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中国现代史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中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关于中共党史研究
中共党史学的学科研究近年来为学界关注。周一平《再论中共党史的研究对象与内容》一文，认为中共党史的研究对象有直接和间接之分，直接的研究对象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活动、历史事件、历史言论、历史经验教训、历史发展规律、历史人物、历史器物、历史典章制度等；间接研究对象主要指中国近现代社会等。研究内容与研究对象是有联系的，是研究对象的具体体现，并受其约束。作者指出，中共党史学科的研究内容很多、很宽泛，一般总是根据时代、社会、形势发展需要，分别轻重缓急，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
中共执政史研究引起了学者们浓厚的兴趣。李君如《要重视中国共产党执政史的研究》一文，对中国共产党漫长的执政历史和丰富的执政经验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具体分析了从局部执政、全范围执政到社会主义条件下执政的不同特点。
党的建设问题向来是学者们极为重视的一个问题。王双梅就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对执政党的自身建设问题进行探讨，她认为，在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在建国初期、八大前后和“七千人大会”前后，党中央把执政党的建设工作列入经常的重要议事日程，采取许多有力措施，保持了党的队伍的纯洁性和先进性，从而保证了中共率领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大路上取得伟大的成就。田冰以党代表大会常任制为考察对象，指出八大设计的常任制有四个特点，即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实行年会制、各级代表大会是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扩大党内民主、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以及党代表常任制是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借鉴。莫志斌、陈特水结合十六大精神的学习贯彻，重新阐释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他认为这次全会的精神主要体现在：与时俱进的进取意识；抓住机遇、面向未来、高瞻远瞩的革命胆识与气魄；积极、务实的工作态度；在胜利面前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发扬“两个务必”的工作作风。作者指出，重温全会精神，对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启示尤深。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政权建设。国家结构形式是国家整体与其组成部分之间的权力关系形式，陈夕认为中共二大是我党探讨国家结构形式这一漫长历史过程的起点。“二大”提出未来国家结构形式应采用邦联制。刘英茹等著文指出，西柏坡时期，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对新中国人民政府的名称、性质，政府机构产生的途径和方式，政府机构的组成和主要人选以及中央人民政府各主要部门和职能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设想和探索，为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奠定了基础。此外，张启安、陈杰还剖析了我国传统政治体制中以党代政的历史原因。
农村经济是中国共产党非常关注的问题之一。肖铁肩、周批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农村税费政策》一文，考察了党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阶段的税费政策及其特点。作者指出，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农村根据不同阶级的经济收入，规定不同额度的税费负担。这种度阶级而别的税费政策在实施过程中虽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但这一政策打击和限制了封建剥削势力，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卫兴华对新中国党的经济理论进行研究，他认为新中国建立以来，党的经济理论总的来说是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又从中国实际出发，不断摆脱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在许多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和发展，从理论上弄清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出和实践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并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
