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制度选择的国际经验与中国应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汇率论文,中国论文,制度论文,经验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截稿：2008-4)
汇率制度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均具有重要意义，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末东南亚金融危机都与此直接关联。汇率制度对稳定中国宏观经济和构建金融体系也至关重要。2005年7月21日，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研究表明，“7·21改革”并没有改变人民币盯住美元的实质，新的汇率制度没有发生根本变化(Ogawa and Sakane，2006；Frankel and Wei，2006；金永军、陈柳钦，2006)。这次改革的效果姑且不谈，若谈改革，则首要问题是，中国应该选择怎样的汇率制度？本文尝试从学理上探讨这个问题。下文首先评述相关研究方法，确定分析思路，然后展开分析。
一 研究方法评述、研究思路
在传统金银本位或类金银本位(如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汇率主要表现为两国货币的金银平价，因此单一国家汇率制度的选择并不十分重要。1971年尤其是1973年以后，以“黄金—美元”平价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难以维持，出现了几种新的汇率安排，包括清洁浮动(clean floating)、管理浮动(managed floating)、依客观指标调整(control subject to objective indicators)(Wickham，1985)。其时，汇率制度选择问题成为热点。之后，该问题一度沉寂。直至20世纪90年代末，先后出现了墨西哥、亚洲、俄罗斯和巴西金融危机，这个领域的讨论又见活跃。
由于汇率制度选择问题的重要性和历史跨度，国外出现了大量的争论性文献，①其研究方法众多，观点庞杂，并未形成一致的看法。在国内，由于汇率制度改革的迫切性，也开始出现了一些相关文献，并多以综述为主。②这些综述性文献有助于我们了解国外研究现状，但它们或者强调决定汇率制度选择的某一个视角，或者强调某一研究方法，并没有进行全面的概括和评价；少量研究性的文献则以反思性的案例分析为主，其代表性和全面性仍有待商榷。鉴于国内外研究现状，下面首先梳理国外研究，进行评论，再形成本文的研究思路。
(一)研究方法
从研究方法来看，国外相关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三类。
1.反思性的方法。相关争论始于20世纪50年代，争论的焦点是汇率波动对贸易等经济活动的直接作用。固定汇率制度无疑降低了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并促进了国际分工。但Friedman等支持浮动汇率的一方则认为，与经济结构脱节的人为的固定汇率阻碍了经济结构的正常调整。其时的争论虽然言及经济结构，但并未进行深入探讨。于是，Mundell(1961)适时地提出了“最优货币区”(optimal currency areas，OCA)理论。该理论提出了影响汇率制度选择的七种经济结构因素，并着重强调了要素(劳动、资本)流动性在建立最优货币区(一种事实上的固定汇率安排)的关键作用。沿着Mundell的思路，后人进一步阐述了其他可能重要的经济结构因素，包括经济开放度、经济规模、国际金融一体化、国际贸易地理方向等(McKinnon，1963；Ingram，1969；Fleming，1971；Corden，1976；Heller，1978)。以上文献强调经济结构的决定作用，在分析逻辑上是内在一致的，因此可以统称为“OCA理论”。
