缑英杰[1]2004年在《归宿何在》文中指出对人的生存命运的探讨是文学中不会衰亡的话题，同样，对人的境遇的关注也是揭示文学现代性内涵的关键所在。在这一写作前提下，文章将漂泊与现代性结合起来，突出漂泊所蕴含的现代意义，即将漂泊与人的生存状态联系起来，认定漂泊不仅仅是特定社会背景下的现实产物，它还是一种具有超越时代民族文化的普泛现象，因此，将它由具体的社会现象深化或者扩展开来进行探讨，有着相当的可能性。文章认为，如果漂泊体现出了人类的普遍的生存处境或存在状态，那么它就有了现代精神。在此需要注意两点：第一，体现了一定生存处境或存在状态的漂泊主体既是指个体的，同时更属于整个人类。第二，这种生存处境或存在状态不是指具体的日常生活或个人独特经历，而是一种抽象的、具有形上意义的生存。 “五四”是人的觉醒时代，“五四”文学异常敏感地关注着人自身。出现于这一时期文学中的漂泊，传达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于自身生存命运的最早的现代性思索，是其作为现代人逐渐成熟的标志之一。本文大致从现实行为、精神觅求和生存哲学叁个层面着眼，这叁个层面既是叁种并行的观照视角，同时又存在着一种纵深递进的关系。文章拟定为五个章节，中间叁章分别是从以上叁个层面进行论述，这是全文的主干部分。在文章的最后，由漂泊的现代精神引发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思索，认为现代性是一个相对和宽泛的概念，它不等同于现代主义思潮或西方性。
张艳梅[2]2004年在《海派市民小说与现代伦理叙事》文中研究说明卡夫卡曾决然的表态：“我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个我”。那么，本文的论述也可能在个别观点上偏离了作家的本意，在我，也只是想借助海派市民小说这一视域，来探讨人生中一些无法绕过的重大问题。 全文共六个部分。其中，引言由两部分组成，即温故：1943和停顿：2004。这一部分的中心议题是我为何选择这样一个题目。第一章是海派市民小说与现代伦理叙事的起点。这一章的关键词是城市、上海、市民小说、现代伦理、伦理叙事。城市作为负载独特文化使命的一种空间存在，为生存提供了可供切换的众多演出场景。本来平淡无奇的市民生活在城市自身的行走履历中，被演绎得五光十色而戏剧性纷呈。现代都市的崛起改变了传统的生存模式，确立了新的时间观念和空间感受，人性的分野随之模糊，传统伦理遭遇道德沦陷和精神危机的双重挑战。上海作为一个有着独特历史的城市，最先接受了来自西方的文化冲击，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摇摆的结果是，于时代风云变幻的家国伤痛之外，这个战争时期的“孤岛”同时也成了人性的最佳舞台。张爱玲、苏青、徐吁、无名氏的市民小说恰逢其时，登台亮相。立刻赢得普通市民的极力追捧。海派市民小说成为都市暗夜一盏温暖的灯火。无限的慰藉那些没有光彩的庸常人生。作家以情爱为思绪飞扬的风筝，以人性为脆弱而又坚韧的筝线，不断的飘向理性与精神的夜空，现代伦理作为日常生活底色，在人类摸索前行的暗夜，点亮了满天的繁星。这几位作家并没有仅仅陶然于心灵的乌托邦，踏着泥泞的生命的大地，在市民心理记忆的伦理困境中挣扎徘徊，有虚拟的现实，也有本我的体验；有历史的断裂，也有精神的复归；有道德的焦虑，也有伦理理想的期待。第二章是海派市民小说与现代伦理叙事的维度。这一章的关键词是文化语境、时空观、自然观、生命观、家庭伦理观。随着世俗化的加深与伦理价值的不断分化，为海派市民小说营造了特有的文化语境。作家的心路历程成为其伦理叙事的一个重要的立足点。现代性的逻辑起点是新的时间观的确立，张爱玲以冷静的悲观透过历史的烟尘，看到生命的本相，因为她明白这反抗是无从做起的，所以反而淡然了，还能投入的去活，就在人性的荒凉中笑看世间纷纭繁复的种种闹剧。苏青因着自身的不幸而对反抗有了更大的决心和更加明确的方向;徐舒和无名氏的叙事线索更多的是内心的寻找，那种爱与美的理想特立独行，遭遇多少打击仍然是色彩缤纷。在他们的文本世界中，时间、空间、自然、生命、死亡、情爱、婚姻、家庭构成了现代伦理叙事的几个重要维度。首先，他们突破了传统小说的时间与空间的困扰，在那些关于时间的暗喻中，隐约表达了他们的历史观，以及对市民世界的别有怀抱。然而，生命的悲剧总是与时间有染，生命的戛然而止总是在瞬间改变了人生的方向(徐舒小说《痴心井》中对于时间的惨痛追悔最具代表性)，作家渴望跳出先验的时空序列，却不得不在时间的悲情中抱憾终生。当作家们意识到个人无法真正摆脱时空的困扰，获得生命内在的自由时，就会自觉不自觉的朝向无限延伸的心理自然，努力打破生存与死亡的二元对立。这几位作家对情爱、婚姻、家庭的关注始终如一，并且在对日常生活意义的挖掘和消解中，探索家庭伦理复归与缺位的背后动因。揭示“家”的双重指向与人性的“生死场”，女性世界的突显与父性世界、儿童世界的缺席。通过叙述主体的内在分裂，看取文本的显性结构—都市生活与精神漫游，以及文本的隐性结构—人性与伦理诉求。第叁章是海派市民小说与现代伦理叙事主题。这一章的关键词是市民伦理、宗教伦理、文化伦理、伦理叙事理想。普世的市民伦理寓言包括爱与超越、罪与受难、恨与复仇。这一部分追溯了作家精神寻找与精神危机的根源，以及市民世界中个体心理分裂的种种表现。宗教伦理包括追悔与忏悔、道德与救赎、死亡与虚静。通过个体生命或沉沦或超越的挣扎，作家为我们描画了世俗化的宗教图景，同时也在严肃的探索宗教作为生存理想的可能。在宗教伦理之外，海派市民小说更为关注的一个主题是文化。关于道德的文化反省充满了生存焦虑，市民意识中的道德语码揭示了道德困境与未完成的现代主义，启蒙思想的继承与反拨更加突显了传统伦理藕断丝连的阴影与现代伦理面临深渊的挑战，为建构市民世界的伦理叙事理想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背景。第四章是对作为一种传统的海派市民小说的哲学反思。这一章的关键词是:母题、原型、隐喻、当代传统。人性、情爱、理想一直是古今中外文学创作的主题，对于海派市民小说来说，这些与生存本体相关的要素同样具有母题意义。欲望的心理原型、符号化的情爱、意象群的内在美学倾向是海派市民小说精神原型的核心编码。隐喻是作家为现世生活设置的话语陷阱，多少没有表达出来的寓意沉睡其中，等待生命的自我憬醒，然后目睹伦理叙事向世俗生活纵深开掘。作为元叙事的能指是海派市民小说关于现代社会的巨大想象。走在历史的沉思与城市的呼吸之间，市民世界隐喻着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对视与分离。海派市民小说的当代伦理价值主要从两个方面思考，一是与香港、台湾文学合流的
