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笔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困境论文,中小企业融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格化交易与民间金融风险
史晋川(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教授)
我先简单讲一下我的观点：温州民间金融市场的合约执行机制和金融风险。现在关于温州民间金融的说法很多，比如民间借贷、民间金融的合法化，我觉得许多话都是隔靴搔痒。金融界、学术界和新闻界，对温州民间借贷的各种质疑、抨击、肯定、到现在甚至欢呼合法化，实际上都没有很好地研究温州民间借贷合约的执行机制和民间借贷金融风险两者的内在因果关系。没有从理论层面做比较深入的分析。2003年，我曾经用历史比较制度的理论，阿夫纳·格雷夫的经济理论，从人格化与非人格化的角度分析了温州的产业、对外投资和贸易扩展的方式。这次，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温州陷入民间借贷所引发的各种各样的跑路事件，再一次证实了人格化的交易方式和人格化的合约机制对温州民间金融市场的负面影响。温州民间金融市场中，金融风险的爆发一个根本性的制度原因就是民间金融市场现在所赖以生存的那种人格化的合约执行机制，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根本没有办法保证民间金融市场合约的有效执行，从而导致民间金融市场风险的大规模的集聚和大面积的爆发。所以说，民间金融阳光化和合法化，如果是简单地把现在这样的温州民间金融市场合法化，那将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结局。
在历史上，温州的民间金融机构，台会、标会等等的传统特征是：第一，民间资本的主要用途是消费加上小本的商业经营活动；第二，每个“会”募集的资本数量是比较小的，或者说每一个会资金的规模是比较小的；第三，由于资金的规模比较小，所以募集资金的对象或者说人数也是比较少的，因此出资人之间的地缘、血缘、亲缘关系是比较密切的；第四，资金的使用者，往往也就是资金的集资者。这些民间金融的特征，决定了资金的募集和使用是一个处在关系密切的人群这么一个范围中。因此，传统的人格化合约机制能够比较有效地保证合约的履行和防范区域性的民间金融风险的发生。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随着温州民营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这种人格化的合约执行机制在温州的民间金融市场中也是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但是，现在已经暴露出越来越多自身的问题，导致区域的金融风险的加速集聚和爆发。第一，民间资金的用途发生了变化，它不再以消费和小本的商业经营为主，绝大部分的民间借贷资金是作为中小企业的流动资金，甚至有一部分是作为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第二，由于资金用途的变化，使得民间金融活动的资金募集的规模迅速扩展，每一次单笔的融资规模也迅速扩张；第三，由于募集资金的规模迅速扩张，资金募集对象人数也迅速增加，出资人之间的地缘、血缘、亲缘关系也一步步地松懈；第四，更重要的是在民间金融市场中，资金的最终使用者和资金的筹集人已经完全成为两个群体了，使用者和出资者之间已经没有关系了，资金的使用者是通过资金募集人(会首)拿到钱的。由于资金使用者和出资人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地缘、血缘和亲缘关系了，他只和资金募集的发起人之间有民间的合约关系，因此温州的民间金融市场发展到这一步，人格化的合约执行机制，与它所面临的金融市场上的合约主体，这两者已经开始错位。也就是说，随着民间资金用途的变化和民间融资规模越来越大，出资人、募集者和资金使用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松散，资金使用者的活动完全处于出资人的有效监督范围之外，人格化的合约执行机制根本就不能有效地保证民间金融市场上合约的有效履行，民间金融的风险不断集聚，一旦碰到国际国内的经济波动，金融风险就会爆发，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温州民间金融风险集聚导致金融风险爆发的内在机理。温州的民间金融阳光化及健康发展根本上是制度建设，这种制度建设的核心就是要在金融市场上用以法律为基础的非人格化合约执行方式，代替传统落后的和已经暴露出问题的基于“三缘”机制基础的人格化合约执行机制，这是民间金融健康发展的关键。
民间借贷与制度性公共品供给
张仁寿(浙江工商大学校长，教授)
2011年以来，温州密集出现了民营企业资金链断裂、关停倒闭，企业主“跑路”甚至自尽等情况。截至9月30日，今年全市共有42位企业主“跑路”、4位企业主自杀。与这些资金链断裂的企业有贷款担保关系或上下游产业链关联的其他企业也受到很大冲击。就其严重程度而言，称之为“民间借贷危机”当不为过，甚至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曾经作为中国市场化、民营化改革开路先锋的温州模式，现在正面临深刻的危机；而危机的实质在于制度性公共品供给的严重不足。
从制度性公共品供给角度看，“温州模式问题”可谓由来已久。30多年来，温州微观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革，但当下中国依然实行的纵向大一统的政府管理体制与结构，仍然广泛存在的以部门权力、利益为基础的垄断经营。使温州的地方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没有管理创新的自主权和立法权，而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的干部队伍“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在温州也显得更加突出和严重。地方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及职能转变的严重滞后，使得政府的管理服务水平远远跟不上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笔者在发表于2004年的一篇文章中曾经说过：“最最值得忧虑的突出问题要数温州近10年来改革的停滞不前，在制度创新方面陷于式微。……不难发现，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温州经济和温州模式发展最缺的已经不是‘私人产品’的生产，而是‘公共产品’的供给，最需要的不是微观领域的改革，而是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创新了。”(详见拙作：《温州模式：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眼下发生的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突出反映了民间资金供求关系的突出矛盾，深度折射出金融制度创新的严重不足及民间金融的严重抑制状况。据不完全统计，温州民间资本的规模超过了6000亿元，大量的民间资本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民间借贷市场。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的抽样调查和估算，全市民间借贷市场的期末借贷余额约1100亿元，占全市银行贷款余额的近20％。这些民间借贷用于一般生产经营的仅占35％，用于房地产的占20％，停留在民间借贷市场上的资金规模高达40％。但另一方面，广大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融资难、利率高的问题。据温州市政府有关部门的抽样调查，85.7％的中小企业有民间借贷，其中30.5％的中小企业完全靠民间借贷维持。特别是进入7月份以来，由于一些银行抽资压贷，进一步拉高民间借贷综合利率从年初的23％上升到9月份的25.4％。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产出结构与融资结构极不对称，很不利于中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在2008年发生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先是在货币政策上“大放”了两年，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面对流动性过剩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在银行准备金、利率、信贷规模控制等方面都转向了“大紧”，致使中小企业资金供求矛盾加剧，融资更加困难，可谓雪上加霜。这是今年以来温州爆发民间借贷危机的重要宏观货币政策背景。
从温州来看，近年来生产性中小企业(实体经济)的利润率水平已经普遍低于民间利率甚至银行利率的水平。由于能源、原材料、土地、劳动力、水电等要素价格的上升，税费负担的增加，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出口困难，生产性企业的利润越来越低。与此同时，许多民营中小企业经营实业的积极性空前下降，纷纷退出生产领域，去从事所谓的“资本操作”、“资本经营”和“虚拟经营”，使民间借贷活动的性质发生了严重变异，变成了一种徒有民间借贷形式而实质上成为“以钱生钱”游戏和“金融诈骗”活动，进一步推高了民间利率水平。如果生产性中小企业的利润率水平长期低于民间利率甚至银行利率的水平，显然是不可能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行和发展，企业破产是迟早要必然发生的现象。在我看来，在当前所谓的“后金融危机时代”，类似温州那样民营企业发达的地区，生产性中小企业其实正在经历着真正的危机考验。
缓解眼前的温州民间借贷危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联手采取一些行政干预措施是必要的，但根本解决民间借贷市场上反复出现的“金融风暴”问题则取决于推进制度创新，让民间借贷规范化、合法化、阳光化，把处于自发的、地下的民间借贷引导到与经济产出结构、民营企业结构相匹配的状态，使之成为以国有银行为主导的金融制度安排的有益补充。
资本是经济发展与运行的发动机，市场经济本质上是金融经济。如果我们能够针对“温州民间借贷危机”，以建设温州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为契机，加快推进金融制度改革创新，科学设计地方金融组织体系、金融服务体系、民间资本市场体系、金融风险防范体系等方面的改革方案并精心组织实施，就有望在制度性公共品供给方面迈出重大一步。这不仅可以成为推动温州模式创新的重要契机，而且对于深化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也具有率先探索意义。
民资民企“双困局”源自制度供给不足
