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苏联“新经济体制”改革失败的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新经济论文,体制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7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210(2009)06-0074-03
从20世纪60年代中叶开始，苏联进行了“新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减少下达给企业的计划指标，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以利润和奖金激发企业和个人的生产积极性。改革适应了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一度促进了苏联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末，“新经济体制”改革却以失败而告终。其失败的原因必须从政治、经济、社会的多维视角出发，才能解释。
“新经济体制”改革最初酝酿于1962年，是年9月9日，《真理报》发表了哈尔科夫工程经济学院叶·利别尔曼教授题为《计划·利润·奖金》的文章，主张国家给企业只下达“产品的产量品种和交货期限”两个指标，以“经济手段(利润、奖金、价格、货币等)代替行政手段”来刺激企业的生产。在当时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支持下，全国对“利别尔曼建议”展开了讨论，得出的结论是：“把集中的计划领导和为了达到高度经营成果而发挥企业的主动精神结合起来，坚决提高利润在企业的整个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提高奖金的实际意义，更有效地利用价格来进行物质刺激。”[1]1964年，依据“利别尔曼建议”在两家工厂进行了试验，但还未来得及大规模推广，赫鲁晓夫便在1964年10月被赶下台。在进行“利别尔曼建议”的讨论和实验时，阿·尼·柯西金正担任主管经济的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赫鲁晓夫下台后，柯西金任部长会议主席，继续推行经济改革，称为“新经济体制”改革。
随着经济改革的开始和由改革带来的苏联经济的迅速发展，柯西金的声誉日隆，他也被勃列日涅夫视为最高权力的最有力的竞争者。于是，勃列日涅夫开始一步步地采取行动。
首先，勃列日涅夫极力贬低由柯西金主持的“新经济体制”改革，以此达到降低柯西金声誉的目的。1965年9月柯西金作完关于经济改革问题的报告后，勃列日涅夫就不断地散布风言风语：“不知他是怎么想的？改革，改革……谁需要这个，谁又懂得这个？需要更好地工作，这样所有的问题就解决了。”[2]勃列日涅夫的类似言论在高层领导机关中流传，对柯西金主持的经济改革造成了极其不利的影响。但“新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是明显的，在实行“新经济体制”的“八五”期间，苏联国民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此间，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达8.4％，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达7.7％，社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6.8％。[3]这使得“新经济体制”改革成为“苏联历史上在列宁领导的‘新经济政策’改革之后最为成功的一次改革”[4]8。但勃列日涅夫故意对此视而不见，在1969年12月的中央全会上，勃列日涅夫发表了一个长篇讲话，认为经济状况十分糟糕，并对经济管理机构提出激烈批评。这一行为，显然是针对柯西金及其主持的经济改革。
1968年发生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改革事件。在对待“布拉格之春”的态度上，苏联领导层也明显地存在着分歧，以柯西金为代表的经济技术官员的方案是“试图使经济缓慢地自由化并逐步向西方开放；他们准备再从旁观察一下布拉格事态的发展，再说这个国家丝毫也不准备脱离东欧集团”[5]。而“布拉格之春”却使勃列日涅夫等人十分震惊，他们担心改革会使捷克斯洛伐克偏离苏联社会主义的轨道并脱离社会主义“大家庭”，所以他们坚决主张立即出兵镇压。
在镇压了“布拉格之春”后，勃列日涅夫等人对改革的态度由消极反对转变为积极反对，“当捷克斯洛伐克更新社会的群众运动赋予社会主义以‘第二种气息’——利用商品关系的尝试，当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因此而十分惊惧时，1968年‘布拉格之春’后苏联的改革就被大大压制了”[6]。从本质上说，勃列日涅夫并不懂得苏联经济改革的实质，他只是肤浅地认为，苏联的经济改革将和“布拉格之春”一样，把苏联引向混乱和“市场社会主义”。所以，在镇压了“布拉格之春”后，在勃列日涅夫和苏斯洛夫等人的支持下，开始了对“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将其定为反社会主义的性质。一时间，苏联报刊充斥着反对改革的文章，对柯西金等经济改革派形成了巨大压力。根据当时接近柯西金的科学技术国家委员会代理主席的д·格维什安尼记载，“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发生后，柯西金在那些天里从未有过地忧郁”[7]。
在贬低改革、降低柯西金声誉的同时，勃列日涅夫还不断直接削弱柯西金作为部长会议主席的权力。在勃列日涅夫一步步的进攻下，改革者柯西金的权力越来越小，对此无可奈何的柯西金在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逐渐放弃了原来的改革方针，并逐渐对勃列日涅夫言听计从，20世纪70年代末，他连一些细小的事情也要“找勃列日涅夫同志商量”。
很明显，苏联高层领导人争权夺利的斗争是“新经济体制”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出于对柯西金才华的妒忌和对失去权力的恐惧，勃列日涅夫在权力斗争中削弱了以柯西金为首的改革派的权力并最终扼杀了改革。