在OCA理论基本确立以后，学者们尝试从更广的角度剖析汇率制度影响因素。Edwards(1994)提出“通货膨胀诱因”观点，认为政府倾向于通过通货膨胀来解决失业问题，而高通货膨胀使得维持固定汇率的成本更高，于是高通货膨胀的国家倾向于采用浮动汇率制度。另外一个新视角是政权稳定/集中性的作用，表现为两方面：(1)Simmons(1994)认为，稳定的政权会考虑一些更长远的经济目标，如低通货膨胀，因而倾向于固定汇率制度；不稳定的政权偏好如何刺激经济以赢得选票，而这会导致通货膨胀进而引起货币贬值。(2)Leblang(1999)以及Herrendorf(1999)认为，政府对付通货膨胀主要有两种手段：固定汇率制度和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权力集中的国家会选择固定汇率制度，因为没有反对党或独立媒体的监督，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承诺不太可信，惟有固定汇率是可信的；权力分散的国家则相反。
之后，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些新假说，如Hausmann(2000)的“原罪论”、Obstfeld和Rogoff(1995)的“两极说”等。本质上，这些假说并没有脱离前人分析的基本要素，是综合前人研究并考虑国际货币领域新问题的一些推论，在此不再赘述。
2.基于均衡理论的讨论。Mundell-Fleming模型(Mundell，1960，1963；Fleming，1962)应该是这方面的先驱。该模型立论于传统凯恩斯主义的“商品—货币—外汇”多市场均衡框架，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传统凯恩斯经济学的缺陷。其基本行为方程(消费、投资、货币需求函数等)建立于凯恩斯式的主观认定基础之上的，并没有坚实的微观基础支撑，会招致“卢卡斯批评”(Lucas，1976)。
随后有人尝试对Mundell-Fleming模型进行改进以深入考虑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按照时间顺序，相关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以新古典综合思想为主导的结构性凯恩斯主义模型，③包括Dornbusch (1976)、Turnovsky(1976)、Flood和Marion(1982)等；二是基于Obstfeld和Rogoff(1996)的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动态一般均衡研究，如Devereux和Engell(1999)等。很明显，以上研究方法的演变与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是高度联系的：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主流研究方法是新古典综合；之后，以理性预期和动态优化技术为代表的现代宏观分析方法成为主流研究工具。
我们认为，这个方向的研究事实上可以归结为一个随机动态规划问题：
新古典综合研究一般不考虑状态转移和TVC问题，其福利函数通常以国民经济四大目标中的一个或几个来替代；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研究以个体福利最大化为出发点，考虑状态转移和TVC问题。
模型设定之后，首先考虑不同汇率制度对经济结构的影响，也就是说f(·)和g(·)函数形式；然后求解不同汇率制度下的期望福利折现值，再比较福利结果，即可确定最优汇率制度。
3.经验研究。经验研究试图寻找现实规律。它利用计量经济学方法，根据已经存在的汇率制度安排，检验并判断影响汇率制度选择的各种可能因素的显著性和作用力度。