顾广梅[3]2009年在《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成长小说作为一个小说类型,肇始于西方启蒙主义时期。20世纪的现代中国也产生和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成长小说。本文采用发生学、文化学和叙事学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对从五四到解放30年时段的中国现代成长小说进行初步的整体勘探。本文共包括绪论、正文和结语叁部分,正文部分共分五章。绪论首先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界定了成长小说的概念内涵,并为厘定筛选文本而进一步对中国现代成长小说进行了要素分析,避免遗漏和误选。其次,通过对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研究现状、选题意义的探讨,意在指出目前的研究缺憾,国内学者对20世纪中国成长小说的研究集中在当代这一时段,而对现代成长小说的整体把握和个案分析都明显欠缺。从整体上宏观把握和认真梳理中国现代成长小说已经势在必行。再者,提出本文具体的研究方法和研究任务。由于论题本身的性质,自然会涉及哲学、心理学、文化学、社会学等方面的内容,而研究的体例和框架又决定了论文还会涉及发生学、叙事学、主题学、文化研究等学科,这就更需要利用各学科所长而避其所短的综合研究视角才能有效地驾驭论题。第一章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发生。这一章主要采取探源和发生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既探讨现代性语境下成长问题的提出,又以此为切入探讨中国现代成长小说发生的历史原因和个人动机。第一节考察了成长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历史性缺席,并对成长小说在中国叙事文学传统中的匮乏进行深度溯源。第二节以西方成长小说为参照系,论证了现代性语境下成长问题的提出,指出五四个人主义话语作为现代成长小说发生的价值原点。第叁节从“新人”的公共形塑考察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方向和规约。采用文化研究的方法,选取各时代的重要期刊杂志或报纸考察论证了五四新人、革命新人、民族新人和翻身新人的理论塑形,指出这四种新人集中代表社会理性所期待的理想人格,并直接影响和开启现代成长小说对“新人”的想像。第四节集中论证了作家的主体意图,从小说家讲述自己的成长故事和虚构(或纪实)他人的成长故事两方面考察中国现代成长小说发生的个人动机。第二章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嬗变轨迹和叙事类型。这一章主要以史学和叙事学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综合理论视角梳理分析了中国现代成长小说30年来的嬗变轨迹和叙事类型。第一节将从五四到解放30年时段的中国现代成长小说划分为开端、爆发和收获叁个阶段,各个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叙事特征和主题内涵。由于五四作家集中于对传统人格的剖析和反思,更多的人物形象是因袭着传统文化积弊的病态的老中国儿女,“新人”的成长想像还是一个奢侈的话题,所以五四开端期的现代成长小说在叙事上尚显稚嫩,数量上也不够丰富,但已基本具备成长小说的主题内涵和叙事特征。左翼革命爆发期的现代成长小说在数量上明显增多,并呈现出“民族寓言”式的写作趋势,主要表现为:个人成长与外在重大社会事件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成长主人公逐渐大龄化、生理意义上的成长被忽略,精神发育成为这一阶段成长小说的重心;叙事结构和模式逐渐趋同化、固定化。由于个人的成长越来越被视作民族国家历史本质的象征,成长的方向也越来越合历史目的性,因而这一阶段的成长小说已经开始被规约为“教育叙事”。抗战收获期的现代成长小说数量也很丰富,其主题内涵、叙事模式除了承袭爆发期的诸多特点外,还出现了“改造式”的成长主题内涵和叙事模式。成长主人公主要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农民的形象出现,在主体构建上按照社会秩序的规约进行以“新我”换“旧我”的精神改造。第二节根据成长主人公是否完成成长仪式,将现代成长小说划分为叁种叙事类型:在路上的成长迷梦、被放逐的成长幻灭和到达“远方”的成长神话,由此相应产生出叁种类型的成长主人公形象,即迷梦型、幻灭型和神话型成长主人公。在对叙事类型的分析过程中,本章着重对叁种类型成长主人公形象进行还原式分析,以期得到对成长人物面貌和作家创作心态的完整把握,避免把作家作品打散后只能作为零星例证出现的缺陷。