关于党的思想文化建设有几篇文章值得重视。王晓岚、戴建兵《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对外新闻宣传研究》一文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长期的斗争实践认识到“打哑巴战”是要吃亏的，因此，党在抗战时期，特别是皖南事变后尽一切力量创办对外宣传阵地，并充分利用外国新闻机构和新闻记者对外宣传报道，还派遣部分同志到南洋进行宣传工作，从而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有力地配合了党的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和外交活动。建国初期，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发生了急速而深刻的变化，思想文化领域也异常纷乱复杂，为了保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党对思想文化进行了有力的整合。王先俊从社会学的视角，对此进行了梳理和探讨。他认为，通过整合，党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丰富了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内涵。
齐卫平《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经验》一文，通过对中国共产党80年奋斗历程的考察，认为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它领导中国人民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历史。在此奋斗过程中，党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包括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认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必须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必须衔接阶段性的奋斗目标；必须发扬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必须注入现代性的新鲜活力等六个方面。
二、关于共和国史研究
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关志钢等著《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十年探索》，以如何科学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一生为落脚点，重点论述了文革前十年党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历程。林蕴晖从具有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制度层面考察中国20世纪50年代中期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他指出，该探索集中体现于陈云在中共八大发言中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由于八大仍把消灭资本家所有制和个体劳动者所有制的残余规定为党要继续实行的任务，这就使当年的探索没能摆脱苏联模式的框架，探索也因此中断以至逆转。胡安全《党关于新时期若干发展阶段问题的理论与实践》一文，分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时期九个阶段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成效，并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实践历程和新时期的阶段性以及党关于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理论总结等问题进行了论述。
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研究。李格《从〈共同纲领〉到〈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以1954年国家与政府领导体制变化为中心》一文，分析了我国国家和政府领导体制所发生的变化，即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基础上最高立法权和最高行政权的分立；国家元首的设立；国务院的建立。张明军从信息学的视角，分析了五六十年代我国政治信息传输和交换体制中的弊端：单一纵向的政治信息传输体制所产生的失真信息、自上而下的政治信息交换体制失去了更正失真信息的内在机制、非常规的政治信息摄取渠道。指出这些弊端是毛泽东发动“文革”动机形成的主要因素。
对建国以来的经济，既有宏观上的研究，又有微观上的探讨。刘国光对建国以来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进行了梳理。他从总的时间序列上，分析了建国初期到中共三中全会以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四个阶段，及其经济发展战略和存在的问题。并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依然对今后的改革和发展构成一定的障碍。武力在《中国计划经济的重新审视与评价》一文中指出，中国在五十年代之所以选择计划经济体制，除主观认识因素外，当时的工业化压力、资源短缺和政治动员能力强也是重要因素。计划经济体制形成后的二十年里，尽管它在集中资源加快独立工业体系的建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基本保持了高积累下的社会稳定，但是它最大的缺陷是不能长久地实现社会主义所追求的高效率，这正是计划经济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取代的真正原因。新中国五十多年间，粮食流通经历了计划调拨到市场调节的变化过程。瞿商、苏少之对此进行了探究。他们认为，在这一变化过程中，粮食流向流量发生了由南粮北调到北粮南运到北出南进乃至南北同出三次历史性变化。这些变化既是中国区域经济在市场化主导下非均衡发展的结果，同时，它又将对区域经济和国民经济、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调整产生重大的影响。
