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金融行为偏好与借贷行为——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证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户论文,中国论文,证据论文,家庭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个高效运行的农村普惠金融体系能够解决农户与农村金融机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节约信贷成本(Demirguc-Kunt & Levine，2009)，它不仅有利于促进资源和风险的跨期优化配置，实现动态效率，提高农村居民福利水平，还有利于提高农村金融机构的商业可持续性、完善风险管理体系(何德旭、苗文龙，2015)。特别的，农村普惠金融体系设计应以农户借贷行为研究为逻辑起点，这是实现其高效运行的重要保障。 传统研究对于农户借贷行为的分析主要集中于从农户社会人口学特征、经济财富特征等方面(李锐、李超，2007；金烨、李宏彬，2009；陈鹏、刘锡良，2011；童馨乐等，2011；胡枫、陈玉宇，2012；周天芸、钟贻俊，2013)。 首先，社会人口学特征会影响农户的借贷行为，这主要反映在农户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户主教育程度、家庭规模、家庭农业人口数量、政治面貌、社会资本等。相对来说，女性比男性更为保守，具有更高的风险规避意识(金烨、李宏彬，2009)，因此，男性户主具有更高的借贷需求，农村金融机构在进行贷款审核时也会优先选择男性户主。根据生命周期假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户借贷需求可能趋于下降(金烨、李宏彬，2009)。根据家庭经济学理论(Becker，1976)，家庭具有一定程度的规模经济和分散风险的能力，因而，婚姻契约组合能有效降低农户的贷款风险。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农户对于金融机构的产品和服务具有更强的理解和认知能力(Guiso et al.，2008)，同时，高学历农户的风险控制能力也越强，因此受教育程度更高对农户借贷行为的影响并不确定。家庭规模越大，家庭开支和不确定程度相应更大，因而，农户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相应越多(胡枫、陈玉宇，2012)。家庭农业人口数量既反映了农户的农业生产能力和经营规模，还反映了农户对于增加农业投资、扩大农业生产规模的衍生的贷款需求(金烨、李宏彬，2009)。相应于普通农户，在其他借贷条件相当的情况下党员农户家庭在获取贷款资源方面更有优势(童馨乐等，2011)。同时，以亲缘、血缘、地缘关系为基本特征的社会网络在具有鲜明传统乡土社会的广大农村地区仍然具有重要作用，在农户产权残缺的现实背景下，“圈子文化”和“熟人信任”对于农户获取借款资源十分重要，因此社会资本将显著影响农户借贷行为(童馨乐、褚保金、杨向阳，2011)。 其次，家庭经济财富特征将对农户借贷行为产生影响，这主要包括家庭经济状况、家庭资产、住房类型等。一般而言，家庭经济状况更好、资产实力更雄厚农户具有更强的储蓄和抵押物来获取信贷产品和服务(李涛等，2010)，而家庭“住房类型”等级越高，往往意味着农户家庭财富水平越高，至少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环境中可以作为判别农户经济实力的信号之一(Turvey & Kong，2010)，如果具有完善的农村住房抵押市场和金融产品，将能增加农户的正规借款额(Cardak & Wilkins，2009)。 目前学界关于金融行为偏好对农户借贷行为的影响研究，主要包括农户的金融意识、风险偏好和社会信任等行为偏好对农户借贷行为的影响。 从金融意识来看，农户具有的对于储蓄、贷款、保险等基本知识和认知可能对其参与金融实践活动的主观能动性产生影响，如是否进行借贷、选择何种借贷渠道、选择何种投资方式等(周天芸、钟贻俊，2013)。国外的研究指出，了解金融知识显著影响了投资者的财务决策和股票市场的参与(Van Rooij et al.，2011)。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推进，金融市场上的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理财产品、P2P等金融产品和服务日益丰富，由于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设计日趋复杂且具有不同程度的风险性，加之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培训比较落后，农户具有的金融意识对其获取最合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日益重要。 