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领域的开拓与典型范畴的创立——蒋孔阳的美学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范畴论文,典型论文,领域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科分类号 Ⅰ
以典型范畴为核心的蒋孔阳美学思想，是在中国现代美学艰难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尽管当今中国美学的研究重心已向意欲表现论美学偏倾，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典型理论还存在着各种缺陷，但是作为历史的成果，这个理论不仅凝结了中国现代美学大半个世纪的重要经验，而且还代表着现代美学两极运作态势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方向。研究蒋孔阳的美学思想，对于完整地理解中国现代美学的历史过程，对于进一步发展以典型理论为标志的认知再现论美学，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现代美学的认知再现论体系
在进入对蒋孔阳美学的评述之前，应当首先对这个体系作一概略的叙述。在笔者看来，如果离开了宏观的背景和流动的过程，对个别美学现象的理解是难以达到较为深入正确的程度的，特别是对于那些突出明显的美学现象的把握就更是如此。
认知再现论是近代以后形成发展起来的美学体系，它明显地区别于意欲表现论美学，近现代美学的主导趋势和发展过程，就是由这两大理论体系的矛盾对峙构成的。这是对认知再现论美学的一种宏观的把握或规定；这个体系不是对单一美学理论形态的概括，而是一个具有广泛的历史覆盖面、包容着建立在不同基础和方法之上的多种理论形态的美学大系统。但是，多种理论形态之所以能够被总括在一个美学体系之中，是因为它们具有一种共同的、基本的思想倾向，这就是对美的客观性、审美的认知性以及艺术的再现性的强调和论证。这一共同的倾向，显示在认知再现论的多元化的发展过程中，亦即包含在它可能形成的各具特色甚至具有很大差异的理论形态中。
对脱胎于古代母体的中国现代美学来说，认知再现论所要开辟的差不多是它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这不仅是因为历史条件的深刻变化给这个体系提出了不可能出现在古代的新的理论任务和课题，而且在传统的继承性上也缺少必要的思想准备和依据。中国古代美学传统注重美与善的结合以及主观情意的抒发，这不仅不能与认知再现论所偏重美真结合和认知再现的新的历史要求相贯通，不仅不能为它提供理论上的借鉴，反而可能使之偏离方向，被同化、被抑制在古代传统中。
中国现代美学的认知再现论主要是在外来思想理论的影响下，形成发展起来的，俄国现实主义美学，苏联的文艺社会学，丹纳的社会学美学，黑格尔美学等，都对这个体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在认知再现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认知再现论的初步发展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之交明显地表现出来。作为一个总括性的系统，它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形成了一定的理论优势和特点，即对美的一般本质的本体论探讨和对艺术社会学的关注。尽管还存在着许多偏颇和失误，但在主导倾向上，认知再现论对美的本质的思考已不复是对超绝现实人生的抽象法则的独断，而是趋向于社会实践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认知再现论美学的灵魂，使实践本体论成为一种主要的理论形态。艺术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是认知再现论的中心课题，它可以具体地表现为对艺术起源和发展等问题的研究，以及与此相应的理论体系和批评原则的建立。但是迄今为止，对艺术社会学的研究还停留在一般的原则上，而审美心理学则始终是认知再现论的薄弱部分。