第叁章身体成长: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诗学维度之一。这一章主要从文化学的角度论证了中国现代成长小说中所展示的身体成长之谜。第一节探讨了身体的时间神话,指出个人成长时间与历史时间的融合,历史时间被分解在个人成长时间里,个人成长时间也在参与历史时间的建构。借用巴赫金的小说诗学理论,提出中国现代成长小说中的“成长时空体”和“道路时空体”两个文化和审美概念。另外,探究了指向未来的先行性时间遮蔽一次性的个体生命时间以及有限性的个人成长时间,并将成长主人公的时间观与价值观、历史观的建构相联系,归纳出叁种类型:进化论时间观的坚定型、指向过去和个人时间的不彻底型、从过去到未来的转变型。第二节探讨了身体的空间实践。运用列斐伏尔的空间批评理论,首先分析了身体成长的空间行为模式——成长主人公逃离家庭空间而闯入社会空间,指出由于家庭空间的封建文化内涵使之对成长个体具有了“异己性”,并且在革命意识形态话语系统里,家庭空间和现代民族国家完全成了截然对立的矛盾关系,顺利成长的前提是舍家为国,甚至是“毁家”为国。女性成长主人公对“父亲之家”和“丈夫的家”进行了双重逃离。其次,分析了身体成长的空间逻辑——开放自由的空间位移和空间拓展,成长主人公正是在了解、接纳和屏弃各种空间的过程中,不断审视调整身体、自我与空间的关系,在社会阶级、性别、文化、经济等各种因素的基础上重构自己的社会身份。空间本身已经作为社会建构,参与到主人公身体成长与身份认同。再者,分析了身体成长的四个典型表征空间——监狱、军队、会议和街道(广场),指出表征空间是想像和探索成长主题的重要手段,并分别揭示其所蕴涵的独特象征意义和审美意味:监狱空间指向身体挣扎与精神超越,军队空间指向身体驯服与新我诞生,会议空间指向身体生成与自我建构,街道(广场)空间指向身体展演和精神狂欢。第叁节探讨了身体欲望的话语转移,揭示出身体欲望作为被启蒙理性唤醒催发的主体意识的主产品,是如何在时代大风歌的变奏下,围绕“革命”这一总体性变革目标进行分配重组和重新叙述的。同时,还揭示出身体欲望的话语转移能否成功进行,直接影响着成长主人公的顺利成长。以历时性的分析框架分别考察了开端期身体欲望与社会理性的初步调适、爆发期身体欲望和革命指令的矛盾冲突和收获期身体面相的多样化。第四章心理成长: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诗学维度之二。这一章运用拉康后现代精神分析学的主体生成理论,考察了心理成长的叁个阶段。第一节探究了镜像阶段对母亲镜像的辨识与想象性认同,主要出现叁种情形:一是在神话型和部分迷梦型成长小说里,母亲镜像既是被超越、被颠覆的小他者,又是难以割舍的根性诉求;二是在部分神话型成长小说里,母亲镜像帮助成长主人公心理成长和精神成长;叁是幻灭型成长小说里,母亲镜像成为无法逾越的心像误认。这叁种母亲镜像认同对主人公的心理成长产生了不同作用,抗争式的母亲镜像认同既使成长主人公积极建构起主体性,又使之难舍与生俱来的根性弱点;精神同盟式的母亲镜像认同加快了成长主人公主体建构、自我确认的过程;仰望式的母亲镜像认同则使成长主人公的主体建构受到阻碍。第二节探究了后镜像阶段对父亲镜像的拆解和审视。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生动回应了五四时期文化先驱者对个性解放、人格自由所做的文化构想,将其具象化为“父”与“子”相冲突对抗的生活场景和心理图式。由于父亲镜像对儿子和女儿的心理投射作用不完全相同,本节从“父与子”和“父与女”的不同角度分别论之:一是“叛逆—归来”之子对父亲镜像的再拆解、再审视,其中选取四个代表性文本具体分析了封建暴君型、阶级仇人型、原罪型和现代民主型四种父亲镜像;二是逆女对父亲镜像的反抗和颠覆,这主要从争取婚恋自由、确立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第叁节探究了成长主人公在后镜像阶段送走了血缘父亲,迎来了崭新的“象征之父”。这个代表新的秩序和法则的“象征之父”以成长主人公的启蒙者、教育者形象出现在其心理成长的关键时刻。成长主人公对“象征之父”的接纳,首先是从对启蒙者面像的想象性认同开始的,本文归纳并分析了五种启蒙者面像介入方式:从欲望化到“去欲望化”、男主女从式、序列化、“群众”、“公家人”等。随后,启蒙者传达“先行掌握”作为象征性导引,不同时期启蒙者的“先行掌握”不同,从个人主义话语、革命意识形态话语到民族主义话语,这和社会文化语境的变迁紧密相关。相应地,成长主人公对启蒙者的他者话语进行了象征性认同,只有被他者话语询唤为说话主体,成长仪式才能真正完成。第五章精神成长: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诗学维度之叁。第一节从新知识与新教育的领受考察了精神成长的文化内涵,分析成长主人公知识建构的叁种方式,指出现代传媒和现代学校作为新型的教育途径对精神成长的催发作用,同时检视了学校作为意识形态机器的教化功能,以及由此对精神成长的阻碍和负面影响。第二节从意义和信仰的找寻考察精神成长的文化内涵,运用弗兰克尔的意义学说分析意义意志、意志自对精神成长的重要作用,指出现代成长小说中信仰找寻与精神成长相等同,信仰成为成长主人公意义世界中最关键的一维,由此成长故事一定意义上成了信仰故事,本文对这种特殊的中国式成长现象从心理学、社会文化学进行了多角度的原因分析。另外,结合文本细读阐释了找寻意义和信仰的精神产品——痛苦体验。结语“成长”抑或“生成”?探讨中国现代成长小说所展示出的“成长”一定程度上演变为“生成”。原本自然意义和生命存在意义上的“成长”因为现代中国社会转型和更迭的巨大牵引力而演变为带有强烈规训意味的“生成”。成长主人公身体成长、精神成长和心理成长都表现出经受社会文化模造的“生成”特征。由此成长主人公的形象塑造和成长故事的讲述具有了社会文化的示范意义,但也因此出现主题内涵的单一化、叙事的模套化、程式化和审美风格的重复单调等缺憾。