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哈林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探索_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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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列汉诺夫在1917年6月为反对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写道:“俄国历史还未磨完将要用来烤制社会主义这块小麦馅饼的面粉。”这一论断虽欠正确,但从反面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这就是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之上。那么,在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半野蛮”和“半亚细亚”的俄国,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应当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呢?列宁亲自领导的以“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的曲折过程,对这一重大问题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作了极具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新探索。

沿着列宁的思路,总结实践的新鲜经验,曾得到列宁高度评价的前苏联早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在探索这一重大问题的过程中,认为建立在经济文化落后基础上的俄国的社会主义只能是“落后的社会主义”和“亚细亚形式的社会主义”,因而这种社会主义在社会发展阶段上是与马克思在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社会主义阶段)的设想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俄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布哈林主要提出了如下观点:

第一,东方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俄国有可能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国胜利”进入社会主义。他针对“资本主义根本没有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的程度”以及“俄国革命绝对不能妄想得到无产阶段革命的称号”的观点,着眼于阐述社会主义革命的特殊性,说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相对统一是革命世界性质的原因,而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是世界革命过程不平衡发展的原因,”正是这种“相对统一”和“不平衡”,使俄国有可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推而广之,东方落后的国家都存在“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实际上还处于萌芽状态的地方,在还存在着前资本主义形态的地方,在资本主义还没有特殊深入社会经济生活的地方,问题就不一样。在这里特别明显地提出了关于‘跳越’资本主义阶段的可能性问题,关于‘绕过’资本主义而发展的可能性问题。”在布哈林看来,这种“跳越”必须具有以下几个前提:(1)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联系在一起,而不能与世隔绝而处于封闭状态之中。(2)资本主义必须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这是极为深刻的,因为东方落后国家只有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联系在一起而成为其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和环节,才能以这种特殊方式经历资本主义的种种苦难和生长出体现未来社会主义的种种因素,所以资本主义一定程度的发展则是其必要的前提。

第二,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大国俄国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其所建立的只能是“落后的社会主义”、“亚细亚形式的社会主义”和“落后型的社会主义”。这是由俄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国情决定的。为此,布哈林运用“具体的共相”的辩证方法,强调“要透彻地了解一个重大的社会现象,就必须从它的所有特殊性方面去了解它,这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则之一。”为此,他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民族类型’的问题”,因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东方落后国家各有其自身的特点,而西方和东方各个“国家又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因而社会主义就不能不带有‘民族类型’的特点”。所以,“俄国的社会主义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相比,将具有亚细亚的形式。我们能够实现国有化的东西和不能实现国有化的东西之间的比例,工业和农业之间的比例等等,——我国经济发展的所有这一切落后的特点,都将在我国社会主义的落后的形式中表现出来。”这是由俄国在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前的国情所决定的——“可怕的、半农奴制的野蛮状态和可怕的总的经济落后,同西欧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最先进的形式的这种结合,就构成了俄国资本主义的显著的特点,构成它的所谓‘民族面貌’。”

第三,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大国俄国的“落后的社会主义”、“亚细亚形式的社会主义”和“落后型的社会主义”在社会发展阶段上,处于不同于马克思所设想的不存在阶级的未来社会第一阶段(通常称之为社会主义社会),而是处于仍然存在阶级区别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布哈林令人深思地指出:“在发达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是无产阶级的统治。无产阶级是统治阶级,也是生产上的指挥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是阶级的等级制依然存在,但是,这种等级制不具有通常的性质:居于上层地位的是无产阶级……在初级阶段,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是无产阶级。”为此,布哈林又具体地探讨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俄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落后的社会主义”、“亚细亚形式的社会主义”和“落后型的社会主义”的特点即:(1)这是一个漫长的时期。因为俄国“半亚细亚”和“半野蛮”的现实决定了它“到达完全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是相当长的”。这里的“完全的社会主义”,是指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所以,虽然“我们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是一种社会主义建设的落后的形式,”但“对此我们丝毫也不应当感到难以为情,”因为“这不是我们的过错”,而是俄国特殊的历史造成的。(2)把工作重点放到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上来,“以保证社会主义的各种经济形式的增长。”为此,布哈林引用了列宁相对社会主义建设所说的一个极为深刻的思想——“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并把列宁的学说界定为“列宁主义是建设时期的马克思主义。”(3)不能急于求成。在布哈林看来,未来共产主义的计划经济,如果“从高等代数的观点来看”,无疑是正确的;但它只能建立在社会主义大生产的增长和集中的基础上。所以,在俄国“落后的社会主义”中,必须高度重视市场关系,贷币、交易所和银行等等的巨大作用,而“立即实行计划经济,那么在这里我们就错了。”布哈林的最后结论是:“新经济政策的决定因素——市场关系”。(4)坚持对外开放,吸取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因为“俄国是一个落后国家”,它必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确有价值的成果,以便“利用科学和技术的最新成就”;因为世界已经一体化,因而“一方面,我们对世界经济有越来越大的依赖性,而另一方面,——尽管听起来很离奇,——我们越来越独立,通过我们同资本主义的国外联系,我们的经济基础越来越巩固。这里是辩证的矛盾,不能只看到过程的这一半,而完全忘掉另一半。”(5)必须*

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布哈林指出:“当我们说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记住,我国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在它还没有达到充分的繁荣昌盛以前,在某种程度上将具有自己的特点,我认为——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它在其发展的长时期内将是一种落后的社会主义……不过,它将毕竟是社会主义,因为它的发展将沿着完全确定的道路前进;与将在美国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美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速度相比,它的特点就是非常落后,不过它将毕竟是社会主义。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特点就是,它将在一个农民国家内建设起来。因此,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我们这里就特别重要。”

提升到哲学的层面上分析,布哈林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探索,主要突出了如下方法:

第一,从俄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现实出发,坚决反对对马克思主义的“空洞的抽象”,因为这种抽象不考虑具体的中间环节、方案、色彩、过渡、错综复杂的情况,以及各种各样的因素、类型、力量、规律等等,因为抽象真理是相对的和有条件的。所以,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第二,这种“行动指南”就是“唯物主义革命辩证法,其基本要求之一是要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历史时期的具体特点和独有特征中去考察该历史时期。”在东方落后大国俄国,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就是其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生长点”,“因为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不是马克思所生活过的时代的重复。”

第三,必须坚持共性与个性的辩证法,因为只有揭示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俄国社会主义在共性制约下的个性,才能科学把握其“落后的社会主义”、“亚细亚形式的社会主义”和“落后型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正是出于这一考虑,布哈林引用列宁的话告诫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忽视发展的特殊性,不要千篇一律地生搬硬套,既要善于识别和看出共同性,也善于识别和看出特殊性,后者在沿着共产主义的道路继续前进的事业中,有时起着决定性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布哈林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探索,主要是针对当时俄国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和实践的。虽然他的这一探索还是初步的、零碎的、不成熟的,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但对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不无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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