新时期党的教育方针经历了一个拨乱反正和充实发展的过程。王先俊认为这一过程的变化包括三个方面：1、从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到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2、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到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3、从培养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到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它深刻反映了党的第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教育工作认识的深化，也从一个方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对抗美援朝战争的评价。针对史学界近些年来出现的一些奇怪说法，孟照辉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对“两胜两败一平”说、“运动战，不见成效”说、“停战谈判，屈从于敌”说、“反登陆作战准备，劳民伤财”说、“金城战役，粉饰胜利”说、“胜负未分，双方妥协”说等“失败论”观点逐一予以驳斥。作者认为对于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必须采取老老实实的态度，不宜歪曲历史，刻意求新。此外，有作者探讨了新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国际战略，支绍曾、邓红洲指出，中国中央关于出兵抗美援朝的决策，既是建国前后所确定“一边倒”外交方针的逻辑必然延续，也是全面评估国际格局和国家安全环境基础上的理智抉择。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共中央一方面坚持巩固和协调中朝苏三国关系，另一方面坚决从外交上打击和分化以美国为首的敌方阵营，从而促成国际力量组合出现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变动。
“大跃进”运动是党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次悲剧性的探索，李付安探讨了这种悲剧发生的原因：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受到了“政治统帅经济”的干扰；“以苏为鉴”误入回归革命经验的歧途；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为唯意志论所扭曲；赶超战略在积极平衡论的支配下走向极端。关于人民公社的研究，有几篇文章值得介绍。王玉贵以苏州地区为个案，指出苏州农村地区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以“共产风”为主要内容和特征的“五风”刮得也非常严重。20世纪60年代初，在全党下决心纠正“左”倾错误的背景下，苏州农村地区同样对待“大跃进”运动中的平调帐进行了清理和退赔。作者还认为，任何一项涉及广大人民切身利益的重点决策的制定和出台，都必须经过反复的科学论证。
迄今为止，国内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很不充分，有些问题甚至是空白。张化、苏采青主编的《回首文革》（上下册）充分展示了“文化大革命”结束20多年来，国内对这段历史研究的新成果。李月军《政治文化对“文革”的支撑与推延作用及其有限性》一文认为，畸形的政治文化为“文革”提供了合法性、造就了“文革”所需的政治主体以及对“文革”支撑与推延作用的有限性。
三、关于民国史研究
民国政治史的研究是学者们尤为关注的课题之一。罗志田撰文分别论述了北伐前夕南、北军政格局的演变。他认为，北伐前两三年间，南方的局势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唐生智武装盘踞湘南，李宗仁、白崇禧成功控制广西；两省军事整合的一个共同倾向，即以保定军校毕业生为主而层次相对偏低的新兴少壮军人取代偏“旧”的既存上层势力。面目一新的广西进而与刚获统一的广东实行两广结合，复与湖南一起联合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之下，形成一个国民政府统治之下的数省势力范围，提示出武装统一全国的可能性，为北伐的取胜打下了基础。而同一时期，北洋军阀体系的新陈代谢造成的权势更迭相当快速激烈，出现了正统衰微、边缘兴起的趋势，类似趋向也体现在北洋体系演化的地缘分布上，五卅后出现的“反赤”倾向一度给北洋体系提供了新的整合机会，在此旗帜下北方政治和军事皆有实际的整合尝试，但基本未能取得成功。宪政史是近年来民国史研究的热点。王丽华以中间党派在1946年政协会议决议案中设计的宪政模式为考察对象，从政治学的角度出发，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将中间党派的宪政模式与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模式进行系统比较，从而说明中间党派所设计的宪政模式是假孙中山五权宪法之名，行西方代议制政体之实。郑成林《1927-1936年国民政府与商会关系述论》值得一读。
2003年学者们十分关注对民国政治腐败问题的研究，并从不同的侧面探讨了国民党败亡的原因。鉴于以往国民党派系斗争研究的不足，王奇生依据时人日记、原始情报资料以及国民党体制内人士的当时观察记录，深入探讨了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地位在名额的不断涨溢中日趋贬损和虚化的权利蜕变过程，并以国民党六大前后党内各派竞逐中委为个案，再现了国民党派系纷争的一个历史场面，从而揭示了国民党败亡的必然性。刘景岚运用政治学的原理，考察了南京国民党政权在政治整合过程中，各地方割据势力与中央政权的抗衡、各派系的纷争攘夺以及中央政府对基层政权的控制乏力，使南京国民党政权始终没能形成一个事实上统一的中央权威，丧失政治学意义上的权威资源及其合理性，从而说明其政权崩溃的必然性。张仁善以南京国民政府后期为个案，分析了国民党政府的司法腐败现象，并指出司法腐败源于政治腐败，并加剧政治腐败；司法腐败又引起民众法律信仰危机，致使社会秩序难以维系，民心丧失殆尽，加速了民国政治失控，进而导致社会失控。王印焕从社会史的学术视角出发，依据《大公报》资料，细化了民国的最后几年中，人民群众在通货膨胀下由紧张、骚乱而最终陷入绝望的日常生活景象，指出无以为生的人民自然对政府丧失了信心，政府也必将走向灭亡。
