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探索中国建设之路成功接力的基本根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路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探索中国建设之路是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代伟人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同历史时期所面临的同一历史主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全面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实是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50年代中期开始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一历史伟业的接力过程。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克服了以往重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尤其是重上层建筑轻生产力、重公平轻效率、重人治轻法治的局限，确立了既植根于中国国情又符合时代特征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观；二是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摒弃了以往“以阶级斗争为纲”模式，着眼于“发展才是硬道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改变了计划经济体制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生活中一统天下的沉闷僵局，找到了激活社会主义的新形式新机制，成功实现了由“革命”到“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三是克服了以往政治生活中个人崇拜现象，正确处理领导核心与领导集体之间的关系，领袖与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成功实现了社会主义国家新老政治领袖代际传承并推进了国家走进法治化的进程。
邓小平在年逾古稀的高龄实现对毛泽东探索中国建设之路的成功接力无疑蕴含着历史的客观根据。其最根本的历史根据是：中国人民及其先进分子追求近代化和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教训，产生了对遵循现代化发展规律的“肯定”性张力与对违背现代化发展规律的愚昧现象、陈旧做法的“否定”性张力。具体地说，就在于有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各族人民和所有炎黄子孙在一百来年民主主义革命和建国近三十来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曲折发展的历史“积累”，有几代中国仁人志士探索中国建设之路的历史“积累”，尤其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开拓及其所取得的丰富经验教训。难怪国内有学者把邓小平在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事业比喻为中国近代以来追求近代化和现代化“九死”之后的“一生”。
邓小平在回顾中国共产党六十余年的奋斗史时指出：“正如七大以前，民主革命二十多年的曲折发展，教育全党掌握了我国民主革命的规律一样，八大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二十多年的曲折发展也深刻地教育了全党。”（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页、272页、375页、370-371页、381页、110页。）又说：“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页、272页、375页、370-371页、381页、110页。）历史的教训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教训从反面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以极端形式鲜明地暴露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使党和人民对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掌握和运用更加熟练和主动，使党和人民在探索中国建设之路的过程中形成了共识——“志同道合”，凝结成一股强烈而持久的合力。这是邓小平实现对毛泽东探索中国建设之路成功接力最坚实的根据，是邓小平在三中全会以来“独领风骚”最深厚的“根基”。1978年6月至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由邓小平支持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受到党和人民的一致肯定，就鲜明地表明全党、全国人民对“文化大革命”时期那些“左”的方针政策的痛恨、对邓小平的思想和政治主张的拥护。
其二，毛泽东一代人在“文革”前特别是十年建设时期在艰辛开拓中国建设之路的过程中所积累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为邓小平后来的成功接力奠定了一个很好的起点。在建国后至十年建设时期（“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开拓中国建设之路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成就并积累了丰富经验。从建设实践方面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曾经有过成功的“一五”建设时期、成功的六十年代经济调整时期。在这些历史阶段，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进行了成功的社会主义建设。正如《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邓小平也认为，“现在差不多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大都是建国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特别是前十几年培养出来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9页。）
从建设经验方面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取得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高教六十条》、《科研十四条》以及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和《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陈云《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新问题》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成果。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取得的这些积极成果，构成了邓小平后来成功开拓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很好的接力点或出发点。
