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性肿瘤疾病患者住院直接医疗经济负担影响因素分析变量的选择和模型建立影响因素变量的选择依据Y医院数据来源在前文分析中共有自费费用、住院天数、医保支付费用、药品费、其它费用、材料费用手术费用七个变量，本章利用这七个变量主要探讨以下几个问题：1.患者消费的视角，分析住院时间长短对直接医疗经济负担是否是影响因素；2.社会公平角度，分析社会负担部分对直接医疗经济负担的影响因素；3.不同疾病负担差异的角度，分析不同恶性肿瘤疾病对住院患者直接医疗经济负担的影响因素；4.不同治疗手段的角度同，分析手术与非手术是否是影响因素；5.其它费用做为主要影响因素之一，在不同情况下，材料费用对其它费用的影响如何。基于以上五点，选取自费费用和其它费用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选取住院天数、医保支付费用、药品费、其它费用、材料费用手术费等6个变量。将三类基本医疗保险，即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设为虚拟变量；将四类恶性肿瘤疾病，即肺部恶性肿瘤疾病、肝部恶性肿瘤疾病、乳腺恶性肿瘤疾病、胃部恶性肿瘤疾病；手术和非手术设为虚拟变量。数据处理本文的数据来源于Y医院的病案电子数据库，调取该医院2016年1月1日-2017年12月31日期间，全部Y医院肺部恶性肿瘤疾病、肝部恶性肿瘤疾病、乳腺恶性肿瘤疾病、胃部恶性肿瘤疾病患者首次住院时的数据样本，总数为1488例。数据包括自费费用、住院天数、医保支付费用、药品费、其它费用、材料费用、手术费等所有明细，除天数单位为天外，其它变量单位为人民币元。利用变量自费费用、住院天数、医保支付费用、药品费、其它费用、材料费用、手术费等7个变量的2016年和2017年截面数据分别进行分析，为去除异方差性，对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利用Eviews10.0 进行计量分析。模型构建依据理论和文献的研究成果及第四章的分析，本文采用的对数线性模型，假设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存在线性相关关系,并满足这下列统计假设，即：正态性：对于固定的自变量取值，因变量值呈正态分布；线性：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线性相关；同方差性：因变量的方差不随自变量的水平不同而变化；独立性：因变量之间相互独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所以，建立如下基本模型：
由于研究中，存在四种类型的恶性肿瘤疾病、三类医保、手术和非手术的选择问题，所以在基本模型中引入虚拟变量，模型转换为：
式中,Yi和Xi为因变量和自变量，β0为回归常数，βi和βn为回归系数,Dk为虚拟变量，εi为回归残差。故可设立如下五个模型：模型1：Log(y)=β0+β1Log(x1)+β2Log(x3)+β3Log(x4)+β4Log(x6)+β5D2+β6D3模型2：Log(y)=β0+β1Log(x1)+β2Log(x2)+β3Log(x3)+β4Log(x4)+β5Log(x6)+β6D5+β7D6+β8D7；模型3：β6D8；模型4：Log(x4)=β0+β1Log(x5)+β2D2+β3D3；模型5：Log(x4)=β0+β1Log(x5)+β2D5+β3D6+β4D7；依据所建的五个模型，分别利用2016年和2017年数据，得到10个模型估计结果，结果如表5.4和表5.5内容基于2016年数据的回归估计结果 变量符号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Lnx1 0.129446（2.697193） 0.144813 （2.758166） 0.173433 （3.241127） Lnx2 -0.126028 (-8.432976） -0.131918 （-8.668986） Lnx3 0.139351 （9.691793） 0.189893 （11.98000） 0.186544 （11.48545） Lnx4 0.529033 （14.30458） 0.623996 （14.61645） 0.619876 （15.82650） Lnx5 0.497189 (36.69138） 0.488882 （36.97934） Lnx6 0.037321 （3.682933） 0.034699 （2.990739） D5 -0.239576 (-4.223147） 0.324677 （6.593247） D6 D7 -0.190869 (-2.690125） 0.279997 （4.384808） D8 0.192702 （3.066196） 常数项 2.786699（10.30514） 2.366872 （7.951193） 2.315940 （8.297845） 5.053545 (43.87590） 5.057228 （48.78396） R2 0.754611 0.712026 0.696916 0.697840 0.711908 F 297.7788 204.8674 267.6516 449.5829 481.0439 注：括号内为t检验值；空格表示统计上不显著或未纳入估计方程。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线性相关；同方差性：因变量的方差不随自变量的水平不同而变化；独立性：因变量之间相互独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所以，建立如下基本模型：
由于研究中，存在四种类型的恶性肿瘤疾病、三类医保、手术和非手术的选择问题，所以在基本模型中引入虚拟变量，模型转换为：
式中,Yi和Xi为因变量和自变量，β0为回归常数，βi和βn为回归系数,Dk为虚拟变量，εi为回归残差。故可设立如下五个模型：模型1：Log(y)=β0+β1Log(x1)+β2Log(x3)+β3Log(x4)+β4Log(x6)+β5D2+β6D3；模型2：Log(y)=β0+β1Log(x1)+β2Log(x2)+β3Log(x3)+β4Log(x4)+β5Log(x6)+β6D5+β7D6+β8D7；模型3：β6D8；模型4：Log(x4)=β0+β1Log(x5)+β2D2+β3D3；模型5：Log(x4)=β0+β1Log(x5)+β2D5+β3D6+β4D7；依据所建的五个模型，分别利用2016年和2017年数据，得到10个模型估计结果，结果如表5.4和表5.5内容。