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公民政治参与的嬗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广州论文,改革开放以来论文,公民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744(2002)06-0040-06
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pation)又称参与政治，是指公民“或多或少以影响政府 人员的选择及(或)他们采取的行动为直接目的而进行的合法活动”。(注：[美]格林斯 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89页。)回顾改 革开放以来，先行一步的广州公民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在政治参与方面也表现出了 极大的热情，走过了20多个春秋，为促进民主政治建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一、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对促进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意义
公民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表现和内容。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对促进民主政 治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主要体现在：
(一)公民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
公民广泛地参与政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是政治发展的重要标志和重要组成部分 ，它最大的政治功能和价值在于通过影响政府的行动和决策，使国家政治体系的运作避 免或减少对“公意”可能的偏离。因为公民的政治参与能为政治体系运行提供原料和能 量，扩大政治决策资源的提取范围，从而使政治系统运行保持良性循环。尽管公民通过 政治参与影响政府的决策是有限的，但它是对公共行政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政治补充，是 现代政治系统保持良性运作的基本条件，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因此，一 方面，民主政治建设的内容必然包含公民的政治参与；另一方面，要推动和加强民主政 治建设也就自然而然地必须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
(二)公民政治参与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体现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首先和主要表现在经济上，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 的物质文化生活，同时也表现在政治上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 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这个制度就是以公民广泛的政治参与为其基础的，它是中国各族人民在 定期普选基础上，产生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以实现人民管 理国家与社会的一种政权组织形式。“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的基石，是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而人民行使自己权力的前提是扩大政治参与，只有 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才能使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得以巩固进而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促进民主政治建设。
(三)公民政治参与是现代社会政治发展的一个趋向
“人们已经普遍接受这一看法，即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主要政治差别，在于政治参 与的规模和程度，在较富裕和较工业化、城市化的复杂社会里，更多的人以多于他们在 欠发达、农业的、乡村的、更为原始的经济和社会体系下所拥有的方式，卷入政治中去 ”。(注：曾繁正等译：《西方政治学》，红旗出版社1998年版，第271页。)从本质上 看，政治是大众事业，只有公民的积极参与，政治才能搞好。当今世界，各国政府一般 都实行代议制，这是一种间接民主，通常以议会作为代表民意的机关，它必须有广泛的 公民政治参与弥补其缺。因为代议制的优越性并不能避免其缺陷，这一点，孙中山先生 曾指出：代议士一旦获得其所需要的任职资格后，则悍然违背人民之意思以行事，而人 民亦莫之如何。所以孙中山认为应该有更多的“直接民权”。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 们的政治制度有其自身的优越性，但同样有公民政治参与需求的内在逻辑。因为扩大公 民政治参与，既是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现代社会政治发展的一个历史趋 势。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和发展趋势来看，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也是21世纪中叶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党代表人民利益的重要体现。