这种现象与这个体系在理论上的失误相关，长期以来，它忽视了美从本体向现象转化的问题，以及审美心理作为艺术与社会生活之间的中介环节的意义，因而常常在美的本质问题上陷入客观唯心论，在对艺术与现实关系的思考上陷入庸俗社会学。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认识问题，审美心理研究在认知再现论中相对低落的状态，也是现代美学发展内在规律的一种反映，这就是说，现代美学认知再现和意欲表现这两大体系对峙的发展模式、格局，决定了它们各有其相对突出的理论倾向或优势。审美心理学在认识再现论中相对薄弱，但是意欲表现论中却成为关注和研究的中心问题，正如艺术社会学在意欲表现论中相对薄弱，而在认知再现论中却得到较大的发展一样。这样，从单方面看，理论薄弱环节的存在是一种缺陷，但从现代美学的总体综合地看，一个方面的缺陷却相应地促进了另个一方面的发展，即形成一种推动力。当然这并不是说认知再现论不必重视审美心理学，实际上，心理积淀说已经显示出它的美感理论的特色，只是在整个认知再现论体系中审美心理问题居于次要地位而已。
就整体的发展水平而言，中国现代美学的认知再现论至今还处在初始的或摸索、酝酿的准备阶段。它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留下了一些思想材料。在这些材料中，对西方美学和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介绍和转述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属于它自己的实质性的进展还不明显，对于美学和艺术的各个领域、各种问题的专门系统的研究还未展开，多元发展的局面还未出现。在这个初始阶段上，认知再现论的主要任务是一般理论原则的提出和基本方向的把握，而不是具体理论形态的建构。因此，认知再现论发展的内在线索和运行轨迹，主要是从分散在文艺理论和批评中的思想观点上显示出来的。对于中国现代美学应有的繁荣来说，它的创造成果少到可以用贫乏来概括，但是对于现代美学肩负的伟大使命来说，它最初的发展却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它刚刚从古代美学脱胎出来就进入了东西方美学交流碰撞的大潮，它需要排除古代美学的干扰以确立新的方向，它需要在把握现实脉搏的基础上接受外来理论的影响，这些就决定了它必须进入一个为确立原则和方向而付出巨大努力的艰难曲折的历程，只有经过这一历程，它才可能上升到理论繁荣的更高的阶段。由于认知再现论的理论形态在其最初的发展阶段上尚未达到系统化、概括化的高度，出现在这个阶段上的思想材料，主要是与文艺思潮发展相适应的现实主义的理论。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作为与之并行的过程无法超脱历史的局限，这不仅表现为现实主义理论本身的种种缺陷，而且也表现为具有相当深度和具有理论稳定性、一贯性的理论家的稀少。如果我们试图把研究建立在专门系统的美学理论上，或者建立在直接论述美的材料上，那么我们可能会因为材料的零散和贫乏而感到没有进行研究的必要。与具体的文艺理论发展研究有区别的是，我们所关注的是包含在现实主义理论中的那些更带普遍性和规律性的东西，也就是与认知再现论美学的基本倾向和主要内容相关的东西，要求在那些表面上游离松散，表达形式简略浅显的材料中把握重要的动向和逻辑联系。当然，这样做并不完全是因为思想材料的零散简略，即使面对丰富集中的理论形态，研究也需要进入到深层，例如对蒋孔阳美学思想的研究就是这样。在中国现代美学的逻辑发展中，茅盾、吕荧、胡风等人的美学思想，是蒋孔阳的先行环节。在茅盾那里，认知再现论的主要范畴还处在一种素朴简略、生糙模糊的状态，但在基本倾向上却异常明确地表现出这个体系的特征；胡风美学以其深沉的思辨和理论的激情，为这个体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或生长点；蒋孔阳美学思想则是这种倾向的发展和深化。
二、作为社会现象的美