指出成长小说不应忽视生命原初意义上的“成长”,更不能完全以意识形态修辞来规约成长的“因”与“果”。本论文的学术目标和创新点在于:1、根据选题的性质,选取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视角,主要运用文化学、发生学和叙事学的研究方法,对中国现代成长小说进行整体把握和文本细读,这是本文的方法论创新目标;2、重新发现并解读被文学史忽略了的众多现代成长小说文本,如王统照的《一叶》、张闻天的《旅途》、冯铿的《最后的出路》、张天翼的《齿轮》、苏雪林的《棘心》等等,以期对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全貌作出令人信服的探察,这是本文还原历史的创新目标;3、从身体成长、心理成长和精神成长叁个诗学维度考察了中国现代成长小说中蕴涵的“成长之谜”,为成长小说的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范式和切入点,这是本文的理论创新目标;4、始终坚持纵(历时)、横(共时)两个向度相交叉结合来考察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发生和嬗变、叙事类型和诗学维度,这是本文的写作范式创新目标。
张偲[4]2016年在《中国现代旅行小说的叙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旅行母题,因其天然潜藏着写景、抒情、叙事的功能,而受世代文人所青睐,也成为近年来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热门话题。研究者们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了旅行文学的散文领域。实际上,以旅行作为主题和结构的旅行小说也表现出了独特的特征。尤其是现代旅行小说,处在中西文化交融的社会转型时期,旅行小说融合现代小说的写作技法,使旅行小说在转型与过度中,逐渐突显出主体意识、文体意识和现代价值观念的表达。论文从五个部分阐述了现代旅行小说的叙事特征:第一部分,引言。对现代旅行小说进行基本的概说。首先,对旅行小说的概念进行界定,同时延伸至其特征与分类,从宏观上对什么是旅行小说进行了阐释。其次,论述旅行小说的发展。追溯了传统旅行小说的起源,探讨了现代旅行小说发生的机制,最后对现代时期旅行小说不同分期下的不同特点进行归纳论述。第二部分,主体意识的觉醒:现代旅行小说“旅行者”的设计与叙述者的选择。围绕旅行的行为主体和小说叙事的叙述主体来探讨现代旅行小说中表现出的主体意识,以及主体作用的不同发挥所造成的不一样的艺术效果。这一章按叙述者和旅行者之间的关系分作为旅行者即为叙述者的人物主观自述和隐藏叙述者身份的客观叙述两大类。相对于传统旅行小说中叙述者与人物的表现来看,叙述者人物化给予叙述者足够的自主叙事的空间,而隐藏叙述者身份的客观叙述一反章回体小说中的叙事干预,将对事件解读的自主权利交给了读者。这些表现都充分地证明了现代旅行小说表现出的对“人”的主体性的尊重。第叁部分,文体意识的丰富:广阔的叙事视野与个性化的叙事表达。身处社会转型的现代旅行小说,文体上的觉醒表现得非常明显。现代旅行小说在结构、手法、语言等方面注入了现代性元素,强化了现代旅行小说的文体个性。包括,形成了时间线条与空间相结合的以线带面的线性结构,使得逐渐式微的线性叙事以更为完善的形式重新使用;浪漫主义手法的广泛应用,使现代旅行小说不仅在于记见闻,同时抒发叙述者的思想情感,讽喻社会现实;幽默讥诮的口语化叙述语言,让现代旅行小说语言灵动、平实、自由。现代旅行小说的这些特点都在不断推动小说文体的丰富。第四部分,现代价值的表达:文化立场的设置与叙事空间的选择。研究现代旅行小说的空间设置,从空间客体延伸到空间文化,探讨了从城乡中外二元对立的现实空间,虚实相生的形象空间,再到内外相成的心理空间。旅行小说的叁种空间设置,都是为了表达作者的现代意识。同时空间的不同还造成了不同文化在旅行者认知中发生碰撞。旅行者面对异己文化,在认知前会产生对他者文化的想象,参照异己文化后又会对自身文化进行反思。旅行小说内涵在文化碰撞中完成了作用与反作用的升华过程。第五部分,结语。将现代旅行小说的意蕴进一步深化,视其为一场寻找精神家园的灵魂之旅。而对精神家园的追寻才是旅行者最终的皈依。
汪树东[5]2004年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自然精神取向》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是从精神立场角度对中国现代文学整体特质的初步探索。在中国现代文学诸种精神立场中,由于受既有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自然精神显得尤其突出,影响尤其深远,而且它与其他诸种精神立场互相勾联,处于关键地位,通过它可以更好地透视中国现代文学整体精神格局; 因此本论文拟深入地探讨自然精神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基本形态、表现特征、意义与界限。这种探讨将有助于我们从深层上把握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特质,以及较为彻底地反思在人类文明史中绵绵不绝的自然精神。为便于论文的展开,绪论部分对精神立场以及自然精神等概念作了一定的界定,关于中国文学的精神立场问题也作了必不可少的初步清理工作。本文所说的精神立场乃是人在与世界的交往中所采取的主观立场,它包含着我们对人性的认识、对世界的把握以及对价值秩序的设定等。