二、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历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州改革开放走过了20多年的光辉历程。从1978年12月至今， 广州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政治体制改革也经历了 酝酿、提出、实施到突破四个发展阶段。相应地广州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也经历了以 下四个阶段。
(一)酝酿期的政治参与(十一届三中全会——1980年)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作出了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 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12月26日，中共 广州市委发出《关于认真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单位立即 广泛深入地开展学习和宣传，使广大干部、职工群众的思想和工作迅速跟上当前的形势 发展。自此，广州市民在新的市委、市政府领导下积极投身到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 在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积极促进政治民主化。
在此之前，广州市民积极投身到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1976年10月21日广州市140 万干部群众在省、市领导的带领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 的伟大胜利。随后，深入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极“左”路线及其表现，肃 清他们在各条战线、各个领域所散布的流毒和影响。
1978年8月下旬开始，广州在全市各单位干部中陆续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讨论，到 1979年年底，广州已开始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进一步落实了党的各项政策，抓紧了对 “文革”冤假错案的平反和历次政治运动中遗留问题的处理，对反地方主义的案件进行 复查处理。党的干部政策、华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统战政策和宗教政策等逐步得到 落实，全省共解决了大约20万人的问题，增强了党和人民的团结，调动了各个方面的积 极性，实现了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完成了政治路线的重大转折，为广州公民积极投身 改革开放，推动社会全面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总之，这一时期广州市民以主人翁的精神投身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积极参加真 理标准的大讨论，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的指引下对“文革”中的冤假错案进行彻 底平反，实现了工作重点的转移，为即将开始的改革开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培 养了公民参政议政的政治素质和主人翁意识。
(二)启动期的政治参与(1980年——中共十三大)
党的十二大以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到城市全面展开，不断深入，广州按照 中央的要求，在贯彻执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过程中，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始终坚持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使广州经济持续快速地增长。广大干部群众思想解放，观念更新，民 主意识和主人翁精神进一步加强，普遍形成了理解、支持和参与改革开放的社会心态和 心理承受能力。广州设立了“市长专线电话”，开展了“假如我是市长”和评选“广州 十大公仆”等活动，开通了《公仆与市民》的广播电台节目，大大调动了广大市民参政 议政的积极性。
1、市长专线电话的设立为广州公民开通了一条政治参与的“绿色通道”。
1986年元旦零时，供市民直接向市长反映问题的市长专线电话正式启用，朱森林市长 接听了第一个市民打来的电话，并对一些重大问题及时作出批示。在设立市长专线电话 的同时，全市各区设立了区长专线电话和市有关行政职能部门、企事业单位公共热线电 话网络。市民通过这些专线电话不仅反映生活、生产上的困难和问题，随着政治体制改 革的深入发展，它还成为公民参政、议政的重要渠道。
(1)市长专线电话为市民办实事，件件有着落，事事有交待。1986年，市长专线电话设 立第一年共接到市民来电6550多次，涉及供电、供水、城市建设管理、改善交通、治安 管理、市场管理等方面的问题。为了处理好群众来电，市政府办公厅配备了专职人员， 实行24小时值班，昼夜不停地处理问题。当年全年共转办了2000多件电话记录，市民来 电反映的问题，近八成已得到及时妥善处理，基本上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交待。