艺术典型是认知再现论体系中社会崇高和感性直觉两个范畴的逻辑归宿。在认知再现论最初涉及的各种问题中，典型问题更为理论家们所关注，这也是最早以较明确的理论形态出现在认知再现论中的一个范畴。茅盾、胡风、吕荧、冯雪峰等人都对典型问题作过重要的论述，例如冯雪峰写于四十年代的《论典型的创造》、《论形象》等文章，就是认知再现论美学早期理论建设留下的珍贵材料；他关于典型化与个性化在艺术创造的同一过程中进行的思想，与其后李泽厚关于两者以情感为中介同时进行的思想，几乎是完全一致的。但是总的来看，典型理论在认知再现论中还处于零散的、片段的状态，而这种情况在蒋孔阳的美学思想中发生了变化。蒋孔阳作为一个环节出现在认知再现论中的依据主要有两点：第一，艺术典型不仅是他美学思想的核心范畴，而且是对认知再现论典型理论的一个初步的总结，使这一理论具有了集中的、系统的形态，形成了继续深化的新起点。第二，艺术典型在蒋孔阳那里已经成为一个较完整的美学理论构架中的一部分，而不再仅仅从属于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在蒋孔阳美学思想中，典型是与社会生活、审美直观等重大的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就以思想理论的个人形态重现了认知再现论在其初始阶段上发展典型理论的一般过程，因而可以说蒋孔阳的美学思想对于整个认知再现论的初期发展，具有一种汇总的意义。
从现实生活的具体生动的形态到艺术形象的具体生动的形态，这是蒋孔阳美学思想的中心线索。“形象”是他认识和论证美学基本问题的出发点。首先，蒋孔阳是从形象的角度理解美的本质的。尽管他涉及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这个命题，但是他主要的不是在一般的普遍的本质层次上，而是在生活的现象层次上论证“对象化”的，他的注意力始终投放在现象或“感性形式”上，对象化总是同生活的具体形态联系在一起：
美这种社会现象，并不只是一些抽象的社会生活内容，更不仅只是一些关于美的抽象观念，更重要的，它是从生活的本身当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和生活联系在一起的美，就必须象生活本身一样，是具体的、感性的，我们必须通过感觉才能把握它。……美不仅以人们的社会生活作为它的内容，而且也以生活本身那种具体的感性形式，作为它的形式。生活本身的这种具体的感性形式，我们称为形象的形式。这样，可见美是通过具体的感性形象的形式，来表现的。凡是没有通过具体的感性形象表现出来的东西，不管它在性质上是不是美的，我们都感觉不到它，因此，我们也就无从觉得它美。〔1〕
蒋孔阳是这样界定美的：
美是具有一定的社会内容的感性形象，它具体地表现了人们肯定生活中美好事物的思想、意志、感情和愿望！〔2〕
对于什么是美的问题，我们可以初步得出一个结论：美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它是人类通过创造性的劳动实践，把具有真和善的品质的本质力量，在对象中实现出来，从而使对象成为一种能够引起爱慕和喜悦的观赏形象。〔3〕
以上两个定义在时间上相隔二十多年（1957—1980），表述不尽相同，但是美作为可感形象的这种基本认识，则是一致的。蒋孔阳还细致地把美的特点分为形象性、感染性、社会性以及能够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等四点，形象性仍居首位，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也是在形象中得以体现的。蒋孔阳指出：“美是从形象上来认识外物，美和形象始终结合在一道。离开了形象，就没有美。艺术家之所以能够创造美，就因为他创造了形象。……无论在生活或艺术中，美都是具体的形象。要谈美，必须首先抓住形象性这一点。”〔4〕其次，蒋孔阳以形象为基点， 进而提出了美学研究的根本问题和对象。形象在蒋孔阳美学中主要属于艺术美，艺术形象与艺术典型差不多是同等的概念，只是在程度上或量上有差异而已。长期以来，蒋孔阳美学研究的重点是艺术。尤其是偏重认知再现的文学，这就是说，他实际上是从文学理论研究走向美学思考的，这一点对中国现代美学认知再现论的思想历程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性，如吕荧、蔡仪等就是这样。这种以艺术形象或典型为出发点的思路，影响了蒋孔阳提出和论证一系列重大美学问题的角度和方式。蒋孔阳指出，人类的全部活动，都是和现实发生关系的活动。