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教育中的中国现代文学--访中国现代文学博物馆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吴福辉_文学论文

中国现代文学教育中的中国现代文学--访中国现代文学博物馆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吴福辉_文学论文

语文教育中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吴福辉访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文学馆论文,博士生论文,研究员论文,现代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采访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吴福辉先生,是因为他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发表的《当今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学语文教育的调查报告》一文。吴先生以中学语文教材涉及的29位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及其作品为主要内容设计问卷,调查了441位高三学生和少量初三学生,这些学生分布在河南、安徽、江苏三省六校,重点校和非重点校各半。在中国的现代作家当中,学生喜欢谁?不喜欢谁?喜欢的作品有哪些?喜欢的课外读物是哪几部?吴先生通过分析调查统计的数据,了解当下中学生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的喜好,分析了语文教学与文学史“重写”的关系。吴先生认为,中学语文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是个老问题。教材虽然应当保持相对稳定,但教学该如何面对文学史的“重写”,则是理想的语文教师不能回避的。文学作品进入教材,如何保持其人文意义和语文意义?在教材篇目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教师该了解哪些知识才能处理好文学史“重写”与旧有篇目的关系?吴先生对这些问题的建议,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新进展,也启发我们用与时俱进的态度认识现代文学作品的教学价值,为相对封闭的语文教学打开了一扇窗。谈话中,吴先生结合自己的经历,回顾了历史上语文教学曾经走过的弯路,在语文教育人文性高涨的当下,总结历史教训也是需要的。

      语文教师宜了解文学史“重写”的学术概况

      李节(以下简称“李”):根据您的调查,学生喜欢的现代文学作家排在前五位的是鲁迅、冰心、朱自清、老舍、徐志摩,得票较多的还有巴金、郭沫若、沈从文等。从表面来看,这个结果似乎没有多少超预期的成分。您在调查报告中认为,现代文学已经开始了经典化的历程,那么语文教材该如何体现现代文学经典化的成果呢?

      吴福辉(以下简称“吴”):中国现代文学已经进入了经典化的历史进程。从文学史来看,有些现代作家的文学史地位发生了变化。比如老舍的文学史地位原来就很高,在新的评价体系中,老舍在过去所谓的“鲁郭茅巴老曹”中的位置更加靠前了。沈从文(或许还可加上汪曾祺)也是如此,这些年来在文学史上的位置显著升高。我们的调查发现,学生对这些作家的喜爱程度还是令人满意的。语文教材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与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有差距,从这一角度来说,语文教育又保持了自己的节拍和轨道。比如郭沫若的文学史地位现在已经大大跌落,但郭沫若在学生喜爱的作家中排位不低。再如冯至,他四十年AI写作的十四行诗,现在评价非常高,他的中篇小说《伍子胥》评价也非常高,但在中学教学中从来没有提到过这篇小说,既没有节选过,也没有作为课外读物向学生推荐过。再比如冰心和朱自清。在各种文学史中,冰心和朱自清虽然有相当的地位,但不是很高,而他们两位却是中国现代语文教材中最典范的作家。这说明,作为语文学习的材料,语文教材选篇和文学史中综合地认识一个作家的作品还不太一样,有它的独立性。

      李:就现代文学来说,语文教材选篇的标准和文学评价的标准是什么关系?

      吴:文学评价标准的移动是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化过程的当代特征之一,是与我们的语文选材和教学紧密相关的事情。语文教材选文的标准,除了考虑作家的文学史地位,还要考虑有助于语文学习的规律性的东西,比如宜于培养学生的读写能力、适合教学、符合学生的年龄特点等等。虽然语文教材要保持相对的稳定,但是教师要大体了解现代文学史“重写”的学术概况,减少旧有的“惯性”与“成见”。

      李:鲁迅是中学语文教学中十分重要的作家,鲁迅作品的更替或者删减,总是引起社会关注。从您的调查来看,学生对鲁迅及其作品的印象怎样?

      吴:我们的调查发现,鲁迅既是多数中学生最热爱的、对他们的语文学习最有帮助的作家,同时又是遭到部分学生冷淡、批评的作家。学生虽然年龄小、见识有限,但是这一结果,与学术界和整个社会在鲁迅经典化过程中掀起的潮流是一致的。社会上现在流行于年青一代的对鲁迅的观点是:鲁迅被神化了,地位太高了;鲁迅的杂文都是骂人的;鲁迅性格偏执,谁也不原谅,被鲁迅骂过的人在当今人们眼里还是正面的评价为多……这一类观点非常流行,包括一些博士生在内,都感到自己以往心目中的鲁迅形象要纠偏。语文教材中所显示的鲁迅和鲁迅作品的情况,比社会上大体流行的对鲁迅的新偏见要稳妥得多。从历史递进的角度看,鲁迅的地位毕竟会更加人性化、更实际,也更符合鲁迅。历史上的鲁迅不容易理解,学生对鲁迅的文字和思想魅力感到疏远、隔膜也正常,但是鲁迅的深刻依然存在,越读越觉得了不起。他改造我们这个民族文化的使命仍然担在我们肩上。对待鲁迅作品,不能简单地少选或者不选。我认为鲁迅的作品还是要坚持选入教材,要深入地研究鲁迅作品的选法,不适合中学生读的完全可以删。选择鲁迅也要多元化,要选择比较贴近学生生活、思想、感情的篇目。到高年级则可选视点高远的篇目。鲁迅是开创了现代文学各种源头的大作家,也是他那个时代最能接受世界先进思想的作家。这些年学术界重视《野草》与鲁迅思想的关系,《野草》里的现代主义因素对于中学教师和学生来说都比较陌生。在鲁迅思想里,现代主义也是与左翼思想相通的新兴艺术,中国的象征与外国的象征和现代派的关系,是很值得研究的。教师必须对鲁迅作品中的现代主义也有认识,才能教好《野草》。