赵伟(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民间资本投资空间狭窄化与民营企业融资难的“双困局”，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其症结是民营经济发展遭遇了制度瓶颈，制度瓶颈生成的原因是体制改革的滞后乃至倒退！由于浙江主要依赖民营经济，温州依赖更甚，制度供给不足的负面效应就特别厉害，“双困局”的表现就特别严重，老板躲债“跑路”声势就大。我始终认为，浙江经济转型升级应紧盯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尤其是制度瓶颈去找突破口。政府如果不去主动破制度上的瓶颈，增加有效制度供给，而是学别的地区那样，也去搞那种“国字号”的大项目、大园区，势必会弱化浙江经济以往发展所建立的区域竞争优势。我们知道，浙江经济的特点与竞争优势，就在民营经济这块。民营化的制度转型路径模式以及“民有、民享”的产权与产出分配倾向，是浙江模式的灵魂，这个“灵魂”最大限度地激发了老百姓参与经济发展的积极性。
我以为，温州的问题要跳出温州来看，金融的问题须跳出金融行业来看，经济困局须跳出困局本身来看，考虑制度因素。温州老板“跑路”后笔者曾写过一篇评论，题目叫“民企老板跑路潮暴露了温州经济被边缘化”。题目已经够清楚的了。我觉得这些年，温州经济在空间上来讲，实际是在被边缘化。这个话好几年前我就讲过。我说温州经济弄不好会给“曼彻斯特化”。曼彻斯特曾经是英国产业革命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但后来迅速衰落了，在区域经济竞争中输给了别的地区，到上世纪70年代已经破败不堪，实际上是给“边缘化”了。为什么会给边缘化？原因在于金融与服务业发展晚了，这块始终为伦敦所掌控，英格兰东南地区就是借助了伦敦所具有的世界级金融中心的地位，始终执英伦经济之牛耳。曼彻斯特尽管有强大的制造业，但也抵不过英格兰东南地区的竞争，在区域经济重构中给边缘化了，落在了后面。反观浙江温州，也在重蹈这种覆辙，在江浙沪两省一市组成的“大长三角”经济区中，温州实际上也在给“边缘化”。历史地看，一个地区甚至一国的产业发展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个商业化时代，这个阶段哪个地区抓住了商品营销，掌握了市场，就占据了区域竞争的龙头地位；第二个阶段是个“制造化”或“二产化”的时代，这个阶段，哪个地区成为了制造中心，它就占据了区域经济竞争的高地，在竞争中占优；第三个阶段是个服务业化的阶段，最重要的是金融业，你如果没有金融，你的研发与风险投资就缺乏物质基础，发展就要退化，在区域竞争中就要失利。十年前我讲过这个道理，现在回头来看浙江经济尤其是温州经济，这个判断还是准确的。客观地说，温州在前两个阶段的区域竞争中是多半占优的，但到了经济的服务业化阶段未能顺应潮流，实现产业升级，因而落伍了，落在了后面。
现在许多决策者看问题都倾向于就事论事，我向来认为研究任何问题，都得掌握些基本知识，三方面的知识缺一不可：一个是专业理论知识。没有理论就看不到现象后面的东西；另一个是专业历史知识。我们是工业化与现代化以及市场经济的后来者，我们的金融业更是处在发展的“童年”阶段，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儿，该如何应对？可以看看人家的历史，看看先行者走过的路径，找点参照系，引以为鉴，这不会有害的；第三个是现状把握。最重要的是要搞到现实世界的真实信息，不要给表象所欺骗。把这三个方面的知识集合在一起，相信会形成一个好的决策思路的。
这里我先讲点现实。刚才有人担心民间资本借贷放开以后，会一哄而上，没那么多民间资本。我查了下数据，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到2011年9月末，全国私人存款35万亿元，如果加上沉淀在私人手中的现金、有价证券、黄金等贵金属等资产，估计至少有50万亿元。这50万亿里头，如果按“倒二八开”的财富分配比例，即80％的资金为20％的人所占有，也就是可以形成投资供给的资金与可投资资产，总额超过40万亿。这不是个小数，这个数据超过去年的GDP。现在中国实际上是流动性过剩，商业银行的存款余额约80万亿元，还有3万多亿美金的外汇储备。所以说钱不是没有，而是没有被有效地利用起来，原因仍然在制度供给一边，是制度供给的不足。
谈到金融业关联的制度供给，就需要翻翻历史了。这里讲讲工业化“先行经济体”的历史。历史是怎么展开的呢？英国亨利八世国王与罗马教廷闹翻之后做的一件有意义的事，就是修改了14世纪就已颁布的《高利贷法》，规定私人借贷利率不能超过10％，超过了是要砍头的！这发生在1545年。这就是制度供给！制度规范了民间金融产品的价格。然后到了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时代，规定利率不能超过6％。又过了几十年，有统治者把它降到5～6％，甚至4％的低位！其理由是，利率要尽可能地低一点，以便让搞实业者的成本低一点，“像荷兰人那样廉价地获得资本”。政府制定法律，规定最高利率，实际上就是一种制度供给！我感觉在现实世界中，你不要把制度理解得那么复杂了。看看历史怎么展开的，英国专制政府没有宣布什么，没有说你得组织什么样的金融机构，更没有说你只能搞那种贷款公司、贷款抵押行、租赁行之类，别的不可涉足。政府做得很简单，只是出一部法律，规定民间借贷的最高价格，也就是利率。至于各种金融组织形式，则让商人们自己去做，去自由发挥。
再看一下金融产业组织的历史是怎样展开的呢？撇开一般意义的商业银行不说，单从与工商业发展联系密切的金融组织来看，西欧金融史这方面演化的历史大体上经历过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商人银行。所谓商人银行，说明白点就是较大的商人创办的银行，有大贸易商行自办的，也有几个商人联办的。主要业务除了钱币兑换和票据贴现外，就是进出口信贷。十五至十六世纪意大利一带就有了这种银行。金德尔伯格认为，英格兰的大多数银行也是这样起源的，“是由商人而非金匠发展起来的”，这与一般教科书的说法相左。这种银行天然地服务于贸易，主要是对外贸易。他们一边从事出口贸易，一边像近代进出口银行那样给进出口公司提供信贷。第二步是实业银行的兴起，这是近代投资银行的前身。实业银行起源于比利时和法兰西，时在19世纪初叶。这种银行最初由金融投机者与商人联手建立，自别的金融机构贷入款，再转而进行实业投资。法国金融家拉斐特在19世纪20年代掌控的金融帝国最具代表性，他兼具银行家与实业家双重身份，广泛投资于保险、运河、房地产、宝石切割和玻璃制造、报纸、纺纱以及煤矿和铁矿等等。比利时的此类银行则多半投资于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实业银行，其主要贷款对象既非工厂，也非铁路等建设项目，而是贸易，尤其是对外贸易。只有极小部分贷款流向制造业。第三步才有近代意义的投资银行。投资银行大量产生于19世纪中期的法兰西，很快遍布欧洲各国，在英国叫做金融公司。以票据贴现和票据买卖为手段筹措资本，转手投资于各种实业。
历史地看，在投资银行形成气候之前，几乎没有什么金融机构会给制造业提供大量贷款支持的。制造业以及宽泛的工业一开始就不怎么依赖银行的，它是和资本市场天然地联姻的，靠股份制来筹资的。这个历史可追溯到中世纪末期，直到欧洲工业革命早期也是如此。欧洲以及后来美国制造业发展所需的大量资本，并非靠银行贷款，而主要靠发行股票及债券来筹措，各种各样的责任有限公司，都是通过发现股票来筹资的，对于商业银行的依赖很小。后来有了投资银行，投行实际上是金融业向实业业务拓展的产物。现代意义的投资银行是做什么的？就是把潜在的投资人的钱与那些切实可行的投资项目进行“对接”，引出是个投资中介者。
历史给我们什么启示呢？可以说，像温州这样的地区，要解决发展实业的资本约束的话，指望银行贷款不是个好出路。商业银行贷款不仅成本太高，而且没有真正的商业银行愿意去做的。银行要考虑自身风险，要考虑储户资产安全，能随便把钱给那些投资前景不明朗的企业吗？肯定不会！实业投资得找投资银行或金融公司，风险大的投资，尤其是那些仅有好的项目而前景不确定的投资项目，得找风险投资组织者。然而看看我们的现实，此类金融组织的形成还遥遥无期！
说到理论——跟我们讨论的问题联系紧密的理论，大体上可以列出四个“关键词”：第一个是“空间经济学”。现在看世界得有个全球化的空间视野，中国的钱我们自己不用它就跑了！跑到哪里去？会跑到全世界那些金融业做得好的地方去的。早先我曾写过，按照空间经济学之核心一外围视点看世界经济，则全世界有三个大的核心：第一个是北美主要是美国，其优势在金融与研发上。金融业是个强制度依赖型的行业，你没有好的制度安排，钱就不会放在你这儿。美国制度上有优势，钱就往那里流。外加优质教育与创新资源，金融业与研发对接，占居全世界创新高地。第二个是西欧，西欧是制造与金融优势兼具的。从伦敦到法兰克福再到卢—比—荷，外加瑞士，存在多个世界级的金融中心，金融向心力不弱。而其高端制造业优势也很明显。第三个是东亚，东亚的优势主要在制造业，金融引力最弱。这三个集聚中心，我做了一些数据分析，可以看到如下清晰的资本流动：当美国的研发产生了成果，要想把成果变成产品的时候，最好的去处是东亚，是中国。到中国可以制造出性价比最好的产品，赚取高额回报。但当依赖中国制造发了财以后，需要“提升”的时候，它一定会跑到北美或者欧洲。你这么看就清楚了，中国的钱如果我们自己不用的话，会跑掉的，跑到北美或者欧洲去了。第二个理论“关键词”是“经济全球化”。我相信大家看过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那本书。我们生活在一个互联网时代，信息在以光的速度传递，借助“网银”等手段，资本也在以光的速度流动。全球化势不可挡。这个环境下，必须去适应全球化，不是喊几句口号能抵制回去的。现在很多老板不出国门，但是国际上的联系很密切，他信息很灵的，所以这个资本流动起来速度就更快了。前两天我看到有一个说法，说大规模的资本外逃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崩溃。虽然这有些危言耸听，但决策层应该警觉。第三个关键词是“亚当·斯密”。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曾经说过，“资本所有人可以说是个世界公民”，如果一个国家老是折腾他，查他的税收，找他的麻烦的话，他会移往到别的国家。随着他的迁移，他的资本与产业也会跑掉的。斯密的寓意是要创造适合资本与实业家生存与发展的环境。第四个关键词是“制度”。制度是什么？道格拉斯·诺斯说得好，制度是规范人的行为的规则。经济界流行的说法，制度是规则，企业与个人是玩家，政府是规则实施的监管者或者“裁判”。与任何事物有量与质两个方面的评价标准一样，制度也有量和质两个评价标准。前面说民资民企“双困局”源自制度供给不足，实际上说的就是制度的量不足。与量并存的是制度的质不高。经济学家们评价制度的质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合约的强制性，后面是大众的诚信度，是政府的诚信度等等。这些方面自己掂量一下，相信每个人对我们制度的质好坏心里都有个数的！
理论来看，我感觉中国现在不从一个“大金融”战略视野出发赶快来改的话，后面的问题会更多更棘手，弄不好会重蹈“中等收入陷阱”的！
