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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C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6201 （1999）04—0032—06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这实际上是向全党同志提出了理论发展与创新问题。而能否做到这一点，从根本上来说，是关系到能否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要求理论必须发展与创新
马克思主义历来重视理论发展，更重视理论创新。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没有创新的理论，就谈不上是发展的理论，更谈不上是成熟的理论。但是，理论创新却不是随意进行的，它必须是在已有理论基础上的发展与创新，必须严格体现和反映理论作为精神生产所具有的一些本质特征：
一是理论的继承性。每一历史时期形成的意识形态，都有其先驱者传给它的特定的思想成果。而后人总是要继承前人的思想，加以改造和发展，形成自己的思想。古今中外，一切反映社会文明的思想成果的形成都是如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没有古希腊神话的传播，就不会有后来的灿烂的希腊文化艺术；没有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广泛流传，就不会有中国近现代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总之，没有前人传下来的思想成果，任何天才的思想家，都不能凭空去创造自己的理论。正如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 第485 页。）。马克思主义创立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它继承了人类历史上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是理论创新的结果。作为其重要理论来源之一的空想社会主义，曾经为科学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发展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恩格斯称：“它们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 第283页。）。 科学社会主义是“依靠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 第300～301页。）。但同时也指出了他们思想上的一些缺陷和局限性。他们对人类社会的研究，不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矛盾的科学分析之上，而认为整个社会都由理性支配。他们不懂得社会主义是客观规律，因而也不可能找到实现社会变革的正确途径。对马克思主义的其他两个理论来源的德国古典哲学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也同样采取了批判吸收和“扬弃”的科学态度，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和科学基础，体现了理论的继承性特点。正如列宁所说：“在马克思主义里绝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巧相反，马克思全部天才正在于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它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最伟大代表的学说的直接继续”（注：《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4月第1 版，第441页。）。 这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形成所体现的理论的继承性特征的科学分析和理论概括。
二是理论的创新性。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理论如果没有创新，没有变革、没有前进，那么这样的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更谈不上它对实践的指导作用。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毕生所从事的事业，就是研究新情况，探索新问题，创造新理论，用以指导不断发展的实践。为此，他们一再申明：他们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他们从不主张对未来社会作过细地描写，而强调的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他们从没有把自己的学说当作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强加于后人，而是要求当作行动的指南，在掌握精神实质上下功夫，在不断丰富和发展上花气力。毫无疑问，发展需要创新，创新就必然在某些方面有所否定、有所变革。如果理论一直未有变化，甚至是原封不动，那就谈不上什么发展。当然，也不能把创新理解为必须抛弃原有原理、原有范畴，代之以完全新的原理、新的范畴，并因此普遍怀疑原有理论的真理性，甚至任意指责某些观点不新，陈旧过时，属老生常谈，这种认识和态度也不会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起到真正促进作用，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效果。马克思明确说过，唯物辩证法的批判的革命的作用，正在于能够从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完全地证明了这一点。
自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算起，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到实践，由一国实践发展为多国实践，其间整整经历了150年的历史， 出现过一些重大理论创新阶段。列宁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深入考察和研究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状况，特别是针对资本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的学说。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夺取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使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夺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这就从根本上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曾经设想的社会主义革命将有可能同时在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的预言。这是结合欧洲国家特别是落后国家的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的一次重大理论创新。
继列宁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找到了一条不同于俄国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这同样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本”里没有讲的，列宁的著作里没有写的。这在当时中国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思想束缚下，没有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想要突破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传统观点，特别是苏联经验的束缚，从而根据新的实践探索新的理论，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是难以想象的。毛泽东思想正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巨大理论成果。这是马克思主义同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国家的实践相结合，进行的一次重大理论创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崭新实践，开始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建设道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说出了“老祖宗”没有说过的一些话，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从而使马克思主义进入了新的境界，达到了新的高度，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邓小平理论是它最直接、最重大的理论成果。这是在中国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次重大创新。这不仅对即将进入21世纪的中国会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而且对所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国家都具有重大的启示作用。