      根据现代文学的语言特点选文和教学

      李:用典范的文学作品作为语文学习的教材是各国通例。相较于古代文学而言,中国现代文学诞生时间较短。白话作为文学的工具是在现代作家的手里逐渐成熟起来的,有些早期创作的作品可能在语言上并不成熟,现在的学生读起来有距离感。您觉得语文教材选文该如何对待这类作品?

      吴: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鲁迅作品就表现得比较突出。有的学生意见比较偏颇,比如说鲁迅的句子“读不通”,是“病句”“文字拗口”等。其实,鲁迅的文字虽偏艰深,离现在较远,读起来比较古奥,其实正是“早期白话”。读它们的好处是可以让学生知道我们的语言是怎样走过来的,增加对中国语文的历史感。语文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读写能力,鲁迅的文字可能模仿起来不太容易,但重要的是鲁迅给下一代的感性和理性认识的影响,是“语言”和“思想”高度结合的范例,是值得作研究性学习的。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对“文”“白”“欧化长句”和“口语短句”的认识,初中学生比较倾向于“白”和“口语短句”,而高中学生的观点就没那么简单,他们认为繁杂的长句可以表述较深刻的意思。我们在选中国现代白话文章的时候,自然以活泼、短小、接近生活、有生命力、富于表现的语言趋势为主,但也要适当选择一些语言风格多样,欧化长句融入现代汉语使用得好,平实却不僵硬、绚丽而不空泛的文章给学生作范例。

      李:从提高读写能力的角度来说,哪些现代作家的作品更适合学生模仿?

      吴:语言先是模仿,然后才是创造。当代白话发展到现在,有一些精粹的代表作家,比如老舍、汪曾祺、沈从文等等。汪曾祺的白话如水,我很欣赏,我觉得学生最应该学汪曾祺的语言。沈从文的早期作品里有些夹生不熟的语言,但是《边城》的语言纯了,就很好。此外,还有徐志摩、朱自清、冰心的散文。朱自清的散文有两种风格:一种是华丽的,如《荷塘月色》;一种是朴实的,在平淡中透出意味来,如《背影》。台湾、香港的中学生都读过朱自清,这说明朱自清的作品很适合青少年学习。冰心也是,虽然她的文学史地位在下降,但是她的作品还是很适合中学生学习的。徐志摩的文章华丽,华丽的文字也要接触些。

      李:学生最喜欢的现代文学体裁是什么?

      吴:调查告诉我们,学生最喜欢的现代文学作品还是诗歌。中学生爱诗有年龄的因素。诗歌适合青少年的自由率性、浪漫想象的天性,诗歌的空间适合将思想感情的融会和文辞的锻造高度结合,有利于获得正确美妙的语感。我觉得完全可以把诗歌作为训练学生语言文字的重要材料。可以适当地比过去多选一些诗歌,尤其是高中阶段可以多选些风格多样的诗,包括长诗,像冯至的十四行诗,卞之琳的诗等等。语文教学可以将诗歌作为训练学生思想感情和文字合一的重要资源,不是要让学生学写诗,而是采取“多读好诗而写佳文”的教学策略。大家可以仔细想想,有诗歌底子的人写的散文是不是格外好?

      难忘文学、汉语分科教学

      李:您读中学的时候,语文教材是怎样的?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吴:记得我们读中学时,语文是实行文学、汉语分科教学的。我们用两年时间完整地读完了四册《文学》课本。老师从《诗经》一直教到《暴风骤雨》的节选。我和钱理群都学过这套课本。这对我们的影响太大了。我记得陈思和也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回忆说,一本残缺的《文学》课本如何成了他终身的文学启蒙读物。

      李:您怎么评价20世纪语文教学实行的文学、汉语分科?