通过人类的实践活动，人与现实发生了实用的、工艺的、政治的、道德的等各种各样的关系，它们分别包含着需要经济学、工艺学、政治学和伦理学去研究的问题。而注重对象的造型和外观以引起主体方面的审美感受，这种关系就是审美关系，“研究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研究从这一关系中所产生和形成起来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观点，从一开始就是美学研究的根本问题。”〔5 〕值得注意的是下面这个转折：“但是，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是及其丰富而又复杂的，人类的审美意识也是及其广阔的，我们不能够漫无限制、漫无边际地来进行研究，我们应当找出其中最典型、最本质、最能说明这一关系、最能反映出现实的美学特征和人类审美意识的特点的东西，拿来当作美学研究的对象。这是什么呢？这就是艺术！艺术集中地反映了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反映了人类的审美观点，因此，艺术应当是美学研究的中心对象或者主要对象。通过对于艺术的美学特征的研究，不仅可以掌握人对艺术的审美关系，而且可以掌握人对自然、社会的全部审美关系。”〔6〕蒋孔阳认为， 艺术之所以能够作为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首先是它具有形象的美，其次是经过典型化，再次是经过物质手段的加工和表现，成为客观存在的、人人都可以欣赏的艺术形象〔7〕，这三点仍然是以形象作为思考问题的主要依据的。
在认知再现论中，实践这个范畴具有美的本质和现象的双重意义：在美的一般本质的层次上，实践统一了人的主观目的和现实的客观规律，突出了美与真的关系；在美的现象形态的层次上，实践的现实性品格使美与社会生活的具体性联系在一起，使必然性、规律性的东西包蕴在现象的偶然性和个别性之中，蒋孔阳美学思想中的形象范畴与实践的后一个层次相关，正是由于形象与社会生活的具体性的联系，他才有可能从形象出发作出美是一个社会现象以及美的形象性等论断。蒋孔阳以形象走向实践与美的现象的层次，推导出美学研究的根本问题、主要对象和美的本质等重大问题，又从这些问题回到艺术或艺术形象，这就构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圆圈，使他的理论思考停止在美的普遍本质的深层之前，同时也表明了他的美学思想作为一个发展环节的特点：系统集中地论证艺术形象或典型问题是他在认知再现论发展中承担的主要任务，这个任务决定了他对美的思考可以进入到怎样的层次，而这个层次反过来也对他的典型理论产生了影响。
三、形象与典型
同许多偏重认知再现论的美学家一样，蒋孔阳的典型理论也是建立在哲学反映论基础之上的。蒋孔阳认为，文学艺术同哲学、科学一样，是人类的思维对于客观现实的反映，但又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式，这种特殊性就在于它是通过形象而不是通过概念反映和认识生活的，因此，“形象是文学艺术反映现实生活的一种特殊形式，形象性是文学艺术的基本特征。”〔8〕蒋孔阳指出，现实生活是形象的唯一的源泉，但是艺术形象不同于生活中的形象或认识过程中的形象，“形象是以现实生活作为源泉而又经过作家的思想评价的。……像这种再现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现实生活，我们称为艺术形象。”〔9 〕艺术形象一方面是现实生活的反映，生活本身的具体生动的形态决定了形象具有个性化的特点，另一方面，艺术形象又是经过作家的概括与集中的，因而具有概括化的特点。个性化是形象的形式方面，概括化则是形象的内容方面，蒋孔阳对这两个方面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分析〔10〕。分析结果如下：
┌┌个别性
││具体性
│形式（个性化）→│生动性
││丰富性
形象│└完整性
│┌真实性
││典型性
│内容（概括化）→│倾向性
└└感染性
