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范畴在西方政治学中的复归及其原因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畴论文,学中论文,原因论文,政治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70年代始，尤其是8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主导力量的西方政治学中，国家范畴获得了很大程度的复归。这一复归的发端潜在于后期行为主义政治学实行的“新的革命”，得力于法国“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家普兰查斯关于国家相对独立性的研究，而突出显现于“国家—社会关系”理论针对多元主义理论发起的争论，以及关于权力精英统治”的研究。这一复归同时也折射着西方社会对20世纪巨型国家的批判，以及关于“究竟谁在统治美国”的问题求解。国内学界已开始注意到这一动向，并引起关于政治学、政治哲学，尤其是关于国家学说的新的思考。
一
国家范畴的复归，自然是针对国家范畴在政治学中的舍弃而言。国家范畴在政治学中的舍弃，从其学理渊源上说，是对高扬于18世纪、延伸于19世纪的理性主义政治观的突破，是对本质主义、规范主义国家观的悖逆。由于理性主义政治观的高扬，在本世纪初以前的学术史上，国家范畴一直在欧洲，包括美国在内的政治学说中占据主导地位，是政治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核心概念工具。政治学在特别讲究学术体系严谨的德国，直接就称为“国家学”。在爱德华·史密斯和阿诺德·泽切尔合编的《美国政治词典》中，给政治学下的定义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研究国家的理论、组织、政体和实践”；而给政治理论下的定义则是，“一般说来是关于国家的起源、形式、行为和目的整个学说。”〔1〕这一表述被指认为现代相对立的“19世纪政治观”的典型表现。
自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政治学作为独立的社会科学分支学科出现在美国。所谓“独立的”分支学科，主要是指政治学从原先无法分离的哲学、伦理学中独立出来，因而一开始就主张区别于哲学、伦理学的科学主义的研究取向，反对形而上的、规范主义的方法论。这样就把国家置于经验观察的、实证性研究的解剖刀下，价值原则开始失落，国家渐渐被视为“技术合理性”层面上的无“意义”的空壳。在美国，政治学早先的“历史—比较分析”学派和其后的“现实主义”学派，都在这个视角下观察国家。但尽管如此，国家仍不失为政治学研究的中心概念。
继后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美国“新政治学”运动中，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新政治学”运动在方法论上和上世纪末科学主义一脉相承，特别强调放弃“哲学家的方法论”，用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生物学、统计学、经济学、物理学的方法来改造和促进政治学研究。但一个重要的新现象是国家范畴中心地位的动摇开始表面化。“新政治学”运动领袖之一的乔治·卡特林认为，把政治学的领域界定为“研究国家”是“不自觉地带有国家主义的时代精神的偏见”。（这里的“时代精神”指“近代”含义上的，卡特林认为国家是一个近代现象。 ）〔2〕他在政治学研究中引进经济学方法，认为应象经济学把握“经济人”那样，政治学的分析对象应从国家转向“政治人”，并以此为对象进行自然科学式的“政治实验”。反对者仍然有，如威廉·Y ·埃利奥特认为政治学无法做任何有价值的实验，政治学的目标是论证国家的真正目的和实现这些目的最有效的方法。这里的分歧既是政治学方法论上的，同时也是关于国家范畴的。但这种反对者的声势总是强弩之末。经过二、三十年代的“新政治学”运动，国家范畴在政治学中的地位便日渐衰落。
当“新政治学”运动在美国勃兴的时候，在欧洲政治学视野中，国家范畴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对国家范畴的挑战也已经开始，这里自然应提到英国的哈罗德·拉斯基和法国的莱翁·狄骥。拉斯基前期思想中，猛烈地批判了关于国家的“神秘主义一元论”，从而视国家为多元的社会团体之一种，其性质和应该拥有“主权”的职业团体、工会以及其他组织如俱乐部之类是相同的，并借用杜威的世界多元论中的“多元主义”来描述所有这些理论对象。于此，国家范畴的一元化地位便开始在多元主义框架面前发生了动摇。而狄骥所论证的“工团国家”则是由工会团体、雇主团体、各种公职人员协会、农业协会、小工商业者协会等团体组成的一种“公共服务”性的“劳动集团”。他认为，在这里，“公务概念就代替了公共权力的概念；国家变成一个劳动集团，不复是一种发号施令的权力，而握有公共权力的人们只有为了确保共同的合作才能使这种权力合法地动作起来。”〔3〕这样， 政治学观察的对象就必然是拥有“社会权力——工团的权力”的各种社会团体，国家只是其中作为“公共服务”的一个“劳动集团”，因而渐渐无需作为政治考察的中心范畴。