      吴:文学、汉语分科教学是学前苏联的,但实行了那一次就没有继续了。当时语文学界一直在讨论,说我们不是培养文学史家,也不是培养文学创作家,似乎不需要系统地学文学史知识,加上前苏联的因素,就把它否定掉了。否定了之后,语文教学水平也没有提高。其实对语文的热爱与对一个民族的文学史和文化史的热爱是相辅相成的。学文学史有一个很大的功用,就是了解本民族文学中的伟大作家和经典作品,培养热爱本民族的文化和文学的情感。这些文学史知识应当成为一个现代公民最起码的常识之一。对于学语文来说,历史地了解文学史、了解作家和作品,可以激发热爱语言文字的情感;了解了作家作品的好处在哪里,对汉语言文字的热爱就变得有血有肉了。而且,这里面本身就是爱国主义教育,热爱李白、热爱杜甫、热爱鲁迅,就会热爱祖国了。因此,我还是认为,在高中阶段,应该完成中国从先秦到当代文学的基本教育。

      李:中学生可以用什么方式了解文学史?

      吴:我主张在高中阶段的语文教材里增加文学史短文,同时增加与文学史短文相配合的课外阅读书目。高中毕业生,接受了12年教育,应该知道中国文学史的常识。除了中国古代文学史,现代文学部分也是一样。

      现在不要说中学生缺乏必要的文学史常识,就是中文系的博士生也差得远。现在的博士生考上博士的文学基础,比我们上高中的时候要差(外语是强了,世界眼光是宽大了),差在哪里呢?陷入应试教育,没读过什么书。所以已经选择读中文系了,却不热爱文学,读文学不是出于兴趣。而我们那代的文学青年,在小学和中学时代就已经读过很多课外书了。我和钱理群,我们在高中时代就把俄国重要作家作品都读过了。当然这是个例,不能够要求所有学生都读这么多作品。但是通过我们的语文课至少可以让学生了解世界和中国文学的基本知识。

      解决好人文意义和语文意义的关系

      李:您在20世纪60年代做过多年中学语文教师,加上您自己接受的中小学教育,应该说您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语文教学的全历程。您感到语文教学有哪些教训?

      吴:我从1959年到1978年都在做中学语文教师,从初一到高三任何一个年级都教过,经历了最极端的加强语文政治思想教育阶段。“反右倾”之后,六十年代上半叶,语文课全是读毛泽东的文章、领导人的讲话、社论,教材中超过一半是政论文。现在我虽然也在提倡语文教育中的人文教育,但我就时时警惕,不能走到那条极端的道路上去。无论是用儒家修身的名义,还是用党的教育的名义,给语文课安上这种任务都是不对的。语文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的读写能力,语文是人文精神很强的学科,一篇文章或者一篇小说都有自己的思想意义,对学生的教育是潜移默化的。读优秀的作品,会对学生的精神世界产生很好的人文影响,无须我们刻意去加强什么教育。

      李:语文课曾经一度成为政治课。后来渐渐明确了语文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

      吴:我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提倡的语文的人文性,缺乏一些基本的东西,应该“补课”。比如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文革”的时候,我首先要想自己的父亲是不是“牛鬼蛇神”,第一要过这一关。从认为不是到认为是,这就是被强迫洗脑的过程。洗脑之后,人道主义精神就荡然无存。你就会认为,只要他是敌人,就可以踏上千万只脚,包括自己的父亲都可以踏上去。而人道主义精神是什么呢?即便父亲真是“敌人”(不说政治上的“敌人”,因为这是很难说清的),比如说父亲是刑事犯,但他还是父亲,你在谴责父亲的时候,会感到纠结,这才是为人之子。还有一点是我们学鲁迅最应注意的,即现代人的独立精神,反对人的奴性化。包括对周围的事物要有思考、有质疑、有独立思想等等。语文教材中有很多人文精神的材料,我们用这些材料影响学生,在学生接触这些语言文字的时候,他已经受到影响了。利用教材专门加强某种教育是不必要的。教师要知道语文教学不仅需要把文字说通,语文教材不只是民族文化思想的体现,还有更宽广的人文精神、普世价值。教师需要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较高的文化视野。

      李:在人文意义方面,现在课堂里提倡多元解读,教师如何把握教学的度?

      吴:语文学科的人文精神是非常丰富的,语文教材既体现文化,也体现语言规律,语文教学不要在这两极震荡,而是要兼收并蓄。语文课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读写能力,读写是教学每天必须面对的事情,而人文精神的影响是语言材料必然产生的作用,不用刻意为之。在教学的时候适当用批注的方法点一下就可以了,主要靠作品本身精神文化内涵的影响力。其实语文自学都可以,老师不用怎么讲。语文教学主要在选材上,其次才是教师的阐发。选文的时候,比如宣言这一单元,把《人权宣言》《独立宣言》《共产党宣言》都选了,老师就不会只讲其中的某一条了。现代文学入选教材应坚持多样性。各种思想流派风格都可以选一些,形成一种放达、宽容又有一定原则的方针。

      李:您对现代文学进入语文教材以及语文课堂提出的见解,让人感到耳目一新。语文课的历史教训的确值得时时警醒,您对人文性的反思也非常新颖,值得我们好好思考。谢谢您接受我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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