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功罪向谁论——《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读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京论文,功罪论文,兵变论文,共产党人论文,向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应当拂去的历史阴影
这是一本不足15万字的著作，卷首有几帧书中主要人物罗章龙以及他在1936年拍摄的游览华山、青岛的照片和晚年所写诗文的手迹。其中一首七绝诗云：“骊山兵谏建功勋，亘古男儿忆汝名，渤海洞庭波浪阔，历史功罪向谁论？”他的一纸手迹慨叹：“西安事变幕后人物外间知者甚尠。”另一人物李希逸1992年从美国寄给罗章龙的小小名片不无深意地写着：“1936年西安一别，已近一个甲子。每忆故人，不胜怅惘。尊况偶由报章获悉。旧日同侣，殆仅存兄与弟二人。”（无文：《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香港银河出版社2000年版。）
汝名、渤海、李希逸等“旧日同侣”何许人也？西安事变“慕后人物”又何所指呢？罗章龙、吴雨铭等前共产党人留下的狱中供词和回忆文字，都不约而同地回避着自己在张学良身边策动兵变的壮举，或者一笔带过：“以后就在张学良的左右工作”（吴雨铭供述），或者语焉不详：“我曾到东北军工作”（曹策回忆录），就是境遇较好的罗章龙，“留下的文字或者藏头，难窥全豹，或是暗语符号，难辨真相。所有的文字和心灵都罩着一层抹不去的阴影”（本书第116页）。罗章龙在“文革”前写过一些回忆中共内部斗争的文字，但被当权者警告不准深谈。“文革”开场不久即被抄家，许多资料散失。其后所写文字，不得不加以“包装”，或故意空行漏字，隐语曲笔，或避而不谈，掩去真相，或闪烁其词，前后不一，使后人难窥决策的内幕和行动的细节。
这一批老共产党人，或因被捕转向，或被中共开除，聚集于东北军总部机关，成为罗章龙所说的“西安事变幕后人物”。在当年国共两大政治势力生死搏斗的险恶环境中，这些人不容于赤白两道，因而组织严密深藏，行动不留痕迹。若想还原其历史真相，实在是太难了。
为了拂去层层阴影，追寻坠绪，透视幽渺，本书作者历经数载，钩玄探微，小心求证。许多问题虽然一时难以完全廓清未必即是定论，却为史学界今后深入探究这些问题，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线索和饶有新意的思路，也为一般读者安排了一个想像的空间。
东北军中前共产党人的秘密组织
1934年前后，前共产党人在东北军中结成的秘密组织，究竟由何人组成？这些人又如何从中共分离出来？这要从3年前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说起。
1931年1月7日，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后台是掌握共产国际和苏联党政大权的斯大林），以突然袭击方式，强行召开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打击瞿秋白等，扶植王明集团夺得中央领导权，结果引发大规模党内斗争。大批抵制四中全会的党员干部拒绝承认新的中央领导，其中包括罗章龙、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韩麟符、吴雨铭等。双方的矛盾激化，罗章龙等几十名反对派骨干被米夫以“分裂党”的罪名宣布开除党籍。罗章龙、史文彬、何孟雄、李求实等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以下简称“非委”），予以抗争。上海“非委”领导成员有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北方“非委”主要骨干有王仲一、韩麟符、吴雨铭、张慕陶、李希逸等。早年从中共转向，投身于奉系张学良的黎天才，也成为北方“非委”的特殊成员。四中全会召开10天后，1月17日上海突然发生“东方饭店事件”，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人陆续遭国民党当局逮捕。“非委”的活动中心被迫移往北方。2月7日，在上海被捕的24人被枪杀于龙华。2月10日起，王仲一、韩麟符、吴雨铭、张慕陶、李希逸等在天津先后被捕。王明集团逐步在全党推行极左路线，把中共推向濒临灭亡的边缘。