(2)市长专线电话缩短了政府和群众之间的距离，便于市民及时反映情况。市长专线电 话设立以前，群众对市政府工作有什么意见或有什么问题要解决，多采取向领导写信或 上访的办法，往往费时太长，再加上有的单位“门难进、人难找、脸难看、事难办”和 “衙门”作风，使得一些可以及时解决的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严重地影响了党和政 府的声誉。市长专线电话作为信访工作的分流，使用了先进的通讯手段，简化了来访、 来信工作中的程序，无需专程上访就可以随时向市领导反映自己的意见和要求。
(3)市长专线电话是民意的“晴雨表”，社情的“传感器”。市民来电多数是反映衣食 住行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市长专线电话作为沟通市民和市政府机关的桥梁，担负着信 息反馈的职责，为政府和有关部门制定政策、安排工作提供依据。因此要善于通过市民 来电感受群众所喜、所忧、所乐、所想，推动各级政府机关、各条战线把工作做深做细 ，促使想问题、办事情都能从大多数人的利益出发，少犯官僚主义。
(4)市长专线电话发扬民主，促进政府领导转变作风。开通市长专线电话以后，广大市 民以主人翁的精神，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管理，为搞好广州市各项事业献计献策，提出了 许多建议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市民来电中，反映道路失修、沟渠堵塞、自来水管 爆裂、农贸市场脏乱差等问题的电话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可见市政建设和市政管理成了 市民共同关心的问题，市民参政议政的良好风气在广州已初步形成。
2、开办了《公仆与市民》电台广播节目。
1986年10月5日，中共广州市委、广州市人民政府和广州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开办了《公 仆与市民》节目，每星期广播两次，每次播出20分钟。每次安排一位领导同志同市民谈 心，听取群众的意见，解答群众提出的问题，受到广大市民群众的欢迎，取得了较好的 社会效果。
当时节目开播后，朱森林市长先后同市民就劳动制度改革、交通、环保和住房等问题 进行交谈；杨资元副市长就用电问题、陈绮绮副市长就消灭蚁子问题进行了交谈，根据 听众的建议，赖竹岩副市长同个体户进行了聊天。该节目播出后，各方面反映较好。
(1)节目为市委、市政府与市民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提供了一个让市民直接向市领导反 映问题的渠道。同时市领导也通过这个节目及时了解民情民意，听到群众的呼声，从而 及时为群众排忧解难。
(2)节目的内容都是市民最关心的问题，比如建筑工地夜间施工问题，用电比较紧张问 题，劳动合同制问题等，都可以和市领导直接对话，极大地调动了群众参政议政的热情 ，这对政府的各项决策的民主化是有一定帮助的。
(3)节目形式生动活泼，采取现场采访，当面解答的形式，领导没有官架子，听众听起 来觉得比较亲切，如同拉家常一般。这对改变干部作风，密切干群关系起到了一定的促 进作用。
从1986年开通《公仆与市民》节目至今十几年过去了，节目从一开播就受到市民的欢 迎和好评，市民主动参与的热情日渐高涨。为了适应这种公民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 《公仆与市民》节目组几经改版，其间最先改为《仓边路28专线》，后又改为《广州直 击第一线》，发展到今天改为《广州聚焦》，节目的内容更丰富，涉及的领域更广泛， 但无论怎样变化，在为市民直接参政议政，为市领导、市政府决策提供直接的沟通方面 仍起着无法替代的作用。
3、重视来信来访这一公民政治参与的传统渠道。
市政府的信访处是接待群众来访、处理群众来信的工作部门，该处协办、交办、调查 研究，以综合反映、分别处理的方式，为群众排忧解难，及时向领导反映群众意见、建 议、要求，提供信访信息，为改革、开放、搞活经济服务。在接待工作中，该处做到文 明接访，热情接待，认真处理群众提出的问题；对来访者都坚持耐心听取其意见和要求 ，运用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法律、规定，为来访者指点迷津；对带有全局性、倾向性的 问题，通过《月报》和《群众之声》简报综合向市领导反映，从而为群众解决了一些急 待解决的问题，受到群众的好评。
由上可见，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在这种形势下， 广州市积极开通市民参政议政的新渠道，先后开办了市长专线电话、《公仆与市民》广 播电台节目。同时更加注重群众的来信来访，调动了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三)定型期的政治参与(中共十三大后——十四大)
党的十三大之后，政治体制改革正在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着。但不久国际 国内发生了未曾预料到的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这就是苏东剧变和国内的“六四”政治 风波。这对整个中国的改革进程，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不能不产生重大的影响和干扰。 面对这样的重大事件，如何从积极的意义上去总结经验教训，采取相应的对策，坚持改 革开放不动摇，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难度极大的课题，也是最严峻的考验。正是在这事 关党和国家命运的紧急关头，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南方谈话，果断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 强调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之后，经济体制改革有了长 足的进展，而对政治体制改革则作了重大调整。在这期间，广州以她特有的务实、理性 的政治敏锐性和坚定性在全国率先建立起公民政治参与的新渠道。