对地方政治的研究是民国史研究的一个亮点。民国时期的地方政治意识是指地方集团及其代表人物在国家政治制度、政治生活尤其是国家的构建、中央与地方权力和利益的分配以及重大政治问题的观点和主张。王续添写了多篇论文对此问题作了专门研讨。他指出，民国时期的地方政治意识是中央集团与地方集团利益与意志矛盾长期得不到根本解决的产物。并论述了其基本架构、本质、存在形态。指出它不仅是地方心理观念的偏执在政治生活中的某种反映，也成为地方政治行为的先导。他还从政治学的视角审视了民国时期的地方政治行为，从纵向考察，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两个阶段的地方政治行为既有总体上的共同性，又有各自阶段上的特殊性。从横向考察，则包括内向性的自为地方和外向性的对抗中央两大方面。曹成建则具体考察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地方自治政策，及其实施成效，并分析了地方自治政策收效甚微的原因。邱捷和李德芳分别撰文探讨了民国时期的乡村政权建设。前者以广东（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个案，分析了民国初年广东乡村基层权力机构的建立方式，以及权力的控制者；后者探讨了南京国民政府的乡村自治制度，指出，尽管这一制度体系完整，但从河北定县、广东中山两地的实施情况看，这一制度在实践中还是流于形式，并很快为保甲制度所取代，但在中国乡村制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国共关系的研究有些成果值得关注。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9年间国共政争》一书，对这场政争的发生、发展和终结，进行了全程的跟踪考察，集中论述了国共两党是如何由政争走向战争的。杨奎松的《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一文，同时引用国共双方的档案材料论证蒋介石国民党并未有过一个明确的旨在处心积虑消灭皖南新四军军部的蓄谋，同样，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也不曾有过要在更大范围内对中共动武的计划。而就中共中央来说，受到莫斯科态度的影响，它在这段时间里对国民党的政策估计和对事变的应对态度，也曾有个复杂的变化过程。黄琨从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前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政治心态入手，认为五届五中全会是国共两党间内在冲突的产物，它历史地承担了防共、限共的任务，是国共关系变化的转折点。
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学术界著述纷呈，新见迭出。王真著《抗日战争与中国的国际地位》指出，抗日战争无论是从民族心理还是从战争结束上看，都是近代中国的重大历史转折，它推动了中国国际地位的复兴，使中国一跃而成为一个政治大国。关于九一八事变及不抵抗方针问题的研究可以说是2003年度的一个研究热点，有多篇文章对此进行了探讨。曾景忠《澄清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方针研究的误区》一文指出，1、事变前蒋介石、张学良之间并非简单的上下级关系，张学良具有相当的独立性，他与蒋的意见不同时，对蒋的命令可以不听，防守锦州问题即是如此。2、这一观点主要靠一些回忆录作依据，而许多回忆资料的说法存在种种漏洞。3、事变前中国一方对日军挑衅采取“力避冲突”方针，对事变后张学良实行不抵抗政策不无影响，但事变前“力避冲突”与事变发生后不抵抗方针，二者有明显区别。4、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和荣臻等人的电文均证明，是张学良对东北军下了不抵抗命令。5、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处置事变的方针，并非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不抵抗政策。国民政府对事变的处置是，诉诸国联，并准备抵抗。四个月后即发生了一二八凇沪抗战，采取的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6、张学良晚年一再说过，下不抵抗命令的，是他自己，而不是中央政府。就抗战时期的经济问题有几篇文章值得一读。李学通以先后任国民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和军委会资源委员会秘书长的翁文灏为中心，考察了1932年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至1938年初战时经济体制建立期间，国民政府以工矿业为重点的抗战经济准备工作，指出国民政府所做工作在抗战初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也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