现在说说现实。现实很复杂，但大势判断最要紧。目前三个大势得看清楚了：第一个是世界经济的“后金融危机”。“后危机”不仅仅是个时段，还是世界经济的一种状态，一种不死不活震荡频仍的状态。可以预料的是，未来5到10年时间世界经济都不会太好，国际上不大会有好的投资机会，这对中国无疑是利好的，暂时可以不必过分担心资本外逃。第二个中国是经济的“后刺激时代”。4万亿刺激计划一时花得痛快，现在引出了问题，不得不打住。现在到了“后刺激”时段。刺激多半是粗放的，以“保增长”为第一要义，“后刺激”呢，要讲效率了。就中国经济与政府偏好变化的以往历史来看，政府在考虑数量型增长多的时候，往往就会淡化民营经济，以国企和垄断行业为主去折腾。一旦想到效率的时候，就要鼓励改革了。第三个可叫做“后跑路”时代，这是就浙江经济大势而言的。温州这次很有声势的“跑路潮”，已经引起高层关注，影响到了政府决策。“跑路”给地方政府“倒逼”出了一些改革权限，现在实际上从上到下都有了改革的激励。
上述三个大势意味着，金融改革势在必行，且对地方政府而言，可以放手一试了。问题是浙江能不能利用好这些大势，顺势而为，推动改革？怎么改呢？我提几点建议：第一，制度创新先行。温州的民间贷款，我以为政府还是应制定价格。在中国，管价格应该是有经验的，各种尝试都可以出来，但是这个管价格很重要。第二个，在现在这个时代，高风险高回报的是有的，可以搞“风投”——风险投资，按规范办法去做。你要20％甚至50％的回报，但就得承担20～50％的风险！除了“风投”，还有“投行”，可以去试验，找到一种“中国式”的。制造业需要的钱，我觉得一定要通过“投行”或财务公司解决。第三，可否先行搞区域性的证券市场？辅之以贴现行等金融机构？有了票据贴现，大众就可以进行小额投资。不必把钱存在银行里遭受负利率盘剥！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假如我有一张三年期的银行定期存款单，过半个月才到期，但我想提前支取，若找银行兑现，利息损失一定很大！可否设想：有家贴现公司把我的存款单贴现了，它与我分享那张单子余下的利息？诸如此类的金融产品都是大众投资机会。何不鼓励尝试？
民间金融的逆选择机制与改革的时机
叶航(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
改革开放30年，金融体制的改革严重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这是一个共识。金融体制要改革，金融体制必须改革，这个目标应该是非常明确的。从长远来说，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必须打破现存的由国有商业银行寡头垄断的市场状况。政府对金融业的准入管制应该放开，金融市场要向社会资本、尤其是民营资本开放，逐步形成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企业结构和所有制形式相匹配的融资体制，这个大的改革方向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就改革的具体步骤来说，我非常同意史晋川教授的意见。在民间资本进入银行和金融业的问题上，一定要非常慎重。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革时机的选择问题。
民间信贷在过去30年中一直处于地下或半地下、非法或半非法的生存状态，这种状态导致严重的外部环境扭曲和内部机制缺失，由此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民间信贷的风险急剧上升。为了补偿高风险，进而形成了民间借贷高成本运行的特征。据调查，我省甬、台、温地区短期资本的月息高达六至八分，长期借贷资本的月息也高达三分至四分，年利率高达百分之三十至四十以上。这样的利率水平，将带来以下三个严重的后果：
第一，使我国的实际利率水平水涨船高，严重制约了经济增长。由于资本的逐利性质，在民间信贷的利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使我国正常的融资利率也出现了跟风上涨的局面。政府对商业银行的利率规制，事实上成了一纸空文。大量正常的金融资本，通过各种灰色渠道流入高利率的民间信贷市场。据我省的企业家反映，即便能够通过正常渠道从国有商业银行拿到贷款，你也不可能享受官方规定的利率水平。中小企业要想从商业银行得到贷款，前提条件是必须以贷款额度的三至四成来买它的基金定投或各种名目的理财产品。如此算下来，实际利率水平起码是月息一分八到两分，年利率就是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中国企业现在的平均利润率有多少？如果我国资本市场的实际利率水平超过百分之十五，我想大部分新增投资都无法进行。这种状况将对国民经济的增长带来严重的制约，使中国经济陷入二次探底的危险局面。
第二，使我国的投资结构出现扭曲，严重制约了增长模式的改进。当前，浙江经济、乃至全国经济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如何应对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化经济的新特点。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必须改变长期以来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粗放式的、低水平的、外向型的增长模式，这就需要我们的投资向高技术含量的新兴产业倾斜，向能够改善民生的内需市场倾斜。这种增长模式的改进，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撑。但是，在资本市场如此之高的收益率的诱惑下，大量资本都涌向民间信贷市场，使得正常的投资，尤其是具有一定风险的创投市场根本无法吸引到足够的资金。我省很多资本实力较强的企业，不但不会把资本投向具有一定创业风险的新兴产业，甚至连自身的主营业务也陷于荒废。这种局面发展下去，将严重阻碍增长模式的改进，对我省和我国的长期经济增长产生极大的抑制作用。
第三，形成民间信贷市场的“逆选择”机制，造成“高风险—高成本”的恶性循环，最终导致民间信贷市场的崩溃。经济学所谓的“逆选择”，最早是用来描述保险市场道德风险的。保险代理人为了提高盈利水平而提高保费，其结果反而使得一些风险较小的优质委托人离开保险市场。这样，就会加大了保险商的运行成本。为了弥补成本的上升，保险商进一步提高保费，结果又挤出了一部分优质客户。这就是保险市场的“逆选择”和“道德风险”。在利率水平严重扭曲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完全可以被复制到民间借贷市场上来，从而导致民间信贷市场的“逆选择”和“道德风险”：由于民间借贷居高不下的利率水平，使得那些真正经营好的、风险小的企业，不会进入这种高利贷市场；其结果就是留在资本市场上的都是高风险的借贷者；而这些高风险的借贷者使借贷成本急剧上升，而借贷成本的上升，又进一步阻止了优良的借贷者的进入。这就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导致“高风险—高成本”的恶性循环。逆向选择导致道德风险积聚，最终就为资金链断裂、金融危机埋下了伏笔。事实上，温州乃至浙江最近出现的大面积资金断裂事件，就是资本市场“逆选择”和道德风险”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资本市场的这种生存状态下，在浙江乃至全国资金供应如此紧缺的情况下，在民间信贷成本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如果贸然放开民间金融，是非常危险的。资本的本性就是它的逐利性，在整个市场利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你不可能指望它会心平气和地只要求平均利润率。这样，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就不可避免，可能会在更大范围内和更严重的程度上引起金融风暴。如果出现这种局面，反而会破坏真正的金融改革。这种局面一旦出现，就给一些反对改革的人提供了反对的理由，中央希望开放金融市场的决心也会受到挫伤。这样一来，欲速则不达。因此，我认为金融体制的改革和开放民间金融市场必须要选择一个好的时机。这个时机，必须是在资金面相对宽裕、信贷成本相对较低、实际利率水平比较低的时候才会出现。另外，我很同意史晋川教授的意见，金融体制的改革还有赖于配套的法律法规的完善，尤其是监管体系的完善。
总结一下，我认为在金融体制改革和民间金融的开放问题上必须注意四个“要”：第一，“目标要明确”，即金融体制改革的大方向是坚定不移的，改革是必须的，金融业的垄断局面必须要打破；第二，“时机要选择”，即改革必须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如果不顾主客观情况，不管微宏观形势，反而会导致欲速则不达；第三，“步伐要有序”，即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一定要心中有数；比如，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只能先利用自有资金放贷，而不能吸收公众储蓄；只能先开展本地业务，而不能开展异地业务，只能先进行一般的资产业务，而不能进行衍生的金融业务；等等；只有等到民营资本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和实力后，才能不断扩大业务范围；第四，“监管要完善”，由于金融业的特殊性质，一家金融企业出了问题必然会影响一大片，甚至影响整个国家的经济安全；因此，完善监管是头等大事，也是金融体制成功改革的重要保证。
中小企业融资难需要机制创新
徐剑锋(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今年以来，受制于国家趋紧的货币政策，温州一些中小企业出现了民间借贷偿债危机，并集中于7—9月爆发，80多个企业老板难以偿还民间高利息借贷而“跑路”，酿成众人瞩目的“温州民间金融风波”。虽然目前这次风波已逐步趋于平静，但仍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与思考。
一、民间金融风波的根源在于中小企业融资难
温州这次民间金融风波的产生由几大重要因素共同促成，但根源是在于中小企业的融资难。
1.经济发展阶段的使然。经济发展阶段的自身规律是这次金融风波的大背景。2008年浙江经济发展到了新的阶段，人均GDP达到608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购买力平价进行评估，浙江2008年刚好进入了工业化发达阶段。这个发达阶段，参照发达国家，特别是参照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这些文化背景、地理环境等都比较接近的国家与地区，都有几个明显的特征：第一个就是产业结构由二产主导转向三产为主体。这个阶段三产已明显超过二产，成为经济的主体产业。第二个特征就是经济增长率下降，从原来双位数的增长降到百分之五左右。第三个特点就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由投资转向消费。第四个就是城市化率。2008年的浙江相当于台湾地区的1986年、韩国的1990年，这个阶段台湾地区、韩国都在80％以上，但浙江不到60％。第五个特征是泡沫经济，由于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资金转向充裕，经济竞争力上升导致本币不断升值，引起国际游资不断进入。这个阶段虚拟经济会有大发展，房地产泡沫与股市泡沫越吹越大，但在此阶段，这些泡沫同样会爆裂。
