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历史——高阳《胡雪岩全传》读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读后论文,胡雪岩论文,历史论文,高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在各种人文学科交融发展的今天，文学与史学的契合点究竟在哪里？文学究竟应怎样走进扑朔迷离、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历史迷宫之中，去营造历史之真，实现古与今的形象对话？本文从高阳《胡雪岩全传》的历史感和艺术特色入手，深入分析高阳历史小说创作“以小说造史，以史造小说”的独特艺术个性，揭示高阳小说丰厚的文化和历史内涵，同时探索其对文学和史学自身变革的意义。
关键词 高阳；胡雪岩全传；史学；文学；历史小说
在高阳创作的众多历史小说中，《胡雪岩全传》可谓一座艺术的丰碑，集中体现了高阳历史小说创作“以小说造史，以史造小说”的独特艺术个性。这部共五卷七册的长篇巨制，以丰富、可靠的史实为依据，用纵横捭阖、挥洒自如的大手笔，围绕胡雪岩这位喧赫一时的“红顶商人”发迹、走红与败落的主线，剔幽抉微，层层铺排，绘制出一幅幅反映晚清政商关系和城市社会生活的史诗般的历史画卷。其气势之雄伟壮阔，其描写之精致缜密，同辈文人中实无出其右者，令人为之叹服。读罢掩卷深思，蓦然发现高阳笔下的历史，实在比我们从教科书中了解到历史似更真实、更完整，简言之，更像活的历史。那么，高阳缘何法力，能以文学的笔触，还原出一部“信而有征”的“信史”？文学之真与历史之真究竟有何区别与联系？文学究竟应怎样走进扑朔迷离、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历史迷宫之中，去营造历史之真，发掘历史之美，实现古与今的形象对话？这是本文试图从高阳这部写商人的杰作中解读的问题。
一
遽然已逝的历史是一个谜，胡雪岩也是一个谜。
如果要从纯史学的角度研究胡雪岩，素以严谨著称的历史学家将会感到非常的困窘，由于史料的稀缺，我们几乎无法措手从事一项有关胡雪岩的专题研究。这是迄今为止尚无有关胡雪岩的史著出版的基本原因。
凭借零碎的史料，我们仅仅知道：
⒈胡雪岩（1823—1885），本名胡光墉，原籍安徽绩溪，寄籍浙江杭州。早年因家贫寒，无资就塾，仅靠自学粗通文墨。后来经亲戚推荐到杭州一家钱庄当学徒，满师后升为钱庄跑街。正是在其当钱庄跑街期间，结交了时为候补官吏的王有龄[①]。以后，王有龄官运亨通，从署浙江仁和县令，一路做到江苏布政使、浙江巡抚，成为清廷的地方大员。胡雪岩在王有龄的提携下，长袖善舞，在杭州、上海等地开设了著名的阜康雪记银号（在上海称阜康钱庄），又在各地开设钱庄、典当二三十间，并大做生丝、军火、药材生意，“其子店遍于南北，富名震乎内外，佥以为陶朱猗顿之流，官商寄顿资财动辄巨万，尤足以壮声势。”[②]
⒉胡雪岩得以更上一层楼，成为晚清首屈一指的富商大贾、威风八面的“红顶商人”，又得益于他对“中兴名臣”左宗棠的攀援。咸丰十三年（1861），太平军忠王李秀成部再度克杭州，王有龄兵败自杀，胡雪岩将先期为王有龄筹办的军粮十万石悉数献于新任浙江巡抚左宗棠，大得左宗棠赏识，不仅前嫌尽释，而且认为胡“急公慕义，勤干有为”，委以浙江粮台总办重任，“以浙江之绅，办浙江之事，情形既熟，呼应较灵。”[③]以后左宗棠历任闽浙总督、陕甘总督，办洋务、借洋债、平西域，多赖胡雪岩从中周旋，多方接济，深得左宗棠之垂青。左氏创办福州船政局，即胡雪岩所献议。左宗棠以船政局“一切工料及延洋匠、雇华工、开艺局，责成胡一手经营。”[④]左宗棠经营西北，平定新疆，在后勤、军晌方面，也唯以胡雪岩是赖。正因为胡雪岩劳苦功高，帮了左宗棠的大忙，故左宗棠在平定西域后，即破例向朝廷奏请，给胡雪岩“破格优奖，赏穿黄马褂，以示优异之处”。到此，胡雪岩不仅成为有清一代为数极少的几个“红顶商人”，而且成为唯一一位赏穿黄马褂的商人[⑤]。胡依靠官方的势力，生意越做越大，自在情理之中。据估计，鼎盛时期胡雪岩名下的资产高达银二三千万两之巨，富甲天下，无人能敌。