西部开发问题是近些年研究的一大热点，有几篇文章值得关注。张用建《抗战前10年国人对西北开发问题的认识》一文，分析了西北开发的可能性和重要性，指出西北开发应坚持整体性、开发事类的统一性、分期开发、分区开发、分事开发的原则，并就时人对开发西北的重点和程序等问题进行了梳理。蒋耘《民国时期西部的邮路建设》一文指出，西部邮路建设抓住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西迁和战后国民政府提出“加强西北邮运”的战略这两大机遇，在邮差邮路、汽车邮路、航空邮路等方面获得了长足的进展。而开发的西部邮路，在加强西部地区与国内外各地的联系和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民国时期国人开发西北的呼声不断高涨，宗玉梅从20世纪30年代主要报刊杂志刊登的有关西北开发的文章，从公众舆论的角度研究该问题。文章认为，有识之士利用报刊这一信息工具来研究西北、宣传西北，为开发西北制造舆论，推动了南京国民政府对西北的开发。李建国在《抗战时期的西北开发与民众意识的近代化》一文中指出，国民政府对西北地区大规模的开发建设，不仅促进了西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民众意识的提升：社会风气空前开化，科教意识有了明显增强，特别是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空前强化，为西北地区的社会进步创造了一定有利条件。
此外，有学者对民国时期的教育及思想文化予以了探讨。余子侠《抗战时期国立中学的创办及其意义》一文，指出国民政府为了救济青年失学并发挥教育功能以增进抗战实力，先后创办了30余所国立中学，改写了“中央向不直接办理国立中学的历史”。这种中等学校教育，在学校管理、教学内容和师生成分均异于平时。它的创办，既抢救了战区大批中等教育人才，使东部地区中等教育现代化不致中断，又促进了西部地区中等教育的开发和发展；既推动了战时各级各类教育的整体进步，又充实了民族有生力量，从而支持了抗战大业。
贾晓慧以《大公报》的资料为基础，阐释了20世纪30年代学界的思想倾向，即主张发展经济，强化政府的统治职能，用科学精神建设现代国家。
四、关于现代社会史研究
社会史研究是近年来史学界发展最快、影响日增的一大学术领域。
阶层与群体史的研究是社会史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张根福用社会学和人口学的有关理论，以浙江省为研究对象，对该省迁移人口的籍贯、年龄和性别及职业构成进行了深入探讨。作者认为从籍贯构成上看，迁出省外的人口以杭州、绍兴、宁波、金华等地居多。从年龄和性别构成上看，迁移人口的性别比较高，大批男性为避战祸加入迁移人口的行列。从职业构成上看，迁移人口成分极其复杂，几乎囊括社会绝大多数行业，其中主要有农民、工商业者、文化人及政府工作人员、医生等。分家既是中国社会重要的家庭制度，又是家庭结构变动的主要方式。王跃生以冀南农村为个案，依据档案资料和典型问卷调查汇总数据，对土改后不同社会变革背景下冀南农村民众的分家行为及其特征进行了分析。马俊亚撰文指出，近代江南都市中，地缘关系直接决定了工人的职业分层。由于缺乏充足的、可供利用的各种乡谊资源，苏北人在江南都市中只能处于社会最低的层级。地缘关系造成的社会分层，极大地迟滞了阶级关系的形成。地缘差异在工人中造成的矛盾尽管不同与阶级矛盾和种族矛盾，但在一定条件下，甚至比后两者更明显，影响更深远。王瑞芳探讨了土改后农村社会结构的新变动，认为其中最突出的现象是大多数贫雇农上升为新中农，农村普遍出现了中农化趋向，农村社会结构从“下边大上边小”的“宝塔式”结构，转为“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形”结构。这种社会结构变动对中共阶级政策产生了深刻影响。
社团史的研究也为学界所重视。广东商团存在于1911-1924年间，它是广东省最具社会动员及社会控制能力的民间组织。敖光旭撰文指山，陈廉伯1919年执掌粤省商团后，开始刻意打造“商人政府”，广东商团亦进入快速发展轨道。在愈演愈烈的官商摩擦、军团冲突、罢市风潮及全省联团活动中，逐渐形成了以商团为驱动中心、以民团为外围组织、以士绅和商人为主要社会基础、以“民治”或“自治”为核心理念的一体化社会网络。以社会主体地位自居的“大商团主义”也随之形成，进而以实力与广东政府分庭抗礼。文章还指出，类似西方早期现代化时期的市民社会及其发生模式，同样显现于粤省。
关于社会生活研究。半工业化是在落后国家和地区所存在的既不同于农村传统手工业、也不同于原始工业化的一种现象。彭南生以实证研究为主，运用比较方法探讨了中国近代乡村半工业化的发展进程。指出技术进步、区域外市场与多元共存的生产形式构成半工业化的重要特征。半工业化的衰退主要是外力作用，尤其是1929-1933年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日本所发动侵华战争的结果，尽管如此，半工业化的兴起与发展还是对近代乡村社会经济变迁产生了积极影响。谢世诚以山东国统区米粮市场情况为研究对象，探讨了米粮市场与民众生活的关系。文章认为，从1945年8月日本投降至1949年6月中共完全控制山东为止，山东国统区的粮食生产和贸易基本呈现停滞和萎缩的状况，从而使得粮价飞涨，城乡居民的粮食供应极为短缺，民众生活发生严重危机，社会矛盾突出，导致国民党在山东的统治最终彻底崩溃。李彦荣利用大量的文献资料研究民国时期上海大中小学教师薪水及其生活状况，教师的生活水平直接影响了教师职业的发展，大学教师稳定性高，而中小学教师流失严重。教师的专业进展也因此受到种种限制。江沛利用档案资料概述并初步分析了天津娼业的缘起与变迁，天津公娼业的分布、层次、内部人员的各方面情况，嫖客群体的构成与心态，营业方式、经营状况和行规，以及游妓暗娼的活动方式等问题。
20世纪30年代的基层社会运作方式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王先明、李伟中以江苏省江宁县、浙江省兰溪县、山东省邹平县与荷泽县、河北省定县五个县政实验县为基本分析样本，考察了五县县政建设运动的异同点，指出，它们的运作模式、实验方式和实验内容都为中国乡村现代化留下了许多历史经验和教训。赵泉民、忻平以江浙两地的乡村合作社为切入点，通过对合作运动“自上而下”推行机制的分析，认为乡村合作运动过多地依靠国家行政来推行，导致合作社为乡村政权“内卷化”现象所侵蚀，“变异”为地主富农豪绅的牟利工具，大异于政府的“拯救乡村”、“救济农民”之旨趣。该文还指出，乡村自治和自组织能力的养成只应依靠农民和村落社会自身，而非政府单独的“行政杠杆”强制力量所能奏效。
乡村治理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关系着农民的生活和命运，也与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密切相连。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出版的“乡村治理书系”，共五种，其中徐勇、徐增阳合著的《流动中的乡村治理》从政治社会学的视角，着重研究了农民流动及其对乡村治理的影响，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较强的现实意义。