1、开办全国最早的“市长专邮”。
1988年9月1日，广州市人民政府开办了全国第一个“市长专邮”。“市长专邮”自开 办到1990年底，共收到群众来信13500多封。广大市民通过“市长专邮”反映自己的意 愿和要求，或对市政府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使市长更多地了解社情民意，有利于帮 助领导克服官僚主义，改进政府工作。“市长专邮”的开办，为市民的参政议政提供了 机会。1989年4月，市政府还评选出11位参政议政好市民，当时的广州市市长杨资元给 他们颁发了荣誉证书。
2、社情民意中心的成立架起了第一座反映公民意愿的桥梁。
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简称“民意中心”)于1988年由中共广州市委办公厅发文成立 ，是中国第一家半官方半民间的民意调查和社会舆论机构，主管部门为广州市委政策研 究室(广州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民意中心以“让政府了解您、让您了解政府”为宗 旨，紧密围绕广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和政府决策中市民普遍关心的问题，及时广 泛地开展各种形式的社会调查活动和民意研究，向领导及有关部门提供咨询服务和信息 反馈，科学、准确地分析和把握社会各种主流意见及倾向。民意中心成立后，先后组织 开展了《价格改革中的公众态度》、《市政府在公众中的基本形象》、《社会心理与情 绪追踪调查》、《社会治安与公众安全感调查》、《广州市环境现状评价及市民环保意 识调查》、《市民对广州市治“脏”治“乱”行动追踪调查》、《广州公民政治参与状 况调查》、以及妇女社会地位、人口忧患意识、市民家庭理财、社会保险、医疗改革、 中国加入“世贸”、“一年一小变、三年一中变”、教育收费、禁放烟花爆竹等130多 项社会调查和民意测验。十多年来，围绕广州住房改革、社会治安群防群治、菜篮子工 程、环境保护、待业保险、广州市风和广州人精神宣传、广东价格改革等社会普遍关注 的问题组织了多项大型公益活动，受到省市领导、有关部门和市民的好评。
在开展社情民意调查和社会公益活动的同时，民意中心充分发挥研究力量优势，先后 受广州发展集团、广州电信、万宝集团、白云山企业集团、太阳神集团、宝洁公司、自 行车公司、电梯公司等大型企业委托，开展企业形象调查与产品市场调查；并受广州地 区传播媒体委托，组织了多次收视率、收听率、阅读率调查。
民意中心编印的《民意内参》、《民意研究报告》、《动态快讯》等内部刊物，及时 向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市五套班子领导及有关部门、企事业单位和人员提供反映社 会热点问题的调查资料和民意研究信息，省市领导、有关部门非常重视民意中心的调查 成果。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外媒介对民意中心机构及开展调研与相关活动的报道达两千 多篇(次)，并经常引用民意中心的调查资料和数据。民意中心紧密结合市的中心工作， 把握社会热点，开展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为推进广州市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作出了 积极的贡献。
3、市人大全体会议设立旁听席扩大了公民政治参与的知情权和民主权。
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设旁听席，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参加旁听会议，对于发展社 会主义民主，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促进城市现代化建设，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广 州市人大设置旁听席，始于1989年。当时正是国内政治风波和苏东剧变、政治体制改革 面临新考验，这需要非凡的战略眼光和政治坚定性。广州正是在这种敏感的历史背景下 ，决定在广州市人大全体会议设立旁听席。当时旁听席设定60个席位，旁听人员的确定 以自愿报名和组织确认相结合的原则，委托有关单位(部门)办理报名工作。人大会议首 次设旁听席，一经新闻媒体报道，立即受到了全市各界人民的热烈响应，要求报名参加 旁听的人数超过了原定的旁听席数，可见广州公民政治参与的热情之高。为了扩大旁听 范围，从1990年3月市九届人大三次会议起，旁听席增加到80个，但仍然满足不了人们 的要求，为了让更多公民有机会旁听人大会议，扩大对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宣传面，市 人大常委会根据旁听人员各自不同的实际要求，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措施，使每年的人大 会议都有近200人共240人次参加旁听，其本上满足了公民的要求。
旁听人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有教授、研究员、高级工程师、律师、作曲家、歌唱家 、医生、公(私)营企业董事长和总经理、个体户、记者、干部、工人、农民、大学生、 居民、离退休人员(其中有厅级干部)和外省驻穗机构负责同志等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 他们参与旁听的政治意识很强。一是到会率高。二是责任心强，许多旁听者均是有备而 来，事前作过社会调查，了解社情民意，所以在座谈会上争相发言，气氛热烈感人。旁 听者认为，过去想了解政府和人大工作，只能通过报纸、电台、电视台，现在有机会旁 听，亲临人大会场，耳闻目睹大会盛况，开拓了视野，增长了知识，提高了当家作主的 思想境界。