中国古代文学基本上是在儒家实用理性与道家自然精神这两种精神立场上展开的,与之相关,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营构出来的世界图景与人之图景也都打着它们各自的鲜明烙印,它们还直接决定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核心品质:现世品格与和谐之美。中国现代文学精神立场的总体格局却是在实用理性、历史理性、虚无主义、自然精神以及超越精神这五者之间展开的,它们互相生发又互相转化,互相征用又互相改造,互相质疑又互相拆解,共同演化出中国现代文学复杂多变的壮阔景象。第一章旨在探讨中国现代文学中道家自然精神的基本特征、意义以及界限诸问题。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鲁迅、周作人、废名、郁达夫、丰子恺、沈从文、孙犁、汪曾祺、阿城、贾平凹、迟子建等作家的许多作品中,道家自然精神的面影都极为鲜明,尤其是周作人、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等人更是对道家自然精神魂牵梦萦。废名的《竹林的故事》、《桥》,郁达夫的《迟桂花》,沈从文的《边城》,汪曾祺的《受戒》等作品中,道家自然精神所钟情的天人合一、美奂美仑的桃花源价值理想再次得到展现; 至于对道家自然精神的安柔守雌、完美和谐的赤子之心的追寻同样在许多中国现代作家们那里进行得如火如荼,在他们看来,这种本真的自然人性才是对现实人生进行批判的终极标准,才是人们应该确立起来的价值基点; 当然,道家自然精神无为超脱的价值原则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同样得到许多的作家的心仪、青睐乃至忠实的践履。然而,无论是在价值理想、价值基点上,还是在价值原则上,中国现代文学中道家自然精神的意义与界限都极其分明,它的自我瓦解是无法避免的; 这尤其表现在它对赤子型的自然人形象与超脱型的自然人形象的塑造上。第二章旨在探讨中国现代文学中酒神自然精神的基本特征、意义以及界限诸问题。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启蒙理性与历史理性为达成自身的目的都在一定程度上征用了酒神自然精神,像鲁迅、郭沫若、路翎、牛汉等启蒙文学家在他们的许多作品中都表现了对
林朝霞[6]2007年在《现代性与中国启蒙主义文学思潮》文中指出长期以来,由于受到苏联文艺理论的影响,文学思潮被看作“创作方法”的产物。而这种创作方法论仅仅肯定了现实主义(以及附属于它的浪漫主义)的合法性,而排除了启蒙主义等其他文学思潮的存在。同时,国内外文学史也大都没有把启蒙主义作为独立的文学思潮,而仅仅当作一种社会思潮,造成了文学思潮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的缺失。这两种原因,导致五四文学以及新时期文学的启蒙主义性质被抹杀,并被错误地冠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名称。文学思潮是文学对现代性的反应,而不是什么创作方法的产物;同时,启蒙主义是争取现代性的文学思潮,是与其他文学思潮并列的独立的文学运动。因此,运用现代性理论重新界定各种文学思潮,包括启蒙主义,是研究中国文学史的理论前提。本文正是从现代性角度,重新考察中国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的历史。本文共分叁编。上编以“现代性”为理论支撑,纠正创作方法论的长期误导,透析现代性与文学思潮的内在关系,梳理西方从古典主义至现代主义的发展脉络,并着重分析西方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的发生背景、思想倾向、具体特征、主要类型、流变过程等,作为研究中国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的参照系。中编以五四新文学作为研究对象,辩驳五四文学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论,从现代性角度确定五四文学的性质,提出五四文学开启中国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的观点。在此基础上,追溯它的历史背景,描摹它的发展脉络,对比它与西方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的特征差异,并评判它的历史意义。下编将新时期文学纳入研究视野,从历史任务、思想倾向、内容主题等方面研究它与五四启蒙主义文学的渊源关系,并详细考察它的演变过程、风格特征,从而确认它继承和发展了五四启蒙主义文学,属于中国新启蒙主义文学思潮。
肖小云[7]2016年在《突围与陷落》文中研究表明福柯曰:"启蒙首先意味着有勇气重新创造一个自己。" "有勇气重新创造一个自己",这是启蒙的首要含义。对中国女性来说,启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从传统文化的限囿中走出来,从男权中心文化派定的"贤妻良母孝妇"的角色中跳脱出来,从工具化与依附性的存在中跳脱出来,重塑一个有爱有恨、有欲有求、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一个经济独立、精神自由、人格完善的人。——这是本文对于女性启蒙的界定。而女性写作,它有两层基本含义:一,女性作家的写作;二,具有女性意识的写作。而女性意识,是指对于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注与思考。基于本论题的女性启蒙的概念,导论与结语之外,论文主体部分拟设置五章:原初命运:作为附庸与工具的存在;女性与教育;女性与婚恋;女性与革命;执着的探索。