Bosco(1987)检验了发展中国家开放程度和通货膨胀与汇率制度选择的关系，结论是通货膨胀率与世界通货膨胀率接近的、开放程度高的国家倾向于选择固定汇率制。Savvides(1990)则主要检验了真实汇率变动程度和资本流动与汇率制度选择的关系，发现真实汇率变动程度大的国家倾向于选择浮动汇率制度，而资本流动高的国家则多与固定汇率制相联系。Helge(2000)对65个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进行了分析，认为政治稳定性越小、国家规模越大、GDP的波动性越大、外债规模越大，则汇率制度灵活性越强，而国际储备水平和汇率制度的关系不大。Poirson(2001)以1990-1998年93个发展中国家为样本，结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注册的汇率制度法定分类法和汇率制度实际分类法，选取16个影响变量作为检测标准，建立有序Probit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在16个影响变量中的传统最优货币区衡量标准，诸如贸易开放度、贸易地理集中度、经济发展水平或人均GDP等似乎没有显著的作用。Juhn和Mauro(2002)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于2000年底的汇率制度分类，利用多项式(multinomial)Sprobit模型所做的分析显示，国家规模、开放度、通货膨胀率、政治稳定性对一国的汇率制度选择有显著影响。
(二)评论
对于反思的方法，首先值得肯定的是，这些思考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决定汇率制度的各种经济结构因素，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或出发点。但问题是，当不同的经济结构指标指向不同的汇率制度时，我们无法选择合意的汇率制度。这实际上是定性分析的固有缺陷：在有多个选择的判断类问题中，除非所有证据或论据都支持一个判断，否则不会有明确的结论。
就均衡理论研究而言，我们可以通过模型深入探讨经济的运行机制；并且公理化或逻辑性的方法也明确指出了模型设定的前提和细节，这为进一步修正和完善模型提供了基础。从经济学的发展上看，它代表了研究的方向。但均衡理论研究存在如下问题：(1)模型设定的合理性(如效用函数、目标函数、表示经济结构的f(·)和g(·)等)值得深究。(2)技术实现问题。汇率制度选择涉及诸多的经济结构特征以及国际经济间的相互作用，其复杂性可想而知。均衡理论模型在处理过于复杂的问题时，很难得出明确的解析解(analytical solution)。事实上，国际货币经济学是应用一般均衡分析最为困难的领域。(3)模型经验研究的问题。经验研究有两种方法——计量经济学方法或校准(calibration)技术。对于某一经济体的特定汇率制度安排，均衡理论方法实际上是比较已经存在和尚未出现的制度的福利后果。如果说已经存在的制度尚可以进行数量化分析，那么由于数据来源和经济结构描绘困难，对尚未出现的制度进行经验分析基本上是不可行的，除非我们能够将制度因素内生化。⑥这是利用均衡理论研究(汇率)制度选择问题的致命缺陷。
经验研究方法是在历史研究的指导下，利用计量经济学方法从客观事实来探讨存在的一般规律，这本身是毋庸置疑的，但不足之处是，由于样本口径问题，不同的研究往往有不同的结论；现有研究基本上是使用1998年以前的数据，而1998年前后发生了一系列的国际金融危机。其间，很多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结构都发生了剧烈改变，少数国家甚至改变了原有的汇率制度安排，因此原有的结论可能会发生变化。
总的来看，反思性的研究应是一个出发点，均衡理论代表了方向，但目前尚不具备可行性。相对而言，寻找经验规律更加合理和可行，但分析数据的口径有待于进行区分，金融危机的影响有待考察。有鉴于此，本文利用国际上1998-2003年的数据，区分数据口径和时段的影响，以便更好地探讨国际汇率制度选择的一般经验规律。另外，本文进一步将中国数据应用于国际经验模型，讨论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问题。
二 计量分析方法与数据说明
(一)计量分析方法
在国际经验分析部分，本文建立以汇率制度类型为被解释变量、以汇率制度选择影响因素为解释变量的计量模型。由于汇率制度类型是离散变量，应使用离散选择模型(discrete choice model)，常用Probit或Logit模型。又因为汇率制度选择是从浮动到中间制度再到固定制度的有序变化(类似一种排序)，因此应选择有序(ordered)Probit或Logit模型进行分析(Greene，2002；Wooldridge，2002)。⑦
有序Probit或Logit模型建立在一个潜(latent)回归之上。