五、现代对外关系史研究
意识形态利益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战时中苏关系具有重要影响。王真认为，总的来看，两国能够从反法西斯战争大局考虑，着眼于最主要国家安全利益，把意识形态问题置于次要地位，这是两国在处理相互关系方面值得肯定的一面。但两国意识形态的分歧又是客观存在、无法消弭的，并影响到抗战时期两国关系的发展。鹿锡俊根据蒋介石档案等史料，综合性的考察蒋介石1933-1934年中日苏关系观和对日对苏的战略构想。就总体而论，蒋介石在此期间并未单纯偏向于“联苏制日”，而是以“中立”促成日苏两国的相互牵制，实现既“攘日”又“制俄”的双重目标。二者在质量上随各阶级矛盾的变化，及对矛盾之认识的变化而各有侧重，在时间上则并行不悖。对于这种着眼于利用国际矛盾的“二重外交”的评估，是当局者在形式判断上的一个分水岭。它带来了蒋汪两人此期在外交方针上的分歧，并埋下了最终导致他们走上相反道路的种子。抗战初期国民政府联合英美请求停战议和的策略是中国政府军事外交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同日本进行外交战的一个重要部分。王松《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求和与英美调停》一文指出，此举虽然没有也完全不可能立刻阻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客观上还是起到一定的历史作用。
对建国后中苏之间的关系研究有多篇文章值得注意。王奇《“156项工程”与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评析》一文，对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来龙去脉进行了梳理，作者认为，该工程如同助长器，使得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雏形由此注入了苏式基因；中苏两党两国间同时期的兄弟关系极为密切，“156项工程”可为新时期中俄两国关系的发展及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开展社会经济文化交流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中苏关系短暂的“蜜月期”过后，60年代初双方关系完全破裂，孙其明通过分析中苏关系恶化和中苏论战的过程对毛泽东“反修防修”理论和实践的影响，阐述了它是导致中国政治“左”倾和“文化大革命”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
对建国后中美关系的研究，出现了一批颇有份量的学术成果。戴超武著《敌对与危机的年代——1954-1958年的中美关系》，利用大量中美双方外交文献及相关资料，特别是近些年来解密公布的《美国对外关系》等文件，力图避免传统外交史研究的弱点，运用国际关系史研究的新视野，重新展现了两次台湾危机以及中美关系互动的全过程，是中国学者在中美关系研究领域的一项新成果。唐小松依据原始档案材料，就肯尼迪政府“限蒋出笼”政策复杂的决策过程进行考察，他认为，这一政策的出台是当时美国对华政策的需要，国际局势的发展已使美国政府认识到，新中国政权是稳固的，无法以外力推翻。牛大勇《美国迫使台湾当局从华南边境和沿海岛屿撤兵问题研究》一文认为，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曾迫使台湾当局从缅泰老“金三角”地区撤军，并试图诱迫蒋介石从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撤防，双方施压与抗压、牵制与反牵制的互动关系十分明显。作者指出由于台湾当局不断施加的干扰和阻碍，以及美国国内政治的掣肘，肯尼迪在世时对华政策的调整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印关系恶化是中国当代史和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康民军具体分析了双方关系恶化的原因，印度插手中国西藏问题和挑起中印边界争端是两国关系恶化的直接原因；其深层原因包括印度对英国殖民主义扩展政策的继承和发展、推行地区霸权主义政策、国内各种矛盾的激化，国际上各种反华势力对印度政府错误政策的支持，中国国内暂时的经济困难和国际上的孤立地位。戴超武依据近年来解密的苏联、美国外交档案文献以及中国和印度方面的相关资料，从更为广阔的国际史的视角，对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特别是苏联的反应和政策予以考察。他认为，苏联对中印边界冲突先是采取中立的立场，继而“向印度提供一切可能的军事设备”，该政策是苏联对印度政策发展变化和赫鲁晓夫推行“和平共处”外交政策的必然结果，是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后苏联和中国在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及国际战略问题上所存在的基本矛盾和根本分歧的突出体现。
六、日本侵华史研究
2003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一批相关研究成果。居之芬、庄建平主编《日本掠夺华北强制劳工档案史料集》，充分发掘北京市档案馆、天津市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青岛市档案馆以及吉林社科院满铁资料馆与辽宁省档案馆等处档案文献，有力地驳斥了日本右翼势力的谎言，也充分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强掳中国劳工的罪行。解学诗、松村高夫主编《满铁与中国劳工》是第一部有关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期间暴力强制和残酷役使中国劳工的专著。此外，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黄静嘉积50余年的心血完成的《春帆楼下晚涛急——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及其影响》一书，著者对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分专题进行了系统探讨，并研究了殖民统治的影响。
