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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唯物史观
马克思曾经有一个论断：“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P83)这句话的前一半——第一个“决不会”是完全正确的，甚至可以继续扩展理解为，旧事物在它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后，也不会自行消亡。“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可以设想，不管西藏的奴隶制所能容纳的生产力还能否继续发展，我们都可以肯定地说，解放军不进藏，奴隶制就会继续存在下去。
至于后半句话——第二个“决不会”，历史现象很复杂，需要补充一些分析。鲁迅在《未有天才之前》的讲演中指出：“即使天才，在生下来的时候的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的儿童的一样，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我们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物质条件的成熟是相对的，是一个很宽、很模糊的说法，主要是指婴儿出生意义上的成熟，当然还需要成长、壮大，但不能因为物质条件的某种不充分而否定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产生和存在的合理性。由于第二个“决不会”使用了确定论的概念，加之第一个“决不会”的条件仅仅是一个生产力因素，有些人就非要把这种确定论导出的生产力矛盾片面地尖锐化、绝对化，并且当做怀疑、否定社会主义在东方落后国家出生的根据。近年来出现的苏东剧变、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培养了资本主义因素和新的资产阶级等重大事件，进一步助长了这种怀疑论调的滋长。好像社会主义在中国搞早了，好像它的物质条件还没有在旧胎胞里成熟，好像应该把出生了几十年的“早产儿”退回到“母体”中。这确实是我们认识和落实“四项基本原则”的一个难题。另外，新物质条件成熟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新生产关系却先出现于东方落后国家，这种“错位”更加强了“早产”论者的大惊小怪。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这里留下了发展他们理论的缺口和生长点。邓小平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和线索。在这里，起码还要做一些扩展性理解：新事物出现的“物质条件”除了生产力内容之外，还要有生产关系条件，即只要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成熟到一定程度，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出现。这里的“成熟”是一个统计论概念。在社会科学领域，确定论和统计论必须并用，仅用确定论会产生教条主义和绝对主义，仅用统计论则会产生机会主义和相对主义。假如我们将资本主义比喻为母体的“胎胞”，将社会主义比喻为“婴儿”，20世纪后半叶，“胎胞”的进步说明，它也还未成熟到老朽。而这个进步恰恰要由“婴儿”先出世，再发展，边成长边从外边推动“胎胞”进一步成熟。只要“婴儿”能够从“胎胞”吸取营养，那么，“胎胞”的进步早晚可以转为“婴儿”的成长。“成熟”是一个历史过程。既然“旧胎胞”是一个“全球化胎胞”，这就是需要用全球化观点给予具体解释的一个问题。东方社会主义的这种所谓“错位”、“早产”现象要从资本主义身上去找。退一万步讲，即便是“早产”，责任在“母体”还是在“婴儿”？对一个近十亿人的历史行动，不尊重它的现实性，不研究它的合理性，不维护它的必然性，反而从形式逻辑出发挑毛病，本身就是不负责任的。这种历史“促退派”观点，惟一可取之处就是他们的逻辑中含有承认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之后的新生事物之意。
很多人不知不觉地认为，新社会形态一定是建立在旧社会形态逐渐衰败的情况下（图A）。这个潜意识套用了中国封建社会王朝更迭所描绘的图景。似乎旧形态还不衰败，新形态就未必有生命力，未必能成功。看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还很有生命力，就反过来怀疑社会主义是否“搞早了”。这种潜意识很值得怀疑。史料证明，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前夕的封建社会并没有呈现比过去更衰败的图景。旧事物内部矛盾不可调和，新事物内部矛盾基本成熟，新旧更替就会发生，难道必须要等到旧事物衰败之时吗？这是两种更替模式，需要历史学研究给予说明。生产力发展的粗线条肯定是另一种模式（图B），它与时间一样，“生产力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
如果按照A模式，新生事物都是面对一个逐渐衰败的、趋向低水平的旧事物，甚至是不打自倒的架式，那么，所有新事物的能力，最终能够超越旧事物的能力从哪里来？难题新事物接替旧事物时，不是处于旧事物的峰点，而是处于旧事物峰点之后的谷点？怎样解释旧事物的峰点？怎样解释峰点之后的下降段？历史事实是这样的吗？达尔文学说的要旨是：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用进废退，适者生存。新物种的出现，固然要有旧物种作为进化的基础，但是，旧物种的退出以至灭绝是新物种进步和竞争的结果。我们应该从性质上区别生物界与社会，应该否定社会达尔文主义。但我们可以进一步比喻：绝大多数生物都是其青壮年期生孩子，不是临终生子。交替取决于对比。新生事物在旧事物的老年期取而代之，但新生事物应该出生在旧事物的壮年期，二者有一个并存并长的历史过程。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交替阶段已经久远，史料不丰，但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交替阶段，距我们并不远。我们可以看出：其交替模式近于B而远于A。B模式比A模式更接近历史真实之处是新旧事物有一个几乎同向、同在的竞争交替段落。