从风险偏好来看，农户风险偏好越低，在主观上越不会分担信贷等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违约损失和风险，因此风险偏好较低的农户倾向于优先选择几乎无风险的储蓄产品和商业保险等产品，而对借款等高风险行为相对比较谨慎，正规金融机构和资金供给方也会考虑到这一点(李涛、王志芳、王海港、谭松涛，2010)。 从社会信任来看，生活在社会环境中的人的风险偏好和风险态度等主观认知容易受到群体的影响，社会信任通过信息交流、经验分享等情景互动机制和示范效应等促进了居民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了解(李涛，2006)。基于开罗的自然实验研究指出，社会距离越近，则社会信任越高(Binzel & Fehr，2013)，这与中国的“差序格局”式的圈层社会信任体系相近。有研究认为基于社会信任的社会担保模式促进了马来西亚的伊斯兰小额信贷的发展(Kamaluddin et al.，2015)。实践中，由于金融产品的使用和偿还在时间上分离的特征，在不确定市场环境下的分离过程中，资金供给者对资金需求者的信任程度越高，其分担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风险意愿相应也会越强，越容易获得信贷等金融产品和服务(Puri & Robinson，2007)。 降低农户信贷约束，提高农村信贷市场效率对缓解农村金融排斥、建设普惠金融体系至关重要，而全面分析、理解农户借贷行为是建设普惠金融体系的前提。提高农户的金融意识，提供合适的金融产品给合适的农户和增强农户的社会信任对于缓解农村金融排斥、建设普惠金融体系至关重要，科学分析金融意识、风险偏好以及社会信任对农户借贷行为的影响和成因正是本文的研究目的。 二、变量设定与计量模型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主持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中的2012年的9032个农户数据。CFPS跟踪收集了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面的数据，调查包括经济活动、教育成果、家庭关系与家庭动态、人口迁移、健康等多个变量。样本覆盖25个省(市、区)，目标样本规模为16000户，调查对象包含样本家户中的全部家庭成员。CFPS在2008年、2009年两年在北京、上海、广东三地分别开展了初访与追访的测试调查，并于2010年正式开展访问。经2010年基线调查界定出来的所有基线家庭成员及其今后的血缘/领养子女将作为CFPS的基因成员，成为永久追踪对象。CFPS调查问卷共有社区问卷、家庭问卷、成人问卷和少儿问卷四种主体问卷类型，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出针对不同性质家庭成员的长问卷、短问卷、代答问卷、电访问卷等多种问卷类型。 (二)变量设定 (1)因变量主要反映农户借贷行为，包括正规借款额(对数)、民间借款额(对数)、民间借出额(对数)三个变量。 (2)主要解释变量，主要包括农户的金融意识、风险偏好和社会信任。借鉴(Van Rooij，Lusardi & Alessie，2011)的分析，农户的金融意识以农户“是否有房贷、是否购买国债、股票、基金等金融产品”这一虚拟变量的形式来测度，具有相关金融产品则赋值为1，反之则赋值为0。借鉴已有文献的分析结果(谢识予等，2007)，本文对于农户的风险偏好采用家庭彩票支出金额来测度。与(李涛等，2008年)的分析一致，利用农户“对邻居的信任程度”来衡量农户的社会信任，具有最低信任则赋值为1，最高信任则赋值为7。 (3)农户家庭特征。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对主要农户家庭特征变量的选取(胡枫、陈玉宇，2012；金烨、李宏彬，2009；李锐、李超，2007)，同时考虑对农户的金融意识、风险偏好和社会信任的重点分析，本文主要采用家庭经济状况、家庭农业人口数量、家庭规模、户主年龄、户主年龄平方、户主教育程度、住房类型等农户特征变量来整体把握农户家庭特征。 (4)村庄变量。首先，村庄内村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对农户借贷行为可能具有非对称的影响，加之，在具有典型乡土社会特征和邻里监督特点的广大农村，村庄金融环境和社会环境对农户借贷行为存在显著影响(张海洋、袁雁静，2011)，因此本文主要控制村庄收入差距、村庄居住密度两个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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