解学诗依据20世纪30年代以来满铁的若干对华的几次基础性调查，考察了日本对当时中国的认识。作者指出，满铁经调会的“特殊调查”和个人调查偏重于农业与农村。中心人物大上末广坚持中国社会封建固定论，目的在于尽快利用中国社会既有结构，推行日本备战的“总力战”体制。冀东、江南农村实态调查和无锡工业调查都是与日本对沦陷区军政统治相衔接的“把握社会结构基础实态”之举，同时也贯穿着调查始作俑者伊藤武雄所说的“三角地带论”，即在与共产党新四军相对抗的同时，对长江三角洲采取某种怀柔政策，并“不战而取”全华中。中国抗战力调查的主导者是中西功等左翼调查员，由于他们把中国抗日战争性质和中国社会性质联系起来，深刻分析了中国抗战力的消长情况，所以他们的调查作为日本对华诱降急需的战略情报而备受军部关注。
对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日本的华南政策，臧运祜依据相关的日文档案资料予以考察分析。他认为，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就与广东派发生了联系，企图以此促进“满洲问题”的解决。事变后日本企图利用以胡汉民为首的西南派的反蒋运动，按照伪满洲国成例，建立华南地区的亲日政权，分治中国。上述政治目标因“福建事变”的失败而落空后，日本转而在华南地区采取以扩张经济为主的政策，并改以台湾为其华南政策的基地，在华北事变期间加紧实施。随着日本南进政策的确立，海军也加入其中，并在“两广事变”期间企图借北海事件侵占海南岛。日本的华南政策，既是其对华政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又构成其南进政策的重要先头部分。
战后遗留问题研究引起了学者们的浓厚兴趣。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违背国际公约进行化学战，战败之际又在没有向中国方面提供任何资料的情况下，将大量化学武器遗弃在中国。高晓燕对这此进行了考察，她指出，这些遗弃的化学武器战后使众多的中国人惨遭伤害，身心备受摧残。同时也造成了环境的污染，潜在的危险性日益加剧。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规定，日本有责任销毁这些遗弃的化学武器。近年来，部分中国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起索赔诉讼，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和赔偿，对促进日本社会关于战争历史问题的正确认识有积极的意义。2003年5月15日日本地方法庭宣判，承认原告被化学武器伤害的事实，但日本政府不能承担法律责任，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这一判决是毫无道理的，是在寻找种种遁词为日本政府推卸责任。战后初期，日本“战后处理内阁”为了维护天皇制的国体，相继抛出“一亿总忏悔”和“天皇退位论”。王希亮撰文指出，这两个谬说旨在把战争的责任转嫁到一亿国民的身上，从而掩盖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逃脱联合国军事法庭的正义审判。它模糊了“战争责任”和“败战责任”的界限，模糊了参与战争、协力战争的普通国民及社会各界的战争责任意识。该文还驳斥了美国占领军总司令部的“太平洋战争史观”。
七、关于现代人物研究
人物研究是中国现代史研究中浓墨重彩的一个学术话题。吴汉全对李大钊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进行了探讨。他指出，李大钊在20世纪20年代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进行了许多探索；特别是他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中华民族革命史、中国近代思想史等方面的研究较为深入，提出了一系列的观点，奠定了以后（特别是30年代）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础。个性问题是现代中国思想界的主流话语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主题。顾红亮认为，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是现代史上对个性理论探索的三个典型代表。李大钊提出与大同团结相统一的、知情意全面发展的个性解放思想，体现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个性理论的早熟性和思辨性；瞿秋白提出个性是历史的工具、个性与阶级的统一等观点，表明马克思主义个性理论在前进中得到曲折发展；毛泽东区分个性与个性主义，肯定个性发展与集体意志的统一，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个性理论在现代中国的发展所做的阶段性历史总结。
对毛泽东研究有一些较新的视角，崔自力对毛泽东晚年法律思想进行了探析，把它概括为实用主义的“工具论”法律观、阶级斗争的法律观、超历史的法文化虚无主义等三个方面。毛泽东是世界格局多极化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石斌认为，毛泽东的世界多极化思想经历了从“中间地带”理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到“三个世界”的划分三个阶段，既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基本的对外关系诉求，也反映了世界格局演进的客观趋势。党内民主是党的根本制度之一。韩同友撰文指出刘少奇的党内民主思想包括实行民主集中制、正确开展党内斗争、克服官僚主义、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建立和健全监督约束机制等。