有些人不屑于讨论“姓资姓社”，认为只要“富”起来就行。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承担的任务，不仅仅是二三十年的个人富裕和小康社会，中国需要的是一二百年的整体、可持续、快速发展。处处问“姓资姓社”，固然是一种庸俗化；但完全不问“姓资姓社”，恐怕连进化论都不够格。共产党丢了历史发展、社会进步的规律，丢了历史唯物主义还有多少自己独特的长处？我们党已经执政了50多年，现在还在谋划50年后的事情。迄今为止，世界上还鲜见连续执政100年的政党。我们党要力争有这个本事。这是一个非常高标准的目标，必须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在社会制度层面上，认识客观规律，排除犹豫、疑惑，“走历史必由之路”是第一步。
认识世界进步的规律，把握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制定我们的外交战略、策略，都需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全球眼光分析问题。我们把这种眼光，称为国际唯物史观——将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用于对国际问题的分析。国际唯物史观是社会主义国家外交学的理论基石，是判断时代问题的理论基石，是一种社会科学的全球系统论。时代的性质，是我们对国际阶级结构及其矛盾关系的长期判断。当今时代，有三种力量、六种矛盾必须作为国际唯物史观考虑问题的基本点：
第一种矛盾，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A[,1])；
第二种矛盾，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与弱资本主义、前资本主义的矛盾(A[,2])；（注：为了便捷起见，在其后的论述中弱资本主义简称“弱资”，前资本主义简称“前资”。弱资本主义之“弱”是相对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而言；相对于中国来说，它们并不一定很弱。）
第三种矛盾，社会主义与弱资本主义、前资本主义的矛盾(A[,3])；
第四种矛盾，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B[,1])；
第五种矛盾，社会主义内部的矛盾(B[,2])；
第六种矛盾，弱资本主义、前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B[,3])（简称“前资”、“弱资”）。
第四、五、六种矛盾分别由两部分矛盾组成：
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B[,1])包括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B[,11])和国家之间的矛盾B[,12],B[,1]=B[,11]+B[,12]；
社会主义的内部矛盾(B[,2])包括其国内矛盾(B[,21])和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B[,22]),B[,2]=B[,21]+B[,22]；
弱资、前资的内部矛盾(B[,3])包括国内矛盾(B[,31])和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B[,32]),B[,3]=B[,31]+B[,32]。
国际唯物史观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有的人认为，“没有永久的朋友，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这种机会主义的观点就连现在的美国统治阶级也不会完全接受。有些人用地缘政治学说代替国际唯物史观来看待国际关系。地缘政治分析本质上是一种近期、局部利益分析，是过去被社会主义国家所忽视的一种思路，现在理应有所重视。意识形态是一种以阶级为单位，长期的、本质的、全局的利益分析。社会主义者应该用国际唯物史观作为基石，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学说，以此指导国家关系的处理。全球化的发展正在推动以国家为单位的利益观与以阶级为单位的利益观更多地结合起来。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本身就是物质的、利益的。全球化使得唯物史观可以成为我们统一观察国际关系的理论基石——国际唯物史观。全球化是一种历史发展概念。马克思恩格斯早就用全球化观点来分析资本主义了。资本只有不断扩张才能积累、发展。近几百年来，世界全球化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殖民地全球化，英国号称“日不落帝国”。二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势力全球化，两次世界大战，加上始于1929年的总危机。三是社会主义和民族民主独立运动与帝国主义、旧殖民主义斗争的全球化。四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全球化。第二、三、四这三个阶段的全球化都发生在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前资”、“弱资”三种力量，在20世纪的舞台上演出了人类历史上空前活跃多彩的故事。资本主义在第一、二、四阶段都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只有在第三阶段大约二十多年中，社会主义几乎处于历史的主动地位。