“非委”遭如此沉重打击，活动似乎早已结束，实则不然。1936年4月11日周恩来与张学良会谈后向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发出的电报即说，张学良“言他左右有一些研究法西斯主义的人，其中有几个共产党人（脱离党的叛徒）”。引起周恩来注意的这几个共产党人，显然是指在张学良身边任职的“非委”核心成员黎天才、吴雨铭、李希逸等。
黎天才，又名渤海、伯海、经天。山东蓬莱人。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策动京汉路大罢工的骨干分子。加入中共后在铁路总工会与罗章龙、吴雨铭等共事，先后参予工运、学运、兵运工作。李大钊死难后，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1928年被捕转向，投靠奉系，张学良倚为心腹，初长总部机要处，旋为总部政训处核心人物。后为东北军“非委”秘密组织领导人，是坚决支持张学良发动兵变的人，西安事变张杨八项政治主张通电的起草者，主持事变的宣传工作。
吴雨铭，又名汝明、汝名、雨名、慰名，与罗章龙同乡、同学，同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者。从事工运工作，为罗章龙的助手。大革命期间任中共汉口市委书记，中共“五大”中央委员，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北方“非委”书记兼铁路总工会“非委”书记。被捕后转向，通过黎天才进入东北军，成为东北军“非委”秘密组织的核心成员，张学良总部机要秘书。
李希逸，又名玉书、秋生。河北静海人。北京大学学生，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曾任中共顺直省委委员、天津市委负责人。“非委”成立后任北方区委委员、天津市委书记。1931年在天津被捕转向。1933年张学良下野离北京前下令释放共产党政治犯，交黎天才经办。李出狱后入孙殿英军中任政训处宣传科长，为学兵队讲授马列主义常识。一年后孙军兵败宁夏，李希逸转入东北军，为“非委”秘密组织核心成员。
张学良何以肯容纳共产党政治犯呢？
早在1931年2月10日，张学良对日本记者谈东北时局时即说共产党里“有研究学者与计划暴动者之别”（《张学良文集》(1)，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436页）。恰巧此时“非委”北方组织在天津遭破坏，吴雨铭、李希逸等被张部逮捕在案。张学良对共产党人的取缔方针，只限于取缔“暴动分子”，而对“研究学者”型的共产党人则似乎明显宽容。黎天才利用张学良委派他主办被捕共产党人案件的便利，使被捕党人尽快出狱，又逐步吸收他们进入东北军总部机要部门，进而成为张学良的智囊人物，受到器重。据罗章龙晚年回忆，先后进入东北军的共产党人约20余人。东北军“非委”组织的黎天才、吴雨铭、李希逸为核心，秘密接受在河南大学（开封）任教的罗章龙的领导，“处处照顾到我党在当时的政策”（据《黎天才自传》未刊稿），继续从事政治斗争。
或许有人会问：东北军“非委”成员的活动是否算作组织行为？其实，一切非法秘密组织的地下斗争，不可避免地带有密谋性质，多半是先有人员、有行动，才有正式的组织形式，再经上级组织认可。在特殊环境下的非常行动，很难讲求正常条件下规范的组织程序。“非委”成员既然不容于赤白双方，其密谋性质更为明显，更没有必要将人员登记造册，确立组织名称，否则一旦暴露，其后果不堪设想。“非委”进入东北军的成员，都经历为中共党内和北方“非委”组织生活的约束，多年来目标一致，高度默契，严守秘密，相互配合，形成有力的群体行动。这样的群体，当与政治组织无异。
张学良研习共产党学说的三位伴读