而真正在政治学领域中给国家范畴的主导地位以决定性否定的，还是“二战”后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在欧洲，拉斯基并没有把自己的多元主义理论坚持到底，而狄骥的“工团国家”也不过是一种论证中的企望。美国的“新政治学”运动简单照搬自然科学方法、经济学方法，不足以形成完整的理论框架来取代以国家为核心范畴的政治学体系。而行为主义政治学则为打破国家的核心范畴地位提供了独特的方法论基础。行为主义方法论的核心是试图使政治学中的经验主义研究取向更具纯科学主义的特性，即如罗伯特·达尔所表述：“用已观察到的和可能观察到的人的行为来阐明一切政治现象。”〔4〕戴维·伊思顿强调彻底贯彻“经验取向”，因而必须以“政治系统”范畴取代国家范畴，以保证研究的明晰性、准确性、无“价值”杂质的纯科学性。这种方法论基础使政治学研究关注的是现实的政治运作而不是政治本体，是政治过程而不是政治性质，是关于政治生活中的“是怎样的”观察而不是关于“为什么”的思辩。因此，以经验观察的“行为”为基础的政治学就转向社会过程的研究，国家范畴因无法适应对社会过程各对象的统合而被放弃，并转向寻找新的范畴。哈罗德·拉斯韦尔认为政治学应研究政治中的影响因素和被施加影响者；戴维·杜鲁门认为政治学应研究利益集团的政治和调节利益集团利益冲突的过程；E·C·班费尔德认为政治学应研究解决和讨论问题的一般活动，如谈判、辩论、讨论、力量的运用和说服等等行为。此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政治学系统主义者伊斯顿提出的“无国家政治系统”范畴，结构——功能主义者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提出作为比较政治分析的概念工具的“政治体系”范畴，多元主义者提出的研究多元社会力量角逐各种价值物的“矢量”与“矢量之和”。至此，国家范畴似乎已经“无地可容”，似乎已经被行为主义方法论者们从政治学领域中“扫地出门”了。
二
但是， 1985 年纽约坎布里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新政治经济学学者P·B·埃文斯、D·鲁谢迈耶、T·斯科施波合著的《使国家回归》一书，代表着当时吁求“使国家回归”到政治分析中来的趋势。曾经自视用“无国家政治系统”范畴给“国家”范畴的核心地位以“毁灭性”打击的戴维·伊斯顿，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点。在1987年的一篇序文中，他不得不承认，“政治科学中的一个旧式术语‘国家’（state ）再度成为研究的热点。”“现在，人们已经相当普遍地把‘国家’作为分析的核心定向范畴予以采纳和适应。”他一面仍然过度自信地认为，政治系统分析“迄今尚未遇到竞争对手”，但同时又不得不慨叹，“这一术语（指国家范畴）与迄今仍然普遍使用的‘政治系统’概念比肩而立，两者之间的关系尴尬局促。”〔5〕1985 年在巴黎召开的国际政治学会第十三届世界大会，力图探讨当代政治学研究的新趋向，而其中心论题就是“国家的演化及其与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的相互作用”。〔6〕
国家范畴在西方政治学视野中的回归，其发端应该说可上寻到70年代美国后行为主义政治学者们对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取向的细微的修正。在60年代美国政治学界，行为主义方法论几乎可以说是占压倒性优势。但是，严峻的挑战紧随发生。一是国家范畴的缺失，使理论失去对现实政治生活中的激化起来的矛盾和冲突作本质把握和整体观照的能力。在严峻而活生生的政治现实面前，“非政治化”的、“真空实验室”式的行为主义政治学显得苍白无力，不得不采取回避现实或漠然置之的态度，使行为主义者被指责为“冷血的政治科学家”。二是用普遍主义的社会过程范畴彻底消除了国家范畴，虽然对国家行为的某些方面作出了科学主义的说明，但在说明20世纪巨型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全面干预方面，在说明国家行为的独立性方面，却暴露出行为主义政治理论的许多薄弱环节。于是，行为主义论者对自己理论研究的取向不得不作出调整，实现一次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新的革命”（伊斯顿语），从而出现了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后行为主义政治学肯定关于现实政治冲突、政治发展的研究比“纯科学主义”的“精确理论”重要得多，从而重新肯定价值原则对政治学研究的介入，肯定官僚集团成员们的价值偏好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从而肯定了“关于统治目标的系统的考察”。这样，后行为主义者们就从原先行为主义者关于纯抽象的社会政治过程的研究中，过滤出关于政府公共行政、公共政策、政府决策、国家公职人员价值偏好等等问题的研究。这实际上已开始给国家范畴让出了地位，尽管极为狭窄，极为朦胧。