时代性质与世界主要矛盾
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A[,1]和B[,1]、B[,2]）是当今历史阶段人类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B[,1])决定了时代的性质。主要矛盾是推动世界进步的主要动力。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内部矛盾(B[,1])和社会主义内部矛盾(B[,2])的发展从属于这个主要矛盾。
世界主要矛盾有过三种形态：热战、冷战、开放。
在20世纪，这三种形态几乎是前后继起的三个阶段，并且形成了有因果关系的前后逻辑。开放是交流和竞争。开放基本上是商战与“和平演变”之战。在这三个过程中，垄断资本主义都掌握启动三种状态的主动权。垄断资产阶级在热战中基本上是输家，在冷战中基本上是赢家，所以有了开放状态。启动的条件是垄断资产阶级说了算。
在20世纪上半期（全球化第二阶段），资本主义由于其内部矛盾(B[,1])运动的结果，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经济总危机(1929-1933)，产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产生了凯恩斯理论、马歇尔计划等思想。资本主义内部矛盾(B[,1])是当时世界进步的主要矛盾、主要推动力。资本主义当时的内部矛盾(B[,1])分为国内阶级矛盾(B[,11])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B[,12])。这两个矛盾当时都是激化趋势。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及垄断资产阶级是这一组矛盾（A[,1]和B[,1]）的主要方面。
在20世纪下半期（全球化第三阶段），社会主义国家成批出现，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东方大面积胜利，这带动了全世界的民族民主运动的蓬勃展开。旧殖民主义体系瓦解，转变为新殖民主义体系。社会主义苏联成为战胜法西斯的主力，再加上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社会主义的胜利，一时之间（20世纪50-60年代），社会主义成为矛盾运动的主要方面，成为推动世界进步的主要动力。这一时期毛主席称之为“东风压倒西风”的时期。
20世纪，人类的主要进步都发生在这一时期。曾经有人类人口的1/3，陆地面积的1/4，通过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实现了初级工业化，刺激环社会主义的周边国家中出现了一批“小龙小虎”型（竞争型）新资本主义，带动一批前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民族民主运动进步为“弱资”国家。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的作用，帮助资本主义在世界的面积上大大扩展，“前资”面积大大缩小。
由于这个矛盾(A[,1])，逼得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内部大大进步。资产阶级的剥削方式从以绝对剩余价值为主向以相对剩余价值为主发展，劳动时间缩短，工资增长，“地狱工厂”变成文明工厂。福特主义、泰勒制度使日用消费品的大规模生产和消费成为可能，使劳动生产率、剩余价值率大幅度提高。“总资本家”（国家政府）的作用大大增强，建立了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国有经济，避免了总危机，承担了社会保障的任务。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整合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跨国公司成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物化的组织形式。垄断资产阶级的国际化、全球化使得帝国主义之间的世界大战至今没有再发生。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社会主义“阵营”政治上对资本主义的刺激、压力大大减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因这种刺激和压力产生的种种社会进步也有倒退的迹象。
全球化是进步，是阶级矛盾的国际化，国际矛盾的阶级化；是生产力的进步和生产关系的进步；是垄断资本剥削的国际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斗争的国际化、全球化。在全球化过程中，前资本主义演变了、进步了，垄断资本也进步了。现在一些国家的群众反对全球化的斗争，有类似于工人砸机器的意义。反对全球化剥削是正义的，而反对全球化是盲目的。由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它的力量逐渐成为国际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社会主义的幼稚性、工人阶级执政的历史局限性逐渐暴露出来。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进入新一轮的自我反省、自我调整和自我提高阶段；在改革开放中历练、进步，卧薪尝胆，生息力量；在调整内部矛盾关系(B[,2])中，争取新的历史主动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都在进步。一种进步充满了解放和平等，另一种进步充满了压迫和剥削；一种进步在走向开始，另一种进步在走向结束。在社会主义面前，资本主义的进步是落后里的进步。即使是落后里的进步，该学习、该继承的也应该学习、继承。社会主义的胜利就建筑在资本主义的落后与进步之上。