张学良于1934年1月8日由欧洲返国抵达上海，发表谈话拥戴蒋介石为最高领袖，倡言仿效德、意法西斯，实行领袖独裁，武力统一中国。2月，张出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部副总司令，翌年3月改任委员长武昌行营主任。张虽追随蒋介石“剿共”，却又担心内战招致日本加剧侵华，亟欲抗日而不可得，深陷愁城。为谋求出路，寻觅人才，张学良将目光转向共产党，潜心研习共产主义学说。在百忙之中，张学良经常要伴读者随车为他讲解。
为张学良随车辅导共产主义学说基本知识的前共产党人，首先应该说到潘文郁（又名问友、闻友、冬舟、东周）。潘是湖南人，中共早期党员，留苏学生。回国后任中共总书记向忠发的秘书，编辑《布尔什维克》，被向忠发倚为“文胆”，署名向的文章多出自潘的手笔。20年代末30年代初，参加反文化“围剿”斗争。在《世界月刊》、《新思潮》等刊物发表的6篇万言长文，论题涉及中国经济性质、经济发展、经济改造、中国工业、对外贸易等，几乎涵盖中国宏观经济领域。1931年，潘文郁被捕自首，被中共明令开除党籍。此时恰逢老友黎天才。经黎安排，潘住进北平城东一所公寓，主持《北方公论》周刊，宣传抗日，并为张学良之不抵抗行径辩护。黎设法出版潘文郁接续陈启修所译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分册（第二、三篇）、第三分册（第四篇）。黎潘之交深厚，相顾相惜，潘得黎引进，遂入东北军。与此同时，中共北方特科负责人吴成方将潘“拉出来”为中共做东北军的情报工作。1934年秋中共河北省委杨青林案牵出潘文郁，并缴获大量证据。张学良仍欲保护潘，卒在蒋介石一再严令之下，被迫将潘处决。潘临刑前夕写数万言遗书，交张后从容就死。张学良以重金抚恤潘妻及两子，不无痛惜之情。
黎、潘在张学良幕中，虽彼此心照，但终未捅破各自的组织关系。本书说得好：黎潘“既有惺惺惜惺惺的相知，又有各为其主的心计”。他们互相利用，绝不露出各自的组织底细。“一黎一潘，真格的殊途同归，把对蒋介石已灰心的张学良推上了‘革命道路’”（见本书第64页）。潘死后，北方特科在东北军中的工作已前功尽弃，黎天才等都始终按照“非委”的路数，在策划着东北军的行动。
继潘文郁之后，黎天才按时随车为张讲书。不久，吴雨铭成为张学良研习马列学说的伴读。吴是中共早期开辟工人运动的重要干部，他的讲解使张学良更加真切了解中共早期历史和工运工作业绩。
下边是张魁堂著《张学良传》中对三位伴读情形的描述：
自1934年起，张学良在潘文郁、黎天才的帮助下，开始阅读马列主义著作，如辩证唯物主义、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列宁的《左倾幼稚病》、《资本论》等，还要潘、黎经常给他讲解。他住在武昌徐家棚，办公在望山门原湖广总督衙门，每天乘车前往，每次要40多分钟。张常要黎随车给他讲课，盛夏挥汗如雨，也不停止。潘案发生后，张带潘、黎去南京开会，住在蒋介石的陵园别墅，只10来天，张请潘讲国际共产党历史，共讲了三四次，每次都在一小时以上。熊谷康是张学良在武昌结识的日本朋友，熊谷说张“正在勤奋攻读马克思的《资本论》”。
潘案未了结前，张学良对各派社会主义学说已有初步的了解，对阶级斗争与工人运动实践更有兴趣。说黎天才的讲解是洋秀才上课，要黎找一位办过工运与工人共同生活过的人为他讲工运和阶级斗争。黎找来了吴雨铭。（《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120页）
1935年中共红军长征落脚于陕北，蒋介石数次与张学良商讨，令张主持西北“剿共”军事。据《黎天才自传》叙述：
张曾考虑至再，我当时坚决主张接受这个命令，我主张的出发点，有些英雄主义的出发点，认为西北是我远祖发祥地的摇篮，是待开发的处女地，搞得好可以与蒋翻脸抗衡，分治割据，同时也可以接近我党及联合国内各反蒋抗日之地方武力，以此为抗日后方之大陆基地。
他（张学良）那时读了一篇陈绍禹同志写的关于统一战线的文章，口诵心唯，逢人便说……他曾企图作独立政党活动，什么党纲政策以及战时政府组织，都由我写具体方案，他并对我表示要请几位研究马列主义的学者来西安，以讲学为名，实际请他们来参加我们的政治工作，记得当时我曾推荐了罗章龙等人。
显然，张学良已将学习马列主义融入了他的政治实践行动中。
张学良与罗章龙秘密会晤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与“非委”最高领导人罗章龙数次会晤。时间从1935年春到1936年秋。