其三，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特征和苏联模式的沉重教训为邓小平探索中国建设之路成功接力提供了有利的国际条件与经验借鉴。早在1978年9月邓小平就指出，“经过几年的努力有了今天这样的、比过去好得多的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所没有的条件”。（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27页。）这个“很好的国际条件”主要在于“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世界进入了一个由过去两极争霸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由“冷战”走向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随着世界新科学技术革命成果的广泛应用与知识经济的凸现，出现经济全球化趋势，世界各种政治力量、各个民族国家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相互竞争的复杂关系。社会主义中国要生存发展，就必须继续毛泽东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一历史伟业，改革不合理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对外开放，实现与现代世界文明发展大道接轨。否则，社会主义中国就真的要被开除“球籍”。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东欧易帜、苏联解体，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最根本性的原因是自二十世纪中期以来长期固守战争年代形成的斯大林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没有成功处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社会主义具体模式（体制）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些国家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存在严重弊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严重束缚，人民生活长期以来未能得到应有的提高。在改革开放的时候也没有慎重地照顾到本国人民的实际承受力及社会主义国家长期以来坚持的价值观念，社会主义与共产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和威信大大削弱。邓小平深刻总结了这方面的教训，得出了一个科学结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页、272页、375页、370-371页、381页、110页。）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页、272页、375页、370-371页、381页、110页。）苏东“前车之覆”为邓小平成功开拓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后车之鉴”，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沿着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稳步前进。
邓小平的成功接力也内含着历史活动者主体之主观根据。首先，邓小平独有的人生机缘使他与毛泽东的事业结下了深厚的“缘份”，并为他的成功接力“储备”了巨大能量。邓小平在自己七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有过“三落三起”的政治经历。这种曲折的政治经历固然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近一个世纪中国革命事业挫折、胜利、再挫折、再胜利的波浪式前进过程在一个革命家身上的缩影，但又极富个人色彩，对当事人以其他人所无可比拟的“刺激”。
从历史渊源方面看，邓小平政治生涯的第一次“起落”把他与毛泽东及毛泽东的事业结下了深厚的“情份”。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在邓小平给他的信的批示上称邓小平是“毛派的头子”。邓小平与毛泽东之间的“缘份”由此可见一斑。他政治生涯的第二次“起落”和第三次“起落”为他后来实现探索中国建设之路成功接力“储备”了巨大能量。邓小平在十年建设时期(1956-1966)任党的总书记的经历与“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一次被打倒为他后来实现对毛泽东的成功接力“提供”了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一方面，邓小平作为党的总书记，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直接参与了毛泽东探索中国建设之路的重大决策过程。在这个时期，他提出了一系列富有个性的真知灼见，如他闻名天下的根据生产力发展要求调整（即他后来所说的“改革”）生产关系的“猫论”。他的治党、治政、治国才华也在这时期获得了很大的养成与施展。另一方面，邓小平在1966年由党的总书记被打成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之一，流放江西三年多。在这个期间，他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与心态去体察国情民情，实地了解社会基层生活的真实情况，躬身体验中国建设事业的艰辛不易，中国老百姓的勤劳善良与他们的所思所想以及政治斗争中那些极“左”分子的残忍丑恶。同时，在这种特殊的“坐冷板凳”的过程中，他得以集中精力温习马列、博古通今，冷静反思。这样，他对于毛泽东探索中国建设之路得与失的体验鉴别异常深刻，是同时代的人所无与伦比的。他既深刻理解毛泽东一代人探索中国建设之路的成功与挫折，又能克服并超越他们的历史局限。
其二，邓小平具有伟大的政治品格。他具有崇尚实干、思想开明的务实品格，这为他成功开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路奠定了科学的理性思维根基。他在自己的长期政治生涯中与时俱进，始终沿着科学和真理的方向前进，保持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符合状态。即使是在他处于人生事业辉煌峰顶的时期，他也经常自我勉励：“越老越不要最后犯错误，越老越要谦虚一点。”（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页、272页、375页、370-371页、381页、110页。）他善于了解国情与世情，随时注意广大人民朝思暮想的是什么，他注重实效，厌恶那种脱离实际的抽象空谈。他特别欣赏毛泽东的“实事求是”，也始终坚持毛泽东的“实事求是”。他本人也这样自白：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泽东讲的实事求是。
邓小平具有忠贞不逾的理想主义者品格，这铸就了一个成功的开拓者的人生信念品质。他有句名言：当共产党人“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他在1977年复出后不因为“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痛苦而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泽东，而是以天下为公，正确评价毛泽东，率领全党同志为着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团结一致向前看”。他在自己“三落三起”的曲折政治生涯中屡挫屡战并屡战屡勇，从来没有失去或改变对党、对祖国、对共产主义的必胜信念，具有深厚的爱国主义感情和共产主义理想。邓小平在回顾自己的经历的时候曾经这样说过，“我一生中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其实，即使在那个处境，也总相信问题是能够解决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页、272页、375页、370-371页、381页、110页。）“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页、272页、375页、370-371页、381页、110页。）所以，他能够在20世纪70年代末面对“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国家徘徊局面，提出“三步走”战略，实现中国的“百年图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面对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谷的困境，他提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坚定了中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必胜信心。