⒊胡雪岩最为人熟知的还是他个人及其事业的凄惨结局。胡本人所操纵的1881至1882年间的生丝投机活动，造成华洋商人的生丝大战，并最终引发了1883年的上海金融大风潮。1881年，为了抵制外商抑价购丝，胡雪岩于该年至1882年之中，大量购进生丝囤积，“以一人之力，垄断居奇，（生丝）市值涨落国外不能操纵，农民咸利赖之。”[⑥]到1882年10月，胡氏手中已套购生丝14000包，致使上海市场的生丝价格直线上涨，胡则待价以沽。孰知该年适逢意大利生丝丰收，可暂缓欧洲市场所需，故洋商串通一气，坚拒付高价购买胡雪岩的囤丝。到11月份，市面萧条，丝价开始大幅回落，胡雪岩无奈中不得不被迫将其囤积的生丝以贱价脱手，据说损失已高达100万两以上（一说几百万两）[⑦]。生丝大战失手直接牵动到胡雪岩的金融事业，在1883年上海金融风潮中，胡手中最大的阜康钱庄倒闭，同时引发一系列钱庄、典当倒闭，胡雪岩终于宣布破产。破产后的胡雪岩处境是相当凄凉的，不仅人财两空，且清廷有查抄之谕：“现在阜康商号闭歇，亏欠公项及各处存款，为数甚巨，该号商江西候补道胡光墉，着先行革职，即著左宗棠饬提该员严行追究，勒令将亏欠各处公私款项，赶紧逐一清理。倘敢延不完缴，即行从重治罪……”[⑧]
有关胡雪岩的生平行事，我们所能知道的，大抵就是以上这些；而高阳所能掌握的，想必也不会多到哪里去。相关史料当然还可以进一步发掘，但目前已经知道和能被披露的，毕竟有限。凭借如此有限的资料，老实说，历学家们对胡雪岩的研究是无能为力的。因为史学必须从史料入手，必须详尽地占有史料。对史料的掌握、鉴别，对历史证据的充分发掘，是治史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工作，也是治史者的“基本纪律”，如余英时先生所说：“史学毕竟是建立在以往的经验的基础上，经验知识无论如何离不开客观的证据。……今天的史学家可以在解释和观点层面自抒己见，但是如果他在基本纪律方面犯了严重错误，那么他的史学家的资格便会受到怀疑。”[⑨]
从治史者的“基本纪律”出发，历史学家所受到的约束是相当大的，他们可以“于缜密考订功夫中驰骋宏观思维”[⑩]，但却不允许野马放缰似地自由自在地畅想。“历史研究者从来不能无拘无束，历史是历史学家的暴君，它自觉或不自觉地严禁史学家了解任何它没有透露的东西。”[(11)]当史料缺乏的时候，再有才华的历史学家也只能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的无能为力，承认自身的局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一如布洛赫所说：“‘我不知道，我没法知道。’这种话听起来总是不顺耳的，尚未竭尽全力进行过研究的人是不应该讲这种话的。不过，有时即便是最严谨的学者，在作过各种尝试之后也只得老实承认自己的无知。”[(12)]
以不知为不知，且待以来日。作为职业历史学家，我们已算遵守了“基本纪律”，可以无怨无悔矣，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胡雪岩其人仍是一个谜，有关他的知识仍是零碎的、片面的、割裂的、相互矛盾的。那么，这样的一种历史的“真”，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维护了历史的尊严，却不得不长久地拒绝人们对胡雪岩一生传奇经历的了解，始终无法为人们提供这段历史的丰富多采的画面。历史与史学果真就是如此苍白而无力吗？能否在有限的史料与人们无限的求知渴望之间寻求到一种平衡？能否借助一种有效的手段或形式，突破历史层累的坚冰，深入博大的历史文化精神之中，重塑历史之魂，再现昔日生活的画面，使人们能接触到哪怕是不全真，却活泼而富有生命的历史？
为此，还是让我们回到高阳，回到高阳的历史小说，回到洋洋洒洒的《胡雪岩全传》。
二
