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关与我国环境保护事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环境保护论文,入关论文,事业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是当前的热点。对国内各行各业来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既带给了我们走向世界发展的机遇，同时也增加了我们面对来自全球同行业间竞争对手的挑战。环境保护事业在我国作为新兴的产业，它与经济贸易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面对入关将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呢？同样是机遇与挑战并存。
1 入关后对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影响
1.1 入关后环境保护事业作为新兴的产业不需要保护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规定，发展中国家可以适当保护本国幼稚工业，限制进口。但就我国环境保护事业来说，没有保护的必要，否则反而不利于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目前，世界环境保护产业与服务业市场仍是以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为主体。全球每年环境保护产业总值约为3000亿美元左右，并且环保产业作为朝阳产业，每年都以5-20%的速度增长。在这种基本情况下，我国环保产业应该提高自身落后的技术，及时淘汰过时的设备和产品，积极参与国际竞争，这样，才会有利于我国环保产业未来的发展。从我国整体技术水平上说，我国环保产业与发达国家相差近20年。若对国外先进技术产品给予过多的进口限制，就是在保护我国落后过时的技术产品，不利于我国环保产业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不利于我国今后对环境污染问题的解决。
1.2 入关后对我国环保产业市场不会产生太大的冲击
从我国国情来看，人口众多，地区发展很不平衡。虽然国民生产总值GNP已居世界第九位，但人均收入很低，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大量进口国外先进的环保产品。而且，我国工业整体技术水平落后，国外一些先进的环保技术产品反而不适合我国中小企业，这一方面由于环保技术先进和生产全过程工艺落后不配套，不能采用；另一方面，人才素质尚待提高，先进的环保技术难以操作和维修。同时国内企业正面临转型时期的经济结构调整之中，产品全面过剩，内需不畅，通货紧缩的压力还没有完全消除，不可能为了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而大量投资。当前我国环境管理体系的不完善，一些工矿企业宁肯少花钱解决现实问题，也不愿多花钱解决公共环境污染的长期问题。因此，国内生产的廉价产品仍然会占我国环保市场的主流。国外环保产品大量进口，冲击我国幼稚的环保产业的情况是不会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市场机制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从长期来看，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环境问题将会越来越引起政府的重视。环境保护条件作为国际贸易中的非关税壁垒，也将直接影响我国的对外贸易。国内环保产业的价格优势将不会持久下去，竞争机制将迫使我国的环保工业产品迎接国外同行的竞争和挑战，尤其是在技术含量上要能与国外产品抗衡。
2 入关后，将对于我国环境保护管理体系、政策法规、服务系统等产生深远影响
这是入关后对我国影响最大的方面。WTO要求其成员国原则上所有政策、法规都应提前公布，使缔约国有一个熟悉时间，然后才开始实施。入关后，通过国际惯例和法规的应用，存在着与国际社会接轨问题，环境保护也不能例外。我国国内所使用的环境标准、环境政策和法规都存在与国际惯例接轨问题。
总的来说，发达国家或市场经济国家现在越来越倾向于引入更多的环境经济手段来解决正在面临的新环境问题。在环境政策运用中充分体现污染者付费原则（简称PPP原则）。我国80年代初期曾经对PPP原则存在着很大的曲解，这也与当时我国单一的经济所有制形式有关。认为PPP原则就是“谁污染、谁治理”，偏离了PPP原则的经济效率准则，给环境政策的设计与决策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误区。PPP原则规定污染者承担控制污染的责任和费用可以是多种方式的，直接由污染者治理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
目前，我国的环境管理体系已经初步建立起了以行政管制为主的强制性标准、排污许可证、“三同时”、环境影响评价审批、依法严厉制裁违规行为等和以经济手段为主的排污收费（或税收）、基于污染权交易的市场方法、财政鼓励（补贴）等一整套环境管理方法和措施，取得了很大的社会效益，对我国的环境改善和提高有着积极的作用。但在实践当中依然存在许多问题。首先，排污收费和许可证交易在理论上都希望达到控制排放总量，以一定的环境质量目标为其约束和满足条件，体现环境政策的一致性准则（指采取的手段与目标与已有的管理制度以及现行的法律规章和总体环境政策等之间的无冲突性）和最优性准则（指所选择的环境政策达到最佳的环境效果、经济效率、管理效率和实用性以及与现行司法机构的协调性等）。但一般认为环境收费和发放的许可证交易，主要功能是筹集资金，作为政府的收入，这与实际的收费效果大致吻合。世界各国只有少量的收费是以刺激效率为目的，而且，真正达到该目的的收费几乎没有。同时，基于污染权交易的市场方法比较适合于那些具有污染源群体数目较大，污染源分布关系不密切的区域性污染特征的控制，如酸雨（SO[,2]排放）、臭氧层耗减、温室气体（主要为CO[,2]）排放以及常见的空气SP和河流COD污染控制等。并且，要克服市场方法在现行制度中运用会遇到的一些障碍，如排污申报不准确、污染物削减规划不合理以及多项制度间不协调等等。