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强调引入古典经济学方法论，这一方法论的核心是“理性人”假设和理性选择模式。包涵于古典经济学的关于理性国家、国家和社会分离的理念，本身就包含着对行为主义政治学所持的普遍主义的社会过程国家观的悖逆，并自然地肯定规范研究的地位，引出国家范畴。戴维·伊斯顿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他在评述P·B·埃文斯等人所著的《使国家回归》一书时，指出其中关于对国家范畴回归的吁求，即是“以新的政治经济学的名义”。〔7〕但是70 年代的后行为主义远未走到这一步，他们热衷的并不是国家，而是公共政策研究。按照伊拉·沙坎斯基概括，即为研究政府的重要活动。〔8〕按照托马斯·戴维的概括，即政府选择要做或不做的决定。〔9〕后行为主义关于公共政策的研究保持了行为主义关于政治过程分析的手段和方法，但观察的视野中已经突显了国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正如新多元主义代表西奥多·洛威认为，“公共行政管理必然构造和改变多元主义的运行体系”，否则，“无论是多元主义的理论还是多元主义的实践，都不会有任何意义。”〔10〕但是，由于行为主义的基本理论信条排斥国家范畴，因而不可能把国家的权力结构、政治法律制度、官僚组织体系等等，作为独立因素考察；他们可以把国家公职人员的个人价值偏好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作为对象考察，但不可能把这一价值偏好作整体的、独立的意志来考察。
在欧洲，规范的、思辩的政治学传统始终没有断线。其中对现代技术官僚国家的批判十分激烈。这些批判有不同的哲学立足点，其中具代表性的如存在主义的、异化论的、弗洛伊德主义的、新康德主义的等等，并作为一个影响因素而介入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欧洲风暴”。但是，这些批判，矛头对准现代科层制技术官僚国家的“荒谬性”、“单面性”、“技术专制”、“非人化”等等，其方法论从主导方面说是规范主义的、伦理学的。其中当然也不乏深刻之处，但在政治学、包括政治哲学领域中，都还难以和行为主义政治学抗衡，而只能保留“各说各的”权利。而能够给行为主义方法论以正面回应，在现代政治学意义上把国家范畴重新引入政治分析的，是尼科斯·普兰查斯。传统政治学中，国家范畴的核心地位主要是靠本质主义、规范主义方法论支撑的。行为主义之所以能在政治学领域中把国家范畴一举“放逐”，一个关键性的原因是对本质主义、规范主义方法论的突破（这也正是上述存在主义等等理论在政治学领域中无法和行为主义抗衡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普兰查斯重新唤起对国家范畴的热情，其所凭借的方法论基础不是传统本质主义、规范主义，而恰恰是与之对立的结构主义。普兰查斯并非有意于和行为主义发起论争而形成自己的结构主义国家观，而是在和人道主义、历史主义的理论对立的意义上使用结构主义方法论的。流行于20世纪的结构主义哲学，既与传统的本质主义、人道主义观念相对立，同时也是对于归纳法、对于庸俗经验主义的突破。《大英百科全书》1977年版给结构主义所下的定义是，“结构主义是对于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生活的模式的研究。研究的重点是现象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现象本身的性质。”结构主义关注的不是“现象本质的性质”，这就和本质主义区分开来；同时也不只是关注纯经验的现象本身，更多的是关注不能凭经验观察和证明的关系、过程、规律、结构等等，这就实现了对绝对经验主义的超越。它也标榜“科学的严谨性”和“绝对的客观性”，但是并不把自己窒息在纯实证的经验现象之中。普兰查斯正是在这一点上，并非有意地，但却是真实而有力地对行为主义方法论实行了超越。普兰查斯在结构主义的立足点上认真观察了“二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技术官僚国家，作出了“国家的相对独立性”的概念。他视这种国家既非各垄断集团的“共同财产”，也不是一种空洞的、中性的、无意义的物，而是一种“关系”，是“各种力量平衡的集中体现”。国家的相对独立性表现为，以国家为一方，以垄断资本和整个资产阶级为另一方的两者之间的一种关系，一种总是根据阶级代表制和政治组织产生的关系。〔11〕普兰查斯关于“国家相对独立性”的观察，是在对行为主义方法论实现一种特殊的超越的基础上，把国家范畴重新列入政治学领域，在欧美政治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伊斯顿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对美国社会科学的第三次冲击（第一次是上世纪马克思在世时，第二次是本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他说，“在第三次冲击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尼科斯·普兰查斯的著作中所阐述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于当前社会科学的方向和某些理论已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新生的马克思主义使‘国家’这一概念得到了复苏。”〔12〕他这里描述的不仅是欧洲，更多的是美国政治学领域的趋势。