高阳何其幸哉，他懂历史，写历史，却又不会受到治史者“基本纪律”的约束，他可以驰骋于历史想象的空间，用自己的艺术思维，把另一种历史——不全真实但却鲜活的历史呈现于广大读者的眼前。
如果要谈高阳历史小说的特色和贡献，可以说，其最大的特色和贡献，就是凭借他丰富而敏锐的史感以及超乎常人的想象力，沟通了史学与文学、历史与现实、古人与今人之间的界限。他能以文学家和史学家的双重禀赋，出入于文学与史学之间，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同时得到双方的认可。所谓“以小说造史”，正是指高阳以文学的形象思维补史学资料之不足，使遥远、模糊和缺乏联贯性的历史，变成可感、可读、可品味的文学性的历史。由于形象思维和想象成份的渗入，如果说高阳的小说“还原”了历史，那也不是简单意义的复原，而是创造性的“复活”。如果说高阳借助于自己“信史”风格的叙述去探究历史的“真相”，那么这一“真相”离“原原本本”的历史真相可能已相去甚远，但它在另一意义上，在更高的层次上，又构筑了另一种“全景”式的、具有内在逻辑性的历史“真相”。这种“真相”的具体情节可能是虚构的，但在总体效果上，又足以令人相信它是真实的、曾经存在过的。相信读过《胡雪岩全传》的人，一定会感到高阳笔下的胡雪岩便是一个真实、可信的胡雪岩；他的性情品格、行为方式，似乎也就是胡雪岩这个人物理所应有的生存方式，至于历史上那个胡雪岩到底如何，倒可未遑深论了。至少在读者的心目中，“活”的胡雪岩已取代了“真”的胡雪岩；作为文学形象的胡雪岩与历史上的胡雪岩已混然为一，无复可辨了。
高阳何以可以做到以文学之真超越历史之真，并且为大家所认可、接受？换言之，在他的历史小说中究竟采取了哪些值得总结的叙事策略和手法呢？
其一，总体真实、枝节敷衍的布局策略。
高阳历史小说为何会给人一种真实、可信的感觉？恐怕首先在于这些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在总体框架上，在“主线情节”的发展上完全是依据历史事实而展开的，并非凭空虚构，随意编造。如高阳笔下胡雪岩的发迹、走红与败落的全过程，与史料所揭示的胡雪岩的生平行事基本上是吻合的。这证明高阳是以治史的态度在写小说，对有关胡雪岩的史科和传说大体了然于胸，不亚于一位严谨的历史学家。但高阳毕竟是在写小说而不是治史，因此，他又尽可驰骋文学的想象去弥补史料之不足，从胡雪岩生平的枝节敷衍开去，重塑丰富的历史细节，赋予胡雪岩这个历史人物以活的生命。例如，有关胡雪岩发迹的缘由，总体上可归结为他与王有龄的结交，但他最初究竟如何从底层崛起，已无可考，只有种种传说：最通常的说法是他在杭州钱庄任跑街期间，资助了穷困潦倒的王有龄，王有龄任官后知恩图报[(13)]。但有的说，王有龄发迹前并无落魄情形，受胡资助，似无可能，胡之发迹，是因曾私下资助过一个湘军营官，为钱庄老板不容，以至流落街头；营官暴富后，以10万之资，让胡自立阜康银号，并推荐给浙抚王有龄，胡遂成富商。[(14)]还有一说，胡在钱庄做事被老板于姓者器重，老板膝下无子，遂在病重时，将钱庄之资全部赠胡，胡因之以富[(15)]。显然高阳主要是取前说，在《胡雪岩全传》《平步青云》卷的开篇中，营造了胡雪岩以几百两银子资助王有龄捐官的种种细节，并自然生发出王有龄在官场发迹后又反过来奥援胡雪岩的种种细节。这些细节可能并非确有其事，但却并不影响胡雪岩交结王有龄这一总体事实的真实性，因而也就成为可以接受的。
有时候，总体的真实反而需要枝节的蔓生使其显得更为真实、合理。譬如，史料反映胡雪岩在1881年至1883年与洋商的生丝大战中，主要策略是囤茧囤丝以求高价，而在高阳的小说中，则以神来之笔，增添了胡雪岩与古应春密谋的收购新式缫丝厂，“自己收茧，自己做丝，自己销洋庄，‘一条鞭’到底，不必怕洋人来竞争”的“死中求活的仙着”[(16)]，更凸显出胡雪岩在商战中的韬略和精明，同时也使这场中外瞩目的生丝大战显得更加扑朔迷离、精彩纷呈，更令人为胡雪岩悲壮的失败扼腕叹息。