其次，环境管理政策往往流于形式，存在执法弱化的现象。在实践中，有的企业不是根据建设项目的污染特征和当地区域环境保护的目标来确定评价重点，没有明确的针对性，其评价结论可信度底，评价及预测模式生搬硬套，没有环境资源所有权具体的法人主体和公众参与，使“评价”形同虚设；有的企业环保工作重点不是在改进本企业生产工艺，改善环境质量为企业经济效益的增长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而是热衷于单纯的上净化处理设备，往往花上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建造净化装置，应付政府有关部门的审批和检查，同时对污染治理缺少必要的投入，很少注重对投放建成后的净化处理设备的监督和管理，有的净化处理设备甚至常年闲置不用；有的企业致力于搞好企业与政府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的关系，只要处理好同环保部门的关系，就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我们环境管理体系的不完善；另一方面在于我们科技水平的局限，环境监测自动化仪器成本过高，很难对污染点源做到时时跟踪监测，使排污收费与排污量联系不十分紧密。收费的标准大部份根据企业生产量的申报和环境污染监测部门的例行抽查取得的，不能够真正反映全部生产过程的污染物排放数据。排污收费没有起到强制督促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重点污染源企业改进工艺、更新设备、削减污染物排放量的目的。因此，应该逐步取消政府对企业污染治理的一些财政性“返回”政策，把政府的财政鼓励转向污染物削减实用技术的开发以及重点污染企业全过程清洁生产活动上来。改革现行的排污收费资金使用政策，在一些试点设立环保投资机构，建立环境保护基金或环境保护投资公司。逐步利用市场机制的作用，做到从末端污染物治理转向企业全生产过程的“源头控制”，真正达到总量控制和改善环境效果的目的。
诺贝尔获奖者美国经济学家龙纳德·H.科斯(Ponald H,Coase)教授在分析外部不经济性问题时所提出的“科斯定理”，强调在考虑总的社会效果前提下，只要所有权经过明确的界定，通过自愿交易就会将资源转移到最珍惜它的人手中，并使全社会生产出来的物品的总价值达到最大。政府通过所有权重新确定来促使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建立个人环境资源所有权制度，这是公共环境资源所有权制度无法相比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过“为最多的人公用的东西得到最少的照顾，每个人只是想得到自己的利益，几乎不考虑公共利益”。在当今世界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潮流下，许多发达国家把原来由政府提供或经营的一些准公共物品或公用事业部门，转变成私营和企业化经营，如交通、邮政等。在环境物品生产领域，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环境保护产业已经初步形成。目前，发达国家中已有这样一种趋向，即原来由政府部门经营的一些城市公共设施，如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系统和清洁水供应系统等转向完全私营或政府干预下的联营。我国在这方面也积极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如沈阳市由企业建设、经营、管理的南北两大城市污水处理厂，就是由首家环保型上市公司沈阳市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建成的。但我国市场体系还不发达，致使市场机制还不能完全发挥作用。因此引进这些办法时应谨慎对待，因为它的有效运行需要成熟完备的外部环境支持。这就要求我国政府大力开展此项工作，制定计划，分层次逐步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强大的法律结构保障，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环境信息市场、环境资源市场、环境产权市场或污染权交易市场，调整不合理的资源价格，促进环境外部不经济性内部化，组建中国环境投资公司等，由政府对环境保护的直接干预过渡到利用经济规律解决环境问题。但市场机制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市场机制的不完备性必将导致资源分配公平性的丧失，从而整个社会效率降低。我们应该承认政府在解决环境问题有着不可置疑的主导作用，不过这种主导作用不是去取代市场的可能作用，而是为培养市场创造条件。政府的职能将更多地体现在市场信息服务与市场秩序维护方面，依据各种法律、法规，运用法律和行政的手段，对环境资源进行“调节”，如发放排污许可证，开发建设项目的审批以及环境标准的制定和强制执行上。政府宏观政策和法规的调控与市场机制的相互运用，其目的无外乎在一定的历史技术条件下做到社会效率的尽可能最大化和公平性。
中国加入WTO，可以考虑把BOT投资方式引进环保领域。BOT投资方式运用于环保设施，有利于改善投资结构和引进先进的环保技术，符合国家发展环保产业的政策导向和污染物集中控制的方向，同时也解决了我国对环保领域的投资不足的难题。
中国加入WTO有利于我国企业推广实施ISO14000环境系列国际标准，建立企业新型环境管理体制，对环境污染做到源头控制，进行清洁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