这个阶段的第六个特征就是企业分化，马太效应在这个期间加剧。大企业，很多是跨国型的大企业，都是在这个阶段里冒出来的，所以这个阶段里大企业和小企业之间的分化非常明显。在这个阶段当中，大多数小微企业的生存将十分困难，要获得银行贷款相对于大企业也就困难得多，这就促使不少小企业转向利息成本高得多的民间借贷或其他融资渠道。
2.产业组织的粘着性。粘着性是指一种物体或组织对联系体或环境的强依附性。改革开放20多年，浙江的高速发展主要靠产业集群，浙江的产业集群是马歇尔式集群，这在温州更明显。大量的中小企业集聚于同一个行业，依靠大量的竞争，竞争的结果是产品的价格压得很低，然后导致大量专业市场产生，产业集群形成集聚效应，集聚效应弥补了小企业不具有的规模效应，对浙江工业化起到关键的作用。但是正是这样一种产业集群也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
传统的产业集群有较强的粘着性。温州的服装、鞋业、箱包、五金、中低压电器、打火机、眼镜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制造业中占据很高的比例，并出现凝固化。在三产内部，也停留在以传统商贸、运输、餐饮居住等为主导的结构上；从工业的企业规模结构看，除18家国有企业外，其余皆为中小企业与微小企业。大量的中小企业集聚在某个行业，形成产业集群，但集群内以横向竞争为主，“宁做鸡头”的文化导致企业间难以紧密协作，造成企业竞争过度，企业留利低微，不敢创新，精于模仿，使产业集群失去创新动力。在外部环境恶化的条件下，往往导致整个产业集群陷于生存困境。近十年来，企业的经济经营环境不断恶化，劳动力价格、能源与原材料、土地价格持续上升，环境保护压力不断增大。同时，国内外市场竞争加剧。中小企业虽然规模小，本来应该是“船小好掉头”，但是实际上产业集群是一个舰队，众多小企业只不过是产业链上的一个节点，集群内的企业实际上很难调头，所以到最后即使要向外转移，要么挣扎着留下来。企业的利润率降到5％以下，甚至零利润——主要靠出口退税来维持，到最后生存不下去了，一些传统集群就会集中性地衰亡或崩塌。近年来小五金、皮鞋、箱包、打火机等产业集群，都已经出现这种苗头。这是浙江产业组织一个明显的特色，在目前的背景下，无疑加剧了中小企业的生存困境。
3.金融机制的羁绊。一是我国现行金融准入门槛过高，民营企业难以进入金融领域，使金融市场存在着很强的垄断性。这种机制造成银行在业务上可以择优而食，热心于对本来资金就不缺乏的大企业、上市企业或国有企业放贷，而对极需资金的中小企业则尽量规避或附加苛刻的条件，这使得大量小微企业只能寻求较为灵活的民间借贷。二是我国的金融利率未完全市场化，央行直接规定银行的存贷利率，且银行存贷利差过大。在银行贷款利率明显低于市场利率的条件下，大企业与政府部门也成为资金的需求大户，银行也乐于结交这些低风险客户。一些大企业甚至通过向银行大量借入低利率资金，再加息转借给其他企业，或进行其他投资炒作。这无疑加剧了小微企业从银行获得贷款的难度。
4.房地产规范制度的缺失。这是一个有关土地与房地产制度与政策层面的问题。
一是所谓的“土地指标”，即农保土地指标。这个是我们中国的特色，是为了保证粮食安全所需，但如果不考虑各地区的差异，就会带来负面影响。浙江人多地少，土地指标一再限制，每年可用于非农建设的用地就远远满足不了实际需求，造成地价大幅上涨。
二是城乡土地的分割，城市地价贵了，但周边农村的土地包括农村居民的住宅，却不能进入流通，以弥补城市用地的稀缺。
三是工业用地制度，现在的工业用地供给完全是一种非市场性方式。政府大量圈地搞开发区，给大企业供地，都是贴钱的。这样造成两个恶果，一个就是大企业大量圈占工业土地，小企业要不到地，无疑加剧了大企业跟小企业的分化，小企业因拿不到低价用地生存更加困难。第二个它带来的恶果就是挤占三产用地。大量的工业用地使商业用地与居住用地价格不断上升。这也是三产滞后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来三产是可以提供给大家创业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但是因为房地产太贵，商铺或写字楼租金太高，对创业者来说光房租就是一笔不小的投资了。所以淘宝等电子商务，不要租店，投资少，就会兴旺起来。这种情况也是一种制度性的缘故。
四是房地产税收政策的不合理。我国1994年就制定了房地产税，但因当时居民收入过低，对居民房产没有实行。但直到本世纪初仍未实行，东部发达地区炒房就极为容易，从2000年到2010年，杭州、温州等地的房价10年涨了10倍，浙江其他城市也差不了多少。房地产价格如此长时间大幅度地上涨，使得不少在传统制造业苦苦挣扎的企业，纷纷转向房地产投资，在房地产暴利的诱惑下，企业便敢于以3分4分的高利从民间市场借贷了。温州不少企业就是以工业企业为平台来融资，再进入这个房地产业。这也造成温州等地的产业结构难以转型升级，使实体经济不断弱化。房地产价格暴涨的另外一个结果是压抑了消费，使我们个人消费很难跨越投资，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
5.政策环境的大波动成为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导火索。21世纪初以来，市场竞争越来越剧烈。温州本地与东部大多数地区的要素成本迅速上升。通过早发优势而大量滚动积累的温州民间资本开始躁动，温州商人以其敏锐的眼光与嗅觉，利用庞大的资金优势，捕捉各种市场盈利机会。从炒煤、炒棉、炒矿、炒楼、炒地、炒蒜到炒钱，温州民间资本逐步脱离了实体经济，一味追求着眼前的高额利润。2008年的金融危机一度使温州借贷链出现断裂。但2009年极度宽松的货币财政政策，导致房地产价格、资源品大幅上涨，再次引发了温州民间资本涌向虚拟经济。当实体经济也通过借入高利贷借入“多元”发展而过度投资之时，实际上它们已经在劫难逃。问题企业调查中，28％企业的经营不善、24％的过度投资、33％的资金链断裂，清楚说明了直接引发的导火线所在。
二、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需要机制创新
要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防范民间借贷危机的再发生，需要机制创新。
1.金融制度创新。降低金融业准入门槛，让民营企业可以进入银行业。尤其是要加快推进农村银行建设，允许更多的民营中小银行存在。使广大中小银行在竞争中不断开拓市场，创新金融业务，加强风险管理，为中小企业提供稳定规范的资金渠道。
推进利率市场化，让银行业竞争来缩小存贷利差，让市场利率来减少大企业与政府部门的资金过多需求，为中小企业腾挪更多的空间。
稳步开展企业直接融资，除了发行股票与上市，还应允许企业进入发行债券开展直接融资。
2.土地制度创新。优化“农保用地指标”制度安排；鼓励工业用地的市场化趋向改革，推进开发区与工业园区的企业化运营，消除对小企业取得工业用地的歧视。变革城乡土地二元化制度，寻求农村居民宅基地的合法流转与耕地流转。
3.税收制度与政策创新。改变目前工业企业与商贸流通企业税负过重的现状，因企业增值税与所得税有很大重合，应通过逐步调低增值税税率，促进税收结构从流转税为主向所得税为主的税收结构转化；引入就业指标，减轻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税负，更多地照顾传统产业中小企业的利益；加快推进全国统一的房产税，以替代目前行政性限购为主导的政策。
4.产业组织优化与创新。对于浙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难度也非常巨大的课题。未来的市场容量难以容耐数量庞大的制造业企业，大量的小微企业将会被淘汰或向外转移。加快组织创新，保持企业机制活力、优化企业规模结构、强化企业间分工协作、促进技术创新，是产业组织优化的关键。这需要从企业制度创新、企业兼并重组、企业战略联盟、产业区域转移、完善中介组织、打造公共服务平台、培育集群品牌、加强社会保障等方面推进。
5.政府决策机制创新。政府在政策，尤其是事关全局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应注意政策的衔接与稳定，尽量避免大起大落，以免对企业重大活动与人民生活造成过大冲击。在一些重大政策出台前，要更全面地了解社会与民众需求，了解基层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要求，力求使政策更加科学可行。在全国各地经济社会环境差异巨大的条件下，要充分考虑地区间的政策差异，保证政策的区域适应性。
温州民间金融危局之根源解读
姚耀军(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
宏观经济政策收紧，温州民间金融危局凸显，然而宏观紧缩政策无非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民间金融今日局面之酿成，是经济运行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的集中反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否则危局的种种应对措施最多有治标之效但难以治本。
一、民间金融市场兴旺折射出利率双轨制之弊
民间金融市场行情异常火爆，其幕后的一个重要推手是利率双轨制。银行利率和民间利率的严重背离形成了巨大的套利空间。一方面，银行存款实际利率为负导致存款“大搬家”，流人民间金融市场寻求保值增值；另一方面，一些能够获得低息贷款的大企业将银行贷款转手放高利贷，充当资金掮客坐收渔利。甚至一些银行也主动向融资性中介机构伸出橄榄枝：资金被银行以正常利率贷出，然后再被中介公司以高息贷出，而所获利润由银行和中介公司分享。
银行利率之低首先归咎于贷款利率上浮空间有限，其要害在于，银行业的大主顾——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国有企业——基本上没有能力承担较高的信贷资金成本，而这也正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主要羁绊所在。在银行利润依赖于利差收入的情况下，贷款利率不能提高必定意味着压低存款利率，由广大储户来为银行利润收入“埋单”。
利率双轨制之根本危害在于资金价格信号混乱，价格机制有效配置资金的功能丧失。一些投资效率低下的大型项目能够获得廉价贷款，而具有更高效率、代表经济成长方向的民营部门即使甘愿接受贷款利率上浮，其贷款申请也很难获准。在利率双轨制下，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如改变准备金率、甚至以行政命令方式直接规定银行放贷限额)成为主要的宏观调控手段，但此种调控手段的施行很难做到松紧适度。当前中小企业陷入“钱荒”境地，纷纷寻求民间借贷，也莫不与央行连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银行信贷“紧箍咒”不断收紧有关联。
二、民间借贷成为中小企业融资重要渠道折射出金融增量改革之缺
中小企业其强烈的融资需求本应催生出一大批适合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新型中小型金融机构，而这些机构的出现正是属于所谓的金融增量改革范畴。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我们获得的一个基本经验是，增量改革往往产生巨大的边际效应，例如，体制外民营企业的崛起对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铸就功不可没。然而多少年来我们在金融增量改革上可以说是踯躅不前，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监管部门对金融风险的疑虑。