具体来说:第一章,"原初命运:作为附庸与工具的存在",主要从启蒙发生之前女性的生存处境与命运遭际来阐述女性的悲剧性存在;第二章,"女性与教育",主要从现代教育在女性性别意识觉醒、女性就业即经济独立等方面的影响上来探讨教育在女性生命塑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亦探讨这种作用的有限性——因为教育要在女性的生命塑造中真正发生革命性的变革作用,还有赖于女性自身的坚初、顽强等质素;第叁章,"女性与婚恋",主要从女性对于自由婚恋的追求及其在追求过程中的陷落来阐释女性启蒙的艰难;第四章,"女性与革命",从女性与革命的复杂关联——女性意识、女性婚恋、女性生命等与革命的复杂纠缠——中来透视女性启蒙的艰难;第五章,"执着的探索",就女性在教育、婚恋、革命叁个向度/叁条路径上所做出的艰苦卓绝的抗争与探索,选取其中特别突出者(其中包括文学文本和现实文本——因为现代女性作家的写作,她们的文学文本和现实文本原本就有着密切的关联)予以分析阐释,以此来论证女性启蒙虽然艰难——女性启蒙的漫漫路途上有着诸多需要跨越的障碍或者需要披斩的荆棘甚或需要与之搏击的凶猛的野兽,然而,勇敢的新女性并不因为这重重的困难险阻而停止她们探索的步伐,停止她们改变传统的悲剧性命运、塑造自我新的生命的努力。也正因此,女性启蒙虽然"路漫漫其修远兮",而终有取得最终胜利的—线希望。基于论文主体部分的分析阐述,"结语"部分导出这样一个结论:处于新旧交接时代的女子,试图从叁个向度/叁条路径上去实现她们的生命/命运突围,即由传统的"贤妻良母孝妇"的附庸性与工具性的"物"的存在向经济独立、精神自由、人格完善的"人"的存在的转换:然而,相当悖谬的是:由于路上满布的荆棘与陷阱,无论踏上哪条道路,女性在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自主自立的同时却往往落入更大程度的被束缚被压抑甚或被伤害的陷阱之中。探究这种种陷阱的根源,也即阻抑女性启蒙进程的"高墙",大体来看有两类:其一,女性自身的男权意识的遗毒与意志方面的软弱等问题;其二,为封建文化男权意识所毒害的他/她者的阻抑。如笔者文字上的表述"他/她者"所示,这个阻抑女性生命发展的"他/她者"既包括有着深厚男权意识的男人——男权社会中的既得利益者,也包括为根深蒂固的男权意识所毒化了的"男性化"的女人——男权文化的受伤者。而这两类荆棘与陷阱,或者说"高墙",其实都源于同一个东西:统治关系模式下的男权中心文化。然而,正因为女性启蒙的路途如此艰辛,现代女性们(包括文学文本中的人物与现实文本中的人物)在这条路上所做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才更显光辉灿烂;她们对自我生命之可能性的探索之坚定执着更加令人感佩。
王慧敏[8]2012年在《民国女性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作为中国女性词史的重要一环，同时又是中国文学主潮转换期中的重要一环，民国女性词本身即具有不可忽略的研究价值。通过对民国女性词的研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填补女性词史链条中的空白，使从唐宋延续至今上千年的女性词史能够以一种更加完整的面貌呈现在世人眼前，还原整个女性词的发展轨迹，亦可以帮助后世窥见民国这一特殊的社会转型时期，固守于传统文学阵营的知识女性这一独特群体复杂的文化心态。本文试以民国时期众多的女性词人及其作品为研究对象，从宏观上探讨在民国时期新旧交杂、中西交汇的时代背景下，女性词的发展新貌以及在整个女性词史上的艺术价值及地位；结合民国时期诸多女性词人复杂的生活经历与多元的人生选择，透视她们在特殊背景下的特殊心态以及超越于前代女词人的思想境界与情感世界；并通过具体分析民国时期女词人的作品，来从微观上认识和把握民国女性词多样化的风格及其取得的成就。论文拟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是关于民国女性词的总体论述，共分为叁部分，第一部分是民国女性词生存的背景。无论是从维新变法运动延续至五四运动的女性解放思潮，还是易代剧变和内忧外患的惨祸给人心造成的失望与痛苦，抑或是新型传播媒介报纸杂志对文学的介入，都或直接或潜隐地影响着民国时期女性词的面貌。这一部分就以民国时期的时代背景为研究的出发点，探讨女性词如何能够在新文学的猛烈冲击下仍然能够顽强的生存下来，甚至在词这一古老的文体创新空间日益狭窄之际依然能够长出新枝的原因。第二部分是民国女词人的身份变迁。在民国叁十年新旧文化与思想激烈冲撞与交织的背景下，此一时期的女性词人生存状态与前代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们在时代的推力下，或改变或挣脱了传统的家庭身份，又努力以一重崭新的社会身份独立于世，并以她们的词笔鉴证着中国女性由古典到现代的蜕变过程。这一部分主要把目光聚焦在这些在民国的复杂背景下顽强生存的女性词人的人生经历之上，透视她们家庭身份以及社会身份的双重变迁，探究她们迥异于前代女词人的独立自由之人生态度与文学精神。第叁部分是民国女性词的发展概貌及特点。虽然民国只有短短叁十几年的时间，但却因为1937年抗日战争的时变刺激，而造成了民国女性词的激变，许多女词人的词作内容与风格在抗战前后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以1937年为界将民国女性词划分为前后两期，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国难当头对世道人心的刺激，看到时变对文学的影响，从而对民国女性词总体的发展概貌有一个更加清晰地把握。