国家范畴在美国政治学领域中的再度崛起是从80年代初开始的，其代表是在与多元主义政治学激烈争论中出现的“权力精英”理论，国家—社会关系理论。这些理论在美国政治社会中吸引着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支持者并激起很大反响。后期行为主义理论在对原先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取向作出某些调整时，虽然已经在社会政治过程中过滤出政府行为、公共行政、国家公职人员及其价值偏好等等观察对象，但由于他们一味地在伊斯顿所说的“宽轨理论”中走，因而无法对上述过滤出来的观察对象实行统合，只好任其悬浮于纷繁的社会过程之中。普兰查斯作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国家的相对独立性”时，强调这种国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中的地位，强调这种国家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阶级斗争领域的特殊关系，因而其独立性具有相对性。而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则立足于国家在社会生活中的完全的独立自主性。他们在和多元主义者的论战中，强调权力精英统治。认为国家是构成官僚科层制集团的权力精英们控制的政治实体，独立于社会之上，对社会实行统治，国家具有独立的价值意向和自身利益。他们批评多元主义者只是一味地津津乐道于社会多元力量政治竞赛中的规则和程序，孜孜不倦地构筑一套符合具有“高度技术合理性的”操作图式；他们反问多元主义者：“对从来没有机会参加竞赛的人民大众来说，竞赛规则又有什么意义呢？在回答“在美国政治竞赛中，谁在组织竞赛？谁（如果有的话）有控制竞赛的能力？谁胜、谁负？谁参加，谁没有参加”的问题时，他们直截了当地认为控制着政治竞赛的是国家官僚集团，是权力精英阶层。在对行为主义政治学已经厌烦的许多人看来，这种理论“更真实地描绘了美国的政治竞赛，这种理论的支持者把社会看成是联合起来的，不代表人民的精英所统治的。这些精英为他们的成员搞到重要的决定地位，而主张下面无权过问。这些掌权者并不代表社会上各种利益。他们只是追求自己的利益并且不让出现不同观点。美国政治不是相互之间保持权力平衡的多元群体的集合体，而是由没有异议的、冷漠无情地控制政治竞赛的经济、政治和军事领袖组成的精英统治。”〔13〕
这一理论明确主张政治学研究中国家范畴的复归。因为他们认为考究的是和社会过程相互独立的权力实体，因而无法回避国家作为重要概念工具的作用。E·A·诺特林泽在评论“使国家回归”这一理论召唤时，对关于国家的独立自主性理论的内容作了描述，其中包括：国家是一个政治行动的主体，国家制度是政治行为的基础和前提；国家内部制度结构上的因素，决定着国家公职人员的价值偏好对公共政策影响的范围和程度；国家的强大的独立自主性来自官僚组织内部的协调以及种种制度设施和手段；国家的制度结构和行为对社会力量、社会运行具有决定性的影响。〔14〕在这里，政治学所观察的是具有独立自主性的国家如何和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而不是如行为主义者所观察的那样，是社会生活中宽泛无边的政治过程。行为主义者把政治学过度的社会学化，而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则把政治学观察定位在和社会相对而言是独立的、作用于社会、或和社会交互作用的国家之上。至此，国家范畴的回归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
三
国家范畴在西方政治学研究中的回归，其涵义并不仅仅限于政治学学理传统的演变，同时也深刻地折射着20世纪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生活的变迁，甚至也折射着20世纪人类政治生活的某些重要方面。伊斯顿论及行为主义学理方向的后期修正时说，“与其说是科学的逻辑，还不如说是种种社会问题为社会科学确定了前提。”〔15〕