作者认为，刘少奇的上述党内民主思想丰富了毛泽东思想，对今天党内民主建设仍具有现实意义。黄岭峻《刘少奇与大跃进》一文指出，与当时大多数中共领导人一样，刘少奇对“大跃进”的错误也有一个认识过程。刘少奇积极参与了“大跃进”的决策与推动，除了在当时发明“公社”这一用词外，他还曾提倡大炼钢铁与供给制。随着“大跃进”危害日益明显，从1961年开始，刘少奇对“大跃进”的错误有所纠正。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运筹中，周恩来和陈云是一对好搭档，曹应旺用比较的方法，对两人的经济思想进行研究，他指出，周恩来充分信任陈云，对其提出的一些重大的经济主张和重要的经济观点，总是予以全力支持。两人的经济思想在社会经济制度、国家建设与人民生活的关系、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认识、经济效益、经济思想方法诸方面有共同之处，但由于工作分工不同，个人经历不同，思考问题的着眼点和侧重点不同，两人的经济思想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2003年度邓小平研究有一些新的进展。迟爱萍《邓小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思想的历史考察》一文，指出邓小平的现代化建设思想分为萌发、形成、成熟、进一步发展四个阶段，从中国现代化模式的选择、现代化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确立、现代化战略目标和步骤的规划，到现代化战略重点的设计方面，为中国社会的变迁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际可能性。邰凤琳就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及国史研究的贡献进行了研讨，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不仅批判“四人帮”的极“左”思潮，还正本清源，还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以本来面目，提倡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指导国史研究，创造性地提出了研究国史的理论、原则和方法，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和国史研究提供了思想武器。
蒋介石研究是现代史上一个不断深化的学术命题。马振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蒋介石思想理论简析》一文指出，蒋介石思想内涵的形成，除了受个人经历的深刻影响外，还有众多的理论渊源，即传统的儒家思想、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与“致良知”、封建帮会思想、日本武士道精神和德意法西斯思想。蒋氏的思想体系是以他的三民主义为基础，分为政治建设、物质建设、心理建设和社会建设、伦理建设五个部分，但蒋氏的所作所为与他的理论说教相比显得苍白无力。对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学术界一般认为蒋的权力是不受限制的，刘会军、郑率对此提出质疑，认为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在不同时期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呈现动态发展的特点。1927年至1938年，以国民党系统内的制约为主；1938至1947年训政结束后，以国民党系统外的制约为主；1947至1949年宪政时期，受来自各方面因素的综合制约。1938年汪精卫等人出走河内，发表《艳电》，公开投靠日本。全国各界对此极表愤慨，纷纷发表谴责文电。而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却在全国讨汪声浪和汪精卫等人的一再挑衅面前，选择沉默和克制，直到1939年10月1日，才公开表明谴责的态度。张生、柴林认为，蒋所以如此，主要有3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在日本加强引诱、而国民党内形势不明的形式下，保持国民党内的团结，避免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二是在地方实力派地位举足轻重的背景下，争取龙云等地方实力派继续留在抗战阵营中，避免其他实力派效仿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三是出于当时对中国极其不利的国际形势的考虑，避免落入日本期望的国际社会孤立国民政府的圈套。蒋的克制和忍耐，收到了使汪精卫自暴其汉奸嘴脸等一系列效果，对坚持抗战起到了正面效果，也因此显示了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本质区别。
近年来，史学界兴起了“张学良热”，有几篇文章值得重视。东北易帜是张学良独立登上政治舞台后亲自主持的头一件大事，曾业英通过研究，对此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作者认为，东北易帜自1928年6月4日张作霖皇姑屯被炸，止于12月9日张学良发表通电，前后经历了酝酿、谈判、易帜三个时间长短不一的阶段。张学良多次推迟易帜，固然有日本干涉的外来因素，但不容否定也有其借此“巩固个人地盘与权利”的主观意愿。张学良是东北易帜的最大赢家。有学者探讨了张学良联共抗日思想，认为张学良联共抗日思想形成于1935年底，其思想基础是“息内争，御外侮”，张学良积极投入联共抗战的各方面工作，终于促成了西北地区“三位一体”的统一战线，为全民族抗日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一年来，学者们大多持冷静、客观、公允的学术态度进行研究。随着一些新史料的刊布，研究视野的拓宽、研究内容的扩展、相关学科研究方法的借鉴，中国现代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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