金融增量改革之缺使得众多处于“灰色地带”的民间金融组织如担保公司、典当行、地下钱庄等应运而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金融风险上的考量拖住了金融增量改革的脚步，但大量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的“灰色”民间金融组织的出现反而使得金融风险剧增。“灰色”民间金融组织对温州民营经济有输血之功，但由于无合法身份，其运作成本比较高昂，而这种成本必定又被转嫁给向其融资的中小企业，因为除了民间借贷“华山一条路”之外，那些被银行拒之于门外的中小企业别无选择。
“鲧禹治水，成败在乎疏堵不同”，要真正化解民间借贷的风险，必须让民间金融组织“浮出水面”，堂而皇之地进入金融市场，而这也是金融增量改革现存的一个捷径。2008年监管层一度为民间金融组织合法化打开了一扇窗口。是年5月，《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条文相继出台。但“天上雷声大，地上雨点小”，到了地方层面，政策执行力度大打折扣。例如，在根据指导意见制定小额贷款公司资格认定标准时，浙江省就抬高了申请门槛：首先把申请人范围缩小至公司法人；其次对企业净资产的要求也大大提高。落到最后，小额贷款公司牌照尽收大型民营企业之囊中，大批原本有望转正的担保公司再一次希望落空。
三、民营企业敢借高利贷折射出温州模式转型之艰
从事实体经济的企业其正常利润率远低于民间高利率，因此对这些企业而言，借高利贷只能是保证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之需的权宜之计，否则无异于饮鸩止渴。不过事实表明，很多企业借高利贷并非解燃眉之急，而是出于追逐暴利的动机。这些企业放弃实体经济，专攻“炒钱”、“炒房”与“炒资源”等投机性活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玩火”企业的逐利动机无可厚非，但同时，其最终受到市场严厉的惩罚也根本不值得任何的同情。
但换位思考一下，如果这些企业坚守实业，其又将面临何等艰难的局面。温州企业多处于产业链低端，其核心竞争力锁定于低成本延伸出的低价格优势。目前原材料价格与劳动力成本飞涨、国内外消费市场疲软，温州企业正面临多重挤压，曾经风光无限的温州模式可谓四面楚歌而正濒临绝境。
温州模式亟待转型升级，但这又谈何容易。众所周知，民营企业在垄断行业、社会事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领域遭遇“三重门”：由垄断形成的“铁门”、由行政审批高门槛形成的“玻璃门”、由非市场因素形成的“弹簧门”。国家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出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其初衷在于力保较快的经济增速，但由此带来的“国进民退”也挤压了民营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以民营经济为依托的温州模式受冲击首当其冲。从事实业其利润空间越来越窄，这正是温州民营企业纷纷逃离实体经济从事短期投机炒作活动的一个深层次原因。但脱离实体经济支撑的虚拟经济无异于海市蜃楼，泡沫最终破碎乃是定数。
四、走出温州民间金融危局，路在何方？
在民间金融危局愈演愈烈而有成燎原之势时，相应“扑火”政策措施果断出台非常必要。然而从长期来看，一些颇具行政命令色彩的政策措施的推行很可能产生不利的后果。例如，由正规金融来为当前温州民间借贷危机“埋单”就有违审慎金融原则，会引发道德风险，从而进一步鼓励投机行为。我们应该守住正规金融体系与民间借贷之间的防火墙，一些企业也必须为自己的“玩火”行为负责，进入破产重组程序。只有这样，才能倒逼温州模式加速转型升级，否则政府将被投机力量所“劫持”，温州模式也难以浴火重生。
行政命令终归无法从根本上解开温州民间金融问题的“死结”，我们必须遵从市场经济运行规律，谋解决问题的长远之策：
第一，利率市场化改革是破解温州民间金融危局的根本药方。利率市场化难关重重，然而这是必走之路。利率市场化改革在全国整体推进难度甚大，但在如温州这样的国有企业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运转相对良好、民间资本雄厚的局部地区，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全可以提速。
第二，包容性金融发展的战略势在必行。在该发展战略下，良好的融资生态体系是发展愿景；多层次金融体系的建立是战略抓手。多层次金融体系其主要内涵在于，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相互补充、协调发展，以为中小企业提供差异化金融服务。多层次金融体系的建立应允许不同所有制、不同金融市场、不同金融工具、不同金融业态在法治框架下并存发展、相辅相成。
第三，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必须厘清，“国进民退”之趋势必须得以阻止。新“36条”明确提出，“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诸如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和政策性住房建设等多个领域，推动民营企业加强自主创新和转型升级”。我们需要的政策落到实处，而不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楼”。
银行垄断、利率管制与民企融资难
王弟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关于民营企业的融资问题和当前民间融资危机，我主要谈三个问题：
首先，我想从不同融资方式的特点来分析不同企业的融资选择问题。融资，简单地讲，就是资金如何从储户手中转移到投资者(企业)手中，它可分为两种：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直接融资是资金直接从储户手中转移到投资者手中，中间没有任何中介。在现代经济体系中，这种融资方式主要是通过企业直接发行股票和债券来实现。另一种比较原始的直接融资方式就是投资者直接向储户借钱。其实，民间融资就是一种比较原始的直接融资。间接融资是储户手中的资金不是直接转移到投资者手中，而是通过金融中介机构——银行体系转移到投资者手中。
两种不同融资方式各有不同的特点。直接融资由于是储户和投资者直接面对面的借贷，省略了中间环节，它可以节约中间环节中的交易费用。其不利的地方有两点：其一，由于储户直接面对投资者，投资失败的风险也直接由储户来承担。因此，为了弥补储户所承担的风险，借贷利率必须高于无风险借贷利率，其高出的部分就是通常所说的风险溢价。对于信息越不透明，未来投资收益越不确定的企业，储户面临的风险也越大，所需要支付的风险溢价也会越高。其二，对于现代直接融资方式而言，每次发行证券都有一笔很大的固定发行费用。一次性融资规模越大，单位融资的发行成本越小。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说，如果资金需求规模比较小，直接融资的发行成本可能就是一个极大的问题。间接融资的主要优点在于：由于储户和投资者不直接接触，储户避免了直接承担投资的风险，储户所要求的风险溢价会低些。就金融中介机构而言，由于它拥有众多的借贷者，因此可以分散，减少风险。此外，中介机构还可以自己收集信息，识别不同投资者的投资风险，从而可以通过选择性借贷来降低其风险。所以，间接融资中企业支付的风险溢价可能会更低。不过，由于金融中介机构需要营运，因此，在投资者支付的借贷成本中，虽然风险溢价成本降低了，但增加了中介机构的运营成本。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到底会选择哪种融资方式，就看它在直接融资中所要支付的风险溢价和融资成本是否高于中介机构的运营成本。
一般来说，对大企业而言，因为其融资规模比较大，而且它能被公众了解的信息比较多，所以，在直接融资中所需支付的风险溢价和融资成本会相对较小，它们一般是选择直接融资。对于中小企业来说，由于其融资规模较小，而且企业信息基本上属于私人信息，它们通过证券市场融资的成本相对较高，所以，它们可能会选择间接融资。当然，如果大型企业出现临时性资金周转问题，它也可能会选择从银行借贷。
我想谈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我国中小企业很难通过银行融资，银行普遍愿意向大型企业放贷，而大型企业也愿意从银行借贷？
其实，我刚才谈到的只是理论上的选择，其前提条件就是假设金融市场是一个完备的自由竞争市场。但就我国目前的金融体系而言，由于银行都是国有垄断的，而且还存在利率管制，它显然不是一个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银行的垄断会导致银行在借贷资金时会进行垄断定价策略，银行的国有则会对银行的激励导向产生扭曲。同大多数商品的价格管制一样，利率的管制则可能会带来借贷资本的供不应求。我个人认为，我国当前中小企业很难通过银行融资，主要就是由银行的国有垄断和利率管制这两个方面造成的。银行的国有垄断导致了银行普遍具有提高资本借贷价格——利率的动机。当然，如果只是垄断，只会导致利率过高，但还不至于出现民营企业无法贷到款的问题。但是，在利率管制情况下，特别是当管制利率远低于市场均衡利率时，就会出现银行借贷资本供给不足。需要资金的企业多，能够被借贷的资金少。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就会进行有选择性的借贷。银行会选择向谁提供呢？当然，银行会把资金借给那些风险最小的资金需求者，如国有大型企业、具有固定收入的房贷者，或者具有一定社会关系或者能够进行寻租的其他个人或企业。而对于一般的中小民营企业，其借贷风险大，又没有办法通过提高利率弥补其风险溢价，银行当然不愿意借贷。
对于大型企业而言，由于在我国不完善的证券市场中直接融资成本极高，而国家长期宽松货币政策下规定的低利率甚至低于直接融资的成本，所以，它们也更愿意向银行借贷。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它们急需资金，通过银行等间接融资又无法借到资金，通过股票证券市场来融资对它来说成本又太高，它只有选择民间融资这种原始的直接融资方式。如叶航教授和周德文教授所说，商业银行实际贷给中小企业的1.8分利到2分利，原高于管制利率，而真正的民间融资是3分利到4分利，短期的甚至是6分到8分，这明显要比直接从银行借款的实际利率要高。这说明即使是用高于现在商业银行的利率，民营中小企业仍然无法从商业银行借贷。