邓小平具有不妥协，不信邪的品格。这使他在开拓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始终保持“独立自主”状态。六十年代他在与苏联领导人谈判中勇于也善于同当年的苏联“老子党”、大国沙文主义作斗争，坚持了中国政府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他在“文革”后期重返政治舞台的时候置个人荣辱进退于不顾，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同极“左”势力进行坚决而不妥协的斗争；在确定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中国建设模式的问题上，他庄严地告诫世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在收回香港的问题上，他郑重地告诉外国领导人：主权问题没有回旋的余地。他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或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一贯处变不惊、坚决果断。
其三，邓小平具有非凡的政治智慧，这是他实现对毛泽东探索中国建设之路成功接力的心智基础。邓小平具有同代人无与伦比的全面而丰富的治国智慧。毛泽东生前多次称赞邓小平：“无论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新探》，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邓小平早年曾经在发达的资本主义法国勤工俭学，建国后又出访过许多国家，并长期在国内军事斗争和建设事业的“一线”工作。因而，他既深刻了解中国国情，又熟谙国外世情，他集政治与军事于一身，集“治天下”与“打天下”于一身。邓小平所拥有的这种全面而丰富的治国智慧在毛泽东、周恩来之后是同时代的党内高层领导人几乎无与伦比的。所以，他不仅能够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第一次革命”中成为开国元勋；而且能够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第二次革命”中“合乎人群之需要，适乎世界之潮流”，实现对“武打江山文治国”的历史超越，成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邓小平具有集阴柔之美与阳刚之美于一身的政治艺术。这一政治艺术或政治智慧，不仅体现了“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特征，而且有利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适度”前进、趋利避害。邓小平在“文革”后期复出后，面对毛泽东晚年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鉴于当时的客观情况，他不是直接“对着干”，而是“间接”对着干——借用毛泽东本人的话提出了与“左”的路线相对立的“三项指示为纲”的方针，结果使“全面整顿”工作立竿见影。面对港、澳、台回归、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这一复杂的问题，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战略——既坚持了国家的主权原则，又照顾了各方面的实际，既具有一种“将军元帅爱和平”的心态，又具有一种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的气魄。因此，邓小平被毛泽东赞誉为“柔中有刚，绵里藏针”、“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的“难得的人才”。
邓小平具有举重若轻的战略家气魄。这种战略家气魄不仅使他在改革开放中善于总揽全局，而且善于谋求中国的最大利益和长远利益。他善于抓住特定历史条件下那些最关键的因素即“牵牛鼻子”，具有列宁所称道的“政治家的全部艺术就在于找到并且紧紧掌握住最不容易从手中被打掉，目前最重要而最能掌握住它的人去掌握整个链条的那个环节”。他在“文革”后期复出就善于抓住影响时局的关键环节——陷入恶化的国民经济，大刀阔斧地进行全面整顿，结果全面形势在短时间内大大改观；抓党的理论基础建设，冲破“两个凡是”的禁区，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抓住影响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科学教育事业，结果迎来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也适应了世界知识经济的大趋势。他在八十年代初抓住香港“新界”租期临满的时机，着眼于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利益，提出“一国两制”构想，结果“一着走活，满盘皆赢”。
其四，邓小平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社会历史观方面的理论修养和高超的理论思维能力。这是邓小平实现探索中国建设之路成功接力的理论“内功”。他善于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来观察和处理那些历史与现实中的重大问题。由于各自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和面临的历史任务的性质不同，邓小平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相比，虽然没有《资本论》、《反杜林论》、《帝国主义论》、《实践论》、《矛盾论》那样的宏篇著述，但是邓小平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重大决策、方针、政策及其“谈话式”的理论阐述，在理论思维能力上与他们异曲同工。在继承历史前人问题诸如历史巨人毛泽东的功过问题上，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具体地、历史地、辩证地把否定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统一起来。在“计划与市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些困惑了世人近半个世纪的关系问题上，他摆脱传统社会主义观的时代局限，把社会主义本质与社会主义具体模式（如计划经济体制）区分开来，把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因素与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因素（如市场经济体制）区分开来。他深刻地扣住作为人类社会发展最终决定力量的生产力因素这一唯物史观精髓，突出社会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础地位和根本作用，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需要出发，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共同富裕。并且从人类历史长河与唯物史观高度把握住社会主义的本质和远景目标。这些正集中体现了邓小平所具有的深厚的理论修养功夫与高超的理论思维能力。把握不住这一点，对这位“世纪伟人”成功接力过程的理解就难免肤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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