而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民国女性词明显地表现出不同于传统女性词的新特点，通过对民国女性词的特点加以分析，可以对民国女性词在整个女性词史中的地位与影响进行更加准确地定位。下编是关于民国女性词具体的作家论。第一部分是女杰兼词人的代表——吕碧城。清末民初，大批女性解放的先觉者同时亦精于治词，她们以女杰的身份拉开了民国女性词的序幕。这一部分主要以女杰词人中词学成就最为突出的吕碧城为代表，以其词作及其与众不同的生活经历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探究她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文化环境中的多侧面的自我塑造，并通过对其词学渊源及词作内容的分析，把握她在民国女性词坛独特的历史和文化意义，具体了解作为民国初年女界精英的词人超越于普通女性的人生选择及其笔下不同以往的词学世界。第二部分是画家兼词人的代表——陈小翠。民国时期，以画家身份兼而治词的女性词人不在少数。而画家的身份带来的充满艺术气息的交际圈以及画家特有的风流才情与气质，使得她们的诗词作品相对于其他女词人而言往往表现出独特的风韵，成为民国女词人中别具风格的一个群体。陈小翠正是民国时期能诗擅画的名媛词人的翘楚。她的词作中充满了艺术家特有的灵性和对美的追求与感悟。虽然陈小翠没有站在时代政治的前端，但仍然逃不出动乱时势的滋扰，尤其是中年以后经历的家国沦丧更对她的心灵造成了强烈的冲击，所以她的词作在诗情画意与儿女之情中也自然地融入了兴亡之感，在表现个人情感世界的同时也时有吟咏时代风云的变徵之声，婀娜与刚健交融在一起。第叁部分是学者兼词人的代表——沈祖棻。在民国词坛，存在着一批受过高等教育、引人瞩目的新式学人型女词人。她们的作品往往有着更深的文化积淀和更多的理论自觉，同时折射出身为知识分子博大的情怀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其中沈祖棻便是创作成就最为突出的典型代表。她以血泪写成的《涉江词》悲辛满纸，典丽词句中渗透出无尽的家国之恨、故土之思，是词人身历世变流亡多年的真实记录，也是中华民族在战乱屈辱中艰难前行的真实写照，既扩大了词的创作内容，提高了词作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又从多个侧面为我们保存了历史的真实，极具词史意义。第四部分是边缘女词人的代表——丁宁。除上述叁类女词人以外，在民国社会还有相当一部分女性虽然没有引人瞩目的社会身份，但却凭借词作在历史上留下了印记。她们是万千普通女性中的一员，她们的经历与情感，更带有普适性，也更能代表那个时代女性生存的现状。其中，丁宁便是经历了旧式女性到新女性的痛苦转变的典型代表。因“屡遭家难，处境日蹙”而以词遣愁寂的丁宁，将平日不愿言不忍言者寄之于词，以词抒发无尽飘零之感。这一部分便从丁宁的生平经历，词作内容及审美意趣几方面出发，对丁宁及其《还轩词》进行全面地分析把握，以求更加真实地了解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时代夹缝中曲折生存的万千普通女性的生存状态与情感境界。
石健[9]2011年在《靳以综论》文中提出靳以早期爱情小说多以个人情感波折为蓝本,以极端情绪化为醒目特征。作为主观性严重的作家,靳以的人生体验充斥着阴郁、伤害、憎恨的阴影,这在整个创作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他始终在一种强烈的怨恨情结驱动下写作,许多作品都明显带有忧愤交织的色彩。而早期作品中自我中心主义的蔓延,使靳以延续了极端化的思维方式,导致判断、认识、处理问题的简化,在对人性之恶的体认中,夹杂着一种向整个世界和人类寻求抱复的扭曲心态,破坏大于建设、以全面毁灭为主要手段的无政府主义色彩,在其作品中相当浓厚。不过,在1935年之前的早期作品中,靳以体现了多方面的才华,在滥情化的同时既有委婉、细腻的爱情作品,也有关注小人物和异域流亡者的悲悯之作,还以一种粗犷豪放的风格,创作了关注东北民生的小说。在这些作品中,充分体现了靳以的人道主义情怀。靳以积极而自觉地试图融入1930年代的大众化文学潮流,反复书写着“从个人到众人”的时代主题,一直延续着“五四”以来为人生的文学传统,呼唤正义与光明,批判丑恶与黑暗,但也产生了诸多主题先行的急就章。单纯的惩恶扬善、爱憎分明框架,使他的作品呈现出严重的模式化特征。由简单的道德评价来批判人性的阴暗,使其民粹主义追求常处于巨大的摇摆之中,总是难以摆脱情绪化的弊病。《前夕》等抗战作品,充满强烈的宣传鼓动色彩,也影响了艺术效果。靳以的创作旅程,从奔腾不止的情感漩涡投入源泉枯竭的时代主潮,不啻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题材的单调与重复背后,折射出作家一直受制于精神的桎梏而无法超越自我,从而导致创作生命主体性的严重缺失。当然,这种在追赶时代中迷失自我、无法超越早期创作的教训,在现代作家中又绝不是靳以本人独有的。靳以的小说与散文呈现出一种高度的同构性特征,这与其对现实的怨恨心态,以及主动放弃诗歌而从事散文体写作的选择密切相关。靳以的大量散文,在极端暴烈风格的间隙,也有一些面貌不同的佳构,相对于小说体现了更为持久的生命力。靳以曾主编多种大型文学期刊,如《文学季刊》《水星》《文季月刊》《文丛》《收获》等,绝大多数与左翼文学期刊声气相求,是中国现代文学主潮的有机组成。靳以还长期担任复旦大学教授,通过编辑与教育工作,培植和发现了许多文学新人。靳以浓厚的政治参与意识,与对文学战斗功用的强调,必然影响到他的编辑思想。总之,靳以是一位追求进步、光明与正义的文学工作者;靳以的限度,既是他个人的,也是一个特定时代的。靳以通过文学活动,为中国新文学史做出了坚实的贡献,应该引起足够的关注。他的文学生涯,亦可为探询现代知识分子艰难而矛盾的精神之旅,提供富有意蕴的个案。当前对靳以的研究既不充分,同时存在诸多问题。