所以我认为，要解决民营企业融资的问题，从这个理论上讲可以有三种：一是放开银行管制，由银行自由决定利率。这样银行可以给大企业低利率，给中小民营企业较高利率，通过更高利率来弥补民营企业的风险溢价。第二种方法就是放开银行的国有垄断，允许私人创办银行。这样的话，如果国有银行不愿意给民营企业贷款，那么，私人可以成立银行来经营对中小企业的融资。中小企业可以通过私人银行来获得融资。如果以上两者都不放开，那么唯一的选择就只有使民间融资合法化。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三种方式哪一种操作起来更容易，其带来的负面影响更小，政府就会选择哪种。对于民间融资合法化而言，史教授已经讲了，其风险是非常大。因为一旦合法化的话，基于个人关系维系的三方交易会带来更大的风险。我个人感觉，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政府短期能够做得到的，而且负面冲击又相对较小的，可能只有放开利率管制。因为银行的国有垄断问题不仅仅同企业融资有关，它还涉及整个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体系的风险问题，甚至涉及国家金融安全问题，它不是一个短期就能够完成的事情。所以，从整个宏观角度来讲，有限度地放开利率管制，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因为它所涉及到的其他方面的问题相对较少，而且一旦出现问题，在银行国有垄断没有放开的情况下，政府调控也比较容易。
第三个问题就是谈到当前的温州等地所爆发的民间融资危机问题。其实，民间融资危机是现在全中国都存在的问题，民间融资危机的根源也不在于民间融资困难，而主要是由于当前房地产泡沫和其他泡沫问题所造成的。我们民间融资的利率6分到8分，长期的3分到4分，企业的盈利率有这么高吗？如果企业家在现实中曾经找到这么高的收益率，这是什么样的行业呢？实体经济中不可能达到这么高的收益率的。就前几年的情况来看，唯一能够达到这么高收益率的途径就是投机性投资，特别是房地产投机，前段时间出现过的炒大蒜、炒绿豆等投机行为。现在，当我国实行货币政策控制之后，这个房地产的价格上涨得到了抑制，泡沫没法持续下去，高于市场利率的民间借贷利率也就没法继续维持。所以，当前的这个民间融资的风险爆发出来也是肯定的。而且，我还认为，这个危机现在爆发出来比不爆发出来好，因为只要它本身是泡沫带来的，那么，只要泡沫会破裂，这个问题迟早要爆发。在泡沫越小的时候爆发，比泡沫更大时候爆发，所带来的冲击会更小。
需求冲击、价格虚高与制造业挤出
——对当前民间借贷困局的一个解读
陈春良(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曲东(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
2011年下半年以来，温州等地出现的企业主“跑路”事件逐渐演变成一种风潮，并引起各界对于民间借贷问题的极大关注。曾几何时，作为中国民营经济的摇篮地，温州的发展极大地受益于民间借贷这种传统非正规的资金融通形式，可以说，民间借贷在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中功不可没。但此次企业主“跑路潮”的背后，是民间借贷市场的利率水平畸高，资金从实体经济被抽出，产业转型升级受到极大的冲击和制约，经济运行风险不断累积并加大，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众所周知，按照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良性的经济金融互动的关系应该是：企业家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动力，金融资本家通过筛选并支持正确的企业家扩大市场份额，最终实现经济向前发展，金融资本实现与产业资本的共生共荣。从这种理论出发不难发现，尽管这场危机表面上是民间借贷不规范所引发，其背后所揭示的更深层次的症结却是金融或借贷市场对企业家创新的筛选机制出了问题，即金融市场没有发挥正确的指引作用，没能将资金引导到作为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的载体，即制造业和新兴产业上。因而，我们重点分析导致这种筛选机制出问题的两个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对相应的政策建议略作讨论。
我们认为，制造业和新兴产业在信贷市场上被“挤出”的第一种效应源自：通货膨胀上升导致利率双轨制的利差被放大，而围绕信贷配给的寻租活动使得信贷成本进一步上升。2008年下半年以来，为应对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危机，我国政府适时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种需求冲击短期里面使得宏观经济得以走出萧条和低谷，但是流动性的扩张必然推高了通货膨胀预期。通胀高企使得民间借贷利率水平水涨船高(费雪效应)，这是对资金价格的一种正常反映，但由于官方利率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造成了事实上的利率双轨制并且利差水平随着宏观调控的转向而进一步扩大。在资金的价格水平无法完全反映需求的情况下，正规金融体系的信贷资金配给就会向国有大中型企业倾斜，而原本被“歧视”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更加受到“歧视”。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资金价格双轨制的情况下，正规金融体系的资金变成一种可以套利的无风险资产，接近贷款配置渠道的国有企业及官僚机构的内部人员能够按照较低的贷款利率获得贷款，为了获得信贷资金的寻租活动开始活跃，其获得信贷资金的成本被进一步推高，实际贷款利率显著上升。进一步，如果借贷市场上的寻租普遍存在多层次代理问题，那么民间借贷市场的借贷利率将继续上升，远远超过官方的借贷利率，超过制造业微薄利润所能承受的水平。
其次，这一轮信贷市场上中小企业和制造业企业被“挤出”的另一个可能的传导机制是：需求冲击导致资产价格虚高，进而在“庞氏赌局”效应的影响下，市场借贷利率不断被抬高，利润微薄的制造业也被“挤出”借贷市场。2009年以来，流动性的扩张导致了资产价格持续走高，由于市场参与主体普遍预期短期内资产价格将继续走高。导致对资金的需求不断升高，这意味着只要资产价格攀升所带来的溢价收益超过借贷成本和正常生产制造的利润，企业家们就有“忽略”制造业而将资金投入资本市场投机的冲动，这与我们观察到许多企业家偏离制造主业而投身资本运作的事实相符。另外，流动性扩张导致资产价格持续走高，这种短期中存在的资产溢价收益还容易催生“庞氏赌局”现象，即人们非理性的预期短期资产溢价收益将持续存在，于是借入高成本的资金参与资产价格走高的投机对赌。资本市场上“庞氏赌局”行为模式的流行，使得资金的投机性需求异常强烈并被明显放大，这样一来在借贷资金供给给定的情况下，借贷市场上的均衡利率将不断攀升。由于身陷资本市场“庞氏赌局”式恶性循环，所以企业家们更只能期望高风险的资本市场投机能够弥补高昂的借贷成本，这种情况下制造业和需要长期投资的新兴产业将很难得到资金支持。
如前所述，需求冲击导致流动性扩张，一方面使得官方利率和民间借贷利率的利差进一步被放大，相应的围绕信贷配给的寻租活动加剧，借贷成本提高让已经进入微薄利润时代的制造业很难得到信贷资金的支持；另一方面，通货膨胀预期攀升使得资产价格虚高加剧，而短期的资产溢价收益让许多企业家加入到资产价格上升的投机对赌中，这种非理性的“庞氏赌局”式行为，导致借贷市场上资金的投机需求被显著放大，于是均衡利率水平不断被抬高背离了实体经济支撑，以上两个传导机制使得制造业和收益期相对长远的新兴产业均被“挤出”借贷市场，金融企业家筛选并支持未来经济增长点的机制受到冲击破坏。沿着以上推理思路，我们认为，单纯的信贷供给增加或民间借贷合法化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民间借贷危机和中小企业融资困局，更加合理的解决思路应该是解决好金融市场的筛选企业家的机制问题。具体来说，我们认为应该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事情。第一，财政政策应该通过政府产业政策引导基金以及税收优惠等综合性政策，支持新兴产业和地方支柱制造业的发展，这样有利于增加制造业和新兴产业对借贷资本的吸引力。第二，信贷市场方面，监管部门应当加大对信贷资金流向的监管和审查，对违背贷款目的的信贷资金使用加大打击力度，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减少围绕信贷配给的寻租。第三，支持借贷中介担保和小型金融服务企业的发展，加强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信息网络的建设，使得借贷市场中企业资产和投资项目质量的考核成本实现下降，有利于金融企业家更好地发现优质的中小企业和优秀的投资项目。
“民企—民资双困境”的破解之道
顾标/王修芸(上海大学经济学院)
自2011年4月份以来，陆续出现的浙江民营企业主“出逃”事件，使得温州这座充满冒险创业精神的城市，似乎在一夜之间成为了“冒险投机、无序扩张、实业空心化”的代名词。对此，中央政府迅速出台了大力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财税政策；温州企业融资危机的局面逐渐趋向稳定：老板“跑路风”、企业“倒闭潮”以及债务人“跳楼”频发事件基本得以控制。
与此同时，因资金链断裂而导致的企业债务危机以及由此折射出的中国金融系统的体制性缺陷，也再一次成为了经济学界和政策当局所关注的焦点问题。尽管直至目前为止，此次温州融资危机事件的后续影响尚未完全平息；我们仍然不禁要问，我们从中究竟能够得到哪些警示性的经验教训？或者换言之，“民企——民资双困境”的破解之道究竟何在？
一、贸然“救市”的唯一结果只能是进一步加剧道德风险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在今年上半年进行的一次调查以及在此之后形成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在过去的一年间，有300亿元资金涌入温州民间借贷领域，民间借贷市场规模达1100亿元，占民间资本总量的六分之一左右，且相当于温州全市银行贷款的五分之一。借贷资金主要来源于民营企业和普通家庭的闲置资金；其中，用于一般性生产经营的仅占35％左右，用于房地产投资的占20％，停留在民间借贷市场上的资金规模高达40％。
除此之外，现有的一些间接证据资料显示，在高额利润的刺激诱惑下，银行资金通过各种渠道，以一种更为隐蔽且貌似合法的方式流入民间借贷市场。例如，一些银行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直接套取信贷资金；又或者上市公司、国有企业在向银行获得低息贷款之后，再以委托贷款的名义高息贷出，赚取利息差额——实质上成为了民间高利贷市场向银行融资的平台；而银行则收取正常的贷款利息和委托贷款手续费，二者可谓各得其所。
如果高利贷行为仅局限于民间资本领域、其波及面或许还相对有限的话；那么，一旦国有企业和银行牵扯其中，经济景气下滑将对银行体系造成系统性的冲击。由于信贷资金链条的逐渐延伸，受此次企业“关停”事件牵连的经济体也将不断增加；其后续影响着实不容乐观。
然而，无论在何种情形下，短时期的“救市”措施或许有助于抑制“中国式次贷危机”的爆发，却根本无助于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所面临的体制性困境的缓解。如果私人部门习惯于将其“败德”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均交由政府部门处理；如果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仅是用来打扫残局的话，那么，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对市场机制的一种践踏。