柯西金经济改革的重点内容就是减少下达给企业的计划指标，以利润和奖金来激发企业的生产积极性。这种改革的结果必然使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增加，党和行政管理机构的权力相应削弱，行政命令方式将逐渐退出生产领域。所以，“新经济体制”改革必然遭到权力受到影响的管理机关的阻挠和反对。
“新经济体制”改革一开始，管理机关与企业间围绕权力的争论和斗争就随之而来。依照改革的精神，企业领导人认为权力小是提高积极性和经济效率的主要障碍，要求扩大经营管理权。而管理机关则紧抓权力不放，指责企业管理不善而带来损失。当时，“许多主管部门反对对它们的权力给予任何法律上的限制，至今仍然喜欢发号施令，‘俨然以管理机关自居’，竭力反对扩大企业权力”[8]。当时的苏联报刊充斥着企业与管理机关之间的互相指责，反映了改革遇到的深刻矛盾。
镇压了“布拉格之春”后，这些管理机关的官僚们趁机反扑，矛头直指与“布拉格之春”相同的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新经济体制”改革，“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使得管理上的行政命令体制的拥护者们更加活跃起来”[9]。在此之后，原来下放给企业的权力又陆续收回，管理体制中行政命令体制逐渐恢复起来。在这个过程中，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党的机关对行政命令体制的恢复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勃列日涅夫领导的党的机关与其说是为了帮助经济机构发展合理的自主精神，毋宁说是妨碍它们这样做。首先，这葬送了柯西金开始的经济改革”[10]。俄罗斯学者认为，勃列日涅夫时期“经济方面的改革也是短命的，很快被我国历史上最盛行的无所不在的行政命令和官僚主义的管理作风和管理方法所取代”[11]。
可见，在权力斗争中管理机关的绝对优势注定了改革的失败。在行政管理体制没有变动的情况下，企业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自主权，它的积极主动性不可能被充分调动起来。
“新经济体制”改革失败的另一个原因在于经济改革自身。
首先，改革方针前后不一，自相矛盾。本来，在改革之初，改革的方向在于削减计划指标，扩大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以借此激发企业和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柯西金的解释是：“改革的实质是，在完善集中计划工作的同时，提高企业职工对更充分地利用生产资源、提高生产效率的主动精神和关心，以便用经济刺激制度使每个劳动者的利益同企业和整个社会的利益结合起来。”[12]但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改革方针发生了巨大变化，改革的核心脱离调整国家和企业的关系和激活企业内部机制，而着重于合并企业、建立联合公司和减少管理环节。在企业内部生产机制没有完备的情况下，单单靠扩大企业规模不可能解决生产问题；减少企业管理环节的改革并没有触动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在体制不变的情况下，管理环节的多少与企业积极性的激发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其次，不敢触及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排斥市场的作用。改革没有触及计划经济体制本身，只是对计划体制进行一些小的修改。经过改革后，指令性计划仍然是国家经济生活的核心。改革之初，下达给企业的计划指标由以前的30个减为9个，以后指标数又逐渐扩大为10余个。计划指标虽然比原来减少，但企业的生产方向、主要产品品种和生产数量仍由国家规定，在国家对企业的考核中，完成国家计划指标的情况仍是最主要的尺度。
市场经济是现代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在“新经济体制”改革之后，随着企业活力的激发，苏联的市场逐渐活跃起来。但是，在苏联领导观念中，市场总是被排斥在社会主义经济之外。就连主持改革的柯西金也对市场经济讳莫如深，在谈到计划与市场时，他认为：指示计划是主要的和有决定意义的，商品货币关系能够，而且应当用来加强对国民经济的计划领导并按照经济核算的原则发挥企业和联合公司的首创精神；商品货币关系在苏联具有新的、社会主义所特有的内容；我们要批驳主张用市场调节作用来取代国家集中计划主导作用的各种错误观点。而对充分肯定市场作用的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的改革，苏联政府不惜出兵镇压。在镇压了这场改革运动后，苏联国内理论界开始了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
进入20世纪70年代，在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浪潮下，苏联的经济改革从强调改革传统体制到强调计划经济的优越性，由扩大企业自主权到加强对企业的控制，改革重心由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关系转移到合并企业，建立联合公司。市场的作用在一步步被压缩，国家对计划和物资的控制在不断加强。到这时，连当年大力鼓吹利润作用的经济学家利别尔曼教授也不得不站出来检讨，称自己当年的建议“不适当地夸大了利润的作用”[4]68-69。
总而言之，到20世纪70年代末，“新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彻底失败，这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尤其是苏联上层政治社会的权力斗争。由此看来，只有配合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才能不断取得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