地方人大全体会议设旁听席，既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一种 好形式，又是调动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促进现代化建设的一种有效办法，也是 现代法治社会的一个进步。1989年4月制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规定，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设旁听席。同年出台的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亦规定，广州 市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设旁听席，为旁听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法律依据。
4、开办全国第一个大型政论性公开论坛——《羊城论坛》。
20世纪90年代，和中国的许多城市一样，广州进入了现代化过程中最为关键的阶段， 一方面，经济体制从计划型向市场型急剧转变；另一方面，城市的大规模改造和建设全 面铺开，由此，城市生活中前所未有的矛盾和问题不断成为政府、市民和社会各界共同 关注的热点，实现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加强法律监督和舆论监督、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 制，成为了时代的要求和全体市民的共同心愿。为了顺应民心，体现民意，广州市人大 常委会以超前的眼光和惊人的魄力，决定于1992年5月2日在广州电视台开办中国内地第 一个大型政论性公开论坛——《羊城论坛》。
论坛根据选好的话题，通过节目主持人进行一般引导，让参加者发表意见，开展讨论 ，进行对话。对提出的问题分析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和建议，经过各种意见的交 锋，最后由节目主持人简单综合，但不作结论。论坛选题内容每年由主办单位提出，经 人大常委会党组审定后报经市委批准。其范围包括：人大制度、人大常委会工作、法制 建设、党的中心工作、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等。
论坛的特点：第一是公开性，每期举办的时间、地点、内容由电视台提前预告，除有 组织地邀请有关人士(人大代表、专家学者、政府职能部门负责人)参加外，欢迎市民自 由参加。第二是平等性，不论是官员还是市民平等参与，都要举手发言，或受主持人邀 请发言，每次发言三分钟，一次讲不完，经主持人同意，可多次发言。第三是议论性， 它是建立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的民主讨论和对话，其宗旨为：“国事、家事、公 众事，你谈我谈大家谈”。通过这种议论和对话起到上下沟通、多方交流、增进人民与 公仆之间的了解，促进政府的工作。第四是时代性，每期论坛的选题都是在广泛研究的 基础上针对群众关心和关注的焦点问题而定。第五是前瞻性，论坛选题具有一定的超前 性、预期性。第六是首创性，《羊城论坛》是全国城市中首创的一个让公民直接参政议 政的民主平台，也是唯一一个坚持了十年的政论性公开论坛。
论坛开播以来，不仅群众参加的热情高，党政机关参与、支持论坛的积极性也很高。 每期论坛都有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领导参加，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 议，给各阶层人士以明确可信的回应和解释。《羊城论坛》选取与市人大常委会履行立 法、监督、决定重大事项等职权和法制建设相关的问题，以及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社会 热点，组织人大代表、专家、市民和政府官员平等讨论、真诚对话，《羊城论坛》成为 了广州人表述意见、参政议政的讲坛，成为了市民与政府双向交流的桥梁。《羊城论坛 》百姓与官员直接交流、平等对话的形式，极大的满足了当今市民参政议政的普遍需求 和强烈愿望。《羊城论坛》自1992年5月创办至今已逾十余载。截止2002年9月，《羊城 论坛》已举办并播出了61期，成为广州市公民参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至今，《羊城论坛》仍是中国内地唯一的政论性电视公众论坛。许多城市都纷纷前来 学习取经。
从十三大到十四大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面临严峻考验的时刻。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 广州公民在政治参与方面却不断地发展，这对于调动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促进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四)调整期的政治参与(中共十五大——现在)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政治体制改革却严重 滞后，这就客观地要求必须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有所调整、有所突破。
党的十五大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在认真总结近20年来民主法制建设的基础上，明确 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任务，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 家的基本方略。这就在客观上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法律依据，开创了民主建设的新 时期。
1、依法治国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最基本的法律保障。