二、“融资难”实质上折射出金融管制下的多重悖论
我们认为，此次“民间借贷危机”事件本质上折射出在金融管制背景下的多重悖论。由2008年底实施的总需求扩张政策、迫使银行资金予以配套支持，直至今年年初执行严厉的“银根收紧”措施，宏观调控在方向、力度上的强烈反差，使得实体经济、特别是受宏观经济影响更为敏感的中小型企业再一次经历了“冰火两重天”的洗礼。这本身就反映了中国特有的宏观调控的一大基本特征。实施严厉的金融管制政策，为了维护国有部门的经济利益而人为地长期保持巨大的负利率空间，并且在资金流向上严重向国有部门倾斜；当前却又要求大中型商业银行主动向企业让利，原则上利率“不上浮或少上浮”，改变单一的抵押担保信贷方式；实质上这是又一次“门不当、户不对”的资源错配。认为“由于民间借贷处于地下状态，导致政府无法对之实施有效的监控”，希望通过将整个地下民间借贷资金链条“阳光化、合法化”的方式，以期满足地区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在现行监管体制及金融制度未能进一步完善的情形下，这或许将引发更为严重的金融监管悖论。
三、“民企—民资双困境”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在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和调整
此次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爆发，实质上反映了我们曾经引以为傲的那种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在当前新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所面临的尴尬境地。
温州的工业化进程基本由民间资本驱动；就其产业选择而言，大多集中分布在那些投资回收期较短、风险相对较小、投资进入门槛较低且技术水平要求不那么高的传统加工制造业上，由此造成整个地区产业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除此之外，当民营企业在拓展国内需求面临诸多障碍之时，很自然地就会将目光转向国际市场。凭借着低廉的成本优势，温州迅速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然而，由于产品的高度同质化以及受到土地、劳动力和技术水平等要素资源的限制，从事实业活动所能获得的平均利润率不断降低；而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则进一步恶化了本土企业的经济环境和生存空间。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选择外迁、外流，从而出现了温州本地经济的“产业空心化”现象。当信贷需求比较旺盛，一些企业无法经由正规渠道融通到生产经营所需的周转资金；而另一方面，从事地下的资金借贷业务能够赚取几倍于实业投资的超额利润时，高利贷盛行乃至虚拟经济泛滥恐怕是再自然不过的结果了。
因此，当前应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由资金需求方彻底打破高利借贷的资金链条；例如，专设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小额贷款公司、民间资本管理服务公司等或许是可供尝试的金融创新之举。
然而，缓解了民营企业面临的资金短缺矛盾，就一定能解决它的生存、发展问题吗？答案恐怕是否定性的。根本出路在于，优化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破除民间资本的行业进入壁垒，完成产业升级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和调整，让实业资本真正成为经济发展的“造血剂、润滑剂”，而非孳生“泡沫投机”的温床。
当然，在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面临暂时的阵痛；市场竞争下的“优胜劣汰”必须让那些不再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企业、行业退出历史的舞台。也只有经历这一阵痛，温州经济才能实现涅槃重生式的彻底蜕变，步入一个崭新的经济发展阶段。
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突破
——基于产业集群发展视角
卫龙宝(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陈旭炜/伍骏骞(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一、浙江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现状与实质
从资金需求面来说，当前存在两个特点：一是流动资金紧张和融资不景气。据调查，2011年第二季度，流动资金紧张的企业比重达19.3％；中小企业融资景气指数仅为97.7，跌入不景气区间，已接近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最严重时95.9的水平。二是融资需求大但渠道不稳定。据调查，当前63％的小企业有融资需求；从贷款渠道看，主要融资渠道是民间借贷的企业占50％，以银行体系借款为主的企业仅占21％。
从资金供给面来看，一是银行信贷不能满足企业需求。目前在浙江仅有20余万家企业获得了银行贷款，覆盖率不足10％，中小企业的覆盖率更低。二是借贷利率高，诱发非法融资行为。浙江的存贷款比例占全国的1/10，但是非法融资、民间融资在全国的占比也是1/10以上。2010年非法融资的案发率居全国第一位，占了全国的12.3％。浙江民间短期借贷的月利率已达5％，甚至高达10％。部分企业不能承受高利贷的压力，有可能进行非法融资。
中小企业融资难，可以从上述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从资金供给方来看，开展中小企业业务信息获取成本高，而收益率相对较低，因此，现在银行放贷过程中往往出现“傍大款、垒大户”的现象(巴曙松，2010)。其问题的症结触及一个远久的命题——“麦克米伦缺口”，即由于融资体制存在缺陷，资金的供给方不愿意以中小企业要求的条件提供资金。
从资金需求方来看，一方面当前企业资金脱离实业的现象比较严重。相对企业创业的艰辛和不确定性，中小企业将大量生产性资金直接或间接地投入楼市或资本市场，而不是用于企业实体经营。2010年温州市百强企业中将近50％的制造业企业涉足了房地产开发。同时民间借贷盛行，有2／3以上的民间资金溢出成为游资在赚快钱。今年房地产开始回落，热钱投资受挫，民间借贷压力大，导致企业资金周转不灵，生存困难。另一方面，企业过度扩张，企业过快扩大规模、过多涉足其他行业领域，在企业内部发展基础不稳固，未形成良好的资金流动体系的情况下，一旦银根收紧，容易引发企业资金困难，陷入经营困境。同时，外部经济环境压力大，高通胀、紧缩流动性、资源能源短缺，这三大趋势在一定时期内长期存在，中小企业由于应对环境条件变化的能力较弱，经营困难加大。另外，一些企业主的个别行为，如赌博赔钱、借高利贷造成企业外债累累，再融资困难。
从融资市场方面看，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贷款供给决定因素并不只是贷款利率的高低，贷款的风险往往是决定信贷配给的主要因素。因此，中小企业因为信息不对称问题产生逆向选择而被排斥在信贷市场之外，无论他们愿支付多高的贷款利息。另外，在融资市场上承担重要角色的担保征信等辅助体系不健全。我国担保行业处于多头审批监管混乱的状态中，担保公司良莠不齐。此外，银行在获得企业工商、税务、海关等方面信息的时候手续烦琐，困难重重。
最后，政府政策角度，针对中小企业融资难贷款难担保难的问题，还未形成完整的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政策体系，在中小企业立法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健全。
二、突破融资难困局的思路
林毅夫(2009)认为，实体经济与金融服务的需求相适应的金融结构才是最优的。浙江以中小企业为主力军的工业化过程是与产业集群的生产组织形式密切相关的。产业集群提供了中小企业成长的环境，帮助中小企业获得了竞争优势。集群作为一个集中了各中小企业的经济体，与市场相比，集群有它的独立性；与企业相比，集群又有它的稳定性，集群内企业间由于密切的相关性和竞争性，减少了企业的不诚实行为。因此，基于产业集群的视角创新金融制度，破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局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认为，突破融资难困局主要有以下几个思路：
1.以集群为空间，大力发展关系型借贷。关系型借贷，是指在关系专用投资的基础上，贷款方获得专有的客户企业非公开的私人信息，并提供特定的金融服务给客户企业，借贷双方开展长期、多维的合作行为(邓超等，2010)。目前对关系型借贷的争议主要认为关系型借贷严重依赖于信用社工作人员的私人渠道获取贷款企业的信用信息，因而很难进行大规模的推广。但是，在集群中，企业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链接和合作，企业家通过亲缘、人缘等关系形成了集群内的信息网络。银行可以通过集群的高效信息场多渠道获取企业信息，改善银企间信息不对称状况。因此，在集群空间范围内，银企之间能够更好地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2.以集群为整体，大力发展开发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是指国家或国家联合体通过建立具有国家信用的金融机构，为特定需求者提供中长期融资，同时以建设市场和健全制度的方式，推动市场主体的发展和自身业务的发展，从而实现政府目标的一种金融形式。开发性金融的一个重要的运行机制就是“政府入口、开发性金融孵化、市场出口”，通过将银行的融资优势与政府的组织协调优势结合，通过组织增信，把政府的力量化为市场的力量(陈元，2010)。因此，集群可以作为一个完整的主体，与政府对接，共建市场、信用、制度。
3.以集群为链接，探索发展融通仓融资。融通仓融资运作的基本原理是：生产经营企业先以其采购的原材料或产成品作为质押物或反担保品存入第三方物流企业开设的融通仓，并据此获得协作银行的贷款，然后在其后续生产经营过程中或质押产品销售过程中分阶段还款。第三方物流企业提供质押物品的保管、价值评估、去向监管，信用担保等服务，从而架起银企间资金融通的桥梁(郑绍庆，2006)。浙江的集群较多是以产业链上各企业的集聚，并且通过产业集群为主体能够共享物流、信息、技术等服务，因此，以集群为链接，发展融通仓融资切实可行。
4.以集群为保障，降低上市融资的门槛。针对中小企业主要通过银行中介的间接融资的问题，集群作为较为稳定的经济体，在集群中的企业在集群的担保和保障下，可以尝试降低上市融资的门槛，为中小企业开辟新的直接融资渠道。