中华民族应该成为世界上最具开放性和最具主体性的民族。在历史上，中华文化与血缘的形成有过非常开放的经历与内容。社会主义会在这种历史底蕴基础上给中华民族增加新的开放性和主体性。今后社会主义的全球化会逐步取代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文化、血缘，一定要、也一定会吸取全世界几千个民族的进步内容，与世界进步的方向——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并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世界进步做出贡献。中华民族应该成为一个加工厂，即把世界各民族文化与血缘的进步内容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的加工厂，为世界人民的进步服务。
20世纪下半期，世界的进步源于上半期主要矛盾(B[,1])的主要方面——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阶级特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灵活的一种生产方式。这是它发展迅速的一个重要原因。它可以“接种”到奴隶制、封建制，甚至是社会主义制度上[2](P340)。它寻求各种“拐杖”的嗅觉非常灵敏[3](P160)。它一旦用强制力制服前资本主义的政治力量，马上就会把“前资”作为自己的“拐杖”，建立起它的剥削网络。马克思曾经认为，资本主义需要前资本主义作“拐杖”是因为它尚弱小。现在看来，不仅如此。资本最大的性格是算计精细，它需要异己力量作“拐杖”，主要是源于对成本的考虑，竞争使得它要用“拐杖”节约成本，并且马上从“前资”的破坏者变为“前资”的保护者。正是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这种外部特点，要求历史安排了东方社会主义的所谓“错位”、“早产”。马克思和很多学者曾经从多个角度观察到资本主义会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问题——“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出现既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又是对资本主义的肯定。社会主义的出现，大大缩小了“前资”的地盘，大大扩展了资本主义的范围。从世界范围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中有帮助资本主义发展的一部分任务，这不仅仅是中国新民主主义应然、使然。
由于资本主义“接种”的灵活性和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使得20世纪的世界出现了“前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多元并存的局面。“初级阶段”的概念也来自国际唯物史观的分析。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或几国首先胜利，但不能在一国或几国最终胜利。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性质就是新生产关系的物质条件成熟的“胎胞”[4](P60)。
在20世纪中间有二十多年，社会主义曾经掌握过世界导向的主动权。即便是这个时期，社会主义也是弱者。进入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之后（全球化第四阶段），社会主义更是处于矛盾(A[,1])的次要地位。但社会主义是代表进步的、未来的力量，是潜力超过资本主义的新生事物，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B[,1])斗争发展的、最合乎逻辑的产物。放眼世界，纵观现代史，我们还找不到一个“主义”、一种文化，能够比社会主义更像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制度。社与资，难舍难分，不依不饶，魔道竞高，相斗相长，促进世界进步。
人类历史前进的动力是人民群众。但是在阶级社会的长河中，人民群众的绝大多数人口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居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是社会主要矛盾的次要方面，是社会力量的弱者。弱者、次要方面怎么推动历史进步？主要是通过对强者、对主要方面的作用间接地推动。翦伯赞先生的“让步论”站得住脚。试问，没有社会主义的出现与发展，世界进步会有今天的局面吗？试问，谁能否认两次世界大战、一次经济总危机的责任就在于帝国主义呢？
社会主义内部矛盾(B[,1])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国家内部的矛盾(B[,21])，另一部分是国家之间的矛盾(B[,22])。社会主义的强弱主要取决于前者(B[,21])的内容与状况。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发展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要矛盾也有了相应的变化。从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看，从中国应对内外矛盾的状况看，社会主义的能力因此而增强了。计划经济改革为市场经济，是向发达资本主义的学习，是后生向先生的学习，必要而且必然。开放主要是指对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开放。开放才能接触、接轨，才能学习、竞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现不是单纯社会主义内部矛盾(B[,2])运动的结果，而首先是世界主要矛盾(A[,1])运动的逻辑结果。我们必须看到，社会主义还没有进步到居世界主要矛盾(A[,1])的主要方面的历史地位，更没有进步到仅靠自身内部矛盾(B[,2])就可以带动世界前进的历史阶段。这是时代性质所规定的。