以卡特林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曾认为，国家是一种“近代现象”。他们认为把政治学研究界定为“研究国家”，是“不自觉地带有国家主义的时代精神的偏见”。他们认为国家是一种“现代现象”的观点，似乎并未获得普遍认同。因为，国家不仅是一种近代现象，同时也难以否认是一种现代现象。问题不在于20世纪存在不存在国家，而在于20世纪的国家与近代国家所存在的区别。
20世纪西方社会中的国家，当以“二战”后五、六十年代的状况为典型，和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国家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是资本主义从上世纪末开始的自身蜕变所引起的。从上世纪的后30年到本世纪的二次大战，资本主义世界有过两次短暂的繁荣期。一次是1895年至本世纪头10年，另一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恢复期，但总体上说，这段时间里始终笼罩着衰退的阴影。然而正是在这次大衰退期间，资本主义掌握了新的调节自身的手段，，对自身实现了全面的重新组织。在十九世纪前半期的危机中，资本主义的社会调节主要通过这样两种方式，一是价格下跌，兑现价格大幅下降，淘汰一批最脆弱的企业；二是失业和实际工资减少，工人消费能力锐减，从而重新开始以较低价格雇佣劳动力的新周期。这两种调节手段从本质上说都是依赖市场的力量，而国家则是忠实地充任着有产者的“守夜人”的角色。这个时期的国家，至少具有三个特征：其一，由于刚刚经过对神权国家的否定而来，因而呈理性国家形态，对国家的观察以规范主义方法论为主；其二，由于资本主义自身调节主要通过市场，所以国家是“小政府”型的；其三，国家是和社会过程分离的，因而作为政治学观察的视角必然定位于国家这个中心范畴，而不是关于社会过程的范畴。
而在经过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大衰退之后，资本主义不得不放弃原先的两种调节手段，并采取新的手段。其一是工业资本的积累和集中，卡特尔、托拉斯组织的形成，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的融合，私营公司中的“计划部门”和公共经济中的“政府部门”迅速成长，进而走向国家垄断。对这一集中化的过程，人们原以为将窒息资本主义的生命，没想到却使资本主义对自身的调节大大增强了可检性程度和合理性程度。其二是资本主义不得不承认新的阶级力量对比和种种社会力量的成熟，不得不放弃旧式的、重新以较低价格雇佣劳动力实现新的循环的调节意图，而采取通过各种社会法案，通过新的管理方法，使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社会力量成为资本主义调节的一个构成部分。最具代表性的是30年代美国工人运动成为罗斯福新政的重要社会力量。由此可见，资本主义两种新的调节手段并不否定市场，但从主导上说是依赖国家的力量。这个时期的国家，具有了和近代国家不同的新特征。其一，由于国家成为资本主义自身调节的主导性力量，因而出现了国家对社会的全面干预，并出现了一个庞大的科层制官僚集团。所以有人称20世纪国家为“巨型国家”，或谓患了“国家巨人症”。其二，20世纪“巨型国家”对社会生活过程，尤其是经济过程实行全面干预的方式，不同于近代国家那种独立于社会之上对社会实行纵向强制的方式，而是看上去似乎融通、统一于社会过程之中，通过社会的渠道、市场的渠道来实现。比如通过国家预算调节，开办公共经济，创建“帮助失业者劳动介绍所”，实施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开办“社会谈判”等等，使国家看上去更象一个社会性的经济机关、福利机关、服务机关，而政府行政人员不过是属于如社会经济机构中的管理人员一样的“经理”范畴。〔16〕因而20世纪国家被视为“协作国家”、“工团国家”、“社会国家”、“服务国家”、“福利国家”等等。这种调节方式和行为，似乎使巨型国家一下子销融于社会过程之中，只剩下巨型的宽泛无边的“无国家政治系统”。其三，由于通过社会法案等等方式，把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作为资本主义自身调节的构成部分，因而国家看上去不再是有产者的“守夜人”，而成了“多元国家”，或者是社会多元力量“竞赛”的舞台，不再具有意识形态的、统治的特征，不再具有规范性、本质性意义上的属性。于是，政治学观察的视角就排斥了价值的介入，而从国家范畴移向“普遍主义”的社会过程。其四，由于资本主义自身调节的可检性程度的提高，作为政治参与力量的多元社会力量的成长，国家生活也渐渐失去神秘的、“形而上”的色彩，成为可理解且可操作的对象。于是对政治的观察似乎不仅不再需要国家为概念工具，而且其方法论基础主要是技术合理性，也无需价值的介入。这就是政治学中行为主义理论出现的大背景。
康德曾把近代化的时期看作“理性高扬”的时期，而韦伯则指出继近代理性精神之后出现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相悖，以及工具理性的张扬。行为主义政治学正是立足于这一工具理性原则，把20世纪巨型国家“通约”于社会过程之中，从而“漂净”其本质和意义，使之和一切社会过程中的观察对象都具有“通约性”、“可比较性”，于是一切只剩下对技术合理性的追求。20世纪的巨型国家，在这里实际被视为巨型技术工具。