三是理论的指导性。这里有三层含义：第一，辩证唯物主义肯定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同时又承认认识对实践具有相对独立性，作为认识高级形式的理论认识，对实践的相对独立性则表现为它的指导作用。理论可以而且应该走在实践的前面，用以指导实践活动的进程。在社会历史活动中，科学理论对实践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即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在许多情况下是存在的。经济上先进的国家，意识形态不一定先进；经济上落后的国家，意识形态不一定落后。如18世纪的德国，经济上远远落后于英、法两国，但却产生了著名的黑格尔哲学，并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重要理论渊源之一。正确的认识特别是先进的理论，对社会发展的指导作用，是勿庸置疑的。历史上每次社会制度的变革，总是以先进的思想理论为先导。没有欧洲的文艺复兴和法国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就不会有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和影响，就不会有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毛泽东思想的指引，就不会有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伟大胜利；今天我们更有理由说，没有当代中国的邓小平理论指导，社会主义就不会在中国重现生机与活力，更不会有20年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第二，理论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就在于它正确地反映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的理论，是关于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它有助于减少实践中的盲目性，增强人们在实践中的主动性、自觉性和创造性。人们掌握了科学理论，就可以正确认识社会现象，分析社会矛盾，揭示问题的本质和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第三，强调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应注意防止理论脱离实践的错误倾向。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都不能正确理解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要么一切从本本出发，拒绝对事物进行具体分析，硬要客观实际服从僵化的公式；要么把局部经验当作普遍真理，到处套用，轻视理论的指导作用。这两种倾向导致的都是主观主义的错误，给我们党和中国革命事业曾经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值得永远记取。
以上的理论特征表明，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同时也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史。只有这样不断发展和创新的理论，才具有生命力，才是真正成熟的理论。
二、必须依据实践和发展的观点进行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既是突出实践特色的理论体系，又是开放的理论体系。所谓实践特色，是讲理论来源于实践，同时又对实践有指导作用。这是我们通常一般意义上的理解。关于开放性这一点，是说它不是封闭的和僵化的，它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实践性和开放性这两个特点，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创新也必须坚持实践和发展的观点。
理论创新之所以必须坚持实践的观点，就在于我们强调的实践是一种自觉的能动实践，而不同于一般的物质活动的实践。我们当前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它要求每一个劳动者必须具有较多的关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等多方面知识，较强的理论思维能力，以及在实践中表现出的强烈的主体意识和坚强意志。这样的实践所体现的能动作用，显然有利于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更有利于我们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创造新理论。
理论创新之所以必须坚持实践的观点，还在于理论创新是否正确，理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自身无法回答，因为认识不能在意识范围内解决它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问题，唯一必须强调的是坚持实践标准。只有实践才具有直接现实性，才能够把思想和客观事物联系起来，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那样：“判定认识或理论是否合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284页。）。1978 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性大讨论，从哲学上说，是如何对待实践与理论的关系问题。实践是理论的基础，是理论发展的动力，是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一切科学的理论都可以从实践中来，再回到实践中去，接受实践的检验，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否则，理论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失去了生命力。当然，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的首要地位及其作为真理的唯一标准，决不是否定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相反，强调理论要接受实践的检验，恰恰是为了防止理论的绝对化、教条化，使理论始终保持科学性，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就我们党来说，毛泽东思想是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历史经验的总结，邓小平理论则是实践证明了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理论。这两大理论既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又各有理论侧重点，独立自成理论体系，当然，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以上是就坚持实践观点的理论意义及实践特点来谈的。