事实上，有序Probit模型和有序Logit模型给出的计量估计结果几乎是无差异的(Greene，2002)，因此本文只使用有序Probit模型。
在中国应用部分，本文利用μ和β的估计值，将中国数据直接代入式(1)中，利用正态分布函数即可计算出中国选择各种汇率制度的概率。
(二)指标与数据
1.被解释变量——汇率制度分类指标。目前学界较认可的汇率制度分类方法有两种：法定法(de jure)和事实法(de facto)。
法定法指IMF公布的汇率制度分类，主要根据各国在IMF登记的汇率制度进行分类。1999年IMF采用了新的分类，由盯住汇率、有限灵活汇率和更加灵活汇率(包括管理浮动和独立浮动)制度调整为八大类(细分为十三小类)：(1)无独立法定货币的汇率安排，包括美元化和货币联盟；(2)货币局制度；(3)其他传统的固定盯住制，包括盯住单一货币、盯住货币篮子；(4)盯住平行汇率带；(5)爬行盯住；(6)爬行带内浮动；(7)不事先宣布汇率路径的管理浮动；(8)独立浮动。IMF的划分无疑具有一定权威性，但问题是，不少国家存在名不副实的情况。这种情况在1999年重新分类后虽然有所缓解，但仍不能得到根本解决。
事实法是经济学家观测一些与汇率制度相关的变量变动，以确定各国实际所实行的汇率制度。典型代表包括Reinhart和Rogoff(2002)的RR分类法和Levy-Yeyati和Sturzenegger(2003、2005)的LYS分类法。
RR法则以20世纪50年代以来IMF成员汇率变动的数据为基础，观察该国是否存在双重或多重市场，然后以市场汇率的变动率和汇率变动率保持在一定幅度内的概率为依据来判断该国的事实汇率制度。RR依据浮动程度从低到高把汇率制度归纳为五大类：盯住、有限浮动、管理浮动、自由浮动和自由落体汇率制度。⑧RR分类法的一大缺陷是忽视了储备的变动，而这一变动通常被认为可以反映一国中央银行的干预程度；另外，RR分类法的划分标准比较复杂(尤其是其中的自由落体制度)，在计量操作中具有一定难度。
LYS分类法观察三个经济变量——汇率变动率(一年中名义汇率的月绝对变化率平均数)、汇率变动的标准差(汇率月变化的标准差)和外汇储备变动率(以环比货币基数的国际储备的月绝对变动率的平均数计算)的特点，采用聚类分析法(cluster analysis)来归类事实汇率制度。LYS对汇率制度有两种划分：一是五分法，即固定、爬行盯住、肮脏浮动汇率制度、⑨灵活浮动和其他汇率制度；二是三分法，即固定、中间和浮动汇率制度。其中，三分法中的固定汇率制度包括五分法中的固定和其他汇率制度，中间汇率制度包括五分法中的爬行盯住和肮脏浮动汇率制度。当然LYS分类法也存在缺陷，即外汇储备变动不一定表明政府干预外汇市场。不过从目前来看，LYS分类法在学界认可程度最高。
考虑各种分类法的合理性和认可程度，本文采用LYS分类法。为计量分析方便起见，本文采用LYS三分法。汇率制度以符号ERR代表，0、1和2分别代表浮动、中间和固定汇率制度。本文对样本国家或地区汇率制度的划分，直接借鉴LYS(2003，2005)的工作。
2.解释变量。借鉴现有研究，结合可能的数据来源，本文尽可能全面考虑各种影响因素。本文考虑的OCA变量包括经济规模、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开放度、外汇储备水平、国际资本流动、贸易地理集中度、国际金融一体化八个因素。⑩我们还结合新的研究考虑了通货膨胀诱因和政权稳定集中度两个因素。表1给出了各变量的代理变量、单位、符号和数据来源。代理变量的设置借鉴了Helge(2000)、Poirson(2001)以及LYS(2003，2005)的做法。
3.样本国家(地区)及统计特征。我们以1998-2003年经济开放度的平均值作为标准，选择排名靠前的国家，以突出反映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情况。为使样本具有代表性，我们剔除了中东主要石油出口国家，同时去除了少数数据不足的国家，最后选定了77个样本国家和地区。(11)样本期间为1998年至2003年，数据均为年度数据。
在样本国家中，依据LYS分类法，实行浮动汇率、中间汇率和固定汇率制度的国家在2004年分别有28、13和36个。表2是变量的统计描述。
三 国际经验
由于经济结构等指标在短期比较稳定，因此使用面板数据回归意义不大(Poirson，2001；Juhn and Mauro，2002)。在考虑某一个时段时，本文对每个国家或地区的解释变量取年平均数后再进行截面数据回归。