枝节的衍生之所以并不影响总体历史的真实，乃是因为历史的真本来就是相对的真，我们对历史真相的认识永远都不可能是全面的、原本的，如钱钟书先生所指出：“求尽则尽无止境，责实则实无定指。”[(17)]史学认识的相对性为历史小说在总体把握下重朔历史细节、还原生活真实提供了空间和可能。
其二，“以考证入小说，以小说成考证”的信史笔法。
衡量一部历史小说是否成功，除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是否吸引人外，所描写的历史场景、社会氛围是否逼真也非常重要，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历史小说的可信度和艺术感染力。高阳的历史小说之所以被誉为“信史”，就是因为他在动笔写作之前，已大量占有、消化了有关史料，做足了史实考据的功夫。据说，为了营造逼真的历史场景，将历史人物写活，高阳的创作准备方式大都是直接看史料，尝试从历史文献中找出戏剧化冲突的线索，或发现问题以供考据。高阳认为，历史小说的人物和情节或许受既定史料的限制，但依可循的原理去还原过去的生活，使许多知名人物的生命重新复活，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同胡适一样，高阳也具有强烈的历史考据癖。他敏学深思，于不疑处有疑，常常发现新的历史疑案，并且孜孜不倦地试图“侦破”，这就使他的历史知识通常是建立在比较可靠的基础上，经得住质疑和推敲，不至于犯常识性的错误。
高阳所具备的比较严格、渊博的历史素养，使他掌握了大量比较生僻的掌故、素材，往往能言人所不能言，写出“窥秘发覆的力作”。例如，他在《胡雪岩全传》中提到的“道契”，史学界直到近年才展开比较系统的研究，但高阳在书中已对“道契”有了确切的描写，指明道契即上海租界中通行的出租土地的契约，因须由外国领事送上海道查核，查明无误，即由上海道在“出租地契”上加盖印信，交承租人收执，故谓“道契”。胡雪岩的姨太太罗四姐便保存有三张这样的“道契”[(18)]。再如“书办”在清朝基层官衙所具有重要作用，一般粗心的治史者往往不察，但高阳凭借其渊博的历史知识和敏锐的史感，对此辈低级官吏的重要性有明确的认识，在《胡雪岩全传》中多次提及：清朝大小衙门的基层公务，只有书办才熟悉，其中的真实情况，以及关键、决窍，为不传之秘。离开这帮“蠹吏”，“天大的本事，也征不起的钱粮”[(19)]。
正是凭借这些在阅读大量经史典籍、方志笔记、佚文野史所积累起来的确凿可靠的知识，并加以精审的考证，高阳才形成自己“以小说写历史”的“信史”风格，无牵无碍地探索、披露历史的真相，写出一部部真实可信、栩栩如生的历史传记小说。
其三，融知识义理于故事情节的文化取向。
文化是历史联系的纽带，是渗透于历史之中的精魂。在以小说写历史的过程中，高阳格外醉心于文化的追求，力图使自己的鸿篇巨制具有比较高的文化品味，以别于坊间通俗文学读物。台湾学者杨照在评论高阳历史小说特点时指出：“铺在故事底下的文化、社会衬垫，是历史小说叙述的整合有机部分。”[(20)]高阳的历史小说实质上就是一种“民族历史文化小说”，是一种以文学形式所表现的“历史民族志”。
为了求得文化的意蕴，在叙述故事、刻画人物的时候，高阳往往不惜以大量的篇幅描写和介绍历史上的典章制度、饮食服饰、礼仪风俗、地理沿革、建筑样式等，力图反映中华民族的“整套的生存式样”，提供一座绚丽壮阔的中华民族的风俗画廊。这些大量的日常生活细节描写也帮助读者更贴近历史的真实，于不知不觉中获取了民族文化的涵养。如《烟消云散》中描写中国特有的抬轿习俗“打杆子”[(21)]：
“喔，”吴世荣在轿中吩咐：“停轿。”
“停轿”不是将轿子放下地，轿杠仍在轿夫肩上，不过是有根带桠杈的枣木棍，撑住了轿杠，其名叫做“打杆子”。
又如描写乡试发榜中的“闹榜”[(22)]：
……向例写榜从第六名开始，前五名称为“五经魁”，留到最后揭晓，那时已是第二天晚上，到拆五经魁的卷子时，闱中仆役杂工，人手一支红蜡烛，光耀如白昼，称为“闹榜”。
这些细节，如没有对中国习俗和科举文化的深切把握，是根本写不出来的。余如写漕帮的帮规切口，官场的“明报”、“密报”，钱庄的划汇制度，捐官的种种陋规，皆显示出高阳深湛的历史文化功力。