关于坚持发展的观点，应当说同实践的观点是紧密联系的，不可分的。我们强调理论创新必须坚持发展的观点，这当然是理论的开放性所决定的。但是，理论创新也不是单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必须是在某个方面有所否定、有所变革、有所前进。理论创新表现在作为理论的内容或形式的范畴、思想、原理等等方面的变化上面。没有理论的内容或形式的创新，就难以谈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我们说马克思主义要创新、要发展，不仅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且还由于马克思主义不是终极真理，马克思主义需要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时代出现的许多新特点，实践中提出的许多新问题，都必然要反映到理论中来，需要理论上作出明确的回答，给予具体的解释。如果理论不能回答和解释现实中提出的一些新问题，那么这样的理论至少是滞后的，或是停止不前的，最终是要失去生命力的，因而也就谈不上理论在现实中发挥更大的指导作用。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忠实继承者和信仰者，列宁也同样非常重视根据实践来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理论问题。十月革命胜利不久，列宁就指出，社会主义将来是个什么样子，还没有充分的材料把它说清楚，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人们只能根据千百万人的实践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列宁正是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调整和完善社会主义政策的。十月革命后，帝国主义发动了对苏联的武装干涉。迫于战争的需要，苏联采取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从而保证了战争的胜利。战争结束后，列宁又针对新的情况，及时纠正了企图通过战时的政策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不切实际的想法，采取了“新经济政策”。但是，列宁并没有使自己的认识停留在这一点上，而是从“新经济政策”开始实施后的一系列变革实践中，努力探索适合俄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国情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对于毛泽东同志来说，其理论的实践特色也是显而易见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再去领导革命，而是完全相反。他是在直接领导革命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斗争中，经过艰难曲折的探索才创立毛泽东思想的。无论是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还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都是他经过实践探索，为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而提出来的。他一贯反对固守“本本”，反对脱离实际来谈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是强调要结合中国实际来发展马克思主义。他曾强调说：“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17页。）。他还强调说：“单靠马克思这些老祖宗写的书”是不行的，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注：龚育之、石仲泉：《毛泽东思想新论大纲》， 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页。）。遗憾的是，受各种条件限制，他没能实现这一愿望，而是将这一历史任务留给了他的战友和学生——邓小平，由他来完成。
邓小平作为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者，他的理论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理论体系， 应该说它的实践特色也是非常突出的。1992年，他在视察南方重要谈话中指出：“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382页。）。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他都始终注重实践创造的经验，并注意经过加工提高，进行理论概括。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邓小平理论，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伟大胜利，他在关系国际国内大局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在把握改革、发展与稳定的重大关系上，实现了新的理论创新与突破，而这些都是来自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概括。
三、理论创新需要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
理论创新作为一种关于认识和发展真理的理论思维活动，是马克思主义者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和神圣职责，它不仅需要党的领导集体为之付出极大地努力，而且需要全党同志加强理论思维锻炼。当前强调理论创新，需要在以下几个问题上有新的突破：
一是要冲破传统习惯势力和保守思想的束缚。历史上的每一次理论创新、理论变革，都要遭到传统习惯势力和保守思想的反对。150 年前，《共产党宣言》在欧洲正式发表时，是被欧洲反动势力视为“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而明令加以驱除的。布鲁诺因坚持和发展哥白尼的日心说，被宗教裁判所活活烧死。可见，为了坚持真理，挫折、失败以至牺牲都在所难免，正如艺术大师罗丹所说：“真正的艺术家总是冒着危险去推倒一切既存的偏见，而表现他自己所想到的东西”（注：《罗丹艺术论》，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年第1版，第6页。）。由此看来，理论创新既需要有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同时又要有不怕打击和迫害的精神。今天，时代早已发生了变化，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人们在法律范围内可以充分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特别是在“双百”方针指导下，文化科学领域思想更加活跃，人们可以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充分表达自己的认识和见解。所有这些，都有利于理论进一步创新与发展。
二是要不断提高理论素养和理论思维能力。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要登上科学高峰，一刻也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用先进的理论武装人、塑造人，就是要解决提高理论思维能力的问题，特别是要在塑造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上下功夫。同时，还要积极加强理论思维锻炼。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为建立理论创新机制，活跃理论思维的宽松环境，而进行不懈努力。当前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努力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为迎接21世纪的严峻挑战，不断塑造具有较强理论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自觉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奋斗的一代新人。
三是要培养创新精神。江泽民同志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科技工作要创新，社会科学要创新，理论要创新，都离不开创新精神。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和邓小平，他们不仅在各自所处的时代为完成其历史使命建立了丰功伟绩，而且在理论创新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当前我们要在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的热潮中，认真培养自己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指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断创新。
[收稿日期]1999—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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