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社会下中国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模式的创新——兼谈新经济背景下中国城市与区域发展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空间结构论文,区域经济论文,发展战略论文,新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9753（2009）03－0109－06
一、信息社会背景下的经济空间转型
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人类正阔步迈向知识与信息社会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信息化社会中，基于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产生了一个以全球城市为节点的新空间——流动空间，它们“以知识为基础，围绕着网络而组织，部分由流动所构成”[1]，经济空间组织的根本力量是由政府、城市和企业三方力量共同制约下而形成的一种协同力量。与此相对应，基于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以区域空间规模为尺度的网络空间则为地方空间，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力量主要由控制着国土主权的政府控制。两种空间具有流动性、整体性、层次性和秩序性等诸多共性，但存在的差异性是主要的，据此形成了承载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空间载体。
（一）空间结构特征
无论是流动空间还是地方空间，都具有网络结构。只不过网络结构是流动空间之本源，但不是地方空间之必然。地方空间的空间结构具有多样性，代表着不同的空间发育程度。米切尔提出4种维度对网络构成进行解释，他认为社会网络由4种要素构成[2]：结构要素、资源要素、规则要素（Rule Element）和动态要素（Dynamic Element），这四种要素共同形成网络结构，网络形式与网络强度是衡量网络结构的两个基本指标。网络形式指空间联系的位置关系图式，可以用一组拓扑模型表现出来，而网络强度指行动者相互间联系的紧密程度。网络结构可以描述为“由带着一定资源的行动者和关系构成”的结构[3]。网络结构是动态结构，其动态性只能通过对网络本身的分析和对网络中的空间流内容、结构、流向和强度等的变化的分析才能揭示出来。
流动空间的网络图式结构完整，网络强度大，是推动全球一体化所必需的空间结构。构成流动空间网络节点的是那些能够孵化出创新环境同时又处于地方空间网络体系的顶极位置的全球城市。这些城市都具有悠久的发育史和庞大的人口、空间规模，是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TNC（跨国公司）的总部云集地、创新中心地或生产、加工地。由于网络社会时代城市所具有的独特作用，使其在区域空间结构重组中将成为重要的主导力量之一。地方空间的网络结构图式据发育程度不同可以分为点状空间、点—轴空间和网络空间三种，如果从生态的逻辑观点出发进行考察，地方空间的结构由基质、斑块和廊道三者组成。
（二）功能特征
流动空间的独特功能在于其能对全球资源进行快速、动态的优化配置能力，这是任何其他空间组织形式无法实现的。传统经济学普遍认为实现空间资源配置有两种基本的配置体制，即国家权力和市场机制，但一直在探索其他的配置体制。如威尔泊（Charles k·Wilber）和詹姆森（Kenneth P·Jameson）在《经济学的贫困》中指出，人类要实现生存、自尊和自由这三大目标，就需同时采用市场、科层制的管理和友爱等三大资源配置体制。在以信息社会为背景的新经济条件下，市场和国家无疑仍然是两种重要的资源配置体制，但网络成为第三种也是最重要的一种资源配置形式。网络在实现资源调配功能时，与传统经济社会的市场调配和等级体系调配（主要是政府和企业集团）有不同的特点（表1）。
尽管网络社会内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将是网络力量，但网络仍然需要政府的力量来构建、维护和管理。政府虽然不直接控制绝大部分经济资源的配置权，但出于战略安全的考虑，对国家战略资源的控制力仍将超越市场和网络。完全缺失意识形态和主权力量的全球化、网络化是不存在的，因此，未来政府仍然是控制区域空间结构重组的重要力量之一。
（三）产业结构特征
科亨（Cohen）与齐思曼（Zysman）以及一些后工业主义理论研究者在该理论的创始人索洛（Solow）和肯迪克（Kendrick）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后工业社会产业结构具有与工业化社会不同的三个特征：一是服务业比重迅速提升，而传统制造业都成为“夕阳工业”；二是信息密集的职业会成为新职业结构的核心；三是物质生产部门将受到信息技术的不断改造，知识贡献率大增，生产增长是以质量提高为主而不是数量和规模扩张。上述特征与流动空间内的产业结构特征基本是吻合的，这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的发展可以证实[4]。需要指出的是，首先，流动空间的服务业已分化得十分复杂，与工业社会的服务业可以很清晰地分为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明显不同，其产业结构应该将服务业进行内部细分，依据知识含量高低分化出层次等级不同的产业部门，类似于配第·克拉克将传统社会划分成一、二、三次产业的逻辑等级层次一样；其次，流动空间内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产业内和产业间关联以横向空间关联为主，从而出现全球分工与协作，而与地理空间里的地方关联不大；第三，流动空间内各“地方”的产业结构与全球存在敏感的互动关系，竞争十分激烈，熊彼得所谓的“创造性破坏”将展现得淋漓尽致。地方空间内对传统产业不断进行优化、调整，不断加大知识与信息的融入力度，促使其高级化，实质就是以流动空间内的产业特征为依据的。在流动空间背景下，控制地方产业结构的形成与演化的主导力量将不主要取决于地方资源，而主要取决于TNC（跨国公司）的产业升级与创新，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全球范围里的产业转移。因此，跨国公司的力量将超越主权范围，成为控制全球空间结构重组的主导力量之一。
