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批评研究”笔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散文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散文理论批评发展畅想
范培松
回顾一下散文理论批评发展的历史，人们自然会想起上一世纪30年代的那场关于散文是“匕首”、“投枪”还是“小摆设”之争。所谓匕首、投枪，是抗争和战斗，“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所谓小摆设，是“低诉和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是“抚慰和麻痹”。[1]（P575—577）把散文以匕首、投枪与小摆设相区分，作为一种学术观点本来无可非议，然而，历史证实了这场论争是敌我对抗的战争思维的结晶，并不需要多少学术研究支撑。但争论的双方是认真的，他们是在关心国家命运、民族命运和散文的命运。当一种文体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搅在一起时，文体的地位就会变得十分可疑。今天再来透视这场论争，人们发现论争的双方文化背景又是那样的不同。中国文化强调的是社会重于个人，西方文化着重的是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特定的时代环境，决定了散文家们在匕首和闲适的对立中的选择。这种选择其实是一种文化选择，但文化选择却蜕变成立场的选择和政治选择。之后，散文的代表人物林语堂选择台湾作为最后的归宿也证实了这一点。这种把文化选择的命运和政治选择的命运结合起来，也是中国特色。文化专制主义的最鲜明的特色，是把文化选择和政治选择混在一起。延安时期的王实味，他以学鲁迅自居，他的散文《野百合花》选择了匕首、投枪，却又为推崇匕首、投枪的政治所抛弃。建国以后，匕首、投枪的散文愈来愈少，几乎绝迹。但散文理论批评家们却坚持要把战争中的匕首、投枪和小摆设二者必择其一的理论经典化。长期以来，散文理论批评界是如此尴尬：没有匕首、投抢，却大谈散文要成为匕首、投枪，小摆设被一批再批，但泛滥的散文却是“大摆设”。
从上一世纪90年代开始，散文理论批评有了转机。在国内产生影响的是几个主要散文大家，如贾平凹、周涛等对散文理论批评发生了兴趣。他们的散文理论批评也有些像匕首、投枪。贾平凹树起“大散文”旗帜，他翻来覆去地称：散文是“被总体上的糜弱之风污染”了，[2]“糜弱之风兴起，缺少了雄沉之声，……糜丽柔软之风又必然导致内容琐碎，追求形式，走向唯美”。[3]“大散文”是作为拯救散文的旗帜提出来的。与之呼应的是周涛，他更直截了当地把散文界称之为“一座没有生命的橡皮城堡”，“散文是病态的”，表现有八种：“一曰病人养病鸟”，“二曰正宗丈夫心理”，“三曰沉默主义”，“四曰心地狭隘有巫婆气”，“五曰范文笔调”，“六曰武大郎提倡短小”，“七曰二郎神的脑门不长肉眼”，“八曰九斤老太越生越小，南郭先生索性指挥”。口号非常响亮：“解放散文”。[4]（P390—392）作家对理论发言可以不要学术研究支撑，他们有很多感应，并且有天然权威性，在90年代对散文理论批评确实起到了推动作用。他们没有把中国当今的散文分为匕首、投枪和小摆设，而是分为糜弱和雄沉，或病态和健康，但他们的批评思维模式容易使人联想到30年代的散文之争，所不同的是糜弱和雄沉，或病态和健康的对抗是文学的。中国如此辽阔，每天发表的散文多如牛毛，要找一批糜弱和雄沉，或病态和健康的散文并不难，难的是这些概括是否符合散文的现状？难道上帝对散文的命运安排，也是用的把人分成男人和女人两类的手法，30年代和90年代的散文归类都是非此即彼，这难道是散文世界的真实面貌？诚然，作为学术观点是可以的，但事实并不如此。中国的文坛有些霸道，沈从文的名作《湘行散记》不是匕首投枪，不就被打入另册了吗？
近几年来在散文理论批评上作出贡献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是林贤治，他发表的系列散文理论批评，在国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对散文作了翔实的研究，许多真知灼见在论文中发光。他信奉的是匕首、投枪，他的散文理论批评就是匕首、投枪。但贯穿他的散文理论批评的学术理想是反对专制主义，他横扫千军如卷雪，兴奋点放在反对专制主义上，对反对专制主义的散文他作了高度评价，对其他的散文却兴趣不大。这当然是一种学术自由，但我却非常惋惜。按照林贤治的学养，在散文研究上完全可以开辟一个新天地，但他的论文的思维方式终脱离不了匕首、投枪和小摆设对抗的轨迹，虽然他批评了贾平凹的散文，但他的批评策略和贾平凹、周涛等几乎是不谋而合的，这不过是政治的还是文学的区别。
回顾到此打住。
似乎以上所述的散文理论批评是一种策略，但事实却是牵涉到一个根本的问题，即批评的标尺，或曰价值观。30年代把文化、文学和政治混同，以敌我两极对抗的价值观点来判断研究散文，其批评标尺是只承认散文中的我只有敌我之分，不承认敌我之外还有我的价值存在。今天，价值多元已经为社会认同，但在散文理论批评中植根何其难！笔者至今百思不得其解：对余秋雨的散文的争论，为何要把许多非散文因素卷进来。两极对抗的政治选择害死人，文化选择、文学选择的两极对抗也同样会埋葬一个人。有一本公开出版的散文理论批评专著，名之曰《“审判”余秋雨》。读了以后，对这种“骂杀”我们只能感到恐怖，把它说成是恶作剧一点也不过分。散文理论批评界如果让这样的书籍充斥着，不能不说是我们的悲哀！
散文理论批评的价值取向，实在是散文理论批评的根本问题。文学界流行的判定作品是香草还是毒草的6条标准，人们不再提了。散文的判断，用什么价值来判断，没有什么人来认真议论过，近乎真空。但散文是推崇个人化的“自我主义”文体，对散文来说，林语堂的那句口号“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标调”的前半句，你想怎么摆脱也摆脱不了。“以自我为中心”实在是一个可怕的命题。因为命题的本身就是和“非自我”的一种对抗，为社会所不容，但散文却恰恰和它结缘。散文作家运用他们的智慧，在上一世纪90年代早就从文化热中找到灵感，把自我情感文化化，成功地实现了以“文化自我为中心”的自由，但散文理论批评界对此很冷漠，习惯在两极对抗的思维怪圈里打转，尽管是非政治的。自我的多元是猛兽，多元的文化是和而不同，要让猛兽和而不同，那是要有勇气的，所以，两极对抗的价值观在今天的散文批评界能逞威。散文理论批评的无所作为，这或许是一个原因。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沈从文。他是一个不信上帝的人。虽然我们唱了多年《国际歌》，世界上没有救世主，但一拿到散文，就让上帝牵着鼻子走。沈从文是那样“我是我”：“我需要的就是绝对的皈依，从皈依中见到神。我是个乡下人，走到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称，和普通社会总是不合。一切来到我命运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我用不着你们名叫‘社会’为制定的那个东西，我讨厌一般标准”。[5]（P266）这看起来有些极端，但散文理论批评界目前需要的就是这种精神。如果每个散文批评家能有自己的一把尺、一把称，散文理论批评能不兴旺起来吗？
作者简介：范培松，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江苏 苏州 215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