但是，20世纪巨型国家无论怎样也无法掩去它对社会全面干预、全面垄断、全面控制的本性。刚经过30年代大萧条和二战的苦难，以“自由”换“福利”的意识在社会心理层面上还可以接受，因而行为主义方法论对国家的特殊视角一时成为热点。但是，人们不能长期满足于巨型国家之下的“全面受控”状态，更何况这种受控状态下的“福利”也日益暴露出危机，于是出现了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的“欧洲风暴”，并延及美国，继而出现美国的“反政府运动”。同时由于“福利国家”政策的危机引起经济生活中的新保守主义势力的抬头。这些都为认识国家对于社会的独立性、国家范畴在政治学视野中的重新回归创造了契机。
基于工具理性的关于国家的“纯技术合理性”设定，是单面的，因而也是不真实的。20世纪巨型国家对社会的全面干预以及与此相关的人的全面“受控”、“异化”状态，很快遭到来自人道主义方面的猛烈批判，并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酿就一场先发于欧洲，延及北美的所谓“反文化的革命”（Counter—Cultural Revolution，伊斯顿语）。批判的矛头之一就是指向20世纪巨型国家，并指向论证这种国家的工具理性。存在主义政治理论家列菲伏尔把国家理论和异化理论一道，作为自己理论的“两条主导线”。而这“两条主导线”的关系并非并列，他是用存在主义的异化论方法来批判“异化”了的国家。他认为“国家拥有非人性的势力而支配着全部社会生活；它把这种势力巩固和确定下来。政治上的异化（连同着政治迷信，正是这种迷信把凌驾于社会生活的一种生活归之于国家）在某种意义上是最严重的异化。”〔17〕可视为西方60年代末“新左派运动”精神领袖的马尔库塞同样猛烈批判“由技术合理性的政治”所造成的“福利国家”，认为其实质是“作为支配并超越个人之上的独立力量而建立起来的流水线技术装置”，这种“流水线装置”实行着对“人”的专政。福利国家看上去保持着多元体制，但是，“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阶段上，这种社会是一种被征服的多元体系，其中，相互竞争的制度共同把整体凌驾于个人之上的权力凝固化。”在这种国家里，由于“被管理的生活被认为舒适的、好的”，这样，“单向度的政治行为”就有了合理物质基础。“为了抽象的自由观念而拒绝福利国家，这很难令人信服”，于是，“奴役永久化”就有了充分的理由。〔18〕而当这场欧洲“新左派运动”掀起的政治风潮沉寂之后，结构主义成了欧美“知识分子的鸦片”（法国社会学家阿隆语）。普兰查斯用结构主义的方法继续解剖垄断资本主义的国家，分析技术合理性设定而形成的科层制官僚集团，形成国家“相对独立性”范畴，在欧美政治学界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第三次冲击”，使国家概念进一步复苏。
西方的上述“反文化的革命”延及美国，同样引起对巨型国家的关注，并构成为70年代上半期美国反政府运动的一个原因。这次反政府运动的触发点是尼克松“水门事件”。但是，深知美国政治的人几乎没有人幼稚地把这场运动仅仅归因于那次“政治窃听”。其更深刻的原因，在于60年代下半期开始表面化和尖锐化的一系列社会矛盾和危机，使美国人发生了“究竟谁在统治美国”的思考。这些社会矛盾和危机中最突出的如：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公共福利危机和税收增加、政治经济权力的集中和多元主义政治理念的幻灭、贫富差距的拉大与社会对立、种族歧视和反种族歧视斗争、环境污染和能源危机、社会道德危机、越南战争、核军备竞赛等等。这些问题的突出，使美国社会不得不追问在政府决策背后实际发生作用的价值取向，而不仅仅是决策的操作程序和行为方式。国家的统治属性问题、政治意识形态问题，不可避免地“摆到桌面上来了”。关于美国现实社会生活，达尔在《谁在统治》一书中所作的多元主义的结论，无论如何也不能使追问“究竟谁在统治美国”的人满意。这也是卡特自称是“华盛顿以外的人”未受“政治污染”，因而力主美国文官制度改革，一举竞选成功的政治原因。紧接着的美国文官制度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正与对独立的国家官僚集团的关注互为因果。