蒋孔阳指出：“通过个别反映一般，通过具体的艺术形象反映普遍的社会规律，是典型的基本特征。凡是反映了社会生活本质规律的某些方面，并取得了一定成就的艺术形象，我们都称为典型。”〔11〕典型被包括在艺术形象之内，它们之间只有量的差别。与典型相关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典型环境”。蒋孔阳着重指出，文学艺术中的典型，只指艺术形象，特别是人物形象；为了塑造典型人物，并通过典型人物揭示历史的动向，还必须置典型人物于典型环境中。蒋孔阳认为，“典型环境是具有独特个性特点的典型人物所生活于其中的具体环境，与整个时代社会背景相互辩证地统一在一起，从而能够反映出时代社会某些方面共同的本质规律的环境。”〔12〕蒋孔阳把典型环境分为三个方面：
┌人物独特的环境
典型环境 ─│整个作品所描写的环境
└作品所反映的整个时代社会背景〔13〕
以上典型理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倾向，是明显地突出了典型的个性方面。蒋孔阳指出：“怎样通过个别的、具体的、生动的艺术形象，以反映出社会生活中某些方面的一般规律来，这就是典型性的基本要求。因此，典型性一方面是个别性，一方面又是一般性，是二者在形象中的统一。但是，按照文学艺术的特殊规律，文学艺术是通过形象来反映现实的，而形象必须首先是个别，离开了有形有象的个别人物和事物，根本谈不上形象。这样典型性必须首先是个别性。……个别性是典型的基础。”〔14〕与强调典型的个别性相应，具有独特个性特点的人物环境也成为典型环境的构成要素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蒋孔阳的典型理论还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典型和类型作出了划分。蒋孔阳指出，西方从罗马时代到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以前，在典型理论上占主导地位的是类型说或定型说。亚里士多德作为典型理论的奠基者，在典型的个别与一般的关系上，也是把重点摆到一般上。古典主义不承认个性化的性格，而只承认类型化的性格。根据这种理论，文艺不是通过个性化的典型形象来反映现实生活的本质规律，而是按照古人已经确立的样板，去模写某种永恒不变的固定的典范。蒋孔阳正确指出，这种类型化的理论主要反映了古代社会中由血缘和地位来决定一个人的性格，而不是由现实生活本身的矛盾来决定一个人的性格的历史特点。他还指出，个性的东西必须表现为个别的形式，但个别的东西不一定有个性。中世纪的人是个别的，但在封建神学的统治下，人并不意识到自己有个性，他们的思想感情服从于当时的社会规范，因此严格地说中世纪的人没有个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以后，人们向外发现了前所未见的广阔的新天地，向内则发现了人自身，发现了自己的个性，带来了文艺对自由和个性的重视，突出艺术形象的个性特征成为典型塑造的新的历史要求。而社会主义社会对人的高度重视，人的个性与社会理想的统一，要求艺术反映出作为历史主人的人民大众的自觉的个性特征，这是艺术典型塑造的新的使命〔15〕。
个性作为形象或典型的不可缺少的有机成分，个性化作为典型理论的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这是认知再现论在典型范畴上的一种不可避免的理论倾向。个体与社会、感性与理性的矛盾冲突所激发的人的解放的历史要求，在现实主义艺术创作中最终凝结为具有个性特征的人自身的形象，相应地，现代美学的主体性原则在认知再现论中理论化为以个性为侧重点的典型范畴；典型作为认知再现论各种理论问题的一种集结的形式，它的个性方面处于怎样的地位实际上成为一种标志，即认知再现论整个范畴体系和理论形态的历史转换已经发展到怎样的程度。在典型问题上，认知再现论与那种体现着古代美学客体性原则的变体形态的认知模仿论，长期存在着重大的分歧，在这个体系中，典型仍然是核心范畴，但是在典型的个别与一般的关系上，一般成为侧重点，这实际上是肯定了典型的古代历史形态，或者说为典型的古代历史形态向现代美学的滞留提供了条件。典型理论中的个性问题是中国现代美学的认知再现论与其变体形态之间理论分歧的焦点，个性化在蒋孔阳典型理论中占据了突出的地位，这表示着他在这两种倾向面前作出了正确的也是应有的选择。
四、审美特性与形象思维