党的十五大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 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 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 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在世纪之交提出依 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就未来中国的 治国方略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是从“人治”到“法制”进而 走到“法治”的重大突破。
依法治国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最基本的法律保证。人民取得的民主权利，如果不 上升为制度和法律，并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权威性，人民的民主权 利就没有保障。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长时期内没有重视法制建设，是影响民主发展和民 主得不到保障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十五大报告强调依法 治国，这就为全体人民更好地行使国家权力和真正享有广泛的公民权利提供了法律保障 。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广州公民依靠法律的权威，通过法律的途径，充分行使公民的民 主政治权利，他们积极参加村民委员会的投票选举，参加居民委员会自治管理，实行厂 务公开。特别是在实行厂务公开方面，广州市于两年前就已走上正轨。2000年10月25-2 6日全国厂务公开调研检查组先后检查了广州造纸有限公司、广州虎辉集团的工作之后 认为，广州的企业实行厂务公开开局很好，行动较迅速。企业对市政府的措施理解透彻 ，行动得力。推行厂务公开的企业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与此同时，实行厂务公开增强了 党风廉政建设。因为厂务公开制定了严格的监督机制，对于企业的通讯费用、业务招待 费、职工住房、医疗等问题实行有效的公开监督，这就大大增加了管理的透明度，从而 有力地促进了企业领导班子的勤政廉政促进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所有这一切都充分 说明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正在一步一步向前走。
2、为公民政治参与制定法律依据。
经过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磨炼，广州市民的主人翁意识越来越强。他们关注广州的经 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环境的综合发展，通过各种途径向人大、政府反映他们的意愿、 意志，影响政府的决策。最近，广州公民首次获得制定行政规章的建议权，公民对正在 执行的政策措施可以提出异议，市政府法制办必须答复。这是近日市政府常务会议已经 通过的《广州市人民政府规章制定办法》所作的规定，并于2002年11月1日起实施。这 标志着，广州市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拥有了向人民政府法制机构提出制定规章的建议 权。按照市政府规章制定办法的规定，广州市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向市人民政府 法制机构提出制定规章的建议。这一制度的实施，有利于公民监督政策措施的执行。换 句话说，就是公民有了社会监督权，对正在执行的政策措施有异议，可以向市政府法制 机构提出建议，法制机构必须给以答复。这意味着广州公民将通过法律制度的规定来行 使自己的权利，并使自己的建议再上升为法律法规，这就进入到了一个按法律程序参政 议政的良性循环过程，避免出现“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 力的改变而改变”，这正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意义所在。同时，这也 说明广州公民在政治参与、民主监督方面将拥有更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总之，这一阶段在党的十五大报告确认了“法治”概念，突破了“法制”和“法治” 的界限，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的指引下，广州公民依靠法律 权威，通过法律途径积极参加各种基层民主政治活动，尤其是实行厂务公开，既提高了 企业的管理和经济效益，又增强了职工的主人翁意识。而最近通过的《广州市人民政府 规章制度制定办法》又为广州公民在政治参与、民主监督方法提供了法律依据。
三、进一步扩大广州公民政治参与的对策