考虑到发达和非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和制度因素有着极大的不同，我们把样本分成三个口径分别进行了计量分析，它们分别是全部样本、非发达国家样本和发达国家样本。(12)
考虑金融危机的影响，回归分三个阶段进行，分别是1998至2003年、1998至2000年、2001至2003年，它们分别对应于总体、危机影响之中以及危机之后三个时期。(13)三阶段的解释变量分别是2004、2001和2004年的LYS事实分类法数据，解释变量为阶段平均。
(一)全部样本模型
在每个阶段回归中，本文首先对全部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然后利用逐步(stepwise)技术逐渐删去不显著的解释变量，以获得表现最好的简约(reduced-form)模型，其中模型选择(或者说变量筛选)的标准综合考虑单个解释变量的显著性，(14)也考虑了SC和AIC原则(15)(见表3)。
从表3可见，(1)在同一时段的回归中，从AIC和SC指标上看，简约模型表现均优于一般模型；单个变量的显著程度一般也是简约模型占优；(2)在不同阶段回归中，从AIC、SC和单个变量显著程度上看，模型3R优于模型1R；而模型2R中显著变量的个数少些，其AIC和SC表现也不如其他简约模型。这证明了本文的猜想：在90年代末发生了一系列国际金融危机，因此在1998至2000年期间，部分国家或地区剧烈的经济结构变动使得经济规律受到了干扰。
总体上，简约模型表现要优于相应的一般模型，而在简约模型中，模型3R更好；再考虑到1998-2000年经济危机的影响，模型2R的分析结果没有推广意义，因此最终选择模型3R作为全部样本回归的国际经验模型，即：
根据式(2)，当我们考察全部样本时，影响一国汇率制度选择的因素包括：经济开放程度(OP)、外汇储备水平(RES)、FDI水平(FDI，代表国际资本流动)、贸易地理方向(TRAC)以及外币存款比重(FDEP，代表经济体金融的国际化程度)。再结合式(1)和(2)，通过对解释变量求偏导数，(16)我们知道经济开放程度越低、外汇储备水平越高、FDI水平越低、贸易越集中、外币存款比重越大，则该国家(地区)越倾向于选择浮动汇率制度；反之，该国家(地区)则越倾向于选择固定汇率制度。这些结论符合传统OCA理论的预测。
(二)非发达国家模型
我们对发达国家的定义是传统的OECD国家，(17)共24国。剔除发达国家后，样本国家(地区)减少为53个。类似全部样本的分析步骤，计量结果见表4。
表4中各个模型的对比表现与表3十分相似：(1)在同一时段的回归中，从AIC和SC指标上看，简约模型表现均优于一般模型；单个变量的显著程度一般也是简约模型占优；(2)在不同阶段回归中，模型6R要好于其他简约模型。
类似全部样本回归，选择模型6R作为非发达国家样本的国际经验模型：
对比式(3)和式(2)我们发现：(Ⅰ)在全部样本回归中显著的外汇储备水平RES和外币存款比重FDEP在非发达国家样本中不再显著；(Ⅱ)经济开放程度、FDI水平和贸易地理方向在两个样本中均显著并且作用方向相同，其绝对值大小也基本一致；(Ⅲ)一个重要特征是，政权稳定集中程度，即POL在式(2)中成为新的显著变量。
结合式(1)和(3)对解释变量求偏导数我们发现，一国经济开放程度越低、FDI水平越低、贸易越集中、政权集中程度越低，则该国家(地区)越倾向于选择浮动汇率制度；反之，该国家(地区)则越倾向于选择固定汇率制度。
(三)发达国家模型
以OECD传统24国为样本进行计量分析，我们发现不同时段中模型的表现基本相同。这并不出乎意料。原因在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主要针对非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影响不大；另外发达国家的汇率制度和经济结构一直比较稳定，分时段对样本的影响也较小。同时，也为了节省篇幅，本文下面只给出2001-2003年发达国家简约模型(称为模型7R)的计量结果。
模型7R的发达国家国际经验模型是：
将式(4)与式(2)和(3)进行对比，我们发现：(Ⅰ)在非发达国家回归中显著的解释变量在发达国家样本中不显著；(Ⅱ)外汇储备水平和外币存款比重在全部样本和发达国家样本中均显著并且作用方向相同；(Ⅲ)Y在式(4)中成为新的显著变量。