一些经典文学史着,包括着名学者,在对靳以尤其是其文学创作方面的研究,做出了十分粗疏乃至甚为荒谬的论断,反映出现代文学界对非一流作家的研究中还存在相当薄弱的环节。对靳以编辑思想研究的欠缺在于:一是受制于传统研究的误区,流于空泛,而没有结合作家整体文学创作和文学观念进行深入研究,而这对于长期被误读的靳以来说尤为重要。二是由于靳以编辑的刊物具有编辑人员较多的复杂性,尤其是初次接编的《文学季刊》,虽然他承担主要编务,但是在选稿方面有多大的权限则要细加甄别,这样方不致被期刊的面目遮蔽其独特的编辑思想。叁是由于年代久远,史料匮乏。以上欠缺也是目前许多文学期刊研究大同小异、缺乏深入开拓的写照。为此,结合靳以的创作实践与文学观念,以此还原其编辑思想,不失为一条有效的路径。存在问题更多的是对于靳以文学创作的研究。第一,这是由靳以本身相对贫乏的创作实绩所决定的。第二,存在以人格论文品的弊端。在许多人的回忆中,靳以为人宽厚、待人友善,其“平凡化”创作风格的定位与此不无关系,这也就忽视了作品中极端情绪化的一面。而靳以于1959年去世,对其研究亦有许多为逝者讳的因素,即多带有缅怀性的溢美成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以《圣型》为代表的早期爱情作品进行人道主义的误读,从而既遮蔽了作家对待女性非常苛刻而偏激的态度,也大大忽视了这些作品对此后创作的影响。第叁,还暴露了传统研究中的一些问题:首先,或以题材和内容为依据,或以作家的宣言为依据,将靳以的创作一刀切为截然不同的时段,忽视了作家的整体创作倾向。其次,陈陈相因,对前人的结论缺乏深入辨析;最后,由于靳以文学活动的复杂性,有人从其文学活动区域、接近的文学团体等方面出发,生硬地将其归属为某一流派或团体,既曲解了靳以的创作,又遮蔽了其独特之处。第四,尽管建国后的靳以文集出了不少,但所选的作品主要局限于“呼唤光明”的一面,远远不能体现其创作全貌。一些很有特色的作品如《洪流》《夜》等,长期湮没无闻,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对靳以的文学活动重新评价和深入研究既十分必要,又大有发掘的潜力,同时可以为深化现代作家研究、探求新的学术增长点提供有益参考。本文在文学史脉络中重新梳理靳以的整体文学活动,尤其针对以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予以辨析和匡正,力求有所突破,以收抛砖引玉之效。
金凤[10]2012年在《徐吁小说的诗性品格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从徐吁小说研究的薄弱点出发,以“诗性”这一独特的角度切入他的小说创作,试图从文化学、心理学、哲学等层面关照一个游离于政权之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战争年代以及香港的商业化语境中如何秉持着严肃的创作态度,从而展现出对人的命运,存在及其意义的终极关怀。论文的主体由以下部分构成,绪论部分重点界定了“诗性”这一概念,它具有传统和西方深厚的文化和理论背景,是“诗与思的融合”,呈现出对人的命运,存在及其意义的追问与探寻。第一章着重分析徐吁小说诗性品格形成的文化基础。传统文化的熏陶,西方“生命哲学”理论、存在主义思潮的侵染以及40年代的战争环境,50年代香港的商业文化背景都让徐吁这种生命体验性的作家更加关注于生命存在的意义,从而促成了其小说诗性品格的形成。第二章从“诗性”的角度重点考察徐吁小说呈现出的主题内涵,在命运的思考上,徐吁展示了它的神秘与不可抗拒性,充分体现了其在关注人的生存困境时的困惑与茫然。而在存在的体验上,徐吁则通过文本展示了存在的孤独,无意义以及偶然与荒诞,并在文本中秉持着担当存在的勇气思考着拯救的路径,其主人公往往通过流浪甚至死亡的方式反抗着存在的虚无与荒诞,明显展现出作者对生命存在的关怀。第叁章则从文体建构上分析徐吁小说的诗性品格。具体表现在他经常采用“第一人称”的哲学家、诗人等的有限视点以及回忆的叙事结构来抒发自身的哲理感悟,并喜欢在小说中插入诗歌文体来更好地表情达意。同时也大量地采用意象以及一种抒情性、暗示性、哲理性的语言来展示自己的存在体验,建构了一种典型的诗性文体。第四部分重点分析徐吁小说诗性品格的生成原因及意蕴,徐吁小说中对命运的思考,存在的体验以及意义的探求更多的是一种边缘人的生命独语,是作者“心灵的象征的诗”,藉此寻求一种灵魂的拯救,体现出一种对现代诗性精神的不断追求和丰富。这种现代诗性精神的追求和丰富明显扩大了以沈从文、废名等小说家开创的诗性小说的内涵,从而丰富了现代文学的创作。
参考文献：
[1]. 归宿何在[D]. 缑英杰. 郑州大学. 2004
[2]. 海派市民小说与现代伦理叙事[D]. 张艳梅. 东北师范大学. 2004
[3]. 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研究[D]. 顾广梅. 山东师范大学. 2009
[4]. 中国现代旅行小说的叙事研究[D]. 张偲. 西南大学. 2016
[5].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自然精神取向[D]. 汪树东. 武汉大学. 2004
[6]. 现代性与中国启蒙主义文学思潮[D]. 林朝霞. 厦门大学. 2007
[7]. 突围与陷落[D]. 肖小云. 南京大学. 2016
[8]. 民国女性词研究[D]. 王慧敏. 南开大学. 2012
[9]. 靳以综论[D]. 石健. 吉林大学. 2011
[10]. 徐吁小说的诗性品格研究[D]. 金凤. 南京师范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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