5.以集群为媒介，形成联保或担保机制。中小企业集群担保融资机制具有的三个显著特点，即服务范围固定、非盈利性目的和风险补偿保证，这些特点既能切实减轻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也能有效弥补可能发生的信贷损失，达到银企共赢的目的(麻昌港等，2011)。
6.以集群为平台，探索互助式民间借贷。集群内企业之间的关联和合作，使集群内企业之间频繁的商业信用成为可能，内部企业间互助式借贷能够有效缓解企业对外部融资的依赖程度。
三、政策建议
除上述的突破融资难困局思路外，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是鼓励先试先行，支持服务中心建设。建议在浙江开展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创新试点，允许浙江在市场准入、资本流动、金融创新、资金清算服务、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先试先行。二是放宽准入门槛，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建议允许浙江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由民间资本投资发起设立民营银行、社区银行，专门服务于当地小企业和个人创业。三是加大增信支持，拓展直接融资渠道。建议为浙江的中小企业发行集合票据提供信用增级支持，提升浙江企业在金融市场上的信用等级，多渠道扩大浙江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规模。四是发挥集群优势，发展联保融资机制。建议政府积极推动发展产业集群内部联保融资机制，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从法律和政策措施上保障、鼓励集群内企业的融资行为。鼓励集群内企业在企业融资结构和途径方面的多种创新和尝试。企业能力提升视角下
企业能力提升视角下民企发展困局的破解路径
易开刚(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副院长，教授)
厉飞芹(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一、民企发展的现实困境：缺资金还是缺能力？
自2011年4月初以来，温州民营企业老板“跑路事件”不断曝光。“跑路”、“倒闭潮”等名词取代昔日“吃得苦、受得累、信誉好”的金字招牌和“四千精神”，成为公众诟病温州经济、温州企业、温州商人诚信经营的“投枪匕首”。由高息民间借贷诱发的资金链断裂，被认为是引起温州民营企业倒闭的关键性因素。而据央行温州支行于2011年7月公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借贷极其活跃，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其中，资金规模高达1100亿元。这样看来，温州企业似乎并不“缺钱”，那么隐藏于民营企业“缺钱”背后的真正问题是什么？引发“缺与不缺”争论的核心问题在哪里？打破民营企业资金链平衡的本质原因是什么？破解民企发展困局的有效路径在哪里？这一系列问题的正确解答，需要透过“民间借贷”这一表象分析，回溯到企业核心能力、竞争力等源头性要素上。
发轫于温州民营企业的资金危机，本质上过多的货币流动导致企业主投机欲望强烈，纷纷追求暴利，而相对落后的制造业根本无法满足这一利润需求。与其说民营企业缺“资金”，不如说民营企业缺“能力”。正如一位优秀的管理者必须同时具备强烈的管理意识和扎实的管理能力，对民营企业而言，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必须以具备相应的核心能力为基础。沃纳菲尔特(Wernerfelt,1984)的资源基础理论也强调，“企业可持续的竞争优势源于企业独特的资源和能力”，这种不可模仿的能力是企业区别于对手，获得核心竞争力的源泉。可见，如果民营企业自身能力强，就可以吸引更多优质的股权投资，而不单纯依赖于银行；同时，如果民营企业具备雄厚的技术创新能力，就能制造出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从而满足资本提供者的利润回报。但遗憾的是，这些年温州民营企业并未将由实体经营获得的收益继续投入技术改造、人才引进等再生产环节，而是大量用于炒房、炒煤、炒黄金。这种资金运作方式对于改善温州投资环境、提升产业层次和要素生产率是极其不利的。事实上，温州实业家还未能摆脱传统生产方式，精益生产和创新能力都十分有限。许多投资高新技术的企业，也没有掌握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基本规律，在人才和资本等方面都遭遇较大瓶颈。
二、民企能力提升困境：原因和表现
民营企业的能力困境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规范化经营过程中综合管理能力的缺乏，包括战略管理能力、运营管理能力、营销管理能力、人力资源管理能力、财务管理能力等；二是转型升级过程中创新能力的缺乏，包括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能力、人才与资金吸引能力、合作渠道与方式创新能力等；三是快速变化环境中动态适应能力的缺乏，包括内外部环境的分析能力、市场机会的把握能力、企业资源的整合能力、组织结构的调整能力等。民营企业自身能力的强弱受到多种因素的复合影响，需要对多元化要素进行全面、客观分析。
从主观因素看，民营企业实体经营能力的弱化源于企业在“长期与短期”、“投资与投机”利益之间的价值博弈。民营企业家普遍缺乏战略管理的思维，不具备科学规划企业长远发展的眼光与能力，在经营中往往容易盲目扩大规模、多元化业务结构，从而使企业陷入高负债的现实困境。当制造业利润在房地产业面前“黯然失色”时，民营企业纷纷采取了投机行为，将本该投资于实体经济发展的资金转向房地产、股票、资源类商品等领域，致使竞争日趋白热化、效益回报渐现疲态的传统行业“雪上加霜”。而盲目的资金流动和炒作也导致价格信号失真和市场大起大落，削弱实体经济增长动力，影响国家宏观金融调控的结果。事实上，真正具备战略发展思维与核心竞争能力的企业，能够有效平衡多元化业务发展，实现实体经营和金融投资收益的最大化。
从客观因素看，资本与生俱来的逐利性使得完成资金积累的民营企业逐步走向多元化。一方面，受“三高”(高物价、高税负、高成本)、“三荒”(钱荒、电荒、用工荒)等环境因素的影响，传统制造业的利润空间被一再压缩，实体经营的吸引力不断下降，大量民间资本开始流向暴利行业。另一方面，随着企业的发展，靠自我积累、“关系融资”远不能满足民企资金需求；而受银行借贷利率影响，民营企业的正常融资渠道受限，不得不求助于其他借贷方式。由此产生两大后果，一是民企、民资对接困难，企业因无法获得实体经营的必要投入而停产倒闭；二是民间资本投资流向逐步脱离实业，转入“离制造业”现象严重。据《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在1100亿元民间借贷资金中，未进入生产投资领域的资金规模约达40％。集聚起来的民间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典型的普特南矛盾：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除满足企业资金需求外，民间金融自身存在着较高的金融风险，因其盲目性、不规范性、不稳定性，容易引起借贷双方的纠纷。暂且不论因暴利行业引发的泡沫经济风险，本应在产业推进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资金大量流失，对经济发展后劲的影响更是不容忽视。此外，暴利行业带来的高额财政收入易使地方政府产生依赖心理，从而忽视对民营企业的政策扶持，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民营企业的发展能力。
三、民企解困提能的路径思考
民营企业是承载就业、民生的重要经济体，是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破解民营企业发展困局的钥匙始终握在企业自己手上，提升自我发展能力、强化核心竞争力是其中要义。
(一)强化企业管理创新，提升企业管理创新力
管理创新是能力提升的重中之重。尤其对大部分民营企业而言，内部管理制度混乱、管理思维滞后、管理技巧缺乏，亟待引入科学、规范的管理体系，培养各阶层人员的管理技能。为此，民营企业需要加强管理知识培训，通过内部定期培训、MBA教育等形式，加强员工特别是管理人员对前沿管理理论与知识的理解和掌握，通过行为示范、头脑风暴、集体讨论等方法加强管理人员对管理技巧的实际运用能力。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企业的管理理念和手段，提高企业的管理效率。
(二)加强资本与知本的融合，提升企业技术创新力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是企业获取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在当前转型升级大背景下，如何强化研发能力、修炼好内功成为企业发展多元化业务的基础。尤其对民营企业而言，在不具备核心技术优势的情况下，偏离实体经济的发展基础，极易引发“空中楼阁”的危机，缺乏持续发展的动力。为此，民营企业需要全面分析内外部环境因素，结合企业核心能力科学制定公司发展战略，在此基础上合理布局企业事业部，优化业务结构。同时，民营企业要大力引进人才，打造自己的技术团队，有机结合消费者需求和市场定位，强化技术创新和改造；有实力的民营企业还可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的技术合作，不断获得技术创新的信息与支持。利用“绿色门槛”提高环保标准，利用“技术门槛”提高技术标准，利用“投资门槛”提高规模标准。
(三)改善企业发展环境，提升企业动态适应力
企业能力的提升，还依赖于良好的外部环境，尤其是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为破解民营企业当前的发展困局，政府首先应该加强财政税收的支持力度，一方面减免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的部分税负，另一方面对积极实行转型升级、步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给予财政补贴。其次，建立健全民间投资经济法律规章以及相关配套政策，创造公平、公正有利于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法律环境。政府应该规范民间借贷行为，正确引导民资供给与民企需求的有效对接，拓宽民营企业融资渠道，保障企业发展的资金来源。第三，政府要大力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改善地方高等教育结构，以增强资本吸纳能力。此外，政府要积极发挥领导作用，通过组织产业转型升级论坛、地方经济发展会议、民间资本发展思考等多议题、多形式研讨，强化民营企业、社会组织、高校、科研机构、政府的有效沟通，切实实现政、产、学、研的有机结合，提升民营企业的动态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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