高阳对历史文化的追求，当不限于在故事中不断抖出文化“包袱”，而且追求揭示渗透于情节、人物中的更深层次的义理。如他自己所言：“投身于历史的领域中，如果不谈义理，只讲考据，几乎纯然属于一种科学的研究。”[(23)]这种义理是文化的更高形式的表现，包括作者赋予其笔下人物的价值判断和气质特征，当然也包括作者本人对自己所塑造人物的“了解之同情”。如高阳笔下的胡雪岩便不是一个钻在钱眼里的奸商，而是一个充满理性的近代商人，他的眼光和计谋、韬略和手段都是第一流的。他既有急公好义、刚正不阿、仗义疏财的一面，也有骄奢淫逸、与官府狼狈为奸的一面。但高阳对这个近代早期的资本家基本持一种肯定的态度，认为他表现出了中国民族资本家所独有的气质：“胡雪岩失败后，态度光明磊落，不愧为我们的‘杭铁头’，看到近年来不断发生的经济犯罪案件，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从胡雪岩身上记取苦干警惕与感化。”[(24)]
这样，高阳的人物塑造和文化追求实则有一种弘扬中华民族正气的文化导向，已不限于一般意义的文化描写与传播。他借助于文学形式，对近代思潮和历史运动的走向有较深刻的探讨，这也是其它历史通俗小说所难以企及的。
其四，全史在胸，舒缓进行的叙事手法。
或许是出于为了使自己所描述的事件和人物更接近历史生活本身，或许是豪放的个性使然，高阳的创作并不着力于一景一物、一颦一笑的精细刻画，而是从全局着眼，胸怀千山万壑的铺展壮阔的历史长卷，进行历史众生相的全景描写，力图使自己的作品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全面反映近代中国的社会生活。
高阳也并不特别追求作品的传奇色彩和戏剧冲突，反而有意无意地通过“挟泥沙”、“生枝蔓”、“跑野马”等手法，冲淡故事的戏剧化冲突，把大开大阖的历史风云寓于日常生活本身，从容不迫，徐徐道来，给人一种大敌当前，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的艺术感觉。例如，胡雪岩本身便是一个传奇人物，他一生中在商场上的大起大落以及同王有龄、左宗棠等封建大官僚的交往关系，更是通俗传记文学的绝佳素材，完全可以写得奇诡紧张、精彩纷呈，但高阳却以三部曲的形式有意将胡雪岩的传奇经历淡化，而将其置于晚清社会经济生活的大背景中，徐缓有致地讲述关于他的故事，无惊无奇无险，但也让人尽情领略了卷帙间澎湃不息的艺术魅力，一卷在手，欲罢不能。又如该书的下半部写胡雪岩以一人之力与洋商大斗法，激烈的商战扣人心弦，但高阳却以全史在胸的态度，游刃有余地写下了甲申中法战争对晚清经济和金融的影响，以及左宗棠和李鸿章的政治派别斗争等。虽然削弱了这场巨大矛盾冲突和全书高潮的戏剧化效果，但却对这场商战的背景作了富有深度的发掘，大大增强了这部分的历史意义和文化厚度，同时也使胡雪岩这一艺术形象更加丰满，包容有更多的历史内涵。
当然，高阳这种舒缓道来，忠实于历史文本的写法，有得也有失。从得的一面看，闲适冲淡、飘逸典雅的追求赋予高阳的历史小说一种精致文化的书卷气、文人气，具有很高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品味，这使高阳的作品易于在高级知识分子中获得共鸣，觅得知音。从失的一面看，削弱故事的传奇色彩、情节冲突与文笔渲染，多少降低了作品的可读性；层出不穷的掌故丛说、典章制度，有时甚至是整段征引奏折、策论、函札或上谕等史料，难免破坏作品的连续性和生动性，使小说叙事显得拖沓及至枯燥，最终削弱对一般读者的吸引力。这种得与失的并存，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作为小说家的高阳和热衷扮演史家的高阳并未获得水乳交融的一致，或许根本就无法达到一致，只得有所取舍，有所牺牲，难以熊掌与鱼兼得。
三