二、GUT模型：新经济地理空间形态下的空间组织模式
为适应信息化社会空间结构形态的转型，需要建立一种全新的空间结构重组模式。在网络社会时代，政府、城市和企业是制约区域经济空间结构重组的三方主导力量，因此，通过政府精英网（Government Masters Network，简称G网）、城市精英网（Urban Masters Network，简称U网）和企业精英网（Transnational Enterprise Masters Network，简称T网）三网协同，是构建全球空间新秩序的新途径。政府精英网是由全球性政府间组织、区域集团组织和地区一体化组织构成的等级网络，其主要职能是对制定全人类发展策略，协调政府间纠纷，解决地区冲突，为全球营造一个稳定、公平的政治环境和市场环境起关键作用，同时对全球性的生态环境、温室效应、人口问题等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的解决起决定作用。树立权威是政府精英网实现上述任务的前提。城市精英网是由全球城市、区域性中心城市和地方性中心城市构成的全球城市体系。其主要职能是确保知识流、技术流、信息流的通畅，为全球企业和政府提供服务，同时营造创新氛围，培养创新中心和改造人居环境。企业精英网是由TNC总部、子公司和生产基地组成的全球超级企业网，其主要职能是组织、协调全球生产，在全球范围内选择投资区位，确定生产过程分工的分工方案（图1）。建立三网协同机制是构建全球空间新秩序的关键。相互协同的基础是各自拥有一定的全球资源和市场的控制权，但又不能完全主宰全球命运，形成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具有理性和民主特征的全球性社会氛围；相互协同的机制是充分发挥各自的独特功能（U网的服务功能、T网的投资功能、G网的政治功能），相互支持与配合；相互协同的平台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地方经济区域化。
进入信息化和网络化时代，中国以高度开放的姿态对外积极融入全球社会，对内逐步培育基于信息化社会要求的网络化建设。中国加入了所有重大全球性政府间组织，参与了大多数区域性政府组织，在中国主导下建立了诸如上海合作组织等区域性政府网络。目前的全球政府网络无处不显现着中国政府的影响力，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政府网络的一个重要节点。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积极参与全球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主要的作用，在某些重大国际事务或者突发事件中已经开始主导世界潮流。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亚洲金融危机、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伊朗核谈判、全球粮食问题、能源问题和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等。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也开始建设和培育全球经济节点——国际大都市和世界城市。明确重点建设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经济圈等三大都市圈，以此融入全球城市体系，建设成为经济全球化网络的重要节点。在企业网络建设方面，中国鼓励实力强的大型企业“走出去”，参与兼并和重组全球关联企业，构建以产业价值链为线索的全球企业网络。
图1 区域经济空间秩序化——GUT模型
在国内网络化建设方面，随着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尤其是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政府间有形和无形的网络结构正在悄然形成。例如，早在1992年，长江三角洲区域的上海、杭州、南京、宁波等14个城市就成立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定期协调长江三角洲城市间经济合作的重大事务，1997年起进一步升格为市长联席会议。除市长联席会议外，现在还有各职能部门的行政首长专门联席会议，如旅游局长联席会议、信息合作联席会议等。这些政府间网络和区域城市精英网络的建立，对促进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挥了主要作用。实践证明，长江三角洲重要城市之间的人才流动、技术转移、产业转移、交通一体化等都是在政府间和城市间的网络平台上实现的[5]。
三、提高空间组织质量：新时期中国城市与区域发展的战略选择
区域网络化、城镇体系化是新时期中国区域与城市发展的战略选择。宏观层面的空间组织实际上是指如何合理协调与安排以城市为主体，以各种人类活动为内容的战略布局。在信息经济时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全球化战略实质上是重组各自的战略空间，尤其是消费市场空间。联合国的数据显示，OECD国家的人口仅占全球人口的19％，但却占全球互联网通路的91％。信息、知识和技能的全球空间分布差异，必然会产生新的全球空间格局。甚至有人认为这场声势浩大的全球化运动掺杂有某些利益集团的功利色彩：“经济全球化是跨国企业（财团）企图霸占世界核心经济（Core Economy，即美、欧、日）里6－7亿消费者的战略”[6]。而约翰·福里德曼（John Friedmann）则尖锐地指出了信息化时代的全球空间组织格局是以世界城市为中心，是“世界资金积聚的地方，但与世界大部分人口和地区隔绝，控制世界城市的是跨国资产阶级（Transnational Capitalist Class），它关心的是全球性的财富积聚系统的平稳运作，它的文化是不分地域的，它的意识形态是消费者的，在它下面有很多地方性利益的其它阶级，两者之间往往有很大的矛盾”[7]。可见，随信息化经济的不断发展，全球空间出现更不平衡的结构，知识、信息的贫困成为财富贫穷的根源，世界城市及其直接腹地将成为知识、信息密集区和权力中心，也是全球发展战略的策源地，而制造业、加工业基地则成为世界城市的大郊区或者为间接腹地，形成一幅轮廓清晰的全球空间组织新场景。在这种趋势下，中国的应对战略应该是调整优化空间结构质量，在空间结构上既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形成一种空间安全机制，又要采取各种措施融入全球流动空间，参与控制并逐步主导全球空间结构重建。