对解释变量求偏导数我们发现，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经济规模越大、外汇储备越多、外币存款比重越大，则该国越倾向于选择浮动汇率制度；反之，该国倾向于选择固定汇率制度。
(四)结论及其解释
1.通过分时段回归的模型对比我们发现，除发达国家样本外，2001-2003年的模型在显著变量的个数和模型表现(AIC和SC)上要比1998-2000年间的模型更好。这说明90年代末的国际金融危机确实影响了汇率制度选择的经验规律，并且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非发达国家。
2.通过不同口径样本的回归我们发现，发达国家与非发达国家样本回归中显著的解释变量完全不同，说明二者具有完全不同的汇率制度选择规律。
3.总体样本包括两个有着不同经验规律的子样本集，总体样本是一个综合，在其综合过程中，总体样本模型中显著的变量必然是两个子样本中显著变量的某种折中——保留了一些子样本的显著变量，去除了另外一些变量。其中，RES、FDEP源于发达国家样本的贡献；OP、FDI、TRAC源于非发达国家样本的贡献。
四 中国应用
(一)中国应用
中国2006年底的数据指标见表6。(18)
从表7中我们发现，如果以全部样本的经验来看，中国选择浮动汇率制度的概率最高，为60％；(19)以非发达国家样本的经验来看，中国选择固定汇率制度的概率高达67％；以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中国几乎一定是要选择浮动汇率制度(概率接近1)。
(二)数量分解
由表7可见，不同样本的经验模型下，中国的汇率制度选择有着根本的不同。这当然是不同样本的国际经验模型不同所致。
有序Probit模型是一种非线性的离散因变量模型，因此不能直接计算各解释变量对汇率制度选择概率的贡献。但潜回归
是线性的，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各个解释变量对潜回归的贡献，间接地揭示其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表8给出了不同样本模型中的潜回归估计值以及每个解释变量的贡献。
由于全部样本经验模型的结果是中国倾向于选择浮动汇率制度，因此分析可以集中在使得潜回归估计为负的解释变量上，(20)它们是RES、TRAC和FDEP。由表中可见，在所有对潜回归有负向贡献的因素中，RES的贡献最大，占所有负向贡献的73.8％，(21)是最重要的因素；TRAC和FDEP的贡献较小，分别为24.1％和2.1％。从全世界经验来看，具有大量的外汇储备是中国选择浮动汇率制度的最重要因素，而中国贸易地理集中度较高也有一定作用，外汇存款比重虽有作用但作用不大。
以非发达国家经验来看，中国选择固定汇率制度的概率为67％，因此分析可以集中在使得潜回归估计为正的解释变量上，它们是OP、FDI和POL。其中POL对潜回归估计的贡献最高，为51.1％；OP和FDI也有贡献，分别是27.2％和21.7％。因此，从非发达国家经验来看，中国具有更高的政权稳定集中度是其选择固定汇率制度的最重要因素，中国较高的经济开放程度和利用外资程度也有一定作用。
在发达国家经验模型中，RES、FDEP和Y的作用均为负向，都是促使中国选择浮动汇率制度的因素，三者的贡献分别是41.7％、1.9％和56.4％，说明较高的外汇储备水平和总体经济规模是中国选择浮动汇率制度的决定因素，外汇存款比重虽有作用，但作用不大。
(三)经济与政策含义：中外争论、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与汇率升值
以上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中美关于人民币汇率弹性的争论。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看来，中国已经是一个有世界影响力的经济和政治大国，而从世界经验来看，中国在2006年拥有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足以使中国支撑起浮动汇率制度。(22)如果美国等把中国当做能够与它们相匹敌的国家，套用发达国家的汇率制度选择经验，故事就更加有趣。在它们看来，由于中国是世界GDP排名第五的大国，也由于中国拥有巨额的外汇储备，因此中国没有任何理由不选择浮动汇率制度。(23)