总起来说，高阳一生以罕有的才华孜孜不倦地笔耕，“以小说造史、以史造小说”，取得了世所公认的巨大成功，所谓“有村镇处有高阳”的说法，便是对高阳历史小说创作的充分肯定。高阳作品不仅在纯文学小说和通俗小说之间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取得了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而且对历史学如何走出学术的象牙塔，切入生活，贴近民众，共建民族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历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本以叙事记述见长。文史不分、寓史意于文采，更是司马迁《史记》以来中国史学的传统。但20世纪以降，随着西方新史学的兴起，史学的科学化一直是现代西方史学的主导潮流。实证主义史学家希望把史学变成自然科学式的科学，英国历史学家艾克顿爵士就曾充满自信地宣称：“只要把全部史料给我，我就能把整个历史还原出来。”这不禁使人想起牛顿的名言：“只要给我一根杠杆，我就能把地球举起来。”但又到哪儿去寻找如此之长的杠杆呢？而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型史学，则试图整合历史学与社会学、心理学、地理学等，以“总体史”代替“事件史”，探寻历史深层结构的变迁。他们一以贯之的理想，仍是让史学有朝一日成为真正的科学。科学主义构成西方主导史学思潮的本质。
于西方主导史学思想之外，近年来又兴起一种非主导思潮的人文主义史学流派，它至少在两方面构成对主流史学的挑战与补充：其一，它承续了从希罗多德到修昔底德的西方古典叙事史的传统，并将之发扬光大，注重叙事的技巧和文笔，尽量把史著写得文字优美、引人入胜，使历史重新变得多姿多采，令人读来有趣，难以忘怀。其二，它注重历史的人文价值，着意发掘史实中所包涵的文化意蕴，在研究历史中寻找人生的终极关怀，使历史再度成为“人”的历史，人重新占据历史的中心舞台。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它被称之为人文取向的史学，而与科学取向的史学相对应。科学主义史学注重求真求实，“据实直书”（兰克语）；人文史学则注重史学的“化人”功能：以史为鉴，以史育人。在某种意义上，人文史学也就是“平民”史学、“大众”史学。另一方面，如果说科学主义史学重在“研究”，那么，人文史学则重在“普及”，它体现了一部分历史学家对历史知识传播、普及的关心和重视。这些历史学家旨在通过重建大众史学，使历史这门古老的学问重新焕发青春的活力，重新赢得社会的重视和普通民众的关心、喜爱。
不难看出，高阳历史小说的取向，在内涵和目标上非常接近于新近崛起的人文史学，均旨在生动地叙述历史，再现历史的全幅式场景（historical setting），使历史普及于社会民众。但二者毕竟又不是一回事，因为人文史学毕竟属于史学的范畴，它可以有比较活泼的叙事方式，但甚至在细节上也不允许有虚构的成份，其叙事乃是建立在充分的史料基础之上，只不过更为关心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和价值取向，更强调人的因素而已。高超的历史小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还原历史，写活历史，然而它毕竟包含着虚构成份和作者的想象，是重新组合、拼装过的历史，仍属于文学创作的范畴。
因此，高阳的历史小说在定位上虽是文学作品，但与史学著述已非常的接近，放宽一点说，它已是传记文学与人文史学的中间形态，具有很大的“史”的意味。这部分取决于高阳丰厚的史学素养，部分应归因于他以考证入小说的独特写作风格。对一般读者而言，又何尝不可将高阳的历史小说当作一部形象的、活的历史来读。