历时2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广州公民在参政议政、促进广州民主政治建设方面积累了一 定的经验，但同时也存在着公民政治参与物质基础不够强大、政治文化素质较低和政治 参与制度化建设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必须大力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政治活动归根到底是由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的。由于我国 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决定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机制还不很完善 ，公民政治参与意识和政治认知水平的程度还不很高。那些整日为生计而费尽心机的公 民是无暇顾及政治生活的。一般而言，社会经济越发展，政治参与的机制越完善，公民 接受政治信息的能力就越强，参与政治的可能性就越高，实施政治参与行为的主动性就 越大。改革开放后的广州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与 之相适应，造就了一大批参与型的公民，公民参与政治的量和质较之以前都有了很大的 变化，从《羊城论坛》的踊跃参与到旁听人大会议的积极报名就说明了这一点。但也应 看到，广州公民的政治参与毕竟还处在一种初级阶段，还受到社会物质条件的限制和制 约，如《羊城论坛》这一至今仍是国内唯一的政论性公开论坛，想缩短举办周期，扩大 论坛规模、改进论坛形式等等都需要强有力的物质基础，许多外地省、市想学习《羊城 论坛》，但最终都未能坚持下来也是由于此。因此，要大力发展生产力，降低政治参与 的成本，保证公民具备政治参与的能力与条件。同时，要拓宽现有的参与渠道与形式， 建立新的参与渠道，为公民的政治参与创造更多的切实可行的条件，以满足公民日益增 长的政治参与的愿望，真正有效地推进与完善广州的公民政治参与。
(二)培养和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政治素质
社会物质基础对于公民的政治参与来说固然重要，但要真正较好地实现政治参与，仅 有社会提供的物质及文化基础还远远不够，还必须要培养和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素质。 据广州行政学院“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公民政治参与的变化及未来取向”课题组和广州社 情民意研究中心联合进行的《广州公民政治参与状况调查》显示，在影响公民政治参与 的若干因素中，“公民自身素质与知识水平有限”，被一些人认为是最主要的障碍之一 。因此，培养和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素质，必须加强宣传教育的力度，通过塑造全新的 政治文化，加强对公民的政治教育，向公民灌输政治参与的价值及参政知识和技能，让 公民准确地掌握自己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掌握一定的政治知识，提高参政技巧和技术， 树立正确的政治观念并在此指导下运用已有的政治知识，参与技术和技巧正确地进行参 与活动。同时也要从外部对公民进行公民意识、民主意识、义务意识、责任意识的教育 和培养，激励他们关于政治并参与政治。广州民意内参调查显示：广州受教育程度、收 入水平越高的人对政治的关注、对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越高。这就足以说明提高公民的政 治素质和知识水平是提高政治参与水平的重要因素。
(三)逐步实现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法律化
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就是程序化的、规范化的政治参与，它能够稳定地持续地对经济和 社会的发展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从广州目前政治参与制度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加强 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法律化建设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具有突出的意义。“ 如果制度准备不足，扩大政治参与可能导致政治不稳定”，(注：[日]蒲岛郁夫：《政 治参与》，经济日报出版社1987年版，第55页。)这就要求我们加强政治参与的制度化 建设，使广州迅速发展起来的公民政治参与纳入制度化的轨道，即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内 容、方式、范围和途径等做出明确规定，并用法律形式进行规范，使公民在行使参政权 利时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使公民的政治参与经常化和秩序化，最终实现公民依法参与 政治。在此基础上，要加强对公民政治参与的正确引导，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理性程度 ，约束非理性的政治参与。据调查显示：广州公民在“国家或政府的决策出重大失误” 、“领导人有严重腐败行为”、“失业压力太大”、“物价涨幅难以承受”时，都有可 能出现非理性的情绪化政治参与。因此，一方面要积极引导公民认识自己的政治权利和 自由的基础上，也要认识到自己应承担的义务，把权利和义务统一起来；另一方面，也 要引导公民正确认识我国的国情和广州市的市情，使公民的参与行为符合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建设和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需要，尽可能减少和避免影响和破坏民主政治建设和社 会稳定的参与行为，使公民政治参与在制度化、法律化的有序机制中进行。
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不仅使广州经济得到迅速增长，也为广州公民参政议政、积极参与 政治提出了一个大舞台，使广州超过九成的公民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表示“关心” 和“非常关心”。我们相信，随着广州公民政治参与综合素质的提高将会更好地促进广 州的民主政治建设。
收稿日期：20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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