关于人民币升值问题。(24)近年来人民币一直存在较强的升值预期，并且对美元持续升值。在美国等看来，中国应该选择浮动汇率制度，美国以及欧洲官员频繁访华，敦促中国采用更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并敦促人民币尽快升值。
然而，中国向来把自己定位发展中国家。由于政权集中程度高，政府更加关心经济和社会稳定。于是在中国看来，出于稳定的目的，采用盯住汇率制度无疑是更好的选择。更何况中国具有较高的经济开放度和较高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出于便利国际贸易和促进国际资本流动的目的，盯住汇率制度也更有吸引力。在币值调整上，即便是目前人民币存在着升值趋势，出于稳定社会和经济、促进国际贸易和吸引外资的考虑，这种升值也最好是小规模持续地进行，而不会采用浮动汇率制度下的大幅度调整或一次到位。
可见，中外两方在逻辑上都没有错，只不过是看问题的视角不同。美国等将中国当成一个大国，套用世界或发达国家的经验；而中国从不认为自己是发达国家，其经验判断自然是选择盯住汇率制度，人民币升值也十分谨慎。
那么，中国当前到底应该选择何种汇率制度呢？答案当然是选择固定或盯住汇率制度。原因很明显，中国目前无论从经济结构还是人均GDP上来看，都远不能称为发达国家。至于将来，如果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经济结构等因素发生了有利于浮动汇率制度的改变，则可以考虑采用中间汇率乃至浮动汇率制度。或者说，在未来中国应该结合国内状况，在汇率制度改革上采取相机抉择(discretion)的政策。
五 总结
本文首先梳理了汇率制度选择的研究方法和文献，确定了“国际经验→中国应用”的分析思路，接着采用77个国家1998-2003年的数据，以LYS事实汇率分类法的分类数据为被解释变量，建立有序Probit离散因变量模型，考虑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分三个阶段探讨国际汇率制度选择的一般经验规律。我们发现：(1)20世纪90年代末的国际金融危机干扰了非发达国家汇率制度选择的经验规律；(2)发达与非发达国家具有完全不同的国际经验规律。以非发达国家(地区)经验来看，一国经济开放程度越低、FDI水平越低、贸易越集中、政权集中程度越低，则该国家(地区)越倾向于选择浮动汇率制度；反之，该国家(地区)则越倾向于选择固定汇率制度。以发达国家经验来看，一国经济规模越大、外汇储备水平越高、外币存款比重越大，则该国家(地区)越倾向于选择浮动汇率制度；反之，则越倾向于选择固定汇率制度。
我们将中国数据应用于国际经验模型，讨论了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问题。我们发现，以全部样本来看，中国选择浮动汇率制度的概率为60％；以非发达国家经验来看，中国应倾向于选择固定汇率制度，概率为67％；以发达国家经验来看，中国选择浮动汇率制度的概率几乎为100％。这种表面上的矛盾源于不同样本不同的经验规律，其决定因素被进一步的数量分析所阐述。
这些分析有助于理解中外关于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人民币升值问题的争论，本文的结论是，双方在逻辑上都没错，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套用的经验不同。至于当前中国汇率制度的选择，本文认为，中国目前应坚持盯住汇率制度，在未来则应该结合国内状况，在汇率制度改革上采取相机抉择的政策。
注释：
①两个较好的综述见Wickham(1985)以及Bordo(2003)。
②综述性文献见刘晓辉和范从来(2007)、汪茂昌(2005)、沈国兵(2003)、张志超(2002)等；探讨性的文献有易纲(2002)以及齐琦部(2004)等。
③新古典综合学派尝试综合凯恩斯粘性价格模型与新古典(Neo-Classical)学派的思想。注意这里的新古典学派以M.Friedman为代表，与后来R.Lucas等的新古典学派(New-Classical)有所不同。