罗章龙（又名璈阶、仲言、文虎），湖南浏阳人。北京大学学生，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及中共北京小组发起人之一，中共三至六届中央委员，工人运动的领导者。1931年1月，罗章龙被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开除出党，愤而组织“中央非常委员会”与王明集团的新中央抗衡失败，无法在上海立足，遂转入北方，在奉系天地里隐匿两年。1933年重返上海，旋即被捕。幸得蔡元培等出面营救获释，北赴开封河南大学，先为经济系主任，后为教授。此时，北方“非委”成员黎天才、吴雨铭等人已先后进入东北军，成为张学良所倚重的心腹。张学良从潘、黎、吴三位伴读者的讲述中，已对中共工人运动领导者罗章龙的名字不再陌生。此后，张学良向黎天才之妻孙菩缘（普爰）打听罗氏，孙如实相告，使张产生与罗会晤的愿望。就主观思想而言，张初步接触共产主义理论后，萌生会见共产党高层学者的想法。就客观处境来说，张正身陷逆境，谋求打破僵局，亟愿与罗章龙面商对策，寻找出路。据本书作者考察，张罗会晤共有三次：
第一次会晤，1935年4月23日，张学良到开封校阅驻军，随后往访河南大学会见罗章龙。
第二次会晤，1936年4月上中旬，罗章龙以率领河南大学经济系毕业生参观访问为名，到西安、华山游览，借机与张学良晤谈。
第三次会晤，1936年夏历7月，罗章龙有西行之举，并遗诗：“晓行原野瞥经过，驰骤风烟渡大河。东望潼头西大散，商鞅前事感人多。”
张罗晤谈内容，本书作者依据罗章龙生前所写的《大革命时期中共军运工作纪略》（70年代后期稿，未刊）、《回忆片断——西安事变前与张学良的接触》（约80年代稿，未刊）等回忆资料，作如下的叙述：
开封会晤，张学良坦率陈述“个人对目前政治抱负与企图，毫不含糊”。张罗“彼此对话范围涉及很广”，谈到了“打开目前政治僵局的问题，并为今后双方合作奠定基础”。
第二次西安会晤，罗章龙不止一次提到张学良对他的邀请。张学良“介绍东北大学情况，同时又涉及大学学制改革问题，渐渐转到国内外政治问题，从开发西北问题到国际旅行问题均感兴趣”。张希望罗能“到东北大学讲学，藉便朝夕‘聆教’”。所谓开发西北的真正含义，今天看来另有深意，当为张诚心邀罗共举大事，而非一般意义的延揽人才。西安方面后来正式向罗送上东北大学聘书，罗亦同意于1936年秋后束装西行，卒因身体欠佳未能成行。
1935至1936年间，东北军“非委”成员之间的密谋策划，多以吴雨铭、李希逸穿梭来往于西安开封之间，与罗章龙进行联络。其间，罗章龙与黎天才的一次秘密会晤，则巧妙的安排在1936年夏季的青岛海滨。据罗章龙在《大革命时期中共军运工作纪略》一文中写道：
暑假期间往青岛避暑，寓汇泉山东大学，北大旧同学孛爰夫妇来访，原来孛爰此番来青访文主要是报导东北军方面同志工作情况。
孛爰，是黎天才孙菩缘夫妇二人姓名的隐写，文，则是罗章龙别名文虎之略称。据罗回忆，会见时黎天才所谈要点是“汉卿为人通达事理，近来倾向革命，主张打破现状，亟思冲决罗网，为革命出力，察其为人，可与共事。他现有精兵三十万，武器精良，训练良好，久戌思归，梦寐不忘北大营，但不知计将安出”。（罗章龙《大革命时期中共学运工作纪略》）罗章龙的意见是“宜从政治思想、组织宣传各方面下一番功夫，方能水到渠成”。“事宜迅速以赴事机，同时应计策万全以防内奸，你回去代我致意同志们，选定好一个大题目，定能做出一篇好文章来。”（罗章龙《大革命时期中共军运工作纪略》）看来，罗黎青岛会晤，乃东北军中前共产党人谋划西北大局的一步要棋。虽然细节隐去，还是可以看出大略来。
西京兵变方案及其意义
1935年秋天，东北军开始移师西驻，张学良出任西北地区“剿总”副总司令。“非委”成员立足西北，策划未来行动计划。1936年4月到秋天，罗章龙两次西行期间，均与东北军中的“非委”全体人员见面，对当前时局交换意见。经长时间反复磋商，初步拟定两项计划：
其一为兵变方案：动员全体官兵自上而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实行兵变，拒绝独夫一切命令视同非法，并以武力逮捕元凶，迫其就范。兵变完成后，即通电全国讨贼，联合全国各界民众力量成立全国民主政府，对内实行民主政治，对外联合各省军政实力，出兵抗日，收复东北失地。