线性发展基本上是一种机械变化，量变作用大于质变作用。非线性发展基本上是一种辩证发展，质变作用大于量变作用。
社会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非线性发展的逻辑结果。
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是国家垄断资本线性发展的逻辑结果。
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基本上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辩证结果。
1979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主义基本上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辩证结果。
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是国家垄断资本线性发展的逻辑结果。
社会主义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变化，互相比较，互相斗争，互相推动，互为因果。从资本主义系列到社会主义系列是非线性发展。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是原系列中的线性发展。区别每一种变化的量变成分与质变成分，认识它们前后左右的逻辑关系，对于判断每一事物的历史方位至关重要。历史的每一个质变、量变自有各自的载体，自有各自的线索。随着历史新现象的出现，我们还可以发现更多的本质运动规律。“姓资姓社”的运动是近两三个世纪人类社会发展最本质的概括。
资本主义每发展一步，潜力就减少一部分，社会主义每发展一步，潜力就增长一部分。
社会主义的内部矛盾运动(B[,2]=B[,21]+B[,22])成功地支持了社会主义在20世纪里发挥了伟大的历史作用。但是检讨起来，社会主义处理彼此国家之间的矛盾(B[,22])比处理国内矛盾(B[,21])还幼稚：或者是极端国际主义，不分彼此；或者是利益狭隘，鹬蚌相争。这些处理不当，是因为共产党人对当代世界主要矛盾(A[,1])认识不足以及社会主义国内矛盾(B[,21])发展幼稚的结果。国内矛盾(B[,21])的发展进步必然会促使国家之间的矛盾(B[,22])的发展进步。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求在国际唯物史观的框架里建立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和国际政治学说合理内容的社会主义外交学。
全球化越发展，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也应该越科学地发展，否则，国际力量会失衡。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会使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通过全球化市场取得越来越大的利益。
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内部矛盾(B[,1])也可以分为两部分(B[,1]=B[,11]+B[,12])，即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B[,11])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B[,12])。由于上述原因，二者的对抗性比之“二战”前都大大减少了。A[,1]影响着B[,1]、B[,2],B[,1]、B[,2]影响着A[,1]。
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取得的优势与国际上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取得的优势是同一结构、对应关系。
资本主义进步了，社会主义会有更大的进步。社会主义暂时走入低潮，资本主义内部矛盾肯定在发展。我们正在反省、正在改革、正在提高。走着睢吧，谁笑到最后谁就笑得最好。
世界次要矛盾
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弱资本主义的矛盾就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与“前资”、“弱资”国家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这个矛盾覆盖的人口与地域占世界的绝大多数，但它是当今世界进步的次要矛盾。“前资”、“弱资”曾经被看成“中间地带”或者是“第三世界”，它的内部矛盾(B[,3])从属于这个世界的次要矛盾(A[,2])。