基于2016年数据的回归估计结果 变量符号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Lnx1 0.129446（2.697193） 0.144813 （2.758166） 0.173433 （3.241127） Lnx2 -0.126028 （-8.432976） -0.131918 （-8.668986） Lnx3 0.139351 （9.691793） 0.189893 （11.98000） 0.186544 （11.48545） Lnx4 0.529033 （14.30458） 0.623996 （14.61645） 0.619876 （15.82650） Lnx5 0.497189 （36.69138） 0.488882 （36.97934） Lnx6 0.037321 （3.682933） 0.034699 （2.990739） 基于2017年数据的回归估计结果 变量符号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模型10 Lnx1 0.105051（3.267462） 0.098457（2.665533） 0.086773（2.287076） Lnx2 -0.118182（-11.77828） -0.120464 (-11.70613) Lnx3 0.10907（11.20295） 0.147888（13.02656） 0.154590 (13.39145) Lnx4 0.528826（23.65353） 0.637013（23.39595） 0.661185 (25.15337) Lnx5 0.534564 (64.58893) 0.540165 （66.90438） Lnx6 0.053145（9.747268） 0.050914（7.871352） D2 0.528855（17.27251） -0.095634 (-3.279138) D3 0.664832（19.26447） D5 0.189307（4.970892） -0.248375 （-7.674582） D6 0.108630 （2.425254） -0.266668 （-7.072391） D7 0.127007 （2.538124） -0.124207 （-2.859670） D8 0.303983 (7.622752) 常数项 2.339127（14.03883） 2.295581 （11.55127） 2.245457 (12.03946) 4.880987 （73.64885） 4.965495 （76.45769） R2 0.835722 0.785233 0.781152 0.823037 0.834908 F 757.1520 407.2110 531.2442 2085.925 1131.555
说明：括号内为t检验值；空格表示统计上不显著或未纳入估计方程。模型估计结果分析从表发现，同一模型中尽管使用2016和2017年不同年份数据所估计的结果存在一定差异，但各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均相同，且基本符合经济理论的预期。第一，从三类医保来看，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患者保险支付费用每增长1%，2016年和2017年自费费用平均增长2.79%、2.34%，而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从2016年的不同程度的小幅下变动为2017年的小幅增长，主要是因为其它费用、药品费、住院天数的增长，即城镇职工医保报销项目多、比例高，而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报销项目少、比例过低，造成制度性的医疗费用差异问题。随着国家医保改革的不断深入，虽然三类医保之间的差距有所缩小，但报销比例差距没有根本改变，由此造成的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患者的直接医疗经济负担还远高于城镇职工医保患者水平。第二，四类疾病来看，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2016年肺部恶性肿瘤住院患者和乳腺恶性肿瘤疾病住院患者的自费费用平均增长2.37%与2017年相差不大，而肝部恶性肿瘤疾病住院患者和胃部恶性肿瘤疾病住院患者相对来讲有0.2%左右的减速增长，到了2017年肝部恶性肿瘤疾病住院患者、胃部恶性肿瘤疾病住院患者、乳腺恶性肿瘤疾病住院患者自费费用相对小幅增长，其中乳腺恶性肿瘤疾病住院患者增幅最小。不同的主要原因是其它费用在各类肿瘤疾病中影响程度不同，即其它费用中各项目价格不同和使用数量不同造成的不同肿瘤疾病自费费用的差异。肺部恶性肿瘤和乳腺恶性肿瘤疾病治愈的可能性相对较高，做为被动消费者，患者通过医生介绍，选择认为更好，更可能有效的方法和材料，如使用进口材料、进口器械等。另外，2017年开始国家对乳腺恶性肿瘤疾病的相关治疗项目进行了补贴，客观上减少了此类疾病的自费费用。第三，四类疾病来看，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2016年手术患者比非手术患者增加0.19%的自费费用，而2017年增加0.3%，论证了前文分析的手术费用是患者的直接经济负担之一，但负担较小的结论。对恶性肿瘤住院患者自费费用而言，虽然手术带来的药品费的增长相对下降，但其它费用增长相对明显。即公立医院药品零差价政策的实施，导致药品费价格下降、费用减少；而微创技术的广泛应用有此带来一系列的卫生材料等其它费用增长，并间接的减少了药品使用，客观上转嫁了影响因素。参考文献：[1]武兴龙,饶江红,康云霞.南昌市肺癌患者疾病经济负担调查[J].环境卫生学杂志,2015,5(06):507-511+519.[2]许汝言,彭红,叶露.上海市肺癌患者直接疾病经济负担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卫生经济,2015,34(08):74-77.[3]彭红,许汝言,叶露.上海市肺癌患者疾病经济负担研究[J].中国卫生经济,2015,34(08):78-81.[4]刘帅,张歆,刘国祥,黄卫东,徐涵,徐岳,吴群红,毛正中,Teh-Wei Hu.城市地区肺癌经济负担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公共卫生,2017,33(08):1224-1228.[5]胡如英,潘劲,武海滨,龚巍巍,王蒙.常见恶性肿瘤归因2型糖尿病风险及医疗经济负担研究[J].预防医学,2017,29(08):762-765.[6]林坤河,祝雯珺,李剑如.湖北省肿瘤患者疾病经济负担状况分析[J].医学与社会,2017,30(08):1-3.[7]王亭艳. 新疆某三甲医院肺癌患者疾病经济负担影响因素及趋势分析[D].新疆医科大学,2017.经济,2015,34(08):78-81.
论文作者:李丹花
论文发表刊物:《中国保健营养》2019年第6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9/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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