第二步为建设方案，主要以重兵分据陕甘四川地区，利用关中、汉中、河西、成都殷庶人力物力，实行改革内政，发展经济文化，达成富国强兵，经济自给自足，争取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模范重要地区，如此进可以战，退可以守。（罗章龙《大革命时期中共军运工作纪略》）
这是一个既有近期行动又有远景设计的方案。张学良何时接受这一方案？本书作者认为在1936年4月下旬，而非在此之前。4月9日深夜到10日凌晨，张学良与周恩来会谈于延安。周恩来随即向中共中央详报会谈情况，指出张学良虽然防范蒋介石，但尚无反蒋迹象，张明确表示“现在反蒋做不到”。4月26日，张学良与中共派驻东北军代表刘鼎谈话时，态度大变。刘鼎从4月27日到5月2日，先后三次向中共中央密报张的惊人变化：“只要有半年功夫，大事可济。我要干就彻底干！”“迁延到十一月就起变化”。到了6月，张学良甚至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见张闻天7月2日给王明、康生、陈云的电报）。8月9日，中共中央致张信，竟称张为“同志”。这与黎天才与罗章龙在青岛会晤时所谈张“近来倾向革命”情形完全一致。这个惊人变化，显然同4月10日以后罗章龙进入西安与张学良会晤，并同东北军“非委”成员共商大计有密切关系。
当然，如作者指出的那样，前共产党人的兵变计划，不完全是后来发生的捉蒋兵谏。尽管张学良早有西北联合的意图和多方准备，但直至11月底，并未决定要采取捉蒋行动。依然把西北大发动的时间延至一两个月后，并告知中共方面，让处境十分艰难，准备二次长征的中共红军再坚持一两个月，则西北之联军可成。紧接着，蒋介石再度坐镇西安督促剿共，透出调换将帅的部署，镇压学生抗日运动，诸多因素引发了12月12日的临潼捉蒋行动。张学良下定捉蒋决心后，黎天才知晓这一变化，派孙菩缘返山东“探亲”途中将此消息秘密通报罗章龙。罗回忆说：“十二月上旬，普爰密简报道：‘众意已决，立即付诸行动！’越二日而兵变爆发！”（见《大革命时期中共军运工作纪略》）能否认为：西安事变爆发前夕，“局外”得知消息而静候发动者，天下独罗章龙一人耶？延至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返京，面对急转直下的局面，这些前共产党人必然预见到大势已去，几年的惨淡经营蓄势待发，如今悄然划上了一个无奈的句号，标志着东北军“非委”秘密组织从此终结。这些前共产党人，作为张学良幕中的僚属，不可能在这一历史事件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诚如本书所论：即使是张学良，“虽有惊天动地之举，在中国的政治棋盘中，也不过是一粒受人拿捏的棋子儿”。“少帅本来是把最大的希望寄托于苏联的，而事实上却成了被所有人弃置的卒子”。“然而，毕竟还有人记挂着他是‘千古功臣’，而那些当年出没在他身边的同样有功的智囊，却多是身名俱灭，几乎无人记取了”。（本书第115-116页）吴雨铭1949年入狱，1959年死于江西第一监狱；黎天才1955年因潘汉年案株连入狱，判无期徒刑，1961年瘐死狱中；李希逸流亡美国，1996年悄然去世。
本书结语最后一段话说：
我们想说的只是，在丙子年间的长安风云中，有这么几个不该被遗忘的人，也做了几件不大不小的事，他们曾经是共产党人。（本书第117页）
这个评价，似乎有些含混。这些前共产党人给予张学良的影响是积极的，是导致西安事变发生的重要因素。他们的作为，有功于中华民族，有功于抗日战争，也有功于当时势单力孤深陷泥潭几乎没顶的中共日后的复兴，进而导致江山易主。不管承认还是不承认，这都是不容否定的历史事实。
本书也有可议之处。第一，本书除引言、结语外，将论人、叙事分成2块9篇，论人者5篇，叙事者4篇，围绕同一中心，各篇之间多有重复雷同文字，读来不无累赘之感。第二，文字有疏漏，如结语叙及斯大林“一石三鸟”策略时，说“斯君之话深深地刺伤了张学良”。读书至此，到处寻找“斯君之话”，然而到底也没有找到。这个疏漏，是不算小的。
“非委”的话题所引出的质疑，一定不少。作者目前仍在继续探索这些问题，我期待着并且相信他们会有更新的成果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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