在蒋孔阳美学思想中，艺术被规定为人类思维以形象的方式对客观现实的认识和反映，艺术典型是这种认识和反映的成果。典型是个别的、具体的，而思维则是抽象的、普遍的，思维怎样既能使典型包含对客观现实的本质规律的认识，又能够不舍弃本来必然要被思维扬弃或超越的具体形象，甚至反而使之更加具体生动，实际上这也就是胡风美学所涉及的理性知与感性机能的关系，亦即现代美学必须提出的审美特性问题。在蒋孔阳美学思想中，这个问题是与形象思维理论联系着的，它包括的内容是：形象思维的特点，形象思维的构思特点，典型化和典型化的手法，以及形象思维理论的历史发展。蒋孔阳指出，形象思维是文学艺术的特殊规律，“为了要塑造形象，我们就必须按照形象本身的特点，采取形象思维这一特殊的思维形式，来进行构思。正是塑造艺术形象的特殊需要，决定了形象思维的产生和形成。如果说，生活的特点决定了形象的特点，那么形象的特点也就决定了形象思维的特点。”〔16〕蒋孔阳认为形象思维具有五个特点：具体性和生动性，个性化和性格化，“新”，丰富性和复杂性，倾向性和感染性〔17〕。通过对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比较，蒋孔阳归纳出形象思维构思的五个特点，即构思方式：通过个别反映本质；构思出发点：深入生活发现原型；构思过程：情思与形象从酝酿到成熟始终结合；构思方法：典型化；构思的整体效果：以情动人〔18〕。蒋孔阳对典型化也有专门的论述，他认为典型化包括个性化和概括化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的统一表现为一系列典型化的方法，即发掘典型化原型，偶然现象的取舍，想象和虚构，幻想和夸张等〔19〕。蒋孔阳深入地研究了形象思维理论的发展历史，他把整个过程分为四个阶段：萌芽阶段（古代希腊），寻求阶段（文艺复兴到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形成阶段（德古典美学和俄国现实主义文艺批评），苏联时期〔20〕。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和总结，蒋孔阳进一步论证了形象思维作为文艺认识和反映现实的一种思维方法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形象思维理论实际上是认知再现论美学关于感性直觉理论在艺术典型问题上的运用。因此，要使形象和思维这两个方面统一起来，不能不触及审美的感性机能或感性特征问题，不能不提出常常为认知再现论所忽视的情感问题。作为认知再现论美学发展的一个环节，蒋孔阳在审美感性问题与胡风基本上是一致的。蒋孔阳反对把形象思维的感性形式与感性认识等同起来，或者把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对立起来，他以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依据，论证了理解能力与感觉能力的结合，指出“人类的感觉能力在其社会历史的实践过程中，从单纯的感性认识的感觉，发展到能够理性地认识现实的感受。……文学艺术家，一方面继承了人类社会感觉能力发展和文化遗产的全部结晶，另方面又经过长期的专业训练和艺术实践的锻炼，因此，他们在从事艺术活动和构思的时候，就能够自觉地有意识地把感觉能力与理解能力结合起来，通过感性的形象形式来对现实进行理性的认识。”〔21〕与胡风关于审美感性的论述相比较，蒋孔阳的理论显然具备了较他的先行者更为自觉、更为清晰的形式，这是认知再现论的一个进步。但是，蒋孔阳对感觉特性的思考又是以形象思维为限的，或者说完全是在认识论的范围内提出和论证问题的，尽管他强调感觉与理解的结合，强调感觉能力的重要性，但感觉在他的理论中仍然只是一种认识思维形式，他还未进入从认识论与伦理学统一的角度论证审美特性的研究领域。应当肯定，在论述形象和形象思维的具体过程中，蒋孔阳经常是并提思想与情感的，他的典型理论也尽可能地为情感留出位置，如上所述，感染性既是形象的特性也是形象思维的特性，形象思维艺术构思的最后效果落实在以情动人上面，等等。但是在艺术等同于认识这个基本点上，情感与思维理解并没有牢固的关联，因而情感范畴在蒋孔阳美学思想中客观上只能是思想理智的附属品。这是一个缺陷，它使形象思维在理解和感觉之间失去了一个重要的中介环节，这不能不对蒋孔阳的整个典型理论产生消极的影响，也就是说，典型的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在蒋孔阳的美学思想中尽管是趋于辩证的，但从根本上看却是松散的；在没有情感内在制约的情况下，典型的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不仅易于解体，而且最终的结果常常可能是将一般、共性、普遍性的方面推上主导的地位。