七八十年代国家范畴的回归，另一个更深刻的原因是欧美经济生活中新保守主义势力的抬头。战后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五六十年代的“繁荣期”，到70年代出现了无可回避的“滞胀”。1974年由能源危机触发了经济衰退，宣告了凯恩斯主义理论和政策的失灵。继之而起的是以货币学派、供应学派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的抬头，并进而构成撒切尔政府、里根政府的政策哲学的基础。新保守主义学术旗帜就是恢复经典经济学的哲学信念来反对凯恩斯主义。经典经济学崇尚不受国家干预的自由市场，崇尚“自由”的个体对自身利益的理性选择。在这种经济学的哲学信念中，经济社会和政治国家是相互分离的；在他们的政治学视野中，国家和社会是分离的。以1929年的大危机为标志，宣布自由调节市场实际毁于它自己所塑的复仇女神，产生了两个结果，一是一些国家中出现了法西斯主义，二是另一些国家中出现了“福利国家”。其本质是一致的，即国家对经济社会全面恢复干预。而新保守主义的历史责任就是要重新把国家从经济社会中分离出来。他们认为，“日益增长的（美国）联邦政府宏观管理职能和社会安全措施在培育着一个正在发展的官僚政治，并促使经济决策政治化，这反过来又产生了无效率，失去对私人部门的刺激，并且还产生了这种行为，即利用增加政府项目之类的政治许诺来代替私人活动，拉拢那些动摇的投票者。”〔19〕这种经济意图引导或迫使政治学对国家作出独立的观察，把全面干预经济社会而患着“国家巨人症”的国家从一般社会过程中分离出来，对“使经济决策政治化”的特殊的官僚政治作出批判性分析，尤其是对这个巨型国家中，可以“用增加政府项目之类的政治许诺来代替私人活动”的官僚集团的利益、价值取向作出说明。“国家—社会关系学派”便在这种氛围中应运而生。他们重新把国家范畴恢复起来，用来分析“权力精英”集团是如何通过他们占有的地位、他们自己的“组织”来实行对社会的统治的。他们的结论和多元主义者相反：“经由政治竞赛产生的政策反映了精英同大多数人的冲突，也反映了精英对大多数人的统治。”“精英是通过他们的成员占有的地位来统治国家的。权力并非来自个人，而是来自组织。……（国家的）领导职位并不对一切人敞开。它们只准富豪和权贵，即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来担任”，“这个有势力的阶级控制了国家经济，并基本上一致认为政治权力应该用来维护这种经济现状。”“社会结合在一起不是靠普遍的一致，而是靠强力和控制：精英对大多数人的控制。”〔20〕这一理论不仅在美国政治学界，而在美国社会激起了强烈的反响，主张国家范畴回归的新政治学运动由此走向热点。
四
国家范畴在政治学中的回归问题，至今仍是西方学界争论中的问题。未来走向还有待观察。但通过上述过程和原因的分析，有几点简要的结论是清晰可见的：
其一，80年代以来国家范畴在西方政治学中的回归，表明资本主义自身调节手段的再一次变换已露端倪。本世纪初的变换，是从仰赖市场为主导力量转向以国家为主导力量，这一次转换则是从以国家为主导力量转向再度肯定市场力量。当然，这一次转换的调节模式的选择仍在过程之中，但可断定不会回到自由资本主义状态中去。这一转换，可能预示着资本主义一次新的阶段性变迁和自身重组。
其二，在这个大背景下，政治学界争论中凡主张国家范畴回归的理论和学派，都强调官僚集团及其组织机构的独立的价值取向，强调这个独立主体对大多数人的统治和管理。这一结论得到来自左右两方面的支持。其中之一强调“精英政府”的合理性，认为应该充分保证社会个体（包括个人、公司、社会机构等）为实现自身利益而进行的竞争和选择，只有“市场”力量不触及的职能才归于政府，因而只能是一个“精英小政府”；而且，认为“被意识形态和爱国主义象征迷惑了的一般公众”，是无法弄清国家某些领域中的精英统治的。支持者的另一方强调对20世纪巨型国家的批判，强调批判多元政治掩盖下的权力精英对大多数人的统治和“全面控制”，因而要求对美国现行制度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从而建立真正的“多元民主”。而作为与上述理论争论另一方的多元主义政治论者，则认为美国已经有了多元的民主制度，而改革的手段和机制就包含在现在的制度之中，因而反对“根本性变革”的结论。由此也可以看出，行为主义政治学理论所具有的自由主义面目和政治保守主义本性。
其三，统观“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和发展，其政治倾向上都带着政治保守主义基调。这些研究都主张“排斥价值”或“价值中立”，坚持经验主义、实证主义、技术主义，而其实，无不先定地存在着一个对现行政治制度的价值肯定。这一点，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芝加哥学派对美国国内政治冲突的冷漠中可以看到。而在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的代表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等人进行比较政治研究时，其作为参照系的优先模式是美国的政治制度，因而在西方也有人称其难免“意识形态沙文主义”的嫌疑。多元主义者在与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争论中，强调权力精英统治在美国并不存在，努力为现行政治制度辨护，也可证明上述判断。由此也可以从反向说明，直至现今以及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观察政治无法回避政治评价，无法回避价值问题，无法回避国家范畴。即使说本质主义、形而上学的政治学研究已成理论的历史，但这一点绝不意味着政治学理论视野中应该舍弃国家范畴、价值范畴。