④如果使用损失函数，则最大化问题转化为最小化问题。
⑤这里的预期不一定是理性预期，早期的研究有采用适应性预期和完美预见(perfect foresight)的。具体预期形式取决于建模思想和模型设定。预期项出现于g(·)中的例子包括预期增强的菲利普斯曲线、卢卡斯总供给曲线等。
⑥关于转型时期制度内生化的一个研究可以参见王曦(2004)。
⑦有序和无序离散因变量模型的技术实现有根本的不同，因此二者的区分十分重要。Juhn和Mauro(2002)使用多项式Probit模型，是一种无序模型，其研究方法有误。
⑧如果在12月之内的通货膨胀率连续超过40％，RR法定义为自由落体式(freely falling)的汇率制度。
⑨LYS认为肮脏浮动汇率制度是恐惧浮动论的代表，宣布是汇率浮动的国家却没有让汇率真正浮动起来。
⑩一些学者喜欢使用“美元化程度”指标。该指标是广义的，不单指美元资产。其代理变量一般使用外币存款占某种口径的货币存量的比重。事实上，“美元化”在内涵和代理变量的设定上与OCA理论中的“国际金融一体化”基本一致，这里就不再重复考虑。
(11)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显示具体国家或地区名称，读者如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12)是否在样本中考虑中国对最终计量结果影响不大。在方法上，在样本中考虑中国与否应该都是可以接受的。考虑中国的分析，检查的是中国对世界经验的离中度；不考虑中国的分析，借鉴的是外国的经验。
(13)一般认为到2001年左右，上世纪90年代末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基本消除。事实上，2001年开始全球进入了一轮新的经济增长期，国际金融市场比较稳定，当然2006年末以后又出现了以次级债为首的新问题。
(14)具体操作步骤和计量报告备索，在变量剔除过程中，简约模型中的解释变量一直显著。我们还考虑了其他可能的变量剔除顺序，最终得到的简约方程不变。Stepwise回归采用的是“从一般到个别”的建模原则，另一种建模原则是“从个别到一般”，即首先保留最显著的解释变量，然后依次增加变量，以得出最好的模型。本文两种方法都进行了尝试，得出的最终模型相同。
(15)AIC和SC原则综合考虑模型的总体解释能力和自由度的作用，是常用的模型选择标准(Greene，2002)。在不同样本模型比较时，AIC和SC的参考作用受到一定限制。
(16)这里有一点复杂性：可以证明，由于式(1)中标准正态分布函数G(·)是单调递增的，因此y=0(或y=2)的概率对解释变量偏导数的符号与该解释变量的系数相反(或相同)；但在y=1时，偏导数的方向与系数的方向不定，还要取决于μ[，1]和μ[，2]。本文集中y=0和y=2的情况。幸运的是，中国应用部分刚好以两极情况为重点。
(17)传统OECD国家是指1994年以前的OECD成员国，共24国，又称为“富人俱乐部”。1994年以后，一些东欧国家以及韩国等六国加入了OECD。
(18)OP、RES、FDI指标根据世界银行的WDI计算，其中2006年的FDI指标缺失，用2005年的指标替代；FDEP来源于IMF的IFS；TRAC来源于IMF的DOT；POL来源于Freedom House；Y来源于WEO。
(19)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全部样本下概率分布的加总为0.99。
(20)回忆前文中对被解释变量的偏导数的论证。
(21)计算方法是：-1.91/(-1.91-0.63-0.05)，后文类同。
(22)见式(2)以及表7和8中全部样本计算结果。
(23)见式(4)以及表7和8中发达国家样本计算结果。
(24)汇率制度选择问题实际上是汇率弹性问题；而汇率升值问题实际上是汇率错位(misalignment)的调节问题(王曦、才国伟，2007)。二者相互联系但又不能等同。汇率弹性影响币值变动的渠道和速度，币值的变动频率和幅度则是汇率弹性的标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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