五、认知再现论美学的新起点
蒋孔阳美学思想以形象为核心，通过细致周全的分析归纳，组织成了一个包括美、形象思维、典型、典型环境、典型化等问题在内的相对完整集中的典型理论体系。这是认知再现论典型范畴的浓缩形态，长期以来存在于文艺学研究、文艺批评、文学概论中有关文艺认识特性和典型问题的探讨，差不多都可以在蒋孔阳美学思想中找到明确的解说和详细的论证。在思维方法上，蒋孔阳偏重对经验现象的分析〔22〕，这种方法的运用，常常使抽象复杂的理论问题变得清晰而有条理，易于理解和掌握，但是这种方法又使得理论探讨停留在审美活动和艺术创作的表层上难以深入。不仅如此，直接以经验现象为依据进行分析研究，就难免带有一种主观随意性，因为人们可以根据不同的经验事例，从不同的需要或角度出发，对某一问题作出不同的解说和规定，由此看来，蒋孔阳对美、形象、形象思维特性等所作的多种细密的规定，常常只具有一种表面的外部联系。思维方法上的偏向影响了蒋孔阳美学思想在典型理论上理应达到的深度。所谓“理应达到”，就是说蒋孔阳的典型理论不仅自成体系，而且在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上，总是自觉地把个别放置在突出的地位上，如果他不是停留在对一般与个别的经验形态的分析和归纳上，而是以这种关系为起点继续纵深地推进论证，那么他的典型理论就会具有更高的理论价值和对艺术实践的更大的指导意义。但是我们在这里并不是从评论理论家个人的角度提出思维方法问题的，我们所要指出的是，蒋孔阳在典型问题上达到的理论深度或层次，正与认知再现论发展的初始阶段相当，或者说中国现代美学认知再现论的典型范畴在其初始的发展阶段上只能达到蒋孔阳美学思想所标志的水平。在这个阶段上，典型理论与其他相关的美学理论处于同一个水平线上：对社会美的论证只是初步地显示出实践本体论的倾向，对理性认知的论证只是初步地涉及了理性历史转换的问题，以及向感性直觉审美生成的问题，与此相适应，对典型的论证也只能达到这样的层次，即在强调本质概括的同时，也不放弃论证形象的个别性和具体性。典型理论的深化有待于认知再现论作为整体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蒋孔阳美学思想是中国现代认知再现论美学历史发展的产物，经过艰难曲折的历程，这个美学体系终于突破了古代美学诗化传统的阻滞和来自认知再现论变体形态的现代类型说的干扰，为中国美学贡献出了一个它在以前的历史发展中未曾有过的美学范畴，尽管这个范畴还不成熟，还存在缺陷，但毕竟是一个历史的成果；现实人生、理性认知、客观再现等这些中国美学向来陌生的概念范畴都汇集在这一历史成果之中。可以说典型范畴理论是中国现代审美意识和美学理论正在开拓的一个新的审美领域的备忘录，同时也是一种历史的准备，在蒋孔阳美学思想中，它已经形成或具备了个别与一般、个性与共性这种基本的关系，这就为典型理论乃至整个认知再现论美学的进一步发展，确立了一个新的起点。
注释：
〔1〕〔2〕〔3〕〔4〕〔5〕〔6〕〔7〕《美和美的创造》第21、23、48、43、7、7—8、8—9页。
〔8〕〔9〕〔11〕〔12〕〔13〕〔14〕〔16〕〔17〕〔18〕〔19〕〔21〕《形象与典型》第24、5、161、175、173—175、31—32、38、41—53、63—74、164—168、58—59页。
〔10〕参见《形象与形象思维》一文。
〔15〕《形象与典型》第157—158、182—183、189—190页。
〔20〕参见《形象思维理论的历史发展》一文。
〔22〕例如蒋孔阳认为，古今中外美学几千年来探索美是什么的问题，“他们的争论涉及的面太多了，理论性太强了，所以我们不想从他们的争论出发，而想从现实生活出发，来探讨美的问题。”（《美和美的创造》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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