从接受史学的角度看，人们历史知识的构筑应该是一个倒金字塔的开放结构。在这个倒金字塔的狭小底部，是那些经得住验证的、确凿无疑的“历史”，它由最基本的历史事实构成；越往上行，模糊的、不可靠的成份越大，它往往由野史、传说、口碑构成，有的甚至就来源于历史演义、说部或传记等文学作品。围绕这一倒金字塔的知识体系结构，科学主义史学、人文史学和严肃的历史小说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其成果都可以成为人们历史知识的一部分。
因此，在一个放宽的历史视野下，以高阳为代表的严肃的历史小说有着非常广阔的发展天地，它可以弥补严格意义的史学的不足，于枯燥的史学论著之外，为人们提供丰富多采的、形象的、鲜活的历史精神食粮，以之陶冶性情，增加知识，弘扬文化。站在历史学家立场，我们不敢轻言高阳一类的历史小说家已是我们的同人，但却尽可断言他们将是史学走向大众、历史普及于社会的最强大的生力军。
高阳已远行，但愿高阳的精神和事业永驻。
收稿日期：1996-10-20
注释：
① 尽管细节不确，但据刘体仁《异辞录》中的记载，胡、王相交其时约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王有龄署浙江仁和县令之前。
② 上引刘体仁《异辞录》，卷二，第25页。（此为自刊本，未注明刊印年月。）
③ 《官军入浙应设粮台转运接济片》，《左宗棠全集》第一册，上海出书店1986年影印本，第597页。
④ 参见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1984年岳麓书社印行，第67页。
⑤ 黄马褂除非因军功，向由皇帝自动赏赐，左宗棠以臣下身份请求赏赐给胡雪岩，已是破例，而皇帝竟然允赐给一个商人，更属破例，故此为胡雪岩平生最得意之事。
⑥ 《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7—48页。
⑦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36页。
⑧ 《光绪实录》卷一七四，第16页，引自《上海钱庄史料》第48—49页。
⑨ 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
⑩ 章开沅：《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和活动》序，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1995年版。
(11) (12)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7、48页。
(13) (14) (15) 参见史若民《票商兴衰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167页。
(16) (22) 《胡雪岩全传——萧瑟洋场》，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159—160、113页。
(17) 钱钟书：《史传通说序》，《钱钟书论学文选》第六卷，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第247页。
(18) 《胡雪岩全传——灯火楼台》，第179—180页。
(19) 《胡雪岩全传——平步青云（上）》，第316—317页。
(20) 杨照：《历史小说与历史民族志》，《高阳小说研究》，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
(21) 《胡雪岩全传——烟消云散》，第75页。
(23) 高阳：《历史·小说·历史学》，载《台湾文学选刊》1992年第8期。
(24) 高阳：《胡雪岩全传》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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