其四，应该承认，行为主义政治学打破国家范畴在政治学中主导一切的局面，使政治学获得了一次繁荣的机会，使研究领域从原先的国家的起源、形式、目的，以及宪法、政体、制衡、权利、自由、民主等等方面，迅速扩张到比较政治分析、政治系统、政治发展、政治结构模型、政治社会化、政治人格、政治心理、利益集团、公共决策、公共传媒、选民行为等等方面，出现了如政治经济学、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人类学、发展政治学等等多门新的边缘学科，并为政治学研究开发出许多新的视角、新的课题、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技术手段。因而应该说对政治学的发展是有贡献的。但由于对国家范畴的舍弃和对价值原则的排斥，导致政治学研究过度地“非政治化”和社会学化，因而这种繁荣呈现出畸型的特征。而作为矫行为主义之枉的新政治学派的出现，重新提出了国家范畴的复归，这为观察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科层制官僚集团提供了新的视角。但是，由于过度地把国家和社会相互分离，在两者间的相互关联和中间地带的观察上留下了薄弱环节。争论的状况表明，他们注意到价值原则的地位，但仍然无力对付锋利的“休谟的铡刀”。现在西方经济学界正在这方面努力寻找出路，政治学也必须在这方面寻找出路，但恐怕还有一段相当长的坎坷跋涉。
其五，现在，在美国的政治学界，行为主义理论仍有相当实力，在公共政策研究中仍占优势；但是，国家——社会关系学派正日渐引起人们的关注。他们也把视野投向东方国家。美国学者E·J·帕莱1989年在《世界政治》杂志第4期的一篇文章中说，“当代的中国， 作为历史上最长久的政治体系的继承者，为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实验场所。”〔21〕从一定意义上说，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方法论可以为我们借鉴，以考察国家对社会的作用，以及国家和社会的双向关系。但是，作为东方社会主义大国的中国，其社会经济制度、国家制度、政治组织运行和发展的规则，与西方社会大异其途。抽象掉这些差异，仅作某些“可资比较”的共同性范畴的观察，有时难免要出差错。英国经济学方法论权威马克·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称，20世纪的经济学家很象《哈姆雷特》中的奥菲丽娅指责的那些“粗野的牧师”。〔22〕在政治学中，也应防止如布劳格所比喻的那些“粗野的牧师”使奥菲丽娅误入歧途。
注释：
〔1〕〔2〕参见詹姆斯·A·古尔特和文莱特·V·瑟斯比编《现代政治思想》第6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3〕参见狄骥《宪法论》第2版序言第8页，商务印书馆1959 年版。
〔4〕参见辛格《政治思想史》第2卷，1980年英文版第430页。
〔5〕〔7〕〔12〕〔15〕参见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第3、4、5、7、4、2页，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6〕参见王沪宁著《当代西方政治学分析》第34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8〕参见沙坎斯基《公共行政：政府机构中的政策制定》第3 页，芝加哥1972年版。
〔9〕托马斯·戴维《理解公共政策》第3页，新泽西1978年版。
〔10〕Theodore·J·Lowi，The End of 69.
〔11〕参见普兰查斯《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转引自《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总第184期，第12—13页。
〔13〕〔20〕参见加里·沃塞曼著《美国政治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12—213、213页。
〔14〕参见《美国政治科学评论》1988年第82期。
〔16〕参见詹姆士·布恩汉姆《经理革命》。
〔17〕亨利·列菲伏尔《论国家》，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15页。
〔18〕参见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42—47页。
〔19〕查尔斯·K·威尔伯等著《经济学的贫困》，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70页。
〔21〕E·J·帕莱： 《当代中国的国家和社会》， 《世界政治》1989年第4期，第590页。
〔22〕参见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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