（一）发挥国家比较优势，优化局域空间
地域比较优势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依据[8]。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作为一个整体，国家比较优势是参与全球经济的依据。从战略的高度，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国家优势就是大国地位。具体有三：一是空间优势。这种优势为中国经济的多样性、独有性发展提供了条件；二是人口数量优势。中国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其中蕴涵了市场优势、劳力优势、人口的战略威慑优势，这些优势是其它任何国家无法比拟的；三是大国形象优势。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为中国融入并主导国际社会树立了良好的形象，这种无形资源具有不可估量的无形价值。充分发挥这三大优势，建立起与大国地位相符合的、由中国国情决定的国家空间结构是当务之急。
（二）积极参与全球网络，建设全球网络，逐步主导全球网络
在新经济条件下的政府与城市在职能上应分工，部分管理职能如行业标准的制订、投资计划、行业发展战略的制定等职能应让位于城市。国家政府网络的建立不仅是为了信息的通畅，还应该是政策的协同和对外战略的整合。消除国内政府网络的空洞是进入国际政府间网络的基础。政府退出微观层面的干预而让权于城市和企业，提高宏观管理水平，掌握和运用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两大经济调控工具。在国际政府网络中，利用中国的大国地位和特殊影响，积极参与政府精英网活动并起建设性作用，以期在国际规则的制定中对我有利。
（三）举国家之力，培植若干个世界城市，加快城镇化步伐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城市的发展战略，核心内容有三。一是构建数个都市连绵区和若干国际化大都市；二是加快区域交通网络建设，构建城市网络；第三是改革管理体制。我国应适当采取非均衡发展战略，集中国家资源，优先发展三大都市连绵区（环渤海、珠三角、长三角）和若干国际性大都市。在新经济条件下，我国的大城市无论是规模还是数量，都有很大成长空间。城市发展应选择空间优区位，除三大沿海平原三角洲外，不应忽视内陆的束流带，建议进一步组建京广和长江两条带状城市连绵区，以优化我国大都市连绵区的空间结构。此外，大力发展农村城镇化，提高地方空间质量也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目前中国有40％的储蓄率，每年有40000亿人民币的巨大固定资产投资，已经不是一个物资匮乏、资金短缺的国家，为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提供了条件。
（四）举区域或者行业之力，培育一批企业精英
取得全球化市场的规模效益已成为适应全球化趋势的新竞争手段[9]。尤其在规模经济比较显著的行业，以跨国并购为手段，产业组织呈现全球集中化趋势，少数几家TNC寡占了行业的全球市场。但在我国目前尚没有真正意义的TNC，大多数企业甚至在国内市场还没有达到规模经济的最低要求，而国外大量TNC正在涌入中国，它们主要集中在规模经济效益明显的行业内（表2）。
中国初具实力的公司甚少，在石油、金融、造船、建筑四大领域约6家公司是中国TNC的先驱。TNC的成长有赖于创新环境的支持，其母城应是世界性城市，TNC的发展壮大，也提升了城市的发展。以区域或行业力量，扶持企业精英，使其快速融入全球企业精英网络，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五）实施中国城市信息化战略
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提升空间质量是我国21世纪的一项重大战略抉择[10]。根据国情，我国城市信息化的内容应包括信息技术的产业化、传统产业的信息化、基础设施的信息化和城市生活方式的信息化。城市的信息化是以“数字城市”的建设为基础的[11]。中国城市信息化战略应由相互联系的4大策略组成：（1）信息化的产业策略。运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促进工业现代化。（2）信息化的空间策略。根据城市发展水平和在区域中所起作用的差异性，对不同地域的城市确定层次不同的信息化内容。落后地区的城市以基础设施和传统产业的信息化为主，发达地区应全面提升城市空间的信息化质量，构建起与全球流动空间耦合的标准接口。（3）信息化的技术策略。自主创新与引进吸收相结合。对于关键核心技术应加大研发力度，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外围技术以引进吸收为主。（4）信息化的安全策略。既要防范技术安全风险，更应防范战略安全风险。信息产业的产品都是处于系统中运行，系统的运行逻辑和技术标准是固定的，而这种运行系统又渗透到国民经济的各部门。如果核心技术和标准完全对外依赖，则会造成区域锁定或系统锁定，对国民经济的战略安全构成极大威胁。
收稿日期：2008－08－30
修回日期：2008－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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