在20世纪中、后期，社会主义有主动权的那二三十年中，社会主义与“前资”、“弱资”的矛盾(A[,3])曾经从属于世界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A[,1])。自世界进入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之后（全球化第三阶段），它(A[,3])就转而从属于世界的次要矛盾——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与前资、弱资的矛盾(A[,2])了。这个矛盾从属性转变的主要标志和主要原因，是中国的“文革”与改革开放和前苏联的停滞与解体。社会主义在经济国际化的过程中与整个资本主义全球化接轨，在经济大循环的体系里，成为其中的一个部分、一个层次。中国与“前资”、“弱资”，也存在着资本的竞争，通过全球化市场形成了对整个利润分割的竞争关系。
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既部分改造了世界上很多“前资”的自然经济或奴隶制经济，输进了新的生产力、部分新的生产关系、部分新的阶级成分；又力图扶持与保护当地落后的政治力量作为剥削的“拐杖”。新殖民主义比老殖民主义减少了一些直接的镇压统治和超经济剥削，增加了对当地统治力量和全球化市场的依靠。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是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主宰着这个矛盾的发展状况和性质。由于国际剥削和资本主义的排他性，“前资”、“弱资”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加大，即所谓“南北矛盾”呈加剧的趋势。历史已经证明，而且还会继续证明，不走社会主义道路，或者没有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达，“前资”、“弱资”的前途不会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极端民族主义、极端宗教主义、极端恐怖主义的发展是南北矛盾发展的结果。“9·11”事件是这个矛盾从无奈到盲目的消极反抗，但是它们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有广大的群众基础。
历史的进步性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状况和生产关系的属性。民族独立的正义性取决于对国际剥削或国际压迫的斗争。
共产党人曾经用社会主义前途把历史进步性与民族正义性结合起来，获得任何单打一者所没有的力量。在“东风压倒西风”时期，我们曾一度认为民族民主运动天然地属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现在这个观点应该重新分析。随着社会主义走入低潮，“前资”、“弱资”的前途命运重新归入垄断资本主义的掌心，历史进步性与民族正义性呈现出很多矛盾的现象。有人说，今天的民族主义或者是天使或者是魔鬼。民族主义的旗帜曾经与社会主义为伍，但近些年来更多地被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抓住，成为分化社会主义、分化反对霸权主义力量的武器。近十年来，民族主义还在世界各地造成了许多“春秋无义战”式的战乱、内乱、骚乱、冲突、仇杀等等。今后，社会主义应该以民族联合、民族团结为旗帜，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并将其作为与“前资”、“弱资”建立统一战线的主要方针。“民族”是多元概念，几乎没有方向性。“民族解放”、“民族独立”有方向性。工人阶级政党的历史使命，首先来自国际唯物史观，来自历史进步性。工人阶级政党的民族使命必须有历史方向性，并且要把民族使命的方向性与历史进步的方向性统一起来。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工人阶级政党要么可能蜕化为大国沙文主义，要么可能沦为恐怖主义。这在当今的世界上已经看到了雏形和萌芽。中国抗日战争的经验证明，民族解放的正义性必须以历史进步性作为核心概念，必须以工人阶级政党作为领导，才能实现。
“打铁先得自身硬”。社会主义与“前资”、“弱资”的矛盾(A[,3])主要取决于社会主义自身的提高，取决于社会主义在自己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矛盾(A[,1])中的地位。“初级阶段”不仅仅指中国，不仅仅指生产力。从全球唯物史观出发，“初级阶段”也源于世界上尚存的“前资”、“弱资”份额。“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当世界上还有相当高比例的“前资”、“弱资”时，社会主义也不会进入高级阶段。社会主义在处理与“前资”、“弱资”的矛盾(A[,3])时，首先要分清两条线索（或两个领域）。在经济领域里，社会主义既要帮助他们减少国际压迫、国际剥削，更要帮助他们完成生产方式的历史进步；既要让他们经济上受益，又要让自己受益。在经济线索上，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援助，必须受大环境制约。亚、非、拉广大国家的经济生活大环境从属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居领导地位的全球化市场体系。比较一下A[,2]与A[,1]，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在A[,2]中比在A[,1]中神气得多，权力、能量、影响都大得多。索罗斯在东南亚搞一场金融危机，说搞就真能搞出来。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几乎到了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地位。社会主义如果给“前资”、“弱资”一些经济援助，其生命力、其经济效益就要由这样一个大环境所左右。所以，不能把社会主义内部的伦理原则简单地移植到与他们的经济关系中。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条线索上不可能做大量单纯的“援助”。
