神，而是社会生活的历史产物，它们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社会生活才是形而上学得以存在的社会根基。在马克思这里，形而上学的自足神话第一次被颠覆了。但是马克思并没有仅仅停留于此，而是进一步深化了其内在的批判，把对形而上学的批判递升到对形而上学得以存在的社会根基的批判，从根本上彻底清除形而上学的污垢，把形而上学连根拔起。在马克思看来，哲学的思考只有以对社会生活的颠覆为基础时，才是彻底的，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只要现实生活的基础没有被改变，对形而上学的任何叛逆只能是形成另一种形而上学。
这表明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旨趣绝不可能是重新建立形而上学，而只能是永远立足于现实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通过不断的批判和改造现存的社会制度和秩序，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的彻底解放，进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因此，马克思不可能是海德格尔的同路人。所以当海德格尔指责马克思仍然沉沦于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之中，并以此断言“如果没有黑格尔，马克思不可能改变世界”时（注：丁耘摘译：《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哲学译丛》，2001年第3期。），他已经深深地误解了马克思；而当他说“面向存在而思”，“马克思达到了虚无主义的极至”（注：丁耘摘译：《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哲学译丛》，2001年第3期。）时，他却再一次“谋杀”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谛。
基于上述论述，我们有理由说，马克思哲学不仅颠覆了黑格尔式的形而上学，而且与海德格尔式的形而上学也有本质的区别。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来诠释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这条路径是行不通的。历史唯物主义才是构成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理解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制高点，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上才是一位现代哲学家。
三、人文关怀何以可能：诗性之思还是现实变革？
启蒙辩证法认为，理性是人之为人的最根本的规定，也是人能完成自我救赎、实现价值理想的最重要最可靠的手段。他们坚信，个人无所不能的理性能够将人从迷信、愚昧的境况中解放出来，把人带入未来的理想世界，使人获得终极的自由和幸福。然而现实中人的无家可归的状态，表明启蒙理性的价值理想的承诺并不是像它所宣称的那样纯净和透明，而是相反，却充分暴露了资产阶级“理性王国”价值承诺的虚假性和虚幻性。“当理性王国自以为为现代人提供真实的价值的基础时，实质上不过是提供了一个虚假的幻相；当现代人自以为获得了绝对可靠价值的阿基米德点时，实质上这一价值基点的底部已裂开了一个巨大的深渊”（注：关于价值虚无主义与马克思哲学的关系的论述，参阅贺来：《马克思的哲学变革与价值虚无主义课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资本主义的物化现实以雷鸣般的重锤彻底击穿了这一承诺的梦魇般的虚假性，资产阶级的古典人本主义的主体论已经沦落为一块可笑的遮羞布。为了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权威，它们必须要生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而海德格尔的哲学恰恰就是这种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其目的就是为处于危机状态下的资产阶级社会提供一种“本体论的”安慰。
可以说，在海德格尔生活的年代，马克思所揭露的那种人创造出来的物化力量反过来奴役人的现象在更深的层次得到了更大限度的强化，他性秩序（物化力量的统治）以其合理的形式获得了空前的合法性。“非我急剧地走在了我的前面”（阿多诺语），一切都是合理的，不合理的只有自己。面对这种境况，海德格尔也无力回天，而只能是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疯癫式的孤勇求助于“诗性之思”，以期通过自身内在的体验进而在这样一个浑暗的世界中，获得一点心灵的宁静。海德格尔给世人开出的药方，在本质上，只是那些内心孤寂、灵魂空虚的知识精英们在理论上的一种诉求，是对当下这种他性社会和在这种现实生活之上的物化观念的一种畸形的“反抗”，那些“常人”们是永远无法达到的。在这里，海德格尔的理论本质暴露了出来：通过预设一种“常人”永远不可能企及的道路，来实现“常人”的自我赎救，这与其说是一种拯救，倒不如说是一种深层的奴役。因为这种“拯救”是永远不可能将“常人”从这个幽暗的物化世界中解放出来的，也不可能给“常人”构筑一个稳固而可靠的精神家园和心灵居所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阿多诺说，海德格尔的理论本质仍是一种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强暴，这种“拯救”只是换了另一副面孔的形而上学的圣灵式空头承诺，仍是一种垂直的变相奴役（注：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81-85页。）。真是一语中的。这种“拯救”也和其他的形而上学一样重新沦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幻相和唯心主义的麻醉剂。这是其哲学最终所无法逃脱的悲剧性命运。
与海德格尔相比，马克思走的却是另一条道路。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的危机”并不意味着现代性所承诺的关于人和社会的价值理想已经失效，而是表明人们赖以实现这一价值理想的方式和途径出了问题。启蒙理性与资产阶级统治的内在链接，才使得启蒙理性堕落为极权主义暴政的统治工具，所以马克思并没有像尼采那样仅仅到传统形而上学的思想谱系中寻求克服价值虚无主义的途径，也没有像海德格尔那样走出一条转向内心体悟的“诗性之思”的道路，而是深入到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矛盾之中来剖析这种价值虚无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进而通过现实的革命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终结资产阶级所有制的霸权地位，从而实现人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马克思深深地认知到，造成现实困境的原因并不是人没有认清自己存在的意义，而是现实社会的内在矛盾性才导致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无家可归状态；同样，解决这一问题，也不能诉求于一种诗性之思，而必须通过变革现实的生产关系。人的生存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抽象的形而上学的问题，而始终是一个现实历史的问题。那种把人从一些词句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做法，并没有真正地使人的解放前进一步，“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3页。）。因此，马克思并没有花太多精力去研究人的始源性本质，也没有转向一种面壁式的诗性之思，而是把精力放在对人的现实存在矛盾性及其必然发展的趋势和途径的研究上。也正是基于此，马克思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分析，既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自身不可克服的矛盾所必然具有的暂时性，也避免了一切形而上学家的空想性，从而断言只有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的生产关系，人类社会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放。总之，马克思的哲学既不是从形而上学之思出发，生发出一条神秘的内在体悟之路，也不是基于对社会表面现象的实证分析，演绎出“曲线救国”的道路，而是从现实历史进程出发，通过分析社会生活的内在矛盾，并以此来变革社会，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把人的问题内置于社会历史的深层逻辑之中，这无疑是一条进入自由王国的科学路径。
可见，马克思的哲学并不像有些西方学者所宣称的那样是人学的空场，马克思也追求一种人文关怀，但并不是从抽象的人道主义伦理批判的角度来追求的，而是利用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独特方式来追求的；马克思也谈人的自由，但不是以一种自由主义的高腔口号来摇旗呐喊的，而是以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式将其内置于历史自身矛盾的逻辑发展中予以实现的。因为，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关系的每一步推进要比空喊一千遍、一万遍自由的口号重要的多，那种抽象的伦理激愤的确给人一种心灵的振奋，但它对现实而言却是软弱无力的，因为它不会对现实本身造成任何的触动。只有将自由内置于历史本身的逻辑之中，才能真正地实现人类的自由，这也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比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更加高明的地方，也是马克思超出一切形而上学家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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