但是在国际政治上，在反对霸权主义的事业中，多数“弱资”、“前资”国家是社会主义的天然朋友。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前资”、“弱资”是生产关系进步和生产力发展潜力最大的地域。潜力与落后成正比。社会主义有帮助他们进步的历史责任。这就是社会主义在A[,3]中的另一条线索。在这个领域（线索）里，社会主义应该真诚、无私地建立长期、稳定、科学的援助方针。在这条线索里，社会主义应该把援助的重点放在教育、科技、文化、医疗等领域里。在援助手段上，应该以人的交流为重点。援助目标应该放在帮助受援国增长自主能力，增加它们在全球化市场中的主体性。应该以国际主义精神教育本国群众，尊重第三世界国家。
总之，社会主义国家处理A[,3]关系，要在经济上服从A[,2]，要在政治、文化上服从A[,1]；要兼顾国际政治与国家利益，兼顾民族正义与历史进步性。
社会主义通过市场经济加入国际资本金字塔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起码可以分为三个以上的质量等级。美国是第一等级，日本、欧盟等是第二等级，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是第三等级。第一等级剥削第二等级，第二等级剥削第三等级。市场经济是弱肉强食、利益配置的金字塔。力量等级决定利益等级。[4](P24)力量等级就是资本质量的等级。这是一个资本质量的金字塔，是一个综合国力的力量等级金字塔，一个分割剩余价值的金字塔，一个剥削等级的金字塔。美国就是维持这个金字塔结构与秩序的一个国际宪兵。
中国必须在这个金字塔结构中努力提升自己的地位。中国只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资本质量，不断地降低资本运行成本，就一定能够不断提升我们在金字塔中的地位，从而在国际市场中取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减少受剥削的程度。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很多中国商品从国外的地摊进入超市，然后登堂入室，摆上豪华柜台的过程，就是这样一个上升的过程。很多国家现在认为中国的低价商品向世界输出了“通货紧缩”。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中国肯定向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上贡了大量的剩余价值。美国强权政治单极发展的财力、物力中有中国廉价商品的贡献。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用上贡吸引了大量实体经济转移到中国，提升了中国劳动的利用率和生产率。中国上贡的利润使国际资本的虚拟比率上升。资本主义是一种怕撑不怕饿的经济。社会主义按资本主义运行方式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发展。如何用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评价这个过程对资本主义的作用，对社会主义自身的作用，是我们的重要历史任务。
中国的改革开放通过市场经济使中国经济加入到世界资本的金字塔体系中。从国际市场看中国，中国的经济行为与资本主义没有什么两样，也不应该是两样。同样的“游戏规则”不可能产生两种行为。甚至我们的外部经济行为只有比资本主义更资本主义，才能赢，才能赚。
社会主义的外部经济行为与资本主义“接轨”，与资本主义一致。我们必须反复交换视角比较研究这种“行为一致”在国际关系中（A[,1]、A[,2]、A[,3]）的后果。在冷战时期，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中国处于封闭状态，苏联东欧组成了一个与资本主义世界平行的计划经济市场体系。那时的社会主义外部经济行为与资本主义完全不同。而我们现在则要考虑，“前资”、“弱资”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怎样认识和理解“中国社会主义”的外部形象问题。
我们的对外经济活动人员大多数是以各种资本的人格与国际资本的人格相接触。即使我们的人员有很坚定、完整的社会主义觉悟，在世界经济活动中也是少数，也是弱势。更何况这些年，“不问姓资姓社”的影响早将社会主义觉悟自我否定得差不多了。这种渠道的意识形态影响是潜移默化、无处不在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除了军事、政治手段之外，又增加了很多经济手段。尽管这些经济手段的作用很多是双向的，但一旦我们坚持原则触犯了他们的利益时，也不得不考虑对我们的经济影响。一旦受到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压力时，我们还能得到多少第三世界和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支持？我们应该有相应的思想准备、精神准备和策略准备。
现在，我国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国际交往已经逐渐进入群众的日常生活领域，国际关系的国际性话语通过媒体正在成为我们的社会语言。面对这种环境和态势，共产党人的国际唯物史观概念只能在有限的范围里使用，并且需要不断地“翻译”成国际性话语或者是社会语言。不讲场合、不讲对象，简单生硬地使用是不对的。群众性话语大多是从现象开始的，本质不能直接应用。为了现实工作，国际唯物史观的理论认识也需要变换为现象层次的概念。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不应因为照顾社会语言，照顾与国际接轨，而在